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史念海先生由陕入渝,时隔三年再度见到恩师顾颉刚先生。之后四年多的时间,师生二人交往密切。顾先生在学术和生活上给予了史先生诸多帮助,不仅指导其学术研究,推荐参与自己的学术计划,还为其安排工作,争取解决生计难题。史先生也没有辜负顾先生的期望,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努力帮助顾先生处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师生二人关系亲密,相得益彰,是近现代学术史上难得的佳话。
协助编辑《文史杂志》
1941年,顾先生应朱家骅之邀,由成都飞抵重庆担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实际负责《文史杂志》工作,其年10月13日正式到文史杂志社办公。此时,史先生离陕南下,前往位于重庆江津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就职,途经重庆,便前往小龙坎拜访顾先生。史先生参观了顾先生主持的文史杂志社,后来回忆道:“在其附近还可瞭望到嘉陵江,景色亦殊可取。社址虽不甚宽广,由于人员不多,并不显得狭窄。”能够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又和老师再次晤面,可想而知此时史先生的心情是极为畅快的。
史先生曾三次与文史杂志社结缘。第一次是1943年2月。当时顾先生忙于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中央大学两方职事,无暇顾及社务,时任编辑不负责任,编发刊物久旷职守,所以顾先生拟请史先生出任编辑。当月25日,史先生自北碚来柏溪拜访顾先生,此后三天师生二人常常散步长谈,所谈之事应当以文史杂志社社务为主。但顾先生未能如愿,28日史先生即返回北碚。根据当时情况推测,史先生未应顾先生的邀约应有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史先生妻儿俱在北碚,家中需要照顾,来往柏溪办公不是很便利;第二,年初魏建猷自西昌来重庆,顾先生曾嘱其作三卷一期编辑后记,尚可人意,可替为杂志社编辑。
第二次是1944年8月。此时魏建猷在中央大学任教,不肯再来北碚;吴锡泽在军部供职,不在北碚,只得将稿件携至城中,不久也调任陕西,编辑实在无人可用。早在1943年10月文史杂志社已迁来北碚,史先生极为高兴,因为与顾先生同住一镇,可以早晚请益问难,而且每次新出的《文史杂志》能够先睹为快。此时,杂志无由续编,史先生便襄助顾先生整理稿件。但好景不长,史先生的编辑工作仅持续一两个月,因父亲在绥远被禁,必须离渝北上救亲,直到次年5月才返回北碚。
第三次便是1945年5月。此时,文史杂志社由一个党部机关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为节省开支,省去编辑费用,顾先生身边确实襄佑无人,史先生便协助编辑刊物。史先生白天在国立编译馆上班,晚上回到文史杂志社编刊,方便起见,便移居社中。史先生后来回忆说,“这又仿佛回到禹贡学会地时代。偶尔有所论著,可以随时送呈请益,并顺便作为《文史杂志》地补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1946年顾先生东归,杂志社相应移居苏州,年底史先生也由北碚北归,因而不再负责编辑工作。
参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计划
抗战开始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顾先生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益盛,其事业心愈重,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不仅应整理旧史料,还要创作新史书。作为顾先生门下弟子,史先生多方面参与到顾先生的学术计划中。
在整理旧史料方面,顾先生在齐鲁大学创建国学研究所,将整理并标点廿四史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一种方式。在1944年底顾先生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做工作计划中,便将史先生列为名誉研究员,并拟将廿四史复审工作交由韩儒林、贺昌群、邓广铭、史念海四位负责。但由于廿四史点校工作在顾先生离开重庆之前并未完成,所以史先生的复审工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创作新史书,便是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中国名人传》即是创作新史书的开端。