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清泉对我像亲人一样 口述/郑信桓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47-59   2024-06-06 11:02:14

　　采访者：李岚、白廷兵

　　整理者：冯惠

　　采访时间：2012年9月20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阳江市郑信桓家中

　　讲述者简介：郑信桓，1921年出生，广东阳江人。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第十七期机械化步兵大队。毕业后，随第200师奔赴缅甸战场，负责保护3000多名华侨撤退。在滇西反攻中，担任第5军军长邱清泉的侍从副官兼卫士排排长，曾以第600团第1连连长身份参加龙陵战役。抗战胜利后，历任邱清泉的警卫连连长、警卫营营长等职，曾参加淮海战役。

　　采访手记：采访时，郑信桓讲的是普通话，声音非常洪亮，思维也很敏捷。他在2011年曾上过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专题节目，自己也写有多篇回忆录和回忆性文章。所以，他对我们的采访可以说是驾轻就熟。郑信桓的经历非常传奇，他曾经在邱清泉身边待了多年，与邱清泉亲如父子，因此阅历非常丰富，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耳闻或参与，如淮海战役时担任突围任务等。

　　我们还见到了郑信桓老人的老伴，她是山东人。郑信桓老人也一直在说山东人好，很感激那些山东老乡在战场上对他的照顾。背后的缘由很大一部分是在淮海战役中，有一个山东籍的警卫员，曾为保护他而被炸死了。所以，老人说他这辈子一直无法忘记山东人的救命之恩，后来和山东人结婚也是因为感恩于山东人。

　　读书时加入共产党

　　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毕业的时候被发现了，我就跑到阳江、阳春交界处，号召了几百个群众把阳春大山占领了。后来，我带着这些人向东走到了高州县。第七区行政专员、原第19路军的师长张炎把我们收留了。张炎带着我们暗中准备造反，反对国民党。后来国民党派部队“围剿”我们，我们被赶到越南，然后从越南又被赶回湛江。我们在湛江被围了一个月，吃的都没有了。中央命令张炎去重庆，他不得不去，叫我们各自回家。那时我们阳江老乡有二十几个人，半夜就离开了，从湛江南部过河回到阳江。阳江县政府的那个师长，我读中学时做过我们的主任，他是专管这个的，就把我逮住关起来。于是，我十几岁就坐牢了。

　　在牢里，那些犯人看我那么小，就问我为啥进来的。我也不说是共产党，他们也没搜我的身。估计他们认为我年纪小，不会参加共产党。实际上我早就参加了共产党，党证在我屁股底下。三天后，他们就把我放了，还说道：“你说出来谁是共产党，就可以去小学当老师。”他们放我出来后，我就跑了。

　　为到延安报考黄埔军校

　　我被放出来后，听说黄埔军校西安第七分校在韶关招考，就到韶关考军校。当时考军校的大多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为广州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学校要搬家了，没地方去，所以他们就考了黄埔军校。浙江、湖南、江西等地方也有人到韶关报考。

　　考试时有文化考试，也有体检。当时军校只招高中生，我是初中毕业，个头也矮小，便找了领导、医官帮忙。领导觉得我年纪虽小，但有志气就帮我，我就顺利通过考试。其实，当时我考军校的目的是想通过西安去延安。

　　我们从韶关到湖南衡阳集中，然后到桂林，再从桂林到柳州。到了柳州之后，一路向北，到贵州之后开始编队，再到重庆。在重庆待了一个月，我们接到了西安军校的通知，便经汶川到汉中。本来从汉中翻过秦岭就是西安了，但是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我们这一批人思想不正确，不能到西安，让我们转道去甘肃省会兰州。我们走了那么多天竟然要去兰州，很多同学觉得被骗了。

　　被迫去蒙古

　　当时，上面觉得我们这些广东人不行，还说广东那边来电话，说我们当中大多人思想不正确，把我们调到蒙古分界线处看管。那时候外蒙古还没有独立，我们在那整整待了一年，一个班放一个蒙古兵把我们管住了。

