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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锋:一位著名学者的1949
来源:网易   2023-01-11 11:07:47

  出生于四川雅安市天全县的著名学者王云凡(1909~1978),其一生有两大亮点彪炳史册,一是解放前出任“中国农民自由党”副秘书长并开展抗日文化活动,二是建国后致函毛泽东主席陈述七条建国大计。1949年前后,王云凡一直在成都活动,为成都解放四处奔走。从“十二桥惨案”到动员“反共游击总司令”投诚,他儿子的回忆录为我们揭开了成都解放前夕一幕幕的惊心动魄。

  1949年1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成都市西门外十二桥一带,突然响起一阵乱枪。在周围的狗吠了一阵之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家就在桥边茶馆后面的“桤援”。第二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发现,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围住路边一处,再远点因大雾什么也看不见,远远观望的人群中有人说,凌晨时分有个人走近——据说是拾荒的老汉——却被军警射杀了。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四周。

  一周之后,解放军开进,成都人民夹道欢迎,庆祝成都市获得和平解放,并迎来1950年元旦。大哥二哥当时是只两个七、八岁的小娃娃,也挤在欢迎队伍中,而我仅半岁多,还根本不记事。

  又过了约半个月,从十二桥边传出骇人听闻的消息:数十具尸体被发现,个个身上非中弹累累即遍体刀痕,死亡时间还不到一个月。大哥二哥也跑到现场观看:死难者个个惨不忍睹,死者亲属抚尸号哭。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国民党溃军在逃亡之前秘密杀害了这些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不久,军管会暨成都市民各界举行公祭大会,追悼这些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献身的人们。父亲在大会上诵读了亲自撰写的祭文。死难者中有他的亲密战友。

  壹 黑名单上的人

  在那个枪声响起的寒夜里,父亲又是一夜没睡。他虽然绝不会知道当时发生的事,但也十分保持警惕,因为几个月前就从内线得到消息:他已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保密局掌握了父亲组织的情况,战友们抓的抓,逃亡的逃亡。北京“开国大典”后,解放军挥师西南,国民党军已是穷寇末路,川滇地方势力正在在酝酿之中,局面微妙复杂,随时可能会有不测,随时都要有所准备。要知道,蒋介石来到四川,就住在离十二桥不远的中央军校。真可谓伴虎而眠。

  据父亲生前回忆,他们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正式开始民主活动的。他和那些好友大都是知识分子,以重庆大学校长何鲁教授为首,王国源为副,父亲为第三把手,自诩为社会名流,素来不满蒋介石独裁,逐步倾向并拥护共产党,但又不懂得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就去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联络,甚至面见周恩来,要求让他们的小组织集体参加共产党。根据他们的特点和政治主张,周恩来认为他们属于民主党派,建议他们与“民盟”等一道作为共产党的朋友,又指派了他们认为有威望的老共产党人吴玉章专门负责与他们联络。当时的重庆,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民主建国的呼声风起云涌,人民期待国共合作。

  父亲说他当时做过一件让国民党当局大为不快之事。起因是《沁园春·雪》发表引起轰动,随之和词评论蜂起,一时洛阳纸贵;当局觉得净失颜面,也组织一些诋毁作品,于是形成一道文化战线。父亲是个诗人,自当按捺不住,也在报刊上发表七绝一首:“谁比延津双玉龙?亦豪亦侠亦诗雄。东来紫气函关满,头上青天贯日虹!”

  在父亲晚年讲道,当年《沁园春·雪》发表,搞得当局很尴尬,见否定不了词的艺术造诣,就有别有用心的文人出场诋毁。父亲七绝中第二句就是作针锋相对反驳的。父亲提示我注意第三句,还要我去查查杜甫的“秋兴八首”。我草草一翻,就说原句是“东来紫气满函关”,改为“函关满”,看不出有什么高深之处。父亲告诉我,当时要公开发表文字,要过许多检查关卡,露骨的激进会适得其反,只有把机锋藏在字里行间。

  30多年前,大哥出差到北京,顺便受父亲之托探望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的何鲁。何伯伯大喜,携大哥游颐和园,考问长廊上所画的历史掌故,对大哥的回答给予嘉许。话题转到当年重庆往事,大哥问何伯伯组织怎样暴露从而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的。何伯伯回忆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并不在行搞严密组织。随着局势恶化,对民主人士的迫害也升级。不久共产党通过吴玉章秘密转告何伯伯,说“军统”分子渗透到他们组织了,要小心。何伯伯当即决定:为避免损失,组织停止活动,立即转入地下,只有几个主要领导人互通联络。这样一路无事,直到1949年“民革”从香港派杨杰将军前来,动员何、王将组织集体加入“民革”。杨杰将军与何、王分别有留法留日同窗之谊,于是何伯伯欣然应允,因将组织名单交付杨杰带走。但杨杰早被保密局盯上却不自知,在西南转了一大圈之后,终于在即将返回香港前被军统暗杀,组织名单落入敌手,蒋介石批了个“杀”字!特务们对着名单抓人。若不是有内线密报,何伯伯跑得快,躲进同乡杨森位于缙云山的公馆中,恐怕就要上烈士纪念碑了。何伯伯后来一直是“民革”中央委员,他和吴玉章保持友谊终生。