顾先生在《编辑中国名人传说明书》中明确提到,“《名人传》目录累经商榷,自周迄清得二百余题……期就此数百人之身而表现其各个时代与各个社会之背景,析之为皕册,合之为一书,而《中国通史》之雏形于是乎在矣”。顾先生有意借《中国名人传》使国人知悉先民创业艰辛及其辉煌的成就,并进而发扬光大,所以《中国名人传》作为一种通俗读物必须用字简易,且“读之盎然有味”。顾先生编排了一份能用字表,列出两三百个常用字,并指示,写作的用字要限定在这份“用字表”内。行文过程中还应讲究修辞,因为是通俗读物,所以不能使用较为费解的表达。史先生依顾先生指示撰写《娄敬传》,其中艰难,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至于中国通史的编纂,按顾先生拟定的编辑计划,史先生和傅筑夫、王毓瑚两位先生共同负责秦汉三国和隋唐五代两个时段,并与郑逢原先生负责沿革图的绘制。但实际上,此项工作也因人员变动而破产。不过,这些对史先生来说是项难得的学术训练,史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个时期我较多地致力于汉唐一段有关问题地探索,范围窄狭了,基本功夫更可打得结实一些”。
抗战后期,重庆物价飞涨,顾先生自身常常有经济局促、入不敷出之感,但仍为史先生生计考虑,安排其参与自己的工作计划。除了廿四史点校复审、《中国名人传》和中国通史的编写外,顾先生还推荐史先生加入自己组建成立的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参与历史图表的撰作等。顾先生的这些举措不仅仅是为了指导史先生的学术,也是借此让其不以金钱为难,解决后顾之忧,“发展他的个性,使文化事业得急速的开展”。
史念海先生的学术探索与成长
史先生在学术上对顾先生并非亦步亦趋,也在不断思索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史先生最初师法乾嘉学派,钦羡其考证史事,寻根究底,鞭辟入里,大学毕业论文即以《钱竹汀先生之史学》为题。禹贡学会时期,史先生延续考证之风,在沿革地理方面撰写了不少文章。七七事变之后,史先生辗转多地,开始思考当此国家大难之际,考证文章究竟于世何所补益?迁转重庆,史先生有了向顾先生求教的机会。顾先生也认为史先生的想法合乎道理,并且为史先生指了一条方向,“欲求有用于世,应于沿革地理之外,兼治地理之学”。不过,顾先生为史先生在国立编译馆安排的具体工作是编绘《西汉地理图》,仍是以考证为主。有别于一般的政区地图,顾先生要求“不以州郡图为限,举凡经济、交通、人口等只要能以图表示的,皆在编绘之列”。此项工作虽然还说不上能够有用于世,但已经突破了传统沿革地理以疆域建置为主的研究范畴,而且兼及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内容,有助于史先生在地理学方面的拓展。史先生回忆那时“虽然才力有所不足,但此心却是按捺不住”,工作之余,他注意到历史上诸多人工开凿的运河产生了相当显著的效益,但时过境迁,大多先后归于湮废,研究运河的变迁原委,待抗战结束,可作为水利开发的借鉴。这一想法顾先生深表赞同,指定了《中国的运河》这一书名,书稿完成后,并承其过目和安排付印,最终这本书于1944年9月由重庆史学书店顺利出版。史先生认为这本著作“未能稍离考据的窠臼”,未达到预期效果,但现在看来,虽仍有顾先生的指导,但是史先生已经在有意识或者说是自觉地进行学术转型。
顾先生也很明显地感受到史先生的成长。1939年,顾先生请史先生代作《东汉的西羌》一文,2月21日,顾先生修改此文并在日记中写道“筱苏之文,可作讲义而不可作论文,只得重集材料另作”。对于学术论文,顾先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在评价魏青鋩所作蒙古王公系统表时写道,“渠能文,有组织,有思路……重庆女史学家有渠及黄少荃,余则徒能教书编讲义耳”。可见,顾先生认为论文与讲义是学者的两个不同层次,史先生此时的文字在顾先生眼中还是略显不足的。在重庆的这几年,史先生在顾先生的指导和关心下,完成了不少优秀的学术论著。1945年5月,顾先生在准备复旦大学历史地理课程时,即参考了史先生所作的《中国的运河》和《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个政治地理的研究》。1946年12月,在接受蒋星煜采访时,顾先生被问及中国现在有哪些优秀的青年史学家,提到史先生,肯定了其在史学研究中取得的成绩。
顾颉刚先生向来喜欢与青年亲近,并加以指导,使其能发挥长处,为社会服务。他曾言,“凡是和我接近的青年,我时时逼他们工作,必须肯工作能工作”才能有所成就。史念海先生正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顾先生对史先生的指导和关心无微不至,史先生追随顾先生就学也兢兢业业,一刻不敢松懈。两位先生久归道山,如今回顾这段师生间的交往,关系融洽,学术共进,堪称近现代学术界师生关系的典范。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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