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学习经历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方子翼 李清扬 贾晓明   2023-02-20 15:09:27

　　一

　　“西路军”转战失利后，经过一番鏖战，我(当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和另外400余人撤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与陈云、滕代远同志会合。后奉党中央命令进入新疆，陈云同志将我和另外25名同志选拔进飞行班。我们于1938年3月上旬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教育班”(对外称航空学校)，4月12日正式开学，从此开始了紧张、艰苦、坎坷的学习生活。

　　二

　　一入学，我们就遇到了困难。入学之前，陈云同志曾和盛世才达成协议:盛世才将自己已经招收的第3期飞行学员和第2期机械学员全部辞退，改为全部招收中共学员，条件是中共方面向苏联交涉一部分新式战斗机和相应的航材、学成后我们这批人暂时留疆。不久，航校校长张念勺来给我们上课。张向大家讲述了开航空理论的重要性，并做了摸底测验。经过测验，张特地为我们补了一段时间的数学。

　　航空理论学习是我们面前的难关。记得当时我们所学课程有:飞机构造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教练机的飞机和发动机的构造、性能和操纵法、飞行原理、飞行规则、气象学、仪表学、军械学、保险伞学、收发电报和译电等等，再加上政治课，总共三十几门。

　　课程多而庞杂，并且根本没有课本或讲义，每门课都得我们自己记笔记。尤其要命的是这些课大部分是由苏联教官来讲。苏联教官中文很差，结果只好请翻译官，但翻译官又不懂术语，往往译不全甚至译错。结果大家下了课只好一起对笔记，尽量让记录通顺。

　　航校作息制度很严，宿舍晚9点就吹熄灯号。为了争取时间学习，我们只能加班加点，每天除就餐和体操外，每天泡在教室里，甚至到夜里零点。

　　校方发现后派人干涉。我们就等校方的人走后，钻进教室继续学。后来校方下课就锁门，不许我们进去，我们就跳窗户进去。再后来校方在锁门时连窗户也插上，我们就将笔记本带回宿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学。

　　除了挤时间之外，我们用得最多的“招数”是互帮互学。下课后，我们首先集体校对笔记，互相补缺，接着各自整理笔记，然后集体讨论，直到全体弄懂。

　　对文化水平低、学习有困难的同学，我们派专人负责。比如我同桌的王聚奎，参加革命早，没读过书，支部就指定由我负责帮助他。每次我整理完笔记后，再替王聚奎抄一份，并负责把他教会，以便在教官提问时能回答上来。

　　通过刻苦的学习，我们成功攻克了航空理论关。我们的努力，也改变了校方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日后的飞行训练打下了基础。

　　三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空理论学习后，我们开始了初教机的训练。

　　我们全班分成三个组，分别由中队长黎焕章、飞行教官任兆祥、杨兆荣带飞。他们都是本校第1期飞行班毕业的飞行员，飞行技术好，教学也热心。经两天的座舱实习，我们便正式开始飞行训练。

　　第一个飞行日是“感觉飞行”，由教官操作，让我们体会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程。从第二个飞行日开始由我们操作练习起飞着陆。

　　开始阶段，飞行日安排比较连续，我们各自飞了20个飞行日、60个起落，空中时间达到5小时后，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起飞落地的要领。于是教官开始对我们进行单个突击训练，每日给飞得好的人安排4—5个起落。当飞到80个起落、空中时间7小时的时候，教官批准我第一个放了单飞。我因此有幸成为红军航空队第一个独自上天的人。

　　正当我们的飞行技术逐步提高的时候，盛世才调集航空队的飞机和飞行员全数参与了对马虎山的作战。我们的训练也停顿下来，每天只能在教室里补习知识。

　　到9月份，战事基本结束，但飞机需要检修，飞行员特别是教官们需要休假，因此直到10月初，我们的飞行训练才得以恢复。由于原来的技术基础不牢，又停飞近百天，基本上都忘得差不多了，结果只得再从起落开始学。由于大家的努力，在期末考核中，全班以平均4分的良好成绩，结束了初教机的飞行训练。

　　四

　　1939年3月，我们开始了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中教机仍从起飞着陆开始训练。

　　到了仲夏时节，我们的训练又因盛世才将作战飞机调去参战而停顿。战事结束后，我们开始了空中侦察、模拟投弹、仿真投弹和实弹轰炸等战斗科目的飞行训练。

　　由于我们对实战训练热情很高，成绩也很好，各门技术考核均获优良，校方和苏联教官都很满意。

　　从1939年冬季开始，随着盛世才敌视我党的态度日益明显。校方规定:我们外出要登记，出门要检查。在外出中我们还发现被人盯梢儿。而“八办”的门前也开始有警察在活动。

　　当时，中共驻新疆代表已由徐杰同志(即陈潭秋)接替。有的同志对局势过于敏感，认为新疆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化，此地已不适合继续久留，所以提出了去苏联或外蒙或回延安去参加抗战的要求。徐代表安慰我们说:目前新疆还是最好的朋友，是最好的学习处所。有个别同志要求向中央发电报反映意见。一个月后，徐代表对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来电，他说:“中央回电只八个字——‘严守纪律，安心学习’”，要求大家保持冷静。

