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松山时，我们俘获34匹驮马的战利品 （口述/陈念良 整理/徐丽飞、张长龙）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308-316   2024-06-07 17:12:32

　　采访者：李岚、徐丽飞

　　整理者：徐丽飞、张长龙

　　采访时间：2012年4月27日

　　采访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讲述者简介：陈念良，现名陈高翔，1920年出生，广东广州人。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广州第四分校第十四期工兵科。毕业后，曾到南岳游干班学习，后分配到第92军第82师工兵连，参加三次长沙会战。1943年，随第8军参加中国远征军，任第82师第244团副营长，作为预备队参加松山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州市东山区人防办工作，直至退休。

　　采访手记：陈念良是我们口述采访项目组采访的第一位黄埔老人。当老人开始讲述时，我们立刻就被他生动活泼的诉说给吸引住了。老人声音洪亮，记忆清晰，思维连贯，战争岁月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具体到哪一月哪一天，一些微小的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次上门采访时，我们还特意带几件我们新征集到的黄埔军校文物请老人帮忙辨认。

　　陈念良参加中国远征军，目睹松山之战的惨烈，他对此间的战斗生涯仍然充满深深的回忆。老人在日常生活中爱读关于中国远征军的书籍，还曾发动广州的战友专门撰写过一些关于松山战役的回忆文章。电视剧《中国远征军》热播的时候，老人还亲自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说了自己对剧中对松山之战演绎失真的看法，并给我们详细叙述松山战役的经过，特别强调中国军队挖地道埋设炸药和美军提供的火焰喷射器在此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慷慨地表示将其所收藏的一批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资料书籍赠予我们做研究之用。

　　从广州考入第四分校

　　我是1920年7月在广州出生，抗战爆发时在禺山中学寄宿读书。那时，参军风气高涨，年轻人都去参军。招生情况也很复杂，有空军招生、雷电学校招生、军校招生、战干团招生等。共产党也在地下招生，有些青年去了西安，不过不是很多，因为不是你想去延安就能去的，需要私人的介绍才行。国民党不给青年过延安，派特务在路上能拦就拦，拦不住就抓。有些青年到了西安但去不了延安，要找地方吃饭就到了第七分校。

　　1937年秋，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在广州招生，要求一定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的更好。我后来去到的工兵队里面就有一个学历比较高的，是香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他从军校毕业后就留校了，再后来军校要选派人去美国留学，他就优先去了。这些学生中，有来自广西、海南、湖南等地，北方人比较少。里面也有些北方部队保送过来的防空兵、高射炮兵、汽车兵等，来自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的华侨也有不少。当时大家都想参军报国，所以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很多。

　　军校考试地点就在我们禺山中学，即现在的南越王墓博物馆附近。考试科目有政治、数理化等。当时有4000多人在广州报考，合格的有2000人。考完试要体检，一般都是可以通过的，但如果身体有病就不行。因为在军校里面生活很苦，大操练、野外生活等体力消耗很大，要身体健康才行。体格差点、成绩差点的就备取，后来因为抗战下级干部阵亡不少，这些人也都被录取了。我们有些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昆仑关那边，没多久就阵亡了。

　　那些不及格的人有的去了战干团，战干团的名称是“战争政治干训团”。战干团同我们性质不一样，属于军委会，搞政治的，而我们是军校，属于军令部，搞军事的。他们集中起来后，跟着广东省政府到了连县就改成战干团，后来毕业后转成江西瑞金的军校第三分校第十六期。本来他们比我们还早，结果变成在我们后面的了，我们是第十四期，他们是第十六期。

　　在德庆的入伍生活

　　我们入伍以后没有在广州训练，而是到德庆入伍。我们先在广州第51小学集中，出发到大沙头上船到西江去。我们到了德庆后，第十五期就入伍了，跟我们第十四期差3个月。在德庆，我们前面的第十三期在这里毕业，而我们和第十五期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行军到了宜山。

