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黄埔炮兵的两次中国远征军传奇 口述/陆嘉昌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P2-22   2024-06-06 09:41:56

　　采访者：徐丽飞、刘格花

　　整理者：刘格花、冯惠

　　采访时间：2012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陆嘉昌家中

　　讲述者简介：陆嘉昌，原籍广东，1919年出生于上海。1940年4月1日，从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进入贵州都匀炮兵学校普通科第七期受训。1941年2月至8月，任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练习大队炮兵连中尉连副。1941年8月，加入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后任第600团第1营上尉副营长，参加过鄂克春战役、同古战役、密支那战役、八莫战役和南坎战役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到广州负责接收日军的汽车修理厂。

　　采访手记：陆嘉昌是位有传奇色彩的黄埔老兵。早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做附员。后为了进入炮科学校学习，不惜遭到第四分校的通缉。炮科学校毕业后，留在第四分校练习大队炮兵连当教官，后受同学“刺激”鼓舞，从后方“逃”到了前方打仗，跟随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入缅作战，目睹师长戴安澜的牺牲过程。老人对这段经历感慨道：“我一生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的，但我很对不起第四分校韩汉英主任，我在他手里‘逃亡’两次，一次到学校念书，一次跑到前线。如果不是真正跑到前方打仗，那抓回来是要枪毙的。”

　　陆嘉昌随戴安澜的第200师入缅作战失利后，又参加第二次中国远征军，在抗日名将孙立人部下任炮兵连连长。老人对两位上司有着自己的看法，尤其对孙立人的意见很大。抗战胜利后，老人不愿打内战离开了部队。晚年，他在从事发明工作，从木炭车到“跳楼机”，一直潜心于自己钟爱的发明事业。

　　“开明专制，绝对服从”

　　我是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的。在广州报到以后，我们就坐船到广西梧州对面的戎圩。我们在戎圩上岸行军，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一直走到桂平，在那里入伍当上了上等兵。3个月后，我们完成了当兵的学习。在这3个月里，我们了解如何当兵，这是每个黄埔军校学生都要经过的入伍生阶段。

　　在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值星官就告诉我们，这里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开明的专制”，就是讲民主专制力量;“绝对服从”，就是在军队里面，他一吹哨子，我们就要实行，他的哨子一落，我们就要完成任务。开始，我们很不习惯，哪里晓得当军人这么严格。吃饭时间只有5分钟，没有人管你吃不饱，但是没有办法，只有接受了。他还说：“革命者请进来，不革命者请滚出去!”这是黄埔军校最有名的话。

　　在桂平受训的3个月里，我们每天都要出操。起床不久，值星官一喊“向右转!齐步走!预备!”就开始带我们唱行军歌：“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我们来捍卫祖国，我们去赴沙场。”天天都唱这首歌，表明我们来黄埔军校就是要勇敢去为国家战斗。那时候，我们脑筋里只有这四句话，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教官很爱护我们

　　训练满3个月后，开始分科，我被分到炮兵科。本来我个头比较矮，一开始是分去当工兵的。但我认为当工兵没有机会杀敌人，便请求当炮兵，可以发挥威力。后来，我们的连长王大财允许我到炮兵科。王大财是贵州人，他对我们很好，把我们当小孩一样的。我们在黄埔军校受训的时候，教官很爱护我们。尤其是总队长白兆琮，他是少将总队长，每次跟我们讲话都是鼓励我们，说我们是好孩子，没有骂过我们，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那时候，军校里有很多军官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有些军官每一次跟我们讲话，都说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是很好的地方，话里边有一点含义，叫我们到那边去。我们第四分校的主任是陈芝馨，他很英俊帅气，我们同学都很崇拜他，他跟白兆琮都是我们的好上司。他本想把我们训练成共产党，后来在广东马口沉船事件中淹死了。

　　艰苦的宜山生活，我们没有怨言

　　分科后，我到广东的郁南受训。受训时间不够3个月，敌人轰炸广东，于是我们由郁南行军，经柳州、桂林到达广西宜山。宜山是广西西北一个落后的地方，我们就在宜山城附近一个叫德胜的小镇驻扎。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