　　蒙古的生活很困难，我们谁也不敢动，老老实实的。我那时候小，他们就要我骑马。我跟着那个马走了10米，然后跟着马屁股就跳上去了。蒙古人倒惊讶了，从那次以后他们就不敢轻看我了。本来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去延安读抗大的，我有抗大通知书的证明，但是到了蒙古就没有想法了。既然是为了抗战，不管是什么地方，能抗战就成了，我就把那个证明给撕掉了。

　　重回西安分校

　　那时胡宗南兼任第七分校的校长，他通知叫我们这些人回西安，于是我们就走路回了西安。在西安南边，靠着终南山那个地方入学。学校把我们这批广东人编队，分炮兵、通信兵、机械化步兵等，我就分到机械化步兵大队。我们的教官大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但学校真正掌权的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和第二期毕业的。

　　军校的生活很苦，粮食是定量的。一天四五两面，我是不够吃的，后来每人多了一个馒头。那些家里有钱的，还能给他们寄东西，我就只能吃定量的。有一次，学校很多人都病了，我每天负责给他们送饭，每次送剩半桶就归我了。我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身体很好，就是吃得多，同学都说我是吃货。

　　我在西安分校待了3年。第二年的时候，白崇禧说这我们一批人很坏，说大多数人参加共产党，所以要组织考试，如考试不合格，有问题的就抓出来。

　　辗转入缅，保护华侨撤退

　　毕业以后，军校准备安排100名男同学、100名女同学到新疆。那时候，我想到了新疆以后就在那里结婚，一辈子不回广东了。当我到了新疆和甘肃交界地的时候，突然通知说杜聿明在缅甸同日本人打仗，需要100名广东的学生到缅甸支援。因此，我没有到新疆，而是从西安坐车到四川，经重庆到昆明再到缅甸。

　　当时，杜聿明部已经退到野人山了。我们到师部报到，接见我们的是戴安澜师长，他说：“你们是学生，没有打过仗，我们部队已经撤退了，总部也撤退到野人山了，你们就负责保护3000名华侨撤退吧。”

　　撤退回国的日子特别艰苦。我们白天稍微休息，夜晚在大山里行走，看不到天，没有吃的，时间也不知道。因为蚂蝗吃人，我们睡觉也不敢睡到地上，只能靠在树上睡。

　　我们保护着华侨，在后面跟着走。但是路程这么远，华侨有2/3都跟不了。他们半路死的也有，跟不上的也有，年纪小的父母也管不了。军长杜聿明被抬着走，戴安澜掩护，谁也指挥不了队伍。后来，杜聿明坐飞机回去了，一个军就散了，剩下的由缅甸当地向导带着走。我们不敢住在庙里头，庙里全是日本人。日本人很早就潜入缅甸，把佛寺中的和尚给杀了，然后假扮缅甸人。过去军队最喜欢住庙里，被杀过两次之后才知道这些寺庙是日本人控制的。

　　快到国界线的时候，我们中了日本人的埋伏。戴安澜师长被机枪打伤了，身受重伤。两名团长和副团长都死了，只剩一名副师长，一个团就剩一个半营了。我们一直抬着戴安澜师长到了河边，过了河就是中国境内了。到了河边，戴安澜师长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交代副师长带着部队回到昆明。我们抬着戴安澜师长的遗体到昆明一个县的时候，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华侨，把准备给自己的棺材拿出来安葬戴师长。

　　敢和邱清泉叫板

　　邱清泉原来是西安第七分校的副主任，在军校的时候，他就对我有印象。在第七分校时，我年纪最小，有一次他看到我，以为我是小孩。他穿得很朴素，问我：“你的队长呢?”我还以为他是个普通军官，就跟他开起了玩笑。结果队长向他报告，才知道原来是主任。他不摆架子，也没卫兵跟着，书也是一天都不离手。

　　杜聿明从缅甸回来后升任了远征军总司令,邱清泉接任第5军军长。他从第七分校要100名学生过去，包括几十名步兵、炮兵、骑兵、通信兵。我们跑了三个月到昆明，见了邱清泉。他把我们集中起来排队点名，点到我的时候说：“你不就是那个队的那个人么?”我说：“是的!”这挑起了他的记忆。

