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当兵”，缅甸战场上缴获日军关防大印 口述/韩德明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P94-107   2024-06-06 16:33:09

　　采访者：李岚、白廷兵

　　整理者：白廷兵

　　采访时间：2013年

　　采访地点：湖南省长沙市

　　讲述者简介：韩德明，1919年出生，浙江嘉善人，黄埔军校第十三期炮科毕业。曾参加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后参加滇缅抗战，成为中国驻印军独立战车营第1连连长，后升为某战车营副营长、营长，所带领的部队缴获日军第18师团关防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省航运管理局、宁乡县物资局等单位工作。现定居湖南省长沙市。

　　采访手记：对韩德明的采访，我们一共进行了两次，分别在长沙市老人的两个不同住所。第一次采访的时候，老人是跟着他的女儿住在友谊商店对面一栋商住两用的高楼里，我们的采访是在楼下花园里进行的;第二次采访时，老人已经搬到了湖南省作协的宿舍里。在采访之前，我们想买点礼物送给老人，于是征求他女儿的意见。她告诉我们，老人仍然保留在印度时的早餐习惯：喝牛奶，吃面包。

　　韩德明已经94岁高龄了，须发雪白，让人觉得可亲可敬。回忆起自己的戎马岁月，思维清晰的韩德明老人给我们讲起了他与恩师宋希濂的故事、抢炮的故事以及最值得骄傲的缴获日军第18师团关防大印的故事等。老人说自己人生轨迹的转变源于一名鼎鼎大名的人物——宋希濂，因为喜欢踢球这一共同的爱好，他们有了交集，自己的思想也受宋希濂的影响转变成了“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也才有了后面的军旅生涯。直到如今，老人对宋希濂依然是满怀感激之情。

　　“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是军阀统治时期，普通人对于当兵的印象就是他们都直接要钱啊、田啊，所以我们当地人瞧不起当兵的，认为“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1935年，当时南京、杭州、上海到处闹抗日学潮。蒋介石这个人有他那一套，因为这个事他把宋希濂调在我们那里当总队长，让我们这些高中以上的学生集中军训。蒋介石呢，我们不叫他“蒋介石”,我们叫他“蒋盖世”。宋希濂是湖南的名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那个时候他名义上是少将，实际上是中将。

　　我们的集训地点是在苏州，那里有个“老五专”,里面是高中生，还有一个“老六专”,就是大学生了。我们的大队长是宋希濂部队的一个营长，36岁左右，我们的排长是刚从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的。

　　从上海坐火车到苏州“老五专”,有一二十里路。宋希濂他一个师长，“两个花”的中将，穿的是硬筒马靴，跟着我们一起走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非常惊奇。我们走一走就要坐下来休息，学生嘛，刚开始适应不了。但他不休息，他就在我们同学面前转，我们坐在那里吃饭，他就拿个饭碗对着我们一边走着吃，一边对我们说：“小同学，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把袜子脱下来，用你的手掌摸你的脚掌。有一句俗话我们讲：病从脚起，生病从脚底开始;祸从口出，闯祸了，就从嘴巴出来的。”宋希濂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他改变了我们之前的一些认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之前的那句话改成“好铁才打钉，好男才当兵”。

　　宋希濂送我进军校

　　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打乒乓球、羽毛球等，其中排球、足球是我最喜欢的。我踢足球的时候守门，乒乓球我两个手都会打。宋希濂也喜欢踢球，我那天守球门，他离我大概十几码，他穿的马靴一脚踢下去，正好碰到我身上，把球弹出去了。他过来对我说：“小同学，那么近距离的球，你怎么把它打出去了。”我说：“是那球打在我胸口，我胸口还在痛，是我胸口弹出去的，我没那个力量打。”宋希濂就这样看中了我。

　　后来，宋希濂让我去报考黄埔军校，还派他的秘书发了两张5块的钱给我。那个时候大概是7月份，黄埔军校是9月份复试，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未满17岁，而黄埔军校要20岁以上才可以，而且要高中毕业以上的，我高中才读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还没有读。我得以考上黄埔军校全靠宋希濂的那封亲笔信。

　　事情是这样的。我初试过了后，宋希濂让他的秘书把我送到黄埔军校，并带了一封信给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那个时候，黄埔军校非常难进，你要去见教育处处长、军参谋长，那是不大容易的。我把通知就交给卫兵，卫兵交给卫兵司令，上面同意了才能去见，所以碰的就是运气了。我在传达室等了一段时间，碰到教育处处长徐权。他对我说：“韩德明，你在这干吗?”我先鞠个躬，然后说：“徐队长，宋希濂要找同学。”“你那个信呢?”我说：“交给传达室了。”他说：“去去去，你把它拿来。”我拿来宋希濂的亲笔信给他，上面写着“徐权仁兄”几个字，还有宋希濂的私章印。他就带我到宿舍，那个宿舍乱七八糟，因为他们正在放假休息，3个月以后就要下部队的。他让我把衣服全部脱掉，换了一套他的军服。

