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滇西到台湾训练骑兵 （口述/张昌裕 整理/冯惠）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373-378   2024-06-07 10:14:05

　　采访者：李岚、苏爱荣

　　整理者：冯惠

　　采访时间：2012年7月

　　采访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讲述者简介：张昌裕，1917年出生，四川成都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骑兵科。1941年毕业后，历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排长、第204师独立营第19连连长，随中国远征军扼守红河，抗击日寇。曾和美国军事顾问团一同在台湾训练骑兵。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骑兵营营长，上校军衔。1949年，在上海起义。

　　采访手记：采访中，张昌裕告诉我们他曾写过有关军校生活的文章，主要讲述军校第十八期第一中队的生活，发表在台湾的杂志上，可惜我们没有能见到。

　　对于自己的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张昌裕一直引以为荣。他谈到现在成都的黄埔军校同学见面的时候，经常会集体唱校歌。在谈到自己起义经过的时候，张昌裕提到了“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准则，他说道：“当年如果不起义，不晓得自相残杀了多少人，那我真的要心里不安了。”

　　第十八期骑兵科

　　我是18岁时从家乡出来。后来之所以考黄埔军校，一方面是为了抗日战争，一方面是走军校这条道路，可以跟上形势的发展。1939年，我进入军校后先进行了6个月的系统学习，有各科操练，包括步兵操练、骑兵操练等，没有具体的分科。半年后，我们开始分科。由于我身体适合，精神面貌又好，就进入骑兵队。我记得当时的队长姓张，区队长姓李。没分科前我们是没有津贴的，分科后我拿到两块钱的补贴。

　　我当时住在成都的西较场，步兵、炮兵、骑兵、工兵也一直都住在这里。当时的骑兵队有100多人，分9个班，一个班有十几个人。骑兵主要学马术，步兵操典、马术教练的科目很多。每3个月我们就进行一次考试，内容有笔试和实地操练的战术，例如马术训练、骑术训练、水马训练(马、人过河，叫“水马训练”)、摩托车驾驶。平时成绩不公布，只有区队长知道。

　　军校第十八期里没有女生队，但是有插班的华侨生。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东北的较多，都是怀着一腔爱国爱民的热情来求学的。

　　那是一段非常开心欢快的时光

　　我们每天都进行紧张的训练。早上5点40我们起床，有20分钟洗漱，然后吹号集合。早晨晨操之后就进行分科学习，一直到11点半结束。我们每个人都有练习本，老师授课时要在练习本上做好笔记，区队长会经常检查笔记。上午学习完后就吃饭、午休，吃饭的时候一般6个人一桌，两菜一汤。下午就是实地操练，晚上8点到9点是晚自习，然后就寝。

　　我记得当时的军服是每人一套的。上衣是灰色呢子服，圆形领章，还有马裤、马靴。冬天是呢子服，夏天是单军服。生活用品如毛巾、肥皂、牙膏等都是学校发的。我们住的宿舍是平房，房子比较高，学生分上下床住。一个班的同学有些会分开睡。

　　每逢星期天放假，我们就会出去玩，有进城的，有回家的。那是一段非常开心欢快的时光。当时，我们骑兵还有摩托车开。我们每天都可以看马，但是出外、放假都不能骑马，摩托车可以骑。星期天，我们会先去马厩穿防护服，喂喂马。一到马棚，各人对自己的马有各自的喜好，有的是把马搂过来，马就往身上蹭，我们都对马很有感情。

　　我在军校是很调皮的，尽管当时学校要求非常严格，晚上我还是经常会和其他同学偷偷去看电影。不过幸好我跑得快，没有被校领导抓到。记得有两个同学去看电影，碰到区队长，结果他们第二天主动报告，被罚禁足3天，不能出营房。

　　蒋介石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1941年一二月份的时候，我从黄埔军校毕业了，这时还有位美国副总统过来参观军校。我们的毕业典礼仪式在北较场举行的。

　　校长蒋介石平时不来军校，一般是阅兵仪式和毕业典礼的时候才来。阅兵式开始时，我们骑兵队走在最前面。阅兵之后先由校长讲话，紧接着是中队长讲话，教育长讲话。毕业时有照集体相，发毕业证书、同学录、毕业证章、佩剑等。佩剑一面有梅花，一面有青天白日的党旗，剑身刻有“蒋中正赠”4个字。至于那一套呢子军服、领章是要交回去的。

　　毕业的时候，我们还有野营演习，内容有假设战场等。当时有个高教班，我们两方就组织对抗。我们各个队、各个科都进行为期一周的演习。骑兵队表演水马、马跳障碍、摩托车驾驶等。

　　在红河一带收集情报

　　军校毕业后，我被分到云南，先后在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任排长、连长。当时中国远征军驻守在云南红河，对面就是越南。我们的装备是美国提供的，服装是全新的，翻领衣、双领带，有领章、胸章，领子没有图案，纽扣上也没有美国国徽图案，胸章是布条子的，还有别针。在当时来说，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云南的时候，我们骑兵主要起搜索、侦查作用。每次战斗先派一排人从红河沿途侦察敌情，收集情报，然后把情报上报给参谋处。骑兵是每人都有一匹马，养马是自己养，也有专门养马的，平时不用怎么管。不打仗的时候，我们每天就在红河一带训练。

　　到台湾训练骑兵

　　在云南不到一年，我就由部队保送调到陆军大学，在参谋班待了8个月。学习的科目有制图、侦查学、地形、地貌等。我记得当时的教官是刘安祺主任。学完之后我又回到中国远征军。后接到军部通知，调我去青年军第204师。紧接着就到了万县，由万县去台湾参加训练骑兵。

　　在台湾训练骑兵是蒋介石办的，毕业后这些学生要听候分配。我们和美国军事顾问团一起在台湾训练100多个骑兵。美军顾问是中校大队长，我是少校副大队长。平时没有美军教官训练，我就是教官。我们骑兵有轻武器，如卡宾枪、冲锋枪、步枪等。每排的武器不是一样的，一排是卡宾枪，一排是冲锋枪，一排是步枪。我们吃的干粮是美军提供的，有时还有罐头、香烟等。

　　在上海起义

　　后来，部队调到青岛守海防，我又由台湾到青岛。到青岛后，我还是骑兵营营长。最后，我从青岛转到上海。

　　本来我们在上海驻守苏州河，汤恩伯请求蒋介石来上海。已经宣布“引退”的蒋介石再次披挂上阵，乘军舰到黄浦江，亲自部署上海防务，要求汤恩伯坚守上海6个月。过了几个月后，汤恩伯逃跑到舟山，我们就决定起义了。

　　当时，我们自己想办法率领独立营第1营，单独过苏州河，找解放军联系。后来，我们共有400多人同解放军便衣坐解放军的船，在上海起义。起义时，我是骑兵营营长，有《起义人员证明书》，证明我当时是属于青年军的。起义之后，我到了华中军区干部训练一团。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73-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