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远征军巡回教育组当翻译 （口述/蒉延嘉 整理/李岚、罗春林）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341-350   2024-06-07 15:52:20

　　采访者：徐丽飞、刘小翠

　　整理者：李岚、罗春林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0日

　　采访地点：上海市

　　讲述者简介：蒉延嘉，1918年10月出生，浙江镇海人。1940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八总队通信兵科，授课地点在贵州麻江陆军通信兵学校。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第1机，任少尉报务员。1943年4月，考入昆明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译员)训练班第六期。1943年7月，任职于中国远征军巡回教育第一组。1944年10月，任昆明陆军通信兵第6团第2营第8连中尉班长。

　　采访手记：蒉延嘉操着一口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虽然我们之间沟通起来有些障碍，但这丝毫不妨碍老人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自己人生经历的热情。

　　老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通信兵科，授课地点是在贵州麻江陆军通信兵学校，属于委培性质。老人在中国远征军中，所从事工作却与通信兵关系不大，而是利用自己会英语的优势担任中美军官之间的翻译。正是通过老人的讲述，我们才真切了解到翻译工作在中国远征军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考进军校，照干我的老本行

　　1940年3月，黄埔军校委托陆军通信兵学校来浙江衢州招生。当时，我正在空军驻衢州第13总队驻第93总站电台工作，消息传到我们电台的时候，我还浑然不知。有一天，我去向一个同事借教材学习，他原先就毕业于陆军通信兵学校，他告诉我招生的消息。在进部队服役之前，我曾毕业于宁波无线电学校，考通信兵学校算是干老本行，自然更加有希望。了解到黄埔招生的消息后，我又看到报纸上的招生简章，便启程前往招生地点浙江金华报考。

　　黄埔军校此次招生有学历要求，只有经过考试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才能被录取进入学生队。初试的内容是英语、物理等高中的知识，还要求写一篇文章，这对我来说自然不在话下。初试通过之后，我上交了高中毕业证给学校验证，然后就被录取了。

　　步行到麻江参加复试

　　初试合格的学生被要求立即前往贵州麻江参加复试。所以我们在衢州便开始了行军，一路上基本上是靠步行，只有湖南衡阳到到广西桂林段坐上火车，到桂林以后又是步行前往贵州。这期间，我被大家推选出来做了学生队的副队长，其实就是负责打前站。每天得早早起来往前走，到了宿营的地方之后要负责安排住宿休整，第二天一大早又得继续。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贵州麻江。

　　刚刚抵达麻江，我们便马上参加复试。复试的内容也是高中知识，不过是有苏联顾问来监考的。复试的通过率很高，只有一个学生在复试之后进行的入伍体格检查中因被发现身体不合格而被淘汰。我们这一期来自福建、浙江的学生比较多，知识水平也相对稍微高一点。

　　被编入黄埔军校序列

　　陆军通信兵学校设在贵州麻江，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委托其代训学员，可以说是附属于黄埔军校。学校校长是蒋介石，但是这个位置是空着的，因为他没时间来学校;教育长叫童元良，毕业于保定军校，他才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教育处长叫李允中，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专门负责教育，不过后来调到黄埔本校去当教育长了。

　　按照规定，所有高中毕业的、通过考试进来学生队的都属于黄埔军校的编制。我们这批被录取的学员自然也被编入到黄埔军校的序列之中，属于第十七期的通信兵科。我被编在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八总队第二大队第五队。我们第十七期一共招收了720名学生，每120人一个总队，共6个总队。每个总队下辖两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3个队。

　　在复试之后，我们还有3个月的入伍生阶段，之后才正式入学。入伍生阶段我们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主要是步兵训练，一天基本上就是出操、跑步，也有上课。3个月期满之后，有一场以术科为主的考试，考试本身好像没有淘汰什么人，但是我记得有一个人因为难以适应而退学了。

　　大通铺上的日子

　　正式入学之后，每天早上5点钟吹号兵就吹响起床号。大家必须马上起床，穿好衣服，带上步枪，列队集合去跑步。跑上好几十分钟之后，接着是队列、单双杠、木马等训练科目。步兵训练结束之后，就开始上课，中间有午休时间。