　　邱清泉是留学回国的，上海大学毕业。毕业以后考了黄埔军校，懂的东西比较多。我那时是年纪最小的，1.63米，个子矮小，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知道军长到底是多大的官职，什么都不怕。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月的课，每次讲课问到我的时候，我怎么想就怎么答。演习的时候，他希望我按照他的作战方针去打仗，但是我每次都按照学校教的来，和他之间的争论也多。其他的同学都是大学毕业，年纪大些，他们说我胆子真大，敢和长官叫板。

　　有一次演习，他叫我当师长，他当日本的指挥官，指挥扮演日本人的学生围着我们打。他想看看我们每个同学的胆量如何，希望我按照他那个讲法来打。但是我不肯，也不管他是否发脾气，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他就说：“你的兵都打没了，日本人都把你围着，叫你投降。”我说：“军校学的就是宁可牺牲也不能投降。”他说：“那现在你的兵全死了，就剩你一个，叫你投降你怎么办?”我说：“没有问题!”就装模作样把手榴弹拿出来，说：“人在，手榴弹在!中国人万岁!”他说：“好呀，你这个家伙够胆量。”从那以后，他就对我有印象了。

　　像父亲教儿子一样

　　后来，他让我去他的警卫营第3连当排长。因为年纪小，好多兵对我不服气。但我没当兵前在学校学了很多东西，就把学到的知识教给他们。因此新兵就服我，但老兵没读过什么书，没把我当一回事。后来，有一个兵冻死了，本来冻死了就该把他埋了。那些兵就装模作样，故意拿捏我，我就抬着那个尸体去埋了。那些家伙看我不是好欺负的，就跟着我一道去埋尸体，后面就服了。

　　过了两个月，军长把我调到军部当警卫员。凡是有谁要见他，必须经过我检查。某个处的处长来了，我就喊一声：“某某处长到!”其他的人来找，我就让他们登记，然后拿给他看，他同意之后，才可以进来。邱军长平时是在办公室睡觉，周六才回家，他走后就叫我到他床上休息。周一、周三、周五，他教我英语;周二、周四、周六，就教我战术方略。我一到晚上11点就开始打瞌睡，他就跟我讲道理，说不打好基础不行。他很用心教我，像父亲教儿子一样。

　　后来，我也下了苦工夫，认真学习，办公室没有人的时候我就看书。他看到我看书，就很欣慰。从那以后，他和我的关系就非常好，每天下到部队里头视察带着我，钱也都给我保管。他的儿子想拿钱花，不敢跟他说只好跟我要。但军长不同意给他儿子钱，说给东西就可以了。可见，邱军长对家人的管理非常严格，对我也很信任。后来，我把我参加共产党的事情告诉他，他说这样不行啊，还说“犯错”了改了就好。他既相信我又看重我，所以我也把他当做父亲一样看待。他太太是南京人，觉得我这个广东阳江人比较穷，有点看不起我，所以我和他太太关系不是很好。

　　目睹松山战役的惨烈

　　每次重要战役，邱清泉军长都会带上我，因为我是他的警卫员。反攻缅甸的时候，我跟着邱清泉，亲眼目睹战斗的惨烈。

　　在滇西抗战中，松山战役是最艰苦的攻坚战役之一。日军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在松山主峰“子高地”及周边高地都建成了坚固的堡垒群据点。他们的两个团占领了松山，底下掏空沿途埋了地雷。头一次，我们一个师攻上去，把底下炸弹引爆了，导致整个师都损失了。第二次围攻的时候，另一个师的官兵也牺牲了。

　　后来，我们预备队想办法消灭了山底的日本人。但山顶的日本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这座山一直攻占不了，我们前头的部队打前面，北面也有一个军向东打。但是这个山攻不下来，我们的辎重部队就没办法增援。

　　最后，我们的部队采取了坑道作业的方式，从主峰前侧150米开通一条直通山顶的隧道，填塞TNT炸药120箱，约3吨炸药，将其全部炸毁。加上美国空军的援助，山顶的日本人最终投降了。

