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神秘的化学兵 口述/朱洪斌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146-153   2024-06-06 16:52:36

　　采访者：徐丽飞、陈何毅

　　整理者：罗春林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2日

　　采访地点：湖南省浏阳市

　　讲述者简介：朱洪斌，1921年出生，湖南浏阳人。1941年从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化学兵科毕业后，分配到军政部学兵总队重炮第2团任少尉排长。1943年，随部队前往兰姆伽参加集训，后又到美国战术学校印度分校接受培训，在加尔各答被列入美国第5332旅。入缅作战时，任第50师独立步兵第1团第1营第3连第3排排长，参加密支那、八莫、南坎等战役。抗战胜利后，因作战有功升为连长，整编到第200师。

　　采访手记：朱洪斌是我们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唯一一位化学兵。据老人的说法，化学兵科属于军校代理培养性质，由于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不允许使用化学武器的，所以他们对外称“特科”。

　　从军校毕业后，老人所在部队被运送到兰姆伽整训，按照步兵进行装备，实际上也并没有作为化学兵使用。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老人说在密支那战役中，他所在的步兵独立第1团是主攻，但现有的史料并未提及此事。口述历史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这样，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互证以还原历史的真实。

　　获得高中毕业证后考入黄埔军校

　　长沙的岳云中学,是我初中时候的母校。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刚初中毕业，学校和同学们都往西南方向搬迁，我们成为流亡学生。到贵州的时候，我考进了流亡到贵州清镇的东北中学。不久，我又随学校一起迁到云南昆明。那时候的流亡学生，不仅没有饭吃，还不知道路在何方。我们都是哪里好就往哪里走的，一路上还得一边走一边学习。1939年，我们在昆明街头的报纸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于是准备去报考军校。

　　但是在报考之初，我们便遭遇了难题。因为战乱，我们都没有了高中毕业证，而没有毕业证是不能够报考军校的。这时候，有学生打报告到了省政府教育厅，说明我们的特殊情况。教育厅便设置了一次补考，考试通过的便发给毕业证。我也是靠着这样得来的毕业证才进去了军校，不过在进军校之前还得经过考试。考试的内容其实也就是高中的课程，尤其是数理化，身体检查也很严格。那时候的青年人虽然生活艰苦，但是身体却都磨炼得很好。我们同行50多个人去参加考试，都通过了。

　　作为“特科”的化学兵

　　我进去之后才知道，我们所属的是化学兵科，属于军校代理培养性质的。而且，由于国际法的规定，是不允许出现化学武器的，所以我们对外称“特科”。我们有3个中队共有1000余人。预先的培训计划是把我们培养成军事教官，以后分配至各战区当防毒教官，所以我们是不带兵的。

　　这个队伍原先的人数比较少，经过一番发展过程，慢慢形成中队、总队，成立化学兵团。总队长是李忍涛,毕业于美国的西点军校。20世纪30年代初在南京的时候，他和张培路都是由何应钦以及军政部招来承担化学兵培养工作的。政府对这个班是非常重视，在我就读的这两年半中，蒋介石和俞济时都曾来学校视察过。到我们这一届时，已经办了好几期，我们应该是第六期或者第七期。在大概第十期的时候，就连带第一期全部编入了中央军校，我们也就属于中央军校的第十八期。

　　两年半的军校生活

　　我们的学制为两年半，从1939年到1941年。在这期间，每天早上6天起床，要先跑步做完晨操之后才能吃早饭。早饭之后，上午上课两小时，午饭后还能休息两小时。下午主要是出操，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则是温习白天的文化功课，过后才能上床睡觉。

　　我们每周六有政治课程，但是属于自愿参加。过后就是每周一次的大扫除。星期天放假自由活动，在获得允许后还可以出去游玩。晚上还有我们自己的娱乐活动，最有声有色的要数学生话剧团了。剧团是由学生组织的，演出内容有鲁迅、茅盾的著作等，以及学生自己编写的有关自己生活或者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学校的伙食很好，我们一个月发14块钱，其中伙食费就有6块钱。早上吃的是馒头、酱菜加点醋，中午是米饭，有白菜、豆腐，还有肉。穿的衣服也都是学校发的，有大衣、单衣、毛线衣、毛衣、棉衣、棉裤，还有外出的呢子衣、皮鞋和军帽。衣领上别有蓝底白字的“军校学生”领章，帽子上还有国民党的党徽。我们的衣冠一定要整齐，不然会被风纪科的查到而受罚。平常上课的时候也要像这样子正规穿着，出操和野外活动则就不必了。

　　不能公开的课程和试验

　　我们的课程很多，但总的来说上课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种：军事课和文化课。军事课程，我们是和步兵一样的，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的;文化课，除了周六自愿参加的政治课之外，还有英语课。另外最主要的就是化学课，这门课程包括有防毒、消毒、放毒等内容。教材都是老师们编写的，属于不能公开的机密，那时候是不能公开有化学兵的。

　　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其中还有外国人，像德国人和美国人。他们教的都是化学课，而且还能用中文授课。因为中国之前没有化学兵科，所以他们之中没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我们是先上理论课，老师教了我们什么,我们接下来就去实验室里做试验。因为条件限制，我们是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来做试验。那个时候我们有毒气弹，包括糜烂性和窒息性的，有氯气、芥子气这些。我们在实验室里做这些实验，就是把那些氯气、芥子气等等元素配在一起，看看哪种元素配哪种元素威力更大，试验的对象则是些狗和老鼠。做试验的时候，大家都得戴上防毒面具，以防不测发生。

