董其武长孙董海龙忆海峡两岸的思念：连接在心里的骨肉亲情
来源：人民网   2023-01-11 10:43:39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这是辛亥革命的老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临终前写的一首哀歌。

　　家父董济民就是带着这样的依恋不舍之情离开人世的。

　　孩提时代，父亲常常对我提起大陆，提起爷爷董其武。他说爷爷是苦出身，参加军戎后，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善待他人，终于成了中国西北军界的统帅之一。

　　印象中的父亲总是怀着淡淡的忧伤，只有说起爷爷，说起他的童年，我才能看到他眼里跳跃着鲜活的欢欣。

　　父亲的抑郁源自深深的思念。

　　1949年的国共战争已近尾声，光明与黑暗的分野逐渐清晰，祖父董其武坚持绥远起义，不愿再对蒋中正的国民党尽忠。当时，我父亲在重庆读大学，一位叫杨升的将军决定把他弄到台湾去。飞机起飞后，突然又于重庆迫降，杨要对我父亲下毒手。在这危急时刻，幸有祖父的义子杜长城将军(时任国民党国防部技术总队队长)出手搭救，父亲才幸免于难，被押送到台湾。

　　爷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有人在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我一遍一遍地琢磨着，心里充满了疑惑。

　　父亲告诉我，爷爷长着威猛的身材，严厉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慈爱的心。他自小同情弱者，善及他人。经他搭救和帮助的人不计其数。就是因为想走一条为民众谋幸福的路，爷爷选择了起义。杜长城伯伯，只是爷爷善待过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

　　父亲还说，爷爷是绥远省主席，工作之余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在大陆的家里，还有我的5个姑姑，爷爷对她们很严厉。

　　我心里慢慢有了爷爷的轮廓，在父亲的讲述中触摸到了爷爷的慈祥和温暖，我开始想我的爷爷了。

　　到台湾后，当局把父亲放在情报局，该局局长就是曾在绥远省政府内任过职的张庆恩先生。据我所知，张庆恩先生在绥远起义前，曾受上峰命令，多次找我爷爷，劝他撤兵宁夏、甘肃，但他没完成使命。

　　我父亲到了他的部门，心情十分复杂，他不知道张先生今后会如何对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在思念与压力的双重折磨下，父亲不久就在极度郁闷中离开了人世，年仅33岁。临死前一两年，父亲在家里常常一个人面向北方，一句一句地重复着“绥远”、“绥远”，不停地说着“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最幸福”。那时候，他一定在想偎依在爷爷奶奶身边的姑姑们，一定在想那个唯独缺他自己的家。

　　由于父亲思亲念家英年早逝，母亲和台湾的亲戚都向当局提出要求，把父亲和全家的生活照片及父亲生前写给爷爷奶奶的信转到大陆，让爷爷奶奶看看。台湾情报局答应了这个要求。在这件事情上，张庆恩先生做了许多努力，但这些照片和信件一件也没转达到爷爷手里。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还曾通过美国的亲友，向大陆的爷爷奶奶转送信件或捎去问候、致敬的话，但爷爷奶奶也没有收到，留下了不少遗憾。

　　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对大陆的许多政策开始放宽，海峡两岸可以通电话了，我们才有了机会在电话里与爷爷对话。

　　考虑到多年来台湾与大陆一直关系紧张，我们对于可以通电话一事，一开始并不完全信任。所以有一次我在日本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给全国政协办公厅拨过一个电话，没想到电话竟然打通了。接电话的人一听说我是政协副主席董其武的孙子，非常热情，告诉我说董副主席现在不在办公室。他记下了我的号码，说让董副主席给回过来。

