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凯旋后，我报考黄埔军校 （口述/林协舜 整理/白廷兵）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P368-372   2024-06-07 10:39:06

　　采访者：李岚、白廷兵、李晓湛

　　整理者：白廷兵

　　采访时间：2013年5月

　　采访地点：湖南省长沙市

　　讲述者简介：林协舜，1921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38年11月，考取重庆士继公学(现重庆理工大学)。后投笔从戎，隶属中国远征军直属技术兵团。抗战胜利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步科第二总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新疆建设，直到1976年提前退休回到长沙。

　　采访手记：我们在采访的路上询问林协舜居住地址的时候，附近的街坊都知道他。在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住着老人和一名志愿者。志愿者是一位小姑娘，因为老人体弱多病，志愿者组织会定期派人来照顾他。我们对这位小姑娘和志愿者组织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采访过程中，老人的发音让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那位志愿者小姑娘有时就帮我们说几句。老人人生轨迹的改变，如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长沙人一样，始于那场造成3万多人死亡的“文夕大火”。因为在此之前，他家的隔壁是当时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受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的鼓舞和教育，协舜老人就有了到延安去投身革命的想法。但因为这场大火，他没有去延安，而是去了另外一条战线——中国远征军。在这个战场上，协舜老人没有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在运输物资战线上支援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当老人说起自己亲眼看到那到处都是摔死的战友和摔碎的汽车的场面时，流下伤心的眼泪，他说道：“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文夕大火”改变了我的命运

　　1921年7月12日，我出生在长沙县东乡小苦竹坳。后来迁居长沙市，住在原寿星街1号，我家隔壁的寿星街2号是当时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当时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徐特立、王凌波等人经常做抗战宣传工作，我经常去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受他们影响，我就有了到延安去投身革命的想法，但不久后的“文夕大火”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

　　在长沙“文夕大火”后，我就到了重庆考取士继公学(现在叫重庆理工大学)，因为当时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可以免费上学。日本天天轰炸重庆后，国民政府号召广大爱国青年报名参军抗日。我们士继公学的一些学生都痛恨日本人，带着保卫祖国的心愿，义愤填膺地就去报名了。至于到哪儿去打日本人，我们都不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头没有说的，坚决不能问。我们有个带队的指挥官，他负责带我们。

　　在兰姆伽，接收严酷的军训

　　1944年，我们坐汽车到成都，然后坐陈纳德飞虎队的军用运输机到印度。在飞机上我们没有座位，坐在舱里面颠簸了一路。到了印度的汀江机场，为了防止疫病传播，洗澡后衣服烧掉了。在阿萨姆邦的森林中，我们喝的都是生水，吃的是罐头饼干，非常不习惯。

　　我们被编入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郑洞国任副总指挥。我们的训练基地是在兰姆伽。兰姆伽基地原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用来关押意大利战俘的营地，没有想到战俘营此时却成了抗日大本营。

　　我们在那里接受严酷的军训，那个苦真是没法形容。当时气温高达40多度，晚上睡觉时只能将棕垫和蚊帐打湿来降温，也不管会不会得风湿病。吃的东西除了罐头之外就是大象肉，根本无法下咽。每天参加数小时的军训，包括跳木马等军事训练，光着上身，穿着短裤在高温下训练，很多人因此病倒。

　　我的代号是NO.25

　　我加入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技术兵团，因为我们这次来的兵基本都是大学生，部队规定不能直接去前线当普通士兵，基本都是学些技术兵种，比如去搞后勤、做翻译、战车兵、汽车兵等。我去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汽车学校，开起了美国生产的GMC10轮大卡车。

　　在专业技能学习期间，美军教官口里嚼着口香糖，坐在讲台上对着下面的同学讲课，完全不像中国的教书先生彬彬有礼，都大大咧咧的。美国教师不懂中文，上课时还需要配中文翻译，轮到找学生提问时，不会叫学生的名字，而是直接以代号相呼，比如叫“NO.11”，被叫到的人就知道是在叫他了，当时我的代号是NO.25。

　　学习3个月后，我们就开拔到前线。步兵、工兵一起走，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掩护。我们由密支那经畹町到达中缅边境，过怒江铁索桥，由保山到昆明。我们主要负责运输前线战备物资，没上战场，也没有直接遭遇敌人。不过，我们也历经了很多艰险，因为我们运送战备物资到前线，要过很多大山，条件异常恶劣，一边是高山，一边是悬崖，稍不慎就车毁人亡，那时到处都是摔死的战友和摔碎的汽车。我身边死了好多战友，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伤心，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抗战胜利后，我报考黄埔军校

　　1945年8月15日，我们在昆明庆祝日本投降。1947年，我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二十二期学员，分在第二总队的步科，校长是关麟征。为何抗战胜利后我还要报名军校呢?因为我觉得学好本领才能指挥部队，才能发挥自己更大的作用。

　　我们步科总共有3个总队，每个总队有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区队，每个区队有3个班。我们区队的副队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说一口土话。蒋介石也是说土话的，我记得他来训话的时候就是用浙江土话说：“各位同学，我给大家讲的就是发挥黄埔精神……”我们平时学习的内容都是些步兵操典、勤务令等。

　　因家有老母而没去台湾

　　1949年7月，我正式毕业了，这时成都也快要解放了。胡宗南准备把所有的兵送到台湾去，我们第二十二期的同学有很多去了台湾，还有去韩国、越南的。我本来是准备分配到台湾台北长官公署的，后来因家有老母无依无靠而没去台湾。我参加完卢汉起义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士兵团教育参谋，参加西南剿匪。

　　1951年，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以后回长沙，是当时少有的高级工业管理人才。不久后，我又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支援新疆建设，在新疆跃进钢铁厂上班，直到1976年提前退休，回到长沙。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68-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