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兴元自述：我的抗战经历
来源：《黄埔人生：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口述资料选编》 P3-18   2024-06-08 09:40:43

　　庄兴元(1913-1991)，滕县(今滕州市)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和抗日战争，1949年在贵州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入西南军政大学研究班学习，1952年返乡。滕县政协委员，山东黄埔同学会会员。

图为西南军政大学时期的庄兴元

　　(一)我的家世

　　我于1913年1月9日出生在滕县(今滕州市)羊庄镇后沙冯村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亲干些杂活。我家住在沙冯村最南头，靠着沟南是地主的土地，那时我家喂了一条狗，有一天狗跑到地主的地里，看青的狗腿子看到了，竟拿着枪撵到我家里将狗打死。我祖父那年86岁，本来身体很好，俗话说“打狗看主人”，一看到这情形，一气一病就去世了。6月的一个中午，我和我哥抬着瓦罐到南沟里去抬水，哥哥一回头，突然看见打狗的那人正蹲在崖子头上，我哥看见他就害怕，把瓦罐一扔跑了。这时，我听见那个打狗的人大声地说：“跑什么，再跑就打死你!”我哥跑到家里就被吓疯了，没几天就死了。那时父母哭得眼泪都干了，几天都不吃饭，我也很痛心。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感觉到，穷人的日子真没办法过，没法子去打官司告状，又到哪里去喊冤呢?

　　我10岁左右的时候，就挎着粪筐提着粪叉子去拾粪。当时这庄上有请来的先生来教学，我想去上学，可是家里请不起先生，我就趴在窗口上偷听，先生看见我很想学，就把我收了，不要我学费，在那时候就上了几年私塾。

　　1927年，家乡遭遇大灾年，先旱后淹，颗粒粮食不见，人们无法生活，这庄上80%的人没饭吃，都逃荒走了，我也上不起学了，跟着族兄出走徐州、蚌埠、南京、上海，这样糊里糊涂往外逃，主要是要饭吃想活命。

　　(二)参加北伐，后入黄埔

　　我从徐州跑到了南京，在那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那时我16岁，年龄不大，但个子很高，征兵的看我精神不错，就收了我。紧接着就开始参加北伐，在政治部搞宣传，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男女平等、铲除军阀等等。到哪里都提着浆糊带着标语，还演剧给大家看。

　　北伐军打到江苏省宿迁县，县城有敌军奉军第10军，军长朱凤举，下面有两个旅，一个旅是峄县北白庄的孙姓旅长，另一个是山亭北叫高文举的旅长，后来孙风举逃走，只剩下了高文举。高是土匪出身，枪法很精准，在宿迁县打了两天，最后还是让我们围到城里，直到第二天上午他才缴枪。第二天上午10点多，我们把他押解到南门外大庙里的黄学，他的战士都走了，剩下的军官有的留用了，有的被遣散了。

　　我们一路北伐，打到济南，在济南突然遇到日军飞机，这就是1928年的“五三惨案”。我们打到北平以后，张学良已经挑起青天白日旗易帜了，我们军马上调回徐州，开始整编部队，将所有多余的年轻军官送到南京，送到黄埔军校。那时候黄埔6期的一部分学生在广州已毕业，另一部分在南京，我们到南京时，人家已经入校一年半了，去了也考不上，于是我们后来就考了军干研究班，一年半毕业，待遇同黄埔军校6期学生。