　　事前都不晓得的情况下，集体加入国民党

　　毕业之前，我们还有一场毕业考试。军事课考的是步兵操典，如射击什么的;文化专业课则是考试理论知识，把平时做试验的内容列出公式来即可，不必实际做试验的。考试通过后，我们即举行毕业礼。在毕业典礼上，俞济时和学校主任李忍涛对我们讲话。我们还大放鞭炮庆祝，唱起了黄埔军校校歌：“怒潮澎湃……”毕业证书、同学录则是人手一份。在会上，我们事前都不晓得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集体的入党宣誓活动，大家集体加入国民党。

　　飞越喜马拉雅，参加驻印军

　　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到了昆明，被分配到军政部学兵总队重炮第2团任少尉排长，团长为林冠雄。1943年，我们从昆明出发前往印度，加入驻印军序列。从昆明到印度，需要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一架飞机可以装载100多个人。上飞机的时候，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因为飞机飞越高原，会很冷的。在飞机上，我们只感到那个耳朵非常痛，但是没多久，飞机就落地了。一下飞机，我们就得把棉衣全部脱掉，因为那里好热的，得穿单衣。

　　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的兰姆伽，驻印军全部在那里整训。我们原先的计划是要去进行化学兵作战，在到达印度之后，想重新装备一个团。但又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到了印度之后，我们化学兵没有了用武之地。美国人不同意为我们装备一个团，于是我们被改为独立步兵第1团，团长仍然是林冠雄。

　　在兰姆伽整训期间，连长们要和美国联络官一起，带领士兵进行训练。包括我在内的排长级的军官，则被安排到美国人的战术学校印度分校去学习。由美国教官带着翻译来给我们授课，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班排的战斗、防御、攻击、方向识别和判断，以及刺枪、射击等。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个训练科目就是给我们分发地图，再将几个人分成一组，照着地图，在晚上穿过原始森林，去到指定的地方集合，集合之后再回来。一个月之后我们毕业了，顺带着还举行了一个带聚餐的毕业典礼。

　　毕业之后，我到了加尔各答，被分在美军第5332旅下属的一个团。等到去缅甸参战的时候，我们团又被分到潘裕昆的第50师，我在独立步兵第1团第1营第3连第3排任排长。

　　当时，我们因为是属于驻印军，实行的是印度的待遇标准，那比远征军的待遇要强多了。发饷都比国内的多，少尉40元、中尉60元、上尉80元，当时我是中尉，一个月有60元。伙食也不错，吃的基本上是压缩饼干和罐头，虽然没有青菜，但那些罐头什么类型的都有，牛肉、番茄、红萝卜、羊肉、猪肉、咸菜等都是美国供给的。

　　在攻打密支那的战斗中，我受伤了

　　我们肩负的战斗任务也很重。在缅甸，一个重要的战役便是密支那之战，我们团是主攻。战前，副总指挥郑洞国以及廖耀湘召集我们团里排以上的军官讲话，说敌人在密支那建设防御工事很久了，防守力量坚固，军力配备很强，但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它攻下来，因为这是歼灭日军的最后一道关口。我们是盟军队伍，所以一道参与攻击的部队也是由各国的军队组成，有苏联的炮兵、美国的空军，还有英国的步兵。首先是炮兵对敌人阵地进行炮击，步兵接着往上冲。我所在的是右翼部队，当时我们冲上去之后，发现左翼部队还没跟上来，于是就地坚守，直到左翼部队上来后，才合力把阵地攻下来。战斗进行得很残酷，敌我双方损失都很大，但是敌人的损失更大。战斗过后，我们马上得到了弹药补充，因为要马上准备第二次战斗。

　　在攻打密支那的战斗中，我受伤了。当时我身上背着个发报机，在跟部队联系的时候，敌人的炮弹飞了过来，弹片打在了我的背上。但我没事，因为我们的医疗条件是相当的好。普通像被子弹打中一类的，只要没有伤及要害，都无需去医院，在团部就能解决问题。当时，我们在美国人的学校里学习的时候，部队军医也有同去学习。他们在美国人那里学习解剖等医疗技术，才15天，毕业之后对付普通的伤病，或者是开刀什么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部队医院的技术条件也是很不错的。

　　日本人简直是不战而逃

　　密支那打下来之后，接下来就是去打八莫。本来我们以为八莫会比较好打，没想到更难打。当时的部队配备中，一个班有5挺重机枪、3挺冲锋枪，火力还是蛮重的，而且有炮兵先对敌人进行炮击。但是，我们还是没能立即攻下来，因为日本兵在那里顽强死守着。无奈之下，我们请美军派飞机来轰炸，把敌人阵地全给摧毁了，那情形是极其的惨烈。就这样子才把八莫给攻下来。

　　接下来是攻打南坎。南坎之战进行得非常顺利，日本人简直是不战而逃。我们前后才花了不到一餐饭的时间，就把南坎打下来了。在参加腊戍的战斗后不久，日本人就投降了。仗打完以后，我还没有马上回国，而是留在腊戍待命。后来接到盟军命令，所有的盟军部队都必须在战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离开缅甸，回到昆明，回到祖国。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146-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