　　要求上前线打仗

　　那时，我看着部队天天都打胜仗，自己还没去过前线，就趁邱清泉睡觉的时候在他面前罗唆。我说考军校目的就是打仗，可要胜利了我还没开枪打仗。他说：“你想干吗?跟着我不满意啊，要去打仗!”我就说我就是要打仗，他就气。最后，他还是派我去第600团第1连当了连长。

　　我去报到时一看，整个连才7个人，其中有一个文书算是代理连长，一个连基本算是打光了。那个代理连长对我说：“你还敢来当连长，不怕死啊?”我当时想着能打仗就行，哪里想到生死问题。

　　我们以少胜多创造了奇迹

　　上到战场，我们连阵地对面的日本人也是七八个，我们互相不退让，互相对骂。到了晚上，我们不管那么多了，就用机枪扫射，把他们都干掉了。这么大的阵地只有我们8个人，我想明天日本人要是反攻，我们根本守不住。后来，我看到一座尖尖的高山，就让大家把所有子弹搬到山顶上去，8个人就守到那里。手榴弹三个一捆，每人一挺轻机枪，我说：“日本人打上来，我们不用开枪，就放手榴弹。”

　　那天晚上，日本人总反攻，我们团部都给他们打垮了，团长原来是参谋处的处长，没打过仗，一两千人的团打到就剩两三百个了。但是我这里，敌人有一个营三四百人，离我们还有40米，就是上不来，最后我们还消灭了他们300多人。天亮了，我们部队组织总反攻，就把他们全消灭了。

　　战后，杜聿明总司令、邱清泉军长非常气愤，我们等着挨批评。邱清泉军长看到我的时候就说：“你还没死啊!”我说：“越打越精神”。他就问我是怎么打的，我就告诉了他。他们拍拍我说：“这个小鬼真不错。”实际上不是我打死的，是手榴弹把日本人炸死的。因为我们以少胜多创造了奇迹，获得邱清泉的通令嘉奖。

　　得到邱清泉、杜聿明的器重

　　从那以后，我就没再参加什么战斗了，一直在邱清泉身边，他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我同时还负责卫士连、情报连，还负责一个专门搞思想工作的部门。

　　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贵阳，中央派人欢迎我们胜利归来。邱清泉开着小车，我第一个站起来托着军旗。当时全军的单位都知道我，我在军中已经是小有名气了。我们在云南办庆功宴，杜聿明、邱清泉几个主要领导参加，我在旁边保护。邱清泉、杜聿明说要找个年轻的代表，所以就把我推出来了。美国人看到我很佩服，70多个校官以上的军官向我敬酒。我一辈子没喝过酒，但为祖国的面子，几大杯一下子给我喝完了，直接就倒在地上了。后来，我被抬回去睡了三天，杜聿明和邱清泉都说我这个小鬼不错，不怕牺牲。邱清泉还说以后宴会，我就可以帮他挡酒了。

　　邱清泉本打算保送我到美国去读西点军校，当时全国只有两个名额，但是我连高中都没读过。他说先把我送到河南大学读三年，回来就去美国读西点军校。可半年后，淮海战役就打起来了。杜聿明看中了我，就对邱军长说把我调过去，所以我后来跟着杜聿明很长时间。我当时是第5集团军的团长，兼任杜聿明、邱清泉的警卫营营长。邱清泉升任军团司令的时候，把我带到南京见蒋介石，我站在他的旁边。蒋介石问邱清泉我是谁，邱清泉说是校长的学生。我记得蒋介石当时说我不像军官，因为我从家里出来没有穿军装。

　　掩护杜聿明、邱清泉突围

　　淮海战役时，杜聿明是总指挥，邱清泉是第2军团的总司令兼副总指挥。每次开会我都在，每个军长、师长，我都有记录，因为警卫团3个营都是我负责，我要保护他们。

　　后来作战失利，我们被解放军围困了两个多月。解放军挖了4米宽、4米深的沟。天又下大雪，大雪盖着屋顶，没有东西吃。全靠白天100多架飞机从南京空降大米、馒头，大家都去抢。记得每天天不亮，解放军就放喇叭，说投降有什么好处之类。但因为我是他们的心腹，不能投降，尽管我可以投降，因为我有共产党的底，但我为抗战而来，他们两个看得起我，我不管怎样都得维护他们，得讲道德。