　　1929年冬季，我在军校毕业，被分到了武汉钱大钧那里，在教导队第3师。武汉分校对中央派去的学生不大想用，所以就一直当见习官。见习官本来6个月可以转正，但我们一年了还没转正，有几个同学请长假不想干了，我请长假也准了，我们几个就住在武昌的周记旅馆，每天的生活费四毛五，连同吃饭都在内，就这样到了年底。旅馆老板要算账，我们既没东西又没钱，只好跑到武昌黄鹤楼躲起来了，买了五个火烧分着吃了。到了黑天我们无处投宿，只好又回到旅馆。老板60来岁，很和气，说你们年轻人躲什么，我知道你们没钱，没打算跟你们要钱。我们又继续在旅馆住下，三天内的所有生活用需都是老板请客，吃得也很好，都是鸡鸭鱼肉的。但三天过后又开始要钱了，我们思量着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就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我有个同学叫陈永祥，他有个亲戚叫陈铁，是黄埔一期生，在武汉分校当大队长，我们想找他去给予帮助。他写了封信，介绍我们去合肥找卫立煌，还给了我们70块现洋，那时70块钱很当事。我们拿着钱直奔合肥，当时卫立煌在合肥成立新军18军。陈永祥拿着陈铁给我们写的介绍信见到了卫立煌，安排我们住在副官室里候差。过了一个月后，卫立煌亲自找到我们五个人，安排我们去接寿州来的80多个新兵，并被分配到干1团第3连，陈永祥当连长，我们都是排长;大家干得很好，也很团结，我们连被称为模范连。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我们部队奉命到蚌埠一带维持治安，参与护路。我连被派到符离集护路，后来又调到淮北矿区的田家庵子煤矿护矿、护路。秋收以后我们回到了蚌埠，在那里训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把我调到炮兵学校学习，炮兵学习结束以后，到第85师任炮兵连副连长，驻军浦口。

　　(三)参加抗战，进入河南

　　在抗战爆发前，我是警备部警卫团的副连长，带了一排人守新华门，日本鬼子每天成排地到新华门来游玩，当时团长就下命令做工事，并架机关枪准备，只要鬼子进来挑衅就打。那时有个日本武官，每天都到中南海的流水井钓鱼，团里让我们派两个人明里来保护他，其实是暗里监督。

　　还有一次我们一连人去北海游玩，突然过来几个醉酒的日本人，带两个女人坐着小船，看见我们就直接喊我们亡国奴。战士们年轻冲动，都气坏了，我们上去就打，差点把日本人打死。这下子不得了了，惹起外交争端，最后把我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抗战爆发后，战士都恨透日本人了，个个擦拳磨掌准备战斗。我们师从蚌埠出发，坐车北上德州，在路过滕县时，我顾不及回家探望亲人，一心奔向前线，就写了封信寄存在车站上，内容是：

　　父母亲尊上：

　　孩儿为保家卫国已北上抗日，如若为国不幸捐躯，因孩儿是为中华民族而殉国的，对家中是无限荣耀，无愧于家乡及父老乡亲，无愧于父母教诲。叫妹、二弟、三弟上学，我深知没文化之苦衷，深习忠心报国，勤俭持家，以我为荣，儿足矣。……

儿跪拜过滕地

子耀中亲笔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五日(应该是二十六年——编者)

　　我们由德州下车徒步前进，奔任丘，然后向河北良乡、涿州方向前进，到了涿州后奔涞水县。在良乡时我们就开始作战，打得很紧，后来进张坊镇，到达卢沟桥以西的宛平县第八区，我师到达千军台时，正值日军向留守千军台的我军发起攻击。我师官兵在陈铁的指挥下，增援上去，同时，我迫击炮猛击敌军阵地，击败了日军的进攻，保住了千军台。

　　1937年9月，我师在河北北宛及山西忻口，与日军打了七天七夜。黄河保卫战抢渡拉锯战，天下着大雾，与日军距离很近，日军炮火很猛烈，我们伤亡很惨重。我在指挥打炮时，突然感到心里非常难受，便急下令士兵到下面掩体中。当我倒卧在掩体的瞬间，一枚榴弹炮弹落在我刚才指挥站立的地方，又前冲滑了十几公分爆炸了。官兵们很震撼地拍手喊道：连长命大，咱都跟着命大!

　　1937年10月，日军为占领山西，控制华北，由板垣征四郎指挥最精锐的三个师团约6万人，先后攻占嶂县、原平，向忻口进犯。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重要门户，为保太原中国调集了16个师的兵力，由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布防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庄、大白水、南峪一线。我师奉命调到山西，加入第二战区第14集团军对日作战，相距很近处的569团官兵是北方人，个子都很大，用的是新式汉阳造步枪，刺刀很长，钢火也很强。我们与日本军队拼了两天刺刀，到最后这么坚强的一个团，只剩了两个连的步兵。战斗打到七八天以后，涿州失守，敌人要占领良乡，切断涞水通道，我们是在张坊镇进去的，就赶紧撤退到张坊口，后来就一直南撤到石家庄，再由石家庄上车，走正太路向娘子关，直奔太原。太原以北是忻口，于是忻口大会战爆发。