　　我们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一个小房子就住一班人。没有床我们便用稻草垫厚来睡，十几个人通通睡在地板上，一直睡到毕业。我们没有念书的桌子，每人就用一块木板。没有凳子，便自己用稻草叠椅，弄一个草凳。军装供应比较充足，每人一两套，坏了可以换，我记得是草绿色、草黄色的军装。领章是蓝蓝黄黄的，一边写着“军校”字样，另一边写着“学员”字样。

　　我们平常主要是学习教材和武器，练习用的器材是很健全的。在军校学习使用的武器都是真的，但实弹射击不是很多。我们用的是日本的三八式野炮，还有法国施耐德的炮、上海造的山炮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学马术、刺枪术等。

　　我们当炮兵的，要练习马操、炮操等很多科目。炮兵的全套知识我们都要学，比如怎么把炮射向敌人，怎么命中敌人等。还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尤其是数学。我们作战的时候都要测地形，要运用数学、三角几何、画图等。对于炮兵来说，这些都很重要，不然就不能把炮打到敌人那里去。炮兵还要沉着，就是说炮弹打来的时候也不要怕。

　　我们就是这样一直生活到毕业，差不多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尽管那个时候黄埔军校的生活是这样的艰苦，但我们很努力去接受，天天练习，我们都没有怨言。因为我们是要为国家去战斗。

　　三个月后，中尉降为少尉

　　我是1939年入学，1940年4月1日毕业的，一共一年多的时间。毕业的时候，我们第一批1000多人在宜山分发，其中有100多人分到第三战区，包括我们三个炮兵。第三战区当时在江西上饶，司令长官是顾祝同。他对我们很好，马上就晋升我们当中尉，送到第三分校。

　　当时，第三分校刚刚成立，主任为吕济，地点是在江西瑞金，共产党的发源地。没过多久，吕济就在第四分校找了他的同乡张新斋，把张新斋调到第三分校当副主任。张新斋是我们原来受训时的科长，当过我们的教官。他刚到第三分校，就发现我们三个人一毕业就当中尉，不合理，便把我们降为少尉。所以，我们当了不到3个月中尉就降为少尉了。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我们也知道那是不合理的。后来，因为第三分校各种设备不齐全，人力又不足，没有办炮兵，我们三个人发挥不了作用，他就送我们到贵州都匀炮兵学校再受训。

　　坐军车到都匀，一分钱都不用花

　　到贵州的路途遥远，我身上的盘缠不够，于是就想法子让军车送我去。在衡阳车站的一个小饭馆里，我遇上一个老妇人。她是一个小食品店的老板，看见我这个年轻军人这么有心去读书，就帮我找去都匀的军车。最后，由那些军车一个带一个，一个交代一个，把我送到了都匀。一分钱都不用花，反而有时还吃他们的，他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军官很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抗战的时候，老百姓对于军人都是很崇拜的。

　　当我到达都匀时，已经一个多月了。炮校的主任史文桂说我迟到，不便收录。那时，我没有职业又没有书读，很苦恼，就在都匀住了3天。后来，我想起了原来在第四分校一起读书的连长王大财。那时候第四分校已经搬到贵州独山了，在都匀南方60公里的地方。我就由都匀坐车到独山找到了王大财，他就把我安排在教育处，临时当附员，就是等候工作的意思，不是真正的职员。我心里想，我现在考不到第六期，等明年第七期开学的时候，我不就可以去了吗?就这样，我就在那里当附员，常常看报纸，等待消息。

　　被第四分校通缉

　　第二年的4月，炮兵学校开始召集普通科第七期。我就跟第四分校的主任韩汉英(他对我很好)说：“上次我到炮校过了期，所以在你这里临时当附员，现在又招考了，你可不可以送我去?”但参谋处处长不同意。我心里想：“你不送我，我自己去。”年轻人就是爱冒险的。

　　结果，我没有告诉主任，自己偷偷地跑到炮兵学校去，拿着第三分校旧的保送书，找到史文桂。我说：“上次你不收我，现在我又来了。”他被我读书的热情感动，最终接收了我。但是第四分校说我跑掉，便在《新军日报》上通缉我。