　　徐权这个人长沙人大多晓得，是个名将。他原来是负责湘西的军队，因为张治中是军校的校长，徐权跟他是老上下级关系，就被调到长沙来。后来的“文夕大火”,其实是不能赖徐权的。那时候有种“恐日病”,怕日本，是根深蒂固的。当时，日本占领了岳阳，先头部队到了新墙河，新墙河离长沙只有100多公里，长沙城内守军误听成了长沙城郊的新河，就一把大火把城烧了，叫“文夕大火”。实际上我们的军队还在云溪，有12万多国民党部队，我还看到山上方向火光冲天。

　　后来，眼看还有两个月就要到复试时间了，徐权作为我们第十三期招生委的主委跑去找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让他们把黄埔军校考试的卷子给他，然后又交给我，让我回去好好看看。后来复试的时候，我想老老实实地全部写下来不太好，有些题目我就故意写错，反正我能考上就行了。所以讲句良心话，我考黄埔军校完全靠运气。

　　没听宋希濂的，选择了炮科

　　后来要分科考试了，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交通兵、辎重兵等几科可以报。我写一封信给宋希濂，直接称呼他为老师，我问他现在马上要分科了，我应该进哪一科?他写了一封回信，按照他的意思是要我选步科，因为步科有个好处，提升得快。而我觉得那个时候，全国都没有几个炮兵，而步兵满天都是。所以分科考试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炮科。而且我是在嘉兴的教会学校学习过的，数理化比较好，所以一下子就考到了炮科。

　　我们炮兵的总队长叫王认曲,湖南人，总队副叫陈采夫,湖南人，是个共产党员，这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我

　　们炮科有300来人，名义上是炮兵大队，实际上就是炮兵队。那个时候炮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国内没办法生产。汉阳有个兵工厂，只会造步枪。我们用的“中正式”步枪，在那个时候是非常落后的。

　　随军校内迁

　　“七七”事变爆发后，接着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是宋希濂他们打的。8月14号，日本开始轰炸南京，我们就在中山陵躲警报。躲了一天以后，晚上回来，上面一个命令，让我们黄埔军校内迁。内迁的学生总共有第十一期的2个总队，第十二期的1个总队，我们第十三期有1个总队、4个中队，还有1个在杭州的高志航空军大队。

　　我们步行到芜湖，然后转九江，准备上庐山。那个时候的庐山上面是将校班的所在地。我们炮兵有骡马、炮，上山下山损失太大。在附近有个地方叫归宗寺，那边都是乡镇，我们就在归宗寺留下来。然后我们从庐山坐船到武昌，辗转到长沙，从长沙再到益阳、常德，沿湘西公路一直到四川的铜梁。我们是在那里毕业的，而第十一期是在庐山毕业，第十二期是在汉口毕业的。可以说，从武汉开始我们第十三期期就是老大哥了，我们带着从上海、杭州那里退下来的知识青年几千人到四川。

　　“矮寨”不矮

　　我们从湘西到四川，全部实弹，每个人身上有60发子弹。因为湘西那个地方是个匪区，土匪闹得很厉害。我们队伍里有两个人跟土匪有一点关系，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总队副陈采夫。我们的总队长那个时候坐轿子，而他不坐轿子，跟着我们步行，他总是打前站，带一个突击排走前面。

　　在矮寨的时候，我们一个打前站的步兵大队的同学，骑车子打前站，结果车子丢在马路上，摔下去了。我们就在矮寨停下来，找我们那个同学。咋找啊!掉在那个深山底下，就剩胳膊、脑壳了。我们钉一张大字报：“矮寨”不矮。因为我们从矮寨的山下到矮寨的顶上要走24个小时，步行、爬山，走那个S型马路，很艰苦。

　　紧张得让人受不了

　　入伍后的9个月，紧张得让人受不了。我们早上4点起床，首先要把内务搞好，整理床铺。每个人有一个夹板，把被褥铺好，把毯子摆好，然后夹起来，把枕头放好，紧张得不得了。到10点钟的样子，大概有一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学校里有消费合作社，到这个点我们就去消费合作社抢购包子、馒头之类。中午12点吃饭，两荤两素一汤，8个人一起，饭管够，菜就这么些。晚上有两个小时温习功课，9点开始睡觉。