  这个组织因此后来牺牲惨烈,一些重要成员如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李仲华等,先后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或成都十二桥遇害。父亲自1946年就返回成都居住。事发后得到消息,就躲在刘文辉公馆里,刘文辉聘请过父亲做私人顾问,就这样得到掩护而幸免。

  贰 出任司令部秘书

  父亲自出道以来,前前后后与四川地方军政首脑各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最早是同王陵基,还认过大同乡,那时父亲还不到20岁。上海“4·12”政变,王陵基也举起屠刀,捕杀了四川早期共产党员杨闇公等人,父亲闻听后说:“三哥变坏了!”就再不同他有任何来往。王陵基当了国民党最后一任四川省主席,镇压进步学生,父亲公开站出来,散发传单谴责他。父亲写过文史资料《王陵基其人》应是后话了。

  第二位是四川王刘湘。1937年父亲留学日本归国到上海,决意投身抗日救亡,受恩师杨沧白先生举荐给刘湘当秘书。那时刘湘出川抗战到湖北,父亲赶赴武汉拟同刘湘会面。不料刘湘发病死在汉口而未果。二人只算神交。

  父亲未及就任,因辗转回到四川。那时故乡雅安天全由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据有,有意委任父亲县长或专员之位,父亲未接受。后来父亲主要在重庆成都谋事,但刘文辉对父亲一直礼遇有加。父亲回乡奔丧时,刘文辉派一个排的武装护卫。1949年父亲遇险,更是亏刘文辉相助方得保全。

  刘湘死后,由王瓒绪任四川省主席,父亲任省政府秘书。抗战已开,国府西迁,重庆成为战时陪都,蒋氏中央势力入川,王瓒绪既要与之打交道,又要提防被其取代,因设立驻渝办事处,委任父亲族兄兼早稻田大学之学长王国源为办事处主任,父亲为副主任。其间代表王瓒绪与蒋氏政府打交道多由父亲出面,甚至以“四川省主席代表”的名义出席由蒋介石主持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例会。不久王瓒绪被“出川抗战”终不力被蒋挤掉,换成蒋的政治盟友张群上台。后来王瓒绪回成都养伤,再次委派父亲到重庆活动,结果使王瓒绪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大喜,但自己的部队都在前方,一个“光杆司令”如何“卫戍重庆”?又急得火烧眉毛。父亲再次出面,找一位朋友说项,把他的随时可能被胡宗南吃掉的地方部队开过来,接受王瓒绪指挥。双方过去本有间隙,但在强龙压境的形势下,经父亲两边调停,都有了生存机会。自此王瓒绪极为倚重父亲,任命为卫戍总司令部主任秘书。不过这个机构只存在两年左右,抗战胜利后即被蒋介石撤销,人员都遣散了事。

  父亲与以上川康两省地方军政头脑的这些人事关系,使他有机会在时代变迁的关键时期发挥作用;也让他在国民党中央军势力与地方势力形成的复杂而微妙的局面中,可以大范围活动,身处险境却化险为夷。父亲身前写过许多文史资料,记录下他亲历亲见这一时期那些历史风云人物许多史实轶事,却没留下多少自己所扮演角色的记载。只是在他身后从为他平反正名而退回的有限的“交代材料”中,加上同时代有关人士的佐证,才能勾画出当年他活动身影。

  叁 “桤援”的不速之客

  自1946年父亲便回到成都长住,也时常外出,不再任公职,以给报社写稿为生。所交接者以文化人为多,如谢无量、张大千,四川大学的教授,甚至外国人士云从龙、费尔卜等。但也有几个不属此类者。总之十二桥畔“桤援”常见迎来送往。

  1949年对中国是决定性的一年,对父亲来说是紧张、忙碌、策划、惊险、躲藏、奔波、等待交织煎熬,是经历过冰与火而迎来曙光的一年。

  元旦刚过不久,家里来了一位稀客郭勋祺,是父亲的朋友。郭勋祺有川中名将之称,抗战著有名声,却因打内战在襄樊城下当了解放军的俘虏,但刘伯承将军对他很宽待,经过教育后,被释放回来。母亲在晚年回忆说,那时多数来客都是谈诗论画赏古董,全是文人雅士一类话题;郭勋祺不同,稍事寒暄,就同父亲到内室密谈,几乎每次都如此。事后父亲也不向母亲透露。