　　五

　　1940年春，在补飞了双机和三机编队、长途航行后，我们的中教机飞行训练正式结束。

　　1940年秋初，迪化机场飞来了9架新式苏联战斗机，这是陈云同志同盛世才谈判中许下诺言的兑现。主要是为我们这些“红色”学员而来的飞机使校方的积极性陡然增高，计划在当年冬季开始训练。

　　对于参训的学员，校方采取了机会均等的政策:在我们第三期飞行班中挑出10名技术较好的学员，在第二期飞行班中挑出4名新飞行员，在第一期飞行班中挑出3名老飞行员，共同进入高教机训练。

　　我们第三期学员中:吕黎平、方子翼、方槐、方华、夏伯勋、汪德祥、陈熙、袁彬、刘忠惠、姚维滔被选中，由苏联飞行教官谢苗罗夫上校负责带飞。一个月后，我们17人全部开始了单飞训练。

　　随着难度的增大，训练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在一次“横滚”训练中，战友汪德祥由于未能改出而坠地牺牲。

　　苏联教官李佐古布，特意用了4个飞行日，安排每人8个起落，专飞螺旋，训练横滚动作的进入与改出要领。尽管如此，在此期间，还是发生了3次严重飞行事故，致使老飞行员两名、老领航员、老机械员、飞行学员、机械学员各一名不幸遇难。

　　第三期飞行班，在结束了高教机飞行训练后，举行了毕业典礼，结束了长达4年的飞行训练，第一支红色航空队从此诞生。按照陈云同志与盛世才的协议，我们全部空地勤人员，编入新疆省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序列，参加战斗值班。

　　六

　　1941年，盛世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苏联和中共均靠不住，与蒋介石加紧勾结，在新疆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将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中共人员陆续撤职，将我们这批人赶出了航校。

　　1942年7月，中共航空队的驱逐中队正在迪化西北的高家户野外机场驻训。教官任兆祥突然驾机飞来，对大家说:“大队长叫你们立即返队。”我们问:“什么事?”任兆祥说:“不知道，大队长会告诉你们的。

　　大家已感觉到肯定有问题，便立即卷起行李乘车返队。回到航空队后，吕黎平立即去见大队长张炳光询问情况。

　　张炳光说:“督办公署通知，你们的上级调你们回去，详情我也不知道。……命令很急，汽车已准备好了，你们赶快收拾行李，把被服和学习资料带走，航空仪器和飞行装具全得留下。”

　　在此之前，我们也已经察觉到盛世才的“变化”，因此并不慌乱，我们被汽车拉到迪化市南门外南关马车栈，在那里卸下行李，汽车就走了，并不见“八办”有人来接应，大家觉得有些不妙。我们马上召开了支委会议。经研究，决定让吕黎平去见徐代表，其他人原地等候。

　　两小时后，吕黎平回来说，他到“八办”见到了徐代表，听了汇报后，徐代表说让大家保持镇定，为了让大家先住下，他去给大家先交涉个地方住。这一夜，我们全队在大车栈和衣而卧。大家一边议论，一面警惕不测。

　　次日清晨，徐代表来到大车栈，对我们说他已交涉好住处，就在南梁，距“八办”不远。我们随后于7月12日搬到南梁一栋民房，名义上是住进了招待所，但我们发现已被特务包围。全队住下后，我们继续复习航空理论。徐代表经常来看我们，鼓励我们说:“目前蒋盛勾结紧密，反苏反共局势严重，我们在新疆的人员已全被逐出岗位，形势非常不利，要准备应付不测……”

　　七

　　8月初的一个傍晚，徐代表把航空队党支部的支委叫到河边说:“你们在新疆的学习结束了。中央批准我们撤出新疆去苏联，我计划分三批走，航空队和妇孺病残第一批走;在新疆帮助工作的人员第二批走;‘八办’工作人员第三批走。我交涉好交通工具就开始撤退。”

　　我们问:“徐代表什么时候动身?”徐代表回答说:“我跟第三批走。”我们又说:“徐代表应该第一批走!”

　　徐代表斩钉截铁地说:“我最后走，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这样!再说，他们也不见得放我走呢。”

　　次日，大家清理行装，将学习资料精选，集中两套准备带走，其余的资料，包括毕业证书、同学录都烧掉了;被服尽量精简轻装。进一步做好了应对不测的准备。但是，盛世才将我们逮捕，关押了起来。徐代表在新疆壮烈牺牲，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咬紧牙关，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在党中央的营救下，我们被释放，并于1946年7月11日胜利抵达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