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黄埔人的空军生涯 （口述/张玉堂 整理/张静）
来源：《黄埔》杂志2023年第2期 P63-66   2024-06-07 15:18:56

　　我出生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邮差，常年在外。幼年时母亲去世，我时常一人在家。1929年，我小学毕业。同年秋，14岁的我考取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其实，该校要求招生年龄不得低于16岁，我因为个子高得以“蒙混过关”。

　　新疆陆军初级军官学校是在杨增新所办讲武堂的基础上创办的。第1期学生共有108人，来自迪化和其他各县。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大概都比我大，较大的有30多岁(隐瞒了真实年龄冒称20几岁)。学员的待遇不错，每月津贴20两省票，吃、住、服装都由学校供给。我从此开始了“当兵吃粮”的生活。

　　军校校长由省主席金树仁兼任。教育长是陈品修，四川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学生分为4个队，总队长何积荣。4个分队长是刘宪章、马子贤、陶子晏和许宝林。军校没有分科，也没有专职的军事教官。我们只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

　　我们所学的课程有数学、语文、地形、测绘，还有战术课。由于师资不足，水平有限，教学条件也不好，事实上没学到什么东西。

　　军校的管理比较严，一般不允许请假，平时不准擅自外出。星期日早晨8点离校，下午6点必须返校。住的是军校的营房，没有食堂，由校外一家饭馆一日三餐按时送饭，伙食还不错。我们每人发一套灰色军装，一顶没有帽徽的八角帽。第1期快毕业时大家都在传说，毕业后就是见习军官，每月薪饷能有128两省票，相当于连级待遇。

　　军校第1期于1931年初毕业。也许是因为年龄小，在军校这两年糊里糊涂就过去了，回想起来，究竟学了些啥，居然没什么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摸过枪。准备上战场了，不知道枪怎样背，马如何骑。

　　由于军校开办得轰轰烈烈，待遇也不错，社会各阶层关注度很高。我的家族人数不多，报考军校的却不少。我的堂弟张玉昆报考的是成都本校23期，1949年后参加过二郎山隧洞的建设。两个妹夫——李发源军校1期毕业，和我同班;许忠志军校4期毕业，留校任教。内弟董广舒报考军校5期，在校期间意外身亡。

　　第1期学员毕业后，第2期也招生了，开学不久就因为哈密战事爆发而中止，直到1936年局势稳定才重新开办，招了第3期学生。1943年3月，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进入新疆后，将军校正式改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也称为“黄埔军校第九分校”。我们军校第1期，按黄埔序列算是黄埔军校第8期。

　　毕业后，我们赶赴哈密战场，我在盛世才麾下特务队做见习官。1934年底，我19岁，调任督办卫队第4骑兵团团长，驻防昌吉。驻防昌吉期间，我和盛世骐(盛世才四弟)发生纠纷，军事法庭处理不公，我一气之下离开了骑兵团，在家赋闲。1936年，我考入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2期飞行班。

　　考试时，考场内只有18名考生。最后录取了3名，其中有我。开学了，我们班共14名学员，从军校2期保送的有10名，他们是高明山、刘永厚、傅恩波、张实中、王惠德、王喜庆、刘毅、李基、张明季、安文金。加上我共有11人来自军校。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东北人。

　　新疆航空队(1932—1942年)是新疆督办与苏联合作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属国府空军系列。教学和执行任务归苏方总教官管理调配。共办有4期飞行班、3期机械班、2期侦察班。

　　第1期飞行班学员有13人，4名学员从军校保送。他们是陈希贵、孙绪昌、何俊声、姜英堂。第1期侦察班中也有部分学员来自军校，时日长久名字记不清了。

　　第3期飞行班、第2期机械班共43人是众所周知的新疆培养的西路军飞行员和机械师。1938年3月入校。这两个班毕业时间分别是1942年和1939年。1946年返回延安。

　　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时期。新疆航空队第4期飞行班、第3期机械班、第2期侦察班共招收学员80多名，绝大部分选拔自军校(16期)学生队。大家都知道空军是高技术军种，对身体条件、大脑反应要求很高，要优先从有一定战术素养的人中选拔，军校学生自然成了航空队的首选。