　　忻口大会战整整打了十五六天，战争非常激烈而残酷。在太原、忻口保卫战中，我师位于最左翼，为日军进攻的重点，板垣征四郎调集了大批坦克和十几门大炮，向我师发动猛攻。陈铁带领全师官兵向敌军反复冲杀，顽强抗击，经过五六天的肉搏战斗，团长刘眉生等阵亡，我师伤亡惨重。卫立煌部第9军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相继阵亡，忻口失守。

　　我师撤到红沟路村，官兵们在窑洞里防空。原来阎锡山的部队挖了很多很大的窑洞，但敌人炮弹一打，飞机一炸，窑洞就塌了，战士都是成排成班地被压死在里面。我们不愿躲在窑洞里面，在外边也不知道什么叫防空，就挖了圆形的工事，然后用高粱杆往四周一插，又赶上当时是10月天气，我们也刚刚发了灰色的棉衣，加上土地是红的，所以目标很大。有次日本人飞机来了，几个四川兵正喝酒，被日本飞机看见了，喝着喝着炸弹就落到头上了。日本人用的是燃烧弹，把阵地旁边都烧得“啪啪”响。而日本军队穿的是黄军装，是土色的，卧倒以后不容易发现他们的目标。

　　陈铁师长因为所部伤亡过半，而申请辞职时，蒋介石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复来电嘉奖，并从新八师抽调两个训练有素的团补充85师。

　　我们这支部队本来是预备师，但后来参加了战斗，后又奉命撤换，下来整顿，经过临汾一直撤到黄河以北的平罗县，在茅津渡渡口整编整训。

　　这时我奉命到安徽合肥去带五六百名新兵，当时形势非常危险，因为南京已经失守，合肥万分危急，路上的铁道已让群众给扒坏了。我带着新兵，经过灵璧、泗州，过潼关到洛阳，在洛阳正遇见日本的九架飞机与中国的七架飞机开始空战。我军飞机击落了日军飞机三架，但也被敌机击下来四架，战斗持续了一两个钟头。我们战士都卧在麦地里隐蔽，待飞机走后，我们到掉下来飞机的地方去看，日本飞机上的人都摔死了，我们的飞机有一个人还活着，被赶快救扶走了。后我将全部新兵带到师部报到归队。

　　1938年2月，我85师北上抗击驻闻喜、侯马之日军进攻。在临汾、河州与日军发生遭遇战，与敌对峙，战斗异常激烈，我68团一名营长阵亡，我指挥迫击炮连发，击中敌炮阵地，不一会儿，敌炮打到我炮阵地，打坏了我一门炮，我急忙冒险指挥快换炮位，战士们拼命将炮移动了三四十公尺，大批敌炮弹就落炸在我刚才的阵地上，原来的那一枚炮弹是试射的。于是我下令，炮定位找准敌炮坐标猛打，有力地配合了全师官兵攻击日军。

　　后来我们撤到汾西县，在那里住下来，分了两个团，驻了很久。其实我们师有两个团跟着卫立煌已经过了黄河西，剩余两个团被师长带着。我在玉门口住了有半个多月，还一下子找到了粮、盐仓库，里面不仅有米面，还有很多棉衣。那时前方非常缺粮少盐，于是我就通过当地群众找了很多牲口，再加上自身带了几十头牲口，驮了很多粮食进山，找了一个多月，才在江陵县和师部联系上，师长见了非常高兴，把我抱起了老高。

　　1938年春季，我们把铁路扒了，逼得敌人重新铺路，我们过到铁路以东，又在山地跟日本人打，打得很激烈，后来打到渭水、夏县。

　　台儿庄会战期间，我们部队分别在外围几个县城包围了日本人，在夏县一次就围了600多日本人，敌机低飞怕被打着，不低飞怕空投的物资投不进去，所以很多大米、冬瓜，还有红版的交通银行票子，都落在了城外，我们得到了很多降落伞，战士都把它当帐篷。夏县城被打开以后，城里的日本兵都饿得不能走了。这些包围战，对台儿庄会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策应，我们给予了极大的援助。那时候日军为什么没有援军呢?顾此失彼，因为主力部队都上台儿庄了，人抽不出来，如果抽出来援军，台儿庄的日军就弱了。渭水、夏县战役之后，我晋升为步兵营长。