　　这消息传到炮兵学校，我心里很难受，该怎么办?它要通缉我，我读不成书，还要犯罪。我只好把报纸拿给炮兵学校的教育长史文桂看。他让我继续在这里念书，给我办理相关手续。然后，他写一封公函给第四分校韩汉英主任，说道：“该员上次是因为迟到，我没有接收他。现在他又来，他很有心学习，还有保送书。所以，请第四分校另外再发一份保送书，我们照样给他薪水，照样保持这个职务、资历。”这件事情后来顺利解决，真是我人生中第一件快事。

　　有两把佩剑

　　炮兵学校专门训练两种炮兵人才，一种叫做高等科，一种叫做普通科。高等科即研究炮兵，是研究人员，要有大学程度才能够进去;普通科是研究炮兵理论，即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到那里进一步学习炮兵理论知识、火炮的制造等。我当时读的是普通科，教我们的教官全是大学教授，学数学时要学微积分。

　　毕业的时候，白崇禧到炮兵学校视察，我们就顺便行毕业礼。因为白崇禧要颁发奖牌，所以学校指定一个成绩好、品性不错的学员去拿，他叫戴师章，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我们大家都没有话说，因为大家都承认他是成绩最好的。

　　毕业的时候，炮兵学校给我发了一把佩剑留念。我之前在黄埔军校已经有了一把，凡是在黄埔军校毕业的都有一把佩剑，所以我有两把佩剑。两把佩剑都是一样的，外面写着“校长蒋中正赠”，里面写着“成功成仁”。后来，我从保山出国打仗的时候，把两把佩剑和很多东西都交给了我的好朋友，叫王文荣的老百姓保管。结果等我打完仗回来，听说他被飞机炸死了，我的东西当然也没有了。

　　因为一封信，“逃”到前方打仗

　　在我毕业前一个月，韩汉英想派我到第四分校一个练习大队当炮兵连的中尉连副。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当然很好，所以毕业后我在练习大队炮兵连当了3个月连副。

　　那个时候刚好是清明前后，贵州人有一个风俗，清明时候很喜欢请人家上坟，就是请客人到坟上去吃喝，喝白酒，吃云南盐酸(独山盐酸，很出名的)，大鱼大肉的请我们吃。我那个时候是不会喝酒的，结果喝醉了，被士兵抬回去了。3个月以后的一天，有一个叫刘文雄的同学写信跟我说在学校当教官不用去打仗，天天吃吃喝喝是很可耻的，应该到部队去。我给他“刺激”了，感觉我不应该在学校里享福，当军人就是要打仗，现在在学校当教官会给人留下怕死的印象。

　　后来，他经过独山的时候，说他一个朋友认识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想介绍我过去，说这个部队很快要出国打仗。我想要学校调我去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要求过学校给我读书，现在又说要到部队，职务是不可以随便调的。我便想了一个办法，叫我哥哥写一封信到学校说我要结婚。我便请了一个月婚假，然后就“逃”到第200师。

　　我一生最要紧便在这个地方，就是“逃跑”到了前方。后来，我打完仗给哥哥回了信，我哥哥还把这封信放在《银行月刊》里登出来。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很多人不会欣赏这封信。这是我由后方“潜逃”到前方的一份证明，一封入缅杀敌的家书，真心真意地去打仗的一份最好的证明。

　　我一生可以说是对得起国家的。但我很对不起第四分校韩汉英主任，我在他手里“逃亡”两次，一次到学校念书，一次“逃”到前线。那时年轻胆子大，想到就去干，认为对的就去做，不会想到后果。其实，后果是很严重的，我是“弃师潜逃”啊，如果不是真正跑到前方打仗，那抓回来是要被枪毙的。

　　鄂克春之役，初上战场

　　1942年，我跟着第200师进入缅甸，任第200师第600团第1营上尉副营长。第200师被敌人包围后，我们跑到野人山辗转三个月才回到昆明，后来我到了新编第38师。

　　我第一次上战场，就是攻打阿克春这个地方。我虽然是炮兵出身，但第1营是步兵部队，营长是叫吴志坚，还有一个团副叫赵立斌。他们两个人都很有作战经验，就被派来守前线阵地。我跟着他们在这里死守了3天，保护后面同古的部队。