　　听了这些话，我拿电话的手不由得颤抖起来，心脏跳动加快。从现在开始，我不仅可以和大陆通电话，而且大陆还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这下，我就可以通过电话，把我父亲和全家的情况，亲口告诉爷爷，我也可以亲耳听到爷爷的声音了!苦苦的思念，终于可以变成幸福的交谈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86年3月6日上午，我在台湾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话筒里说是来自北京董其武办公室。我立即紧紧抓住话筒，想听到对方说什么。电话里说，他是爷爷的秘书，爷爷就在电话机旁，但爷爷耳背，需要他转述。

　　我控制住激动欲哭的心情，告诉这位秘书，我是董海龙，我和全家都想念爷爷。

　　电话里，我听到秘书向爷爷转述，也隐约听到了爷爷苍老而激动的声音。

　　有一句话我在电话里听得真真切切，爷爷让秘书转告我，“爷爷想海龙，让海龙早点回北京来啊!”

　　那次电话后不久，台湾1987年年底进一步放宽政策，准许台湾老兵返乡探亲。从这时开始，我天天都在做去北京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年12月，我揣着父亲的遗愿，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北京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有着台北无法比拟的雄伟、古老和厚重。我无心阅读这些传统文化与现代气息交映散射的符号，一心想着去见爷爷。

　　爷爷那时正好在301医院住院，由于他年事已高，姑姑和王秘书怕把我回北京的消息提前告诉爷爷会让他太兴奋，因而还暂时保密。没想到，当我出现在病房门口，大家正想通报的时候，爷爷却突然说话了:“是不是海龙进门了?”大家都很奇怪，爷爷根本没见过我，不熟悉我的脚步声，他怎么知道我来了?

　　姑姑和王秘书赶紧说:“是的，海龙带他爱人回来看您了!”

　　我至今犹记得爷爷那张泪水模糊的脸，那是激动、渴望、高兴、悲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表情。爷爷口中喃喃着:“海龙，海龙，你终于回来了。”

　　此时此刻，我根本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爷爷话音未落，我就扑过去抱住他，爷爷立即把脸贴在我脸上，忘情地亲我、亲我，并一遍一遍地抚摸我。

　　爷爷的脸滚烫滚烫，37年的思念在这一刻融化、燃烧、沸腾，化作几行热泪滴在祖孙俩的手上和心里。

　　屋里一片寂静，我和爷爷的心跳掩盖住了一切，千言万语都化在紧紧的拥抱中……

　　为了这一刻，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

　　横亘在大陆和台湾的坚冰一天天在破解，我看爷爷的次数也在增加。每次到爷爷身边，爷爷都要和我说许多许多话。讲他的百灵庙大捷，讲长城抗战，讲五原战役中的五加河阻击战。我知道了那次阻击战打得非常惨烈，爷爷领导的几个团的团长全部负伤，但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击毙了日军水川中将。

　　爷爷还讲董氏家族的历史，我知道了爷爷的外祖父是抗击八国联军的义和团首领，后被清政府残杀。

　　1988年，我又一次来到北京。这次看到的是躺在病床上深度昏迷的爷爷。想着以后再也听不到爷爷给我讲战斗故事，教我如何做人，想着他再也不会拉着我的手叫“海龙”“海龙”，我的心碎了，泪珠一串串落下来。

　　1989年3月3日，我亲爱的爷爷董其武上将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他带着无数次战争大捷的骄傲，带着绥远起义加速新中国成立的快慰，带着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欣喜，也带着与长子终生未能团聚的遗憾，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3月17日，爷爷董其武上将的追悼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隆重举行。巨幅黑纱横挂的礼堂正厅里，塔松四周围绕，挽联密布其间，武警战士威严地守护着灵柩，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置于醒目位置，我在无限悲痛之中又生出了许多自豪。

　　今年9月19日是爷爷领导的绥远起义60周年纪念，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爷爷后人赴内蒙古参观当年傅作义将军和爷爷的抗日战场遗迹。接到邀请，我带着太太、儿子、女儿第一次来到了爷爷战斗、生活过的大草原。

　　大青山下，五加河畔，我郑重地给儿子讲述了爷爷曾讲给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