　　上课的内容，包括学校的六大教程：战术、军制、兵器、地形、通讯、筑城。我们通信兵在通讯课程中学的更多，有无线电学、有线电学等。所使用的教材全校统一，都是老师们自己编的讲义。老师全部是中国人，本来有苏联顾问的，不过他们后来都走了。教师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的，也有其他学校如东北讲武堂、保定军校毕业的。学校有开设政治课，但是不怎么重视，我们学生也觉得那像是卖膏药的，等于没有一样。只有每周一的纪念周活动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几个队都要集中到大操场里举行纪念周活动，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在学校，每天开餐两顿，上午九十点钟一顿，下午四五点钟一顿。学校伙食还可以，马马虎虎的还能吃饱个肚子。只是我不吃猪肉，一有猪肉我就让给同学吃。宿舍条件比较简陋，我们晚上睡觉的地方是茅草房中的大通铺，同学们就在这里渡过了自己的黄埔岁月。

　　穿着旧衣服毕业

　　那两年中，除了周日，我们天天都得锻炼、训练和学习。到了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有假可以放。上面发给每人每月的两块钱便有了用处，因为大家可以到麻江城里去买东西吃。

　　由于处在抗战的困难时期，供给紧张，加上麻江地处偏远，当时我们只能穿上一届学生留下来的旧衣服，就是中山装式样的灰色衣服。等到我们毕业的时候，新衣服终于下来了，是呢子大衣。但是学校认为我们都要走了，就把衣服扣下来留给下一届的学生穿。因为这个，我们有一个同学闹起事来，结果被关了3天的禁闭。

　　毕业之前，我们通讯科的学生分成好几组，每组一个电台，到麻江附近一个叫做麻江坪的地方进行10天的演练，即大家分开架设电台，然后互相通信。这次演习总共有五六个电台，我负责其中的一个。

　　毕业的时候，学校发给了我们毕业徽章，外加一件破棉袄。毕业证书是有的，但是我们到无线电总队报到之后才发到手。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文修，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在我们毕业的时候编了一个“黄埔军校通信兵学院毕业歌”,挺不错的，我到现在还会唱。

　　从无线电总队到战地服务团训练班

　　因为我在校的成绩不错，学校本想留下我当助教。但我要求上战场，去湖南打日本鬼子，因为我想要打回老家去。最后，我也没能被分配去湖南，因为何应钦主持的军训部无线电总队发电报来学校，要求派人过去工作。学校便组织了二十几个同学交由我带队，到重庆的无线电总队报到。

　　在那里，我被分配到第1区任少尉报务员。我所在的工作组有6个人，包括1名报务长、1名译电员，以及4名报务员。一般情况下是由报务长领班，其他人轮流值班，守着电台进行工作。我们电台联络的单位主要有山东、江苏战区，在半夜两三点左右和他们联系，还有天水宝鸡的西北战区。每当晚上12点的时候，我们得向全军发送信号，交代准确时间作校对之用，以免有的单位因为差上好几分钟而延误战机。

　　一年后，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训练班来重庆招生。这个训练班是专门训练译员和翻译的，招生的条件主要是英语要好，而且还要经过考试。我被录取后，前往昆明受训，时间为3个月。

　　这一期训练班有二三十个人，同学来自全国各地，还有归国的华侨。班主任叫黄仁霖，曾经留学美国，和宋美龄的关系非同一般。训练班里主要由他和西南联大的教授给我们上课。黄团长教我们接待外宾的相关礼仪，就是招待贵宾时怎么吃饭、如何摆位子、上酒水、如何走位等等。西南联大的教授则教我们英语，内容与接待外宾礼仪相关，还包括一般军事术语的中英文翻译训练，这些都是要将中文和英文结合起来进行的。

　　在我们这一期之后，训练班的规模扩大了，还在战地服务团外面搭了一个大大的营房招收学生，名称也改作译员训练班。刚进去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训练班毕业后是要做什么的，学校也没有讲明这个情况。

　　给雷伊少校当翻译

　　结束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训练班的训练之后，我们又去到同在昆明的美军步兵训练中心实习了半个月。那个训练中心教授我们的是战斗训练，尤其是迫击炮的射击训练。实习结束之后，我被分配到新编第38师，孙立人的部队。新编第38师师部又把我派到美军编制的中国远征军巡回教育第1组，给美军联络官雷伊少校当翻译。

　　中国远征军巡回教育组是由美军进行管理的，其职责是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帮助各军长官联系美军顾问。我和雷伊少校一行数人从昆明出发前往大理，得到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接待。之后，他把我们这一组人派给驻扎顺宁的第2军。