　　阿克春战役打得很厉害，打了三天仗。我们每一个步兵连有9挺机枪，一个步兵营就有27挺机枪，配有27个堡垒，一个堡垒配有1挺机枪。我们的工事做得很好，还挂着很多障碍物，所以敌人没法靠近。

　　在战斗中，我们死了两名排长，伤了三名排长。我们营本来差不多有1000人，后来剩下不到五六百人，两名连长负伤，一个阵亡。第1连连长叫做万剑勋的，在同古战役时也给枪榴弹炸死了。我们想把他的尸体拖回来都不行，因为那是机关枪封锁的地方，任何人跑不出去。一经过那个地点，敌人的机关枪就扫过来，所以只能用土盖住他。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打仗就是这样。

　　阿克春战役打完后，我们就回同古。到了同古后，我们马上就做工事。那里有现成的枕木，四四方方的，不用切割，很整齐的，刚刚好。我们的工事做得非常好。在同古作战12天以后，第1连连长万剑勋牺牲了，要我去任第1连连长。当时，这个连的连长、排长都没有了，只剩下班长。因为班长都是士兵，不是军官，没有办法领导一连人。明知不好干，我还是去了。我直接领导6名班长，就等于我只当排长。可这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打仗就行。当了两天连长以后，就不用我再当了。因为蒋介石命令撤退，我带着6个班掩护第200师撤退。我们不甘心啊，打胜仗了，上级还命令我们走?打胜仗为什么还要退却?战胜了还要逃亡，是最可悲的事情。

　　戴师长的死，我最清楚

　　戴师长到底是怎么死的，从来没有人讲清楚，我想就只有我最清楚了，因为那时我距离他最近。当时是这样子的，同古一战后，因为要掩护英国人撤退，我们全师进入了敌人的大包围圈。敌人把我们包围在缅甸的中部，我们没有办法补充子弹，没有办法补充粮食，通讯也断了，我们只有上山逃亡。

　　在大山里，我们白天休息、找路线，晚上就想办法突围。因为晚上森林里头是看不见的，伸手看不见五指。森林里光线进不来，我们只有一个士兵跟着一个士兵这样跟着走。有时候他们跟不上，就叫他们把那个绑腿拿下来，绑着自己的腰，另一头绑着前边那个人的腰，他走你就走，他不走你就停。跟着太紧又不行，离着太远就看不见了，最多两三个人的距离就已经看不见了。

　　在缅甸中部的大森林走了3个月后返回中国，这3个月死了很多人。我们走了两条公路，要经过第三条公路才能回到中国。在通过第三条公路的时候，由营长吴志坚带两个连的先头部队先到公路上守住，看看有没有敌人来追我们，然后再到对面那座大山。

　　当我们下了公路以后，敌人发现了。敌人就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在短兵相接的过程中，戴安澜师部有副官、卫士、翻译官，还有负责带路的土人，很多人纷纷负伤。突然，我们听到有人喊：“师长负伤了!”但因为是晚上，森林里头一片漆黑，没有光线，只听见声音。当时混乱得很，大家只好想办法把师长抬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

　　当时我们师部有一个当了十几年的号兵，他曾吃过一个土匪的人心。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到缅甸之前，在昆明附近30公里左右的安宁集训。在这里，戴师长枪毙了3个人。其中，有一个当官的是中校科长，之前逃亡跑到西南运输处去当大队长;一个就是土匪，是昆明一个县政府交给我们的，说这个土匪从前是我们师的兵，出去当了土匪;还有一个就是逃兵，逃兵是第一次逃跑，按惯例来说是当了两次逃兵才会被枪毙。戴师长集合我们师部的官长看着，说把这三个人枪毙，结果一下子开了3枪。那个科长死了，土匪也死了，那个兵没有死，本来也没有打算把他枪毙，因为他是第一次逃跑。后来，师长说：“当兵的第一次逃亡，我不枪毙，不过你们要认识，作战之前逃亡是犯法的，你们不要逃亡。”算是警告全师官兵的意思。