　　我们分校主任开始是陈芝馨，罗定人。有一次，陈芝馨从广州到德庆，在三水码头乘船过海，不幸淹死了，我们才见过他一面。以后就是韩汉英，海南文昌人。他住在学校里面，但不是经常见，开大会、纪念周的时候会见到。其他教官太多了，不记得了。

　　军校给每人配草绿色军装，配有小皮带。两边衣领有圆形蓝色的领章，领章上有“军校学生”字样。帽子上有青天白日的帽徽。我们第十四期有个期章，写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4期”等字样，平常操练不带。有的学生会在军装的左边戴孙中山徽章，不过一般不带这个，是毕业了留作纪念用的。

　　因为抗战需要，入伍生原来是半年的，后来改成了3个月。学习很紧张，天不亮就吹号起床、洗漱、跑步、整理内务、吃早餐，有时候连大小便都来不及，搞得很狼狈。入伍生时期，我们在军校学习的科目有工兵操典、野外勤务令等，都是当兵需要知道的。上午上两节课，中午强制午睡，然后晚上有两个钟头自习，接着就吹灯睡觉。

　　因为喜欢机械，我自愿到工兵科

　　入伍期满以后要分科，正取生和备取生没有差别。分科主要是学校分的，个人填报志愿，但要批准。炮科因为炮比较大，一般要个子高、懂数学的;瘦弱些就通信兵，装无线电、有线电;工兵就矮个子。广州人都喜欢搞技术、工程，我那时也喜欢机械，但军校没有这个科，只有工兵科，要学架桥、爆破、建筑这些技术，所以我就自愿到工兵科。工兵科、通讯科是在广东德庆，炮兵在广东郁南，步兵在广西桂平。

　　我们工兵中队有128人，中队下再分3个区队，每个区队有3个班，一个班16个人，我在第三区队第七班。我们那时没有固定谁当班长的，排头的当班长，排尾的就当副班长。排队时，个子高些站前面，个子高拿机关枪，矮个子拿步枪。

　　学习的有八大教程，工程、筑城、盖房子、架桥等。工兵主要学习地形测量，因为在打仗时要画地图，需要懂这些。我们有专门的沙盘室，如果需要用，教官就带学生到那边专门教授。平时我们有考试，没几个不及格的。

　　军校给学生发布袜、草鞋、衬衣、布衣服，衣服比外面当兵的好些。还有皮鞋，不过要礼拜放假时才能穿。在广西时，一个礼拜发广西的票子2元，当时我们东西都够用，不需要买什么东西，这钱主要是拿出去喝茶、玩耍。一个礼拜就放假一天，10月10日当天会放假。放假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去的，要擦枪和皮鞋，临出去前检查，枪或者皮鞋不干净不能出去。课余时间有一些娱乐，例如我们会去后面的西山吃晚饭，那里有豆腐和豆浆吃，还会去江边游泳。

　　军校有政治部，还有刊物《军人魂》,是军校宣传科办的。也有报纸，不过那时我们不重视这些搞宣传用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睡觉都没时间。我们有指导员管学员的思想。学生也不会说自己是共产党，都规规矩矩的。我们谁也不管，你是共产党也没关系，因为你跟我没利害关系。地下党肯定有，不过是在暗地里活动。在毕业以前，我们集体入党，部队以后就没有党务活动了。虽然师里面有个政治部、团里面有个指导员，但只是摆设不起作用。

　　毕业后到南岳游干班学习

　　我们毕业没有经过考试，只进行过一次大演习，地点在广西宜山，大约3天到5天的时间。那时候是在野外生活，睡觉就是随便躺在地上就睡了，也没有房子，跟作战的生活一样。演习强度还过得去吧，当然身体太弱了不行，少数有病史的学员演习时就受不了。

　　演习后，我们在宜山举行毕业典礼，由韩汉英主持。蒋介石在重庆没空来，我也没有见过他。毕业时发了毕业佩剑，上面刻有“成功成仁”字样，剑柄一面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4期第×总队”;另一面是“蒋中正赠”。也有同学录，由同学中选出几个有能力的、文化高点的成立委员会来编辑。