　　第2军军长叫王凌云，我的主要职责就是在他及其参谋长和雷伊少校之间做翻译工作。在没有战事的时候，我便帮助雷伊少校跟王凌云沟通，有什么事了，便跟美军反映。整个巡回教育组由组长、翻译、电台、军械库组成。组员常常会下到基层去，比如我的一个联系对象是美军派来的华侨，他负责管理军械库，会到部队去检查他们的装备情况。说到底，我们这个组的工作是帮助建立美军与中国驻军之间的联系，尽量满足中国军队的要求。有时还要帮助他们上课，在昆明的郊区，有全式美械装备、美军任教练的步兵训练中心和炮兵训练中心等，许多中国军人直接从部队调到这些地方进行训练。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刚刚到达顺宁后，美军一位少校想要跟后方联系，便用携带的电台呼叫对方，说我收到了你什么东西，要与你通话什么的，但是对方就是接收不到他的信号。美军通信兵不明就里，忙活了3天后还是没能解决问题。雷伊少校知道我是通信兵学校出身，还在电台工作过，便请我去帮忙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去一检查，发现机器设备都是挺好的，但是他们把天线钉到了墙上。本来天线钉在墙上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但是当时云南那边经常下雨，天气非常潮湿，所以非常容易漏电。我跟美国人说得要把天线拔掉，不能钉在墙上。一拔掉后，电台马上联系上对方了。原来这几个美军通信兵是新手，还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经验。

　　生病后，离开巡回教育组

　　在第2军工作3个多月之后，雷伊少校被调走了。很凑巧的是，少校一走，我就生病了，身体持续发烧，情况不容乐观。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差，没有军队医院，只是由红十字会的外国人给我看了看。然后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可是总也不见好。一个月以后，云县成立了一家战地医院，兄弟们就用担架把我抬到战地医院。在路上经过太阳一晒，到了云县就好像没有什么事了，只是身体不行了，脚也不会走，战地医院的设备也不是很好，大家又把我送到沾益机场，用飞机送往昆明。

　　在昆明，我在一家美军医院里住了大概有8个月，但还是查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巡回组就把我给解雇了。这时候，雷伊少校已经调到第36师，他得知我的情况之后请我再去他那里工作。我当时能吃能睡，只是身体像是瘫痪似的，没有办法去他那里。

　　就这样，我离开巡回组，回到通信部队去了。在联络组里工作对我来说可算一个优差了，月工资大概有160块，这个待遇级数差不多到中校级别了。后来，联络组还给我一笔离职金。

　　作为电台台长，参加芷江受降

　　回来后，我被派到通信兵第6团第2营第3班，任中尉班长。我们这个班负责一部电台，配驻昆明防守司令部。1944年年底，陆军总司令部进驻昆明，我们的电台配给总司令陈诚，变成了昆明陆军总司令部电台。我这个班长摇身一变成台长了。

　　1945年8月9日半夜，我们连的冯连长把我们紧急集合起来，命令我们马上出发前往广西桂林，配驻陆军司令部，说是要准备反攻广州。我带上电台，随部队连夜前往。到了贵阳，我们接到命令，不去桂林了，改往湖南芷江。8月15日，我们到达芷江。当天日本人投降了，他们会派人于8月21日来芷江举行投降仪式。我们先期到达，因为需要有电台在那里工作。

　　不久之后，广州胜利光复，我们配合反攻广州的任务已没有了必要。于是，我们便被空运到南京，作为陆军总部的电台进行工作。陆军总部有好几个电台，机器设备也比较先进。我的机器换成了美军机器，属于那种又好又贵的，我仍是电台台长。

　　从国防部的翻译到中学老师

　　抗战胜利以后，我离开了部队，到国防部联勤总部通信处当翻译。其实早先在昆明的时候，我就一边工作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例如美军关于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文章，我就翻译了7篇，之后寄到昆明的《扫荡报》,刊载在每周三的军事专栏上。后来我进了通信处之后，也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我翻译了几本美军通信部队训练的书籍。还有人家翻译的文稿，要经过我们通信处送稿的，都交由我校对、审查，通过之后才能交付印刷出版。

　　1946年，部队调动去东北，要求我带着电台随部队到东北去参加内战。我找到原来当过我老师的上级团长，要求不去东北，结果就留下来了。之后，我回到上海，回到家人身边，在一所中学里教英语、物理以及工技，直到退休。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4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