　　为了把师长带回原来的地方，大家正在想办法。这时，那个号兵说他有两个手榴弹，将一个手榴弹向公路边甩出去。敌人知道我们这里还是有反抗力量，机关枪就不敢射下来了。其实，我们是在突围时偶然碰上了他们的巡逻车，他们不是有计划袭击我们。如果真正攻击我们，还不止伤亡师长这么简单。最后，那天晚上的突围没有成功。戴师长曾经讲过：“我要突围不成功，你们就不用去;我要突围成功了，你们拼命也要过。”

　　戴师长对我很好。出发之前一个月，他就派我到第1营当副营长。本来我很年轻，也没打过仗。他对我说：“小老弟，军人事业是在战场，我现在要派你到第1营去当副营长。我知道你不是步兵，但是你要去练习一下。你跟着吴志坚和赵立斌，他们两个人都很有经验的，你跟他们可以学会很多东西。”我知道他想栽培我。他是军校第三期的，我是军校第十四期的，他一直喊我“小老弟”。

　　依靠勤务兵，穿越野人山

　　我是幸运的，没有受伤。我们回到了出发点后，研究再次突围方案，包括路线和打法。结果三天以后，我们突围成功，不到半个钟头就过了公路，到了对面的大山里头。这座大山就在密支那的北部，野人山的边缘，我们在那里度过最艰苦的两个月。

　　野人山没有吃的，没有粮食，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通信完全断绝。整个师的人员剩下2000多人，每个部队都分开一组一组，每一个小组自己去找饭吃，大家各自为政，三三五五，根本就不像队伍。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能是尽量去维持生命。我是副营长，我们营部还有一个勤务兵、一个兽医官，我们三个人都是单独出去找东西吃。

　　当时，我依靠一个叫吴礼东的勤务兵。因为我刚刚出来打仗，20多岁，很年轻，也不懂事。吴礼东是湖南人，是农民，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有办法到处去找食物，哪怕是谷子也去找一点，谷子拿回来以后就把它春成米。当大队伍休息的时候，他就把帽子放下来，挖个洞，帽子放下去，把谷子倒到帽子里，用木棍子春谷子。从早上到晚上，谷子才春一半，还有一半是谷子，硬得很，没有办法吃。

　　有一次，我们晚上到一个地点集合。那是老百姓的草房，上边住人，下边是住牛马鸡鸭的，养畜牲用的。大队伍到了以后，连住畜牲的地方都住满人。我们三个人没办法进去，只好在屋檐底下住。结果，吴礼东睡到半夜，突然听到“吱吱吱吱”的响声。他起来一看，原来屋檐底下有3只鸡。他一下子抓了3只鸡，我们三个人吃了一个礼拜。我们就这样坚持着，只能够过一天算一天。

　　山上的老百姓都是当地的土人。他们存的粮食也不多，部队这么多人过去，粮食一下子都“抢光”了。你可以说是“抢”，因为老百姓都不在，想给钱都没法给。有一次，我们发现土人养的一只猪，到处乱撞，便开枪打它。打了好几枪都没打着，刚好有一个土人从外面跑来，还帮我们开枪把猪打死。结果，一只猪就够我们维持几天的生命。

　　大山里每天都下雨。我没有雨衣，吴礼东给我捡了英国人的一件厚呢子大衣，尽管天气很热，我还是穿着它，可以挡雨。那件呢子大衣是羊毛做的，还有吸水的功能，我就靠那件呢子大衣挡风遮雨。后来回到昆明，我就把它卖掉了，还很值钱的。我当时穿的是胶鞋，穿烂后，跟一个兵买了一双草鞋，要40块钱。草鞋我穿不习惯，加上雨水多，我的脚一直发炎溃疡，回到腾冲以后才把脚治好。

　　曹涧的土司想收编我们

　　到了腾冲以后，我们先到腾冲附近的一个叫曹涧的地方。这里是土司的地方。整条坝子，就是两个大山中间的平原，每一个平原就有一个土司。这个土司好像当皇帝一样，很有钱，有很多鸦片烟。我们队伍到了那以后，土司很优待我们，给我们吃饭，杀猪吃肉。还和我们说，只要拿来一支枪就可以当他的排长。几个月来，我们没有食物吃，连命几乎都没有了，现在忽然间好起来了，给枪就可以当官。比如你是当少尉的，给你当上尉。而且他的女儿多得很，还可以许配一个女儿给你。当了他的官，当了他的女婿，就不能离开这里。他的人很厉害，要抓你，比你还快，没有一个跑得掉。