　　由于抗战需要，更是由于国府空军接管了新疆航空队。1942年，由我带队，学员中的大部分去了成都，继续在空军军官学校、机械学校等学校学习。也有部分学员经严格测评、考核，被选派到美国继续深造。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各飞行大队和空军场站。此时，对于经历了抗战前期艰苦卓绝的战斗已消耗殆尽的中国空军，无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我在送学员到达成都，把一切安顿好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命令我和高正臣、高尚谦(两位均为航空队同事)到重庆复兴关山下的中央训练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

　　我于1944年返回迪化。1946—1948年间，我经常一个人驾驶一架飞机守护着南疆库尔勒、库车、莎车、红其拉甫一线广袤大地。

　　1948年冬，航空委员会调我去南京受训。受训结束，直接安排我在武汉空军四军区机关任作战参谋。1949年4月，空军安排少校以上级别人员向台湾撤退。到达湖南衡阳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我心里很清楚，国民党统治“气数已尽”，跟着一个被民众抛弃了的政权走是毫无前途的。再说，我一个人去台湾，留在新疆的一大家人怎么办?思虑再三，决定以接家眷为由，请假返回迪化。

　　回到家，我变成了无业游民。经航空队好友推荐、组织考察，1949年6月我加入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迪化的外围组织先锋社，还被推选为第三小组组长。先锋社全体成员积极参与了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7日，新疆宣布和平解放的第三天(这时解放大军还未进疆)，就传来了原整编骑一师(原骑五军)师长马呈祥所属的驻昌吉骑兵连抗拒起义，集体哗变，意图向境外逃窜的惊人消息。

　　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当即命令空军驻疆二五九供应中队(原新疆航空队)全力支援。邓力群指派先锋社负责人杨天云找到了我，紧锣密鼓地安排任务。当天，我就驾机沿着阜康向三台方向搜索，飞到五彩湾一带上空时，发现了正在逃跑的骑兵连人马，当即将所带的传单全部投向地面，然后迅速返航，向上级汇报军情。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表示庆贺，10月2日，新疆省政府在广场举行群众集会。这天，我驾驶飞机飞上蓝天，在会场上空做特技表演、撒传单，尽情表达新疆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美好祝愿。

　　1949年10月底，我和航空队的部分同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派来的专机接到了北京。我被安排在六航校担任飞行大队长。1950年秋天，第二批支援各航校人员离开新疆飞往北京，有飞行员张连贵、王德旺、傅恩波、崔慰民、王多文等人。其中傅恩波、崔慰民人民空军独立团当飞行员。崔慰民1956年转到地方民航工作，执行一次空运任务时在西藏不幸罹难。张连贵、王德旺到北京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牡丹江七航校担任教官，还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教学工作。王德旺转业后回到新疆，在迪化蔬菜公司车队工作。王多文到空军后，被安排到吉林省的公主岭航空站工作。

　　在六航校的5年时间里，我们大队一共培养了8期学员。我在带飞时查出过两次重点隐患，由于及时发现，没有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保证了飞行安全，荣立三等功。我于1956年初转业，离开空军，回到新疆参加石油生产建设。

　　离开了热爱的飞行工作，我的蓝天情结总是难以释怀!离开空军近30年后，在我70岁的时候，米泉县古牧地镇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参与他们开发农用飞机的项目。还能有机会重温蓝天梦，真让我喜出望外。我约请了李仲凯、贾云柱两位老友，组成了一个精干有效的飞行、机务、管理班子。正当大家劲头十足、热火朝天地准备试飞的当口，这个项目突然被叫停了，我的蓝天梦功败垂成，感到非常遗憾。

　　在这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农用飞机，决定购买“运-11”运输机用于农业生产。兵团领导派人找到我，希望我能助他们一臂之力。在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和相关人员一起赴哈尔滨选购飞机。虽说只是参与了此项工作，但这维系了我和飞机的不解之缘，让我非常高兴。

　　回顾一生，我和我的黄埔战友们一起，不断发扬黄埔精神，书写了一部爱国爱疆的、战斗的、不朽的空军篇章。

(本文取材于《蓝天未了情——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飞行教官张玉堂口述回忆》，由张玉堂女儿张静整理)

 

▲1987年，航空队校友杨增荣、张宗从台湾归来合影。前排左起：杨增荣(机械1期)、张宗(侦察1期)、高继忠(飞行1期)、张玉堂(飞行2期);后排左一高鹤年(机械3期)，左三马振铎(飞行4期)，左四李成福(军械保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