　　在我们准备突围的时候，飞机来轰炸。邱清泉就把总司令部的指挥权交给我，让我带着人向西北突围，渡过黄河的铁桥，然后把铁桥炸掉。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往哪个方向走，估计是利用我去西北虚张声势。他们两个走的那个方向没有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我派了一个连的人保护他们。后来解放军把第5军的军部打垮了，把他们围起来了，但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掩体底下。傍晚5点多，邱清泉打了个电话给我，叫我把我带领的那个团留下一个营坚守，其他的人不要带任何东西，每一个人带一挺轻机枪就可以了，全部回来。两个营人不少，又都是主要骨干，什么东西都不要，我想不通。邱清泉没有解释，只是说你能把部队空手带来救人，就是你的功劳。我才知道他们被围了。

　　我到了的时候，第5军能跑的都跑了，只有杜聿明和邱清泉两个在地下掩体里，一个卫士连保护着。解放军也不知道，围着他们的也不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我带着援救的人马过来，占领了那里。我在掩体里一看，长官就剩他们两个人了，其他长官都跑了。警卫连的连长是我在第七分校的同学，我就问他：“怎么一回事?”他说：“只剩下我一个连的人保护长官了，其他的都跑了。”紧接着我就去见邱清泉。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总司令，走吧，现在不走就没办法了。”杜聿明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往东北走，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几百挺轻机枪围起来掩护。10个人抬你们一个，保你们突围。”杜聿明还是不肯走，问我能坚持多长时间。我说最多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就被发现了，大部队打过来我们就完了。杜聿明同意后，我马上安排，10个人抬一个，180多挺轻机枪，都是山东大汉，又都是在缅甸跟着打反攻的部队，布置好后我们准备突围。突围的时候，我在找突破口，突然看见一颗炮弹朝我打来。我旁边一个警卫员是山东人，在反攻缅甸的时候是我下面的一个连长，现在是我的卫士。当炮弹打来的时候，他把我推到马坑里头，炮弹一响把他炸到我背上。他为了保护我被炸死了，这辈子我一直无法忘记他的救命之恩。后来，我和山东人结婚也是因为感恩于山东人。

　　突围时是晚上，大概半夜1点多，天很黑。但4米多深的沟，还是给我跳过去了。我一跳过去以后，解放军就从坑底下上来了。因为北方是挖地三层，把后面抬着杜聿明和邱清泉的几十个人给拦住了。我在前面不知道，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十来个人跟着我。我回头一看，怎么一个领导都没有?我立马跟大家说：“我们十几个兵在一起容易给解放军发现，他们机枪一扫，我们就全完了。大家化装逃跑吧，各走各路，咱们南京见。”

　　我跑进一个村庄，家里条件不好的不敢进去，很有钱的更不敢进去。我找到一家，看见有个小孩，给了他10块钱买东西，他就把他爷爷的帽子、衣服给我。我一化装，加上胡须、头发也长，又用煮饭的米一糊，扮成一个老太爷，弓着背，拿着袋子，让那个小孩在前面走，并叮嘱他如果解放军问到我，你就说我在捡粪就行了。到了津浦路，看到很多解放军在那里抓散兵，我就不敢过去了。调头向南走，跑了500里。在村里买了点破烂衣服，看到有人就装捡粪，一直走到一条大河边，脱了衣服游过河，再把衣服穿上。我上岸以后正好碰到最后一辆撤退的车开走，我就爬上车顶，到南京对岸，我就下来。因为不敢游过河，后来就给点钱给开小船的，把我送到了南京。到南京已经是晚上1点多了，我看到一个哨所就过去报到。当兵的一看到我，就把我推出来，说这里不能要饭。于是，我赶紧跑到一个破烂饭馆，把衣服换了，把胡子剃了，第二天再去报到，他们马上就用汽车把我送到了汉口。这时传来了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虏的消息。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4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