　　后来我们没有当他的官，在他那里享受了几天就回保山。我们整个师2000多人，没有散掉，还是有建制的部队，整个部队还有人管，有团长、营长、连长。在保山休息一段时间后，我们就到昆明北边的沾益去整训了。

　　新编第38师炮兵第3连连长

　　那个时候，我们回去就好像要饭一样。吃得也不好，当一个上尉，政府才给80块钱。虽然米、柴火是国家给的，但那点钱连买菜都不够用，要师部补贴钱才行。

　　黄埔军校第十五期的王贺东，我跟他两个人都在参谋处。他认识一个朋友，说可以把我们两个人带到新编第38师，介绍我们见孙立人。孙立人当时刚刚到印度，有美国帮他整训部队，在印度的兰姆伽，主要靠美国供给武器，他让我们在那里学习。由于刚开始训练需要补充兵源，要抓很多兵和招很多干部。所以，我们两个就坐飞机到了印度。

　　新编第38师原先就是税警总团，根本没有炮兵的。现在，他们要组建三个炮兵营，我们两个是炮兵人才，刚好可以派上用场。一年后，孙立人把我调到炮兵第2营，当营副。营副不是重要职务，但是可以当教官。因为我是炮兵，而且是炮兵学校出来的，可以帮他训练士兵。

　　后来，我又被调到参谋处，接着又到炮兵指挥组，最后前方紧急了就调我到第3连打仗。因为当时战场上完全是步兵调过来的长官和士兵，没有学过炮兵的知识，原先的炮兵第1营第3连的连长也是个大老粗。一到打仗的时候，就发现炮兵起不到作用，因为要把炮弹很准确地射到敌人那里去，需要数学常识的，他们都不懂。所以，就调我去前线当连长了。

　　新平阳整训后，我们打到南坎

　　在我们反攻缅甸的时候，在孟拱河谷和孟关河谷有个地方叫新平洋。新平洋是大山之下的一个小城，通过新平洋出去，就是孟关河谷。这个河谷其实是一个山谷，水涨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水一下来就是一块烂泥地。在这里这仗，非常艰苦。我们穿着马靴走路，一天到晚都是湿的。幸好美军发羊毛袜给我们，羊毛袜是防湿的，不怕潮湿。羊毛袜穿在里头，皮鞋穿外面，代替水靴，干旱可以穿，下水也可以穿。

　　当时，我作为第1营第3连连长，带着这个连在这个孟关河谷附近整训了3个月，把炮兵的常识教给士兵。我们使用的武器是美国的榴弹炮，75厘米口径，射程达到10公里。除了榴弹炮，还有就是山炮。那个地方根本用不上机械化，都是烂泥巴，路又不通，所以不适合用炮。本来新编第38师有3个炮兵营，第3炮兵营就有105榴弹炮，都还没有拿到前方去用过。其他两个营是山炮营，只能用山炮打击敌人。

　　我的一个连有两个排，100多人，有4门炮，有100匹骡马，还有观测员、通信员等。我们当炮兵是要测量的，要看准目标，要调动方向距离。不是说简单打一枪就算了，要调得很准才可以命中。我们还要步炮联合，就是当炮兵射击把敌人压制的时候，步兵就冲锋攻击敌人。就这样，每天进展1000米，每天占领1000米的土地，很快就迂回到主阵地了。结果，我们迂回成功一直打到孟关河谷。后来，又把我们炮兵连调到八莫，攻打八莫半个月，围城半个月。打完八莫以后，又把我们调到南坎。

　　孙立人不懂炮兵

　　我们到南坎的时候，孙立人派一个步兵连保护我们一个炮兵连，这根本就不够。到了南坎，我们选择南巴卡作为我们的炮阵地，并且和步兵配合，试射了14个目标，阻击敌人从龙陵、腾冲退却下来的大部队，包括坦克、火炮及骡马部队等。当时，中美联合的指挥部也派了美国的第5332步兵旅，配有16门火炮，一天到晚不停射击敌人，目的就是拦截敌人。我们炮兵选择的14个目标，都是公路的交叉点，桥梁、高山的转接点，敌人很难通过。