　　我们那个时候比较正规一点，服装一人两套，包括两套衬衣、两双鞋子，发的是布草鞋和布袜子。衣服上的肩章刚开始是当兵的那种，一颗、两颗、三颗星，后来就是“军校学生”的那种，两个圆牌，蓝底白字的章。衣服上有五颗扣子，第一颗扣子是总理的像，到后来就改成了蒋介石的像。冬天是那种蓝颜色、棉质的衣服。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讲完话后，汪精卫就组织了伪政府

　　我们在入伍生阶段，礼拜天不放假，一直到分科后我们才有礼拜天。我们到毕业班的时候，可以放多一天假，礼拜六下午和礼拜天一天，我们没事就到璧山去玩。当时在军校，每个星期一是总理纪念周，也就是“国父纪念周”,因为我们不喊总理，喊“国父”,喊宋庆龄“国母”。

　　我们毕业的时候，汪精卫过来给我们举行毕业典礼。有两句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中国学生，日本鬼子，我们10个中国人不用枪炮，抱也要把他抱死。”结果他在那里中午讲完走了以后，就组织了伪政府。所以我们那个同学录上面，还是张治中的像，是花了20块钱印的。原来打算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后来转在重庆印的，但因我们打仗去了，都没有拿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每个人有60块钱置装费，因为要下部队当官了，需要换些装备。印同学录的钱就是从里面出的，60块钱在那时还是比较多的。

　　毕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把佩剑，武装带上面就有设备用来挂它的。佩剑上面没有名字，就刻黄埔军校的名称，也没有开刃，需要的时候再开，平时带在身上装饰用的，根本不能打仗，战败的时候倒是可以用来自杀。

　　运气好，我摸了个连副

　　我们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时候，正好是武汉保卫战。我们就集结队列，分配在重庆的第5师,负责警卫陪都重庆的任务。我们炮兵大队有3个人分配到第5师的炮兵连，当时连里有3个空缺，一个连副、一个排长、一个带队队长，至于谁当哪个，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时副委员长冯玉祥督训军队正好碰到我们，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冯玉祥就是我，我就是冯玉祥，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那一套，那是纸上谈兵，统统退掉，哪个当连副，哪个当排长，你们三个抬来抬去不像话。唉，刘连长，你拿3个一样的字，贴上一个连副，贴上一个排长，贴上一个队长，搓成3个纸团，你们统统向后转，把3个纸团丢了过去，你们摸，摸到什么就是什么。”我运气比较好，摸了个连副，甘岳翔当了排长，另一个当了带队队长，我就这样开始升起来的。

　　成立新编第5师的时候，我们原来的装备全部留在重庆，可以说是赤手空拳坐船到宜昌，临时发了一些步枪、机关枪之类的。在那里，我们等师长盛逢尧去领武器来装备我们，结果碰上武汉大轰炸，一船装备在武昌被炸沉，师长盛逢尧失踪。没办法了，就由第15旅旅长张镜远兼任代师长，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把师部留在了岳阳，师部有补充团、医院等，有几千人。

　　我们驻守在岳阳的云溪火车站附近，那个时候的云溪不是现在这样子，那个时候的云溪很小。那个时候保卫武汉有12万军队，有四川过来的，也有贵州过来的，宋希濂负责统一指挥。我们等于是武汉的第二梯队。

　　抢炮有功，成了中尉连副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听到步兵进攻方向的炮声，“砰砰、砰砰”。我们一听就晓得，这是零距离的时候，说明我们的步兵部队已经到达敌人的炮兵阵地附近，他们不能打抛物线，就只能“砰砰、砰砰”这么打。我就选了40名突击队员，都是老兵，后又加派20个人由我指挥前去抢炮。抢到后发现只有3门炮，本来一个日本的炮兵连应该有4门炮的。我们首长对我说：“韩连副，你把这3门炮拖回去，向营部报功。”

　　我们就拿这3门炮走小路向第12兵团总部报功。我们拉那个炮走小路是拖不动的，炮闩一个人都抬不动，要两个人挑，那怎么走小路呢?结果想了一个办法，把炮闩的撞针拿出来。我们有60个人，分成6个组，3个瞄准镜一人拿一个，炮闩里面的撞针一人拿一个。后来就当这个是战利品上交了，我们炮兵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自己的东西都搞不定，炮全部丢到步兵科了，这些炮也没用了，因为炮闩装针拿走了。

　　我们到了军团总部的时候，首长听到我们在外面这么闹腾，就出来对我说：“你是连副韩德明?”我说：“是!我是!我是十三期炮科刚毕业的!”“好，我回去就打报告，从今天起，破格提升中尉。”所以，我这个少尉升中尉本来是要三年的，这下几十天破格提升中尉，成了中尉连副。