　　1939年5月，我们整个工兵队调到南岳游干班，学习游击战术。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叶剑英在那里负责。我们待了两三个月，主要是学习爆破、游击战、化妆术、动员群众等。从南岳干训班毕业后，我和4名同学被分配到湖南平江的第92军。先到军部报到，军部分到师，再分到工兵连。我被分到第92军第82师的工兵连，军长是李仙洲，师长是罗启疆。

　　参加三次长沙会战

　　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湖南临湘羊楼司、羊楼洞爆炸铁路，时间是在长沙会战前。那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是游击区，上级要我们去打游击搞爆破，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我那时刚从军校毕业，在部队任见习排副，什么都不懂，就是去学习的。爆破时，我是跟一群老兵去的，我们把炸药绑在铁轨、电线杆上，爆炸后就回来了。

　　后来，我跟着大部队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我们工兵不直接战斗，主要做后勤。正面交火那是步兵，筑工事也是步兵，他们搞永久工事的话，我们就负责检查，检查他们做得怎么样。工兵连的任务是架桥、爆破，平时就警卫师部，虽然我们兵不多，但是任务很重。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们从湖北增援湖南，到了地方日本人就跑了，没赶上。

　　随第8军参加松山战役

　　1941年，我被调到师部当参谋，第二年到第82师步兵团当副营长，师长是王伯勋，他对人比较真诚的。我们那个步兵团改编没多久，战斗力比较弱。部队番号就变了几次，先是第92军，后来到了湖北就改成了第79军，以后又改成第8军，军长何绍周。番号变了，人没变，还是原班人马。

　　1942年，我随第8军到了贵州，第二年又到了云南。开始是在滇南文山那一带，后来调到保山接受几个月的训练。我们团里面有两三个美国顾问负责教学，工兵营也有几个。那时候武器换发了美械，服装什么的还是中国的。我们这个军是第20集团军里面的预备队，任务是守卫怒江。

　　攻打松山的时候，第71军攻不下来，就由第8军接替。松山在龙陵和芒市中间，日本人占据着那里，如果不攻下来的话，部队通不过去。当时军委会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攻下来，不然师长、团长都要负责，说得不好听就是要枪毙。

　　松山大爆破的时候，除了我们团作为预备队，其他都攻上去了。大爆破是重点，日军在那里构筑了两年的工事。那个碉堡是分三层的，第一层是作战的战壕，第二层睡觉，第三层是装吃的东西，如罐头等。日本人打算长期驻守的，怎么打都不出来。飞机炸不到，大炮也打不到，人更不用说。我们一上去就阵亡，死的人很多。后来没办法就用炸药来炸，挖地道来炸，然后剩下来的日军用喷火器一喷就跑出来被打死了，几千日军就跑出去十来个人。

　　缴获34匹驮马的战利品

　　大爆破后，碉堡陆续被攻下来，日本人的士气也受了影响，没有那么顽固了。我们部队也跟着调上前线，江不守了，因为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了。我们没有正面打，而是包抄他们的后面。日本人只顾着前面，我们跑去占领阵地时根本没有人。我们在那守了两天，等大部队来了以后，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正好碰上日本人拉着辎重撤退，一打日本人就跑了，行李辎重、武器都给我们缴获了，有34匹驮马的步枪、行李，都是贵重物品。我们在整理好战利品后，第5军才从正面追击敌人上来。

　　抗战胜利后，我们坐飞机回昆明。我们作为战备部队没有参加受降。立功的军官升一级，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没有那么多编制，要扩充才能升级的。到昆明后，我被调到第8军部工兵营当上校副营长，工兵营直接隶属于军部，军长是李弥。松山其实是李弥打下来的，他战斗意志很强，打下松山后就升任军长，原来的军长何绍周任昆明城防司令。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30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