  1975年我和大哥结伴回四川,专程到雅安市政协拜访父亲当年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仿佛心中多年的疙瘩有了解答机会,突然问道:“你母亲是不是共产党啊?”在疑惑释然后又以敬重的口吻说:“你母亲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好有知识风度。”但他还是没说准确,母亲只是“武汉的大学生”,并不是共产党,但长期被国民党当局怀疑为中共潜伏人员。不过母亲曾是CY,当时还只有15岁,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武汉当过大队长,这是公开的事。母亲抗战时作为流亡青年,在重庆参加过抗日救亡的组织和工作,例如在“国民参政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服务,接触过不少妇女界领袖,其中有像邓颖超这样身份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人,但也有宋美龄等人。被当局认为一贯“左”倾的父亲和母亲结婚时,是于右任先生主婚,来宾中许多是重庆有脸面的人物,总之是很招人注目。种种因素让嗅觉灵敏到过敏的特务机关对她从不放心,就连父亲那些朋友中疑虑重重者也大有人在,为此父亲也知会过母亲。好在母亲一贯保持低调,前半生如此,后半生亦如故,她向我们一再申明自己没有对成都解放做过贡献。不过我认为,她一不小心被特务机关长期怀疑为中共的卧底人员,分散了他们去对付真正的共产党的精力,这种贡献很特别。

  二哥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亲眼见到的一幕。有天他和大哥像往常一样在屋外花园中与邻居小伙伴们玩耍,偶尔有客人来访,都是父亲的朋友,大哥二哥都认熟了。来客中有的还会热情地同“大少爷、二少爷”逗趣几句,也有人打个招呼就进屋的。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从大门外涌进几个人,大哥二哥一个也不认识。来人在房前屋后的花园中一阵乱看,还要求进得屋内查找一番,终于没有所获,悻悻而去。二哥在母亲晚年时问起这件事,母亲说那几个不速之客都是特务,是来抓人的,大约是发现“可疑人物”进了“桤援”。怎么又一无所获呢?母亲说以父亲的地位和经历足可以应付一群小特务,另外“桤援”的后花园较大,树木多,还有小门,来人穿过花园从后门走掉也未可知。

  肆 策反“总司令”投诚

  1949年带给人们许多好消息:三大战役赔掉了国民党赖以继续内战的老本,蒋介石下野,国共重开和谈;也带给王瓒绪不好的消息:他那当军长的儿子在淮海战场被俘。出于怜子之心和父代子过之意,王瓒绪决定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赔罪,于是这位被蒋介石撤销“重庆卫戍总司令”遣资回家的四川前任省主席,又找到父亲,他的“秘书长”,商讨起草书信和措辞,父亲自然竭力促成其事。

  但王瓒绪头顶天空不久又似乎佛光普照了。不甘拱手让出大西南的蒋介石一再飞到四川,一面部署中央军做困兽之斗,一面向过去备受自己打压排斥的川康地方势力频施怀柔,想把他们绑在自己战车上对抗共产党,为自己卖命。他很慷慨地委任王瓒绪为“西南反共游击总司令”。第一次得到老蒋如此“重用”,王瓒绪有些把握不住了,头衔颇有点诱人,前途却未可知,令其难以取舍。问计于前“秘书长”,父亲则规劝他坚决不要接受蒋介石许诺的任何一官半职,暂以维持现状为缓兵之计;父亲明确地对王瓒绪说:国民党已经兵败瓦销,大势已去。蒋介石现在要你当西南反共游击总司令,与解放军对抗,是以卵击石。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都打不过解放军,你能行吗?不要螳臂当车了,早寻出路才是上策。并且直接劝王瓒绪起义。父亲又通过刘文辉这一层关系的沟通,造成川康地方势力在中央军大兵压境的情势下,一面对中央军虚与周旋,一面静观其变。

  这时国民党已自顾不暇了。到12月下旬,解放军在成都市郊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前一阵销声匿迹的郭勋祺突然出现在解放军阵营中。就在隐隐约约能听到远处炮声时,父亲连续三天没有回家。等回来时,母亲不免表露担忧:“都这么兵荒马乱了,还往外面跑。”父亲说:“就是这个时候才该去跑。不跑,成都不免要经受战火;跑了,成都百姓就能得平安。”这一跑的结果,就是王瓒绪也同解放军“二野”参谋长张经武接洽上关系。27、28、29日,成都市完全处于真空状态,老百姓在期待中有兴奋,也有不安,局势就像谜一样,有待揭晓。

  不久,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古城名都终于迎来新生。但父亲的使命并未就此完结。刚解放,他又参加了清理旧成都社会垃圾的工作。有鉴于此,军管会贺龙司令员曾书有一纸手令交给父亲:“王云凡私人住宅‘桤援’不受侵犯——贺龙”。可惜这一堪称历史文物的纪念品以后被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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