　　记得第一天，敌人袭击我们的时候，新编第38师步兵连的连长孙强，他负责保护我们这个炮兵阵地。第一天，他打死了敌人的一个中尉，后来我们说兵力不够，要求第12团团长彭克立派人，彭说他也没有人了。第二天敌人又来，结果我的阵地给敌人毁坏了两门炮，死了十几个弟兄。因为我们的炮兵没有武器，只有炮，其他的武器只有4挺机枪，没有子弹。新编第1军军长孙立人给我们的武器完全是财政部在英国订的武器，跟中国的武器不同，它的子弹也不相同。全世界的武器每个国家不相同的，不能够互用。他不应该配备这个武器给炮兵。

　　我认为这是上级指挥官不对的地方。他们应该要保护炮兵，让炮兵能够发射炮弹出去才是最要紧的。而且，孙立人没有学过步炮联合。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每人发一本书，叫做《步炮联合之指挥》，图文并茂，画得很好，并说明每一个兵种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炮兵的性能就是发射炮弹，而不是利用枪打敌人。步兵应该好好保护炮兵阵地，我们炮兵才能发射炮弹。孙立人不懂用炮兵，团长彭克立也不懂用炮兵。新编第38师也不是真正打仗的部队，临时由蒋介石把税警总团编为新编第38师，没有受过训练就到前方去打仗，这是错误的。

　　军事法庭对我的“审判”

　　后来，孙立人认为我有错，把我关禁闭，要进行军事审判。他说：“为什么你会把炮丢掉，你当时的位置在哪里?”我说：“我一点都没有错!”审判由参谋长张炳贤负责，他也是炮兵出身的，他问我当时的位置在哪里。我说：“我在黄埔军校和炮兵学校念书时，炮兵里头有一条条文讲：炮兵连长在战时的位置应该在观测所，不是在炮兵阵地。就是说连长在前方观测敌人，靠电话传达给连副，发射炮弹去打敌人。这一次炮阵地受袭击，我的位置在观测所是对的，我没有错。”

　　但是，我的营长叫王其人的，他写个报告告诉孙立人，说应该把我枪毙。他想枪毙我，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我抢他的营长位置。我是炮兵学校第七期出来的，老资格。他怕我在部队里面高过他，所以建议孙立人把我和连副都枪毙。这根本就是错的!团长彭克立也为我说话，认为我最大处罚也就是行政处分，不应该是刑事处分。后来，军事法庭作出审判，6个人都受处罚，有3个降级的，包括我、连副及步兵连连长孙强，营长记大过。我认为孙立人处置不对，他当一个中将师长都没有这个常识，不懂得怎么用兵。

　　从部队离开的时候也是中尉

　　我降级后调回军部当附员，跟着军部坐飞机回南宁。在南宁坐船准备跟部队到广州湾打击敌人，但是到了贵县，船停了下来。那天晚上，电务师有一个职员，跟我们很好的，忽然间就跑到我们那里去，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很开心，大家都拿枪向天打空枪来表示庆祝。

　　我们的船过了几天继续向广州前进，准备回去接收广州。到了广州，我们就住在沙面领事馆的房子里，那时候军部也在那里。我调到军务处当中尉科员，降了级。后来，又把我调去接收日军的汽车修理厂。我当时的事务很多，在军务处管汽车调配、汽车厂修理和接收敌伪汽车，一身负三责，一天到晚开着车两头跑。因为我很熟悉广州，所以军务处李济科长调我专门管汽车。

　　后来我母亲从重庆回到广州，她不赞成我到东北去打内战，叫我不要去。所以，我就想办法跟人事处的处长和科长搞好关系，一天到晚请他们喝茶，帮他们做事情。后来，趁着孙立人到欧洲去旅行的时机，我以回家照顾老母亲为理由请长假，就是不当军人了。我把这个报告递给副军长，副军长叫做贾幼慧，他是代理军长，不清楚我的底细，对军队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靠着人事处处长和科长的批呈，他认为我可以请长假，就这样我离开了部队。我从军的生涯，从老百姓到当军人的时候是中尉，从部队离开的时候也是中尉。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