　　进入机械化学校学习

　　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我们的参谋长特别喜欢我，因为我会写、会绘图。这时，在柳州的机械化学校的机械化军官战时训练班第二期开始招生，要符合3个条件:第一个是过去院校毕业的;第二个是年龄在20岁以下;第三个是参加过实战的。参谋长就把我选中去开坦克。我们这个学校是第38集团军下辖机构，集团司令是徐庭瑶。

　　昆仑关会战的时候，杜聿明第5军开始打昆仑关。因为第5军是机械化军队，要配置比较好的部队，就把荣誉1师带进去了，加上第200师、新编第22师，共有3个师打昆仑关。郑洞国是荣誉1师师长，他跟杜聿明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但他的资历比杜聿明老，黄埔军校第一个当军长的就是郑洞国。

　　在这期间，我被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看中，调到司令部当联络参谋。所以，我对第5军的杜聿明、郑洞国以及几个师长、团长，熟得很，因为我是总司令的联络参谋，代表总司令上传下达。

　　在印度战车营，身兼三职

　　后来，英国在印度设立了一个机械化学校，开设战车训练班，准备帮助中国训练机械化人才。我又一次被选中，作为领队带领被选人员送往印度。那时候到印度去很困难，要在曲靖等飞机。

　　战车营经过约5个月的训练后，开始进入战备状态。我们把武器留在兰姆伽，穿着便衣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有个军港，在这里我们等了几个月，接收了全新的美式坦克等武器装备。他们在缅北野人山附近的新平洋隐蔽起来休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个地方是不见天日的深山，我们在那里过得相当的苦。没有水喝，池塘的水又不能喝，饭没有一下可以，水不喝不行，我们就把屋里的尿留着喝。睡觉是最大的问题，到处是蚂蝗，半夜起来一抓一大把，现在想起那里的蚂蝗都怕。蚂蝗打不死，你把它打成两截，它就变成两条，把它打成四截，它就变成四条。为了避开这些东西，战士们只好在树上搭起吊床睡觉，经常发生战士从树上掉下来的事故。

　　在战车营，我最开始是连长，后来是副营长。因为之前的副营长负伤去医院了，那个时候坦克部队没有人补充的，我又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就接任了副营长。我们营长是湖南人，后来美国人对他有意见，就把他送走了，我就兼营长、副营长、连长3种身份了。

　　缴获坂桓的关防大印

　　有一次，我们准备进攻缅甸孟关日军第18师团的据点，进攻任务主要由孙立人的新编第38师和廖耀湘的新编第22师担任，我们战车第1营则担任突破敌人阵地的任务。在4点钟的时候，史迪威就把我们喊起来，说：“今天你们参战，车子一开出去，那个枪炮开关按下去以后就不要关了。”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枪炮会维持8个小时，其实一直开着可以维持10个小时以上。

　　在我们进攻的同时，美国有个第10航空队，一天到晚轰炸敌人阵地。他们还负责投放补给给我们，可那个地方是森林，哪里搞得到。日本鬼子那个时候是汽车、摩托车等比较多，他们的坦克也不行。他们一打不赢就往深山老林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一看里面有个关防大印，知道是敌人的司令部，马上再去进攻的时候，坂桓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个事情你只能说消息太不够灵通，要不然坂桓中将、田中新一少将参谋长，这两个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活捉。在战斗中，我们牺牲了13名同志,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争印”之后，参加芷江受降

　　当我们一个姓徐的通讯组组长一边挥舞着关防大印一边找我时，营长赵振宇一把抓住他，说：“交给营部!交给营部!”他当然不干，说道：“那不行，连长派我去的，我要交给连长。”两个就争起来，我在营部心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看是为这个大印，我就一把抓住大印。副营长叫赵子华，黄埔军校第十期的，我们篮球队的队长，他一把抓住大印说：“韩德明，你想造反啦?!走!”他就这样拿走了。但是在上交之前，我找了一堆白纸，狠狠地盖了几十个印章留念。我的同学，回国的时候都抢着要，我后来只留了一个。

　　我们是从中印公路回国的。中印公路原来叫史迪威公路，因为总指挥是美国人史迪威。他是个中国通，讲一口清晰的普通话，是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东南亚盟军的副总指挥。后来史迪威跟蒋介石闹翻了，因为他跟蒋介石执行命令不一样，想把装备既要武装共产党，又要武装国民党。蒋介石给了他挂一道牌子——“不受欢迎的人”。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在芷江。受降式上有三排人，我在第三排最后第三个，可惜当时拍的照片我没留下来。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94-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