　　1938年5月，我营被调到山西垣曲县王茅镇一带整训，驻东石村，后到济源县、菜园、南洋圈，与敌柳北旅团遭遇，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第84师、第85师和第10师围着日军打，我们营担任预备营。那次战斗敌人使用了毒瓦斯，将我军的569团正面进行分割突破，一举占领了两三个山头，使该团左右受敌，我军全线受到了牵制，情况万分危急。团长陶布朝给旅长打电话，请求赶快增援。旅长立即把我叫去，命令我营从中央突破，增援南洋圈，我接令后就带人冲上去了，然后命令两连在前，一个连在后，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带着弟兄们往上冲，结果在两个小时之内，我将南阳店阵地重新给夺了回来，夺回了失去的两三个山头，不仅活捉了30多个鬼子兵，还缴获了轻机枪、60小炮及其它武器等战利品，我们的战士也伤亡了70余人。这支部队属于日军的柳高部队，其旅团被全歼，最后柳高是被日机低飞带走的，据说到达太原之后切腹自杀了。

　　战后我步测了敌我阵地的距离，仅30步左右。南洋圈的老百姓也纷纷跑到战场，在阵地上捡拾手榴弹的木柄烧锅。日本阵地那些战死的士兵也都被火化，仅日本兵火化以后留下的铜扣子，老百姓就拾了两三筛子。

　　仗打完之后回来开会，由旅长傅少谦主持。他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经常用日语骂日本鬼子。他说这个仗打得很好，却点名批评了我，说庄兴元是张飞营长，12点钟往上冲，不看地图，也不知山有多高，地有多远，就这样把我一个种子营带上去打，伤亡70余人，这不叫什么胜仗，叫败仗!他把我批评得很厉害。为什么这叫种子营呢?因为每次战斗后各团各营都有剩余的老兵，尤其我这个营剩的北方人最多，外号叫倚子营，如果各连缺班长或者排长，都会到我这里挑了用，所以叫“种子”。旅长声音很大，说得我很难过。散会后他叫我跟着去他旅部，我心里也很害怕，为什么呢?这样的伤亡对比，说杀我也是可以的。到了旅部后他让我坐下，我心里这才踏实一点。他说大会上不能不这样批评你，你干对了，打鬼子没有这个猛劲是不行的。

　　1938年6月，侵占河南济源的日军企图打通垣曲与晋南运城之日军联络线，我师在薄掌地区阻击敌人，激战八昼夜，终将日军打退到一片树林里。我指挥所有迫击炮向树林之敌猛烈围打，直打到树林燃烧，官兵们杀上去，见许多日军被烧焦炸烂变形，收取了很多战利品。

　　战后我心情很好，打了胜仗，立了战功，就给家中报个信。从抗战以后，就没顾得上给家中去信，父母亲一定很着急了，于是，我就写家书：

　　父母亲大人尊上：

　　儿在北上前线，对日作战，曾在千军台、忻口、良乡、太原、临汾等地与日寇拼搏征战，因而升至营长，特向父母亲报喜。儿心已决，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为捍卫我中华，无愧军人的职责，为家中父老乡亲争气，为父母亲的育儿教育争光。我吉星很好，每次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还望父母亲在家安心，静待儿抗日得胜的佳音，儿万拜父母康健，儿无忧奋勇杀敌，为妹二弟三弟做榜样，报国为民，以达忠孝。

儿跪拜尊上

愚子耀中亲笔

民国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1938年8月，我们从潼关到茅津渡，过河北境内到山西侯马，终于赶上了部队，紧接着进行第二次整训，然后继续北进，过临汾、洪洞，这期间与敌人展开了遭遇战，168营营长阵亡。然后我们一直打到河州一带的山区。后来我们炮兵又撤退到临汾，想过一座桥，但桥已被烧坏，只有一部分过去了，我没有过去。就在这时，正好在临汾城外遇见车站出来的两个女子，她们是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还带着小手榴弹，正出东门，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想去车站，她们说车站已被日本人占领，赶快走。于是我们把弹夹一解，赶紧过河。汾河下面有淤泥，走慢了就往下陷。

　　果然，驮着零碎物件和炮弹的牲口站河里起不来了，我们把座子掀了也动不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四五只牲口站那里不能动。我也是走不动，累得几乎上不了岸，于是几个人一起拽着我的皮带，幸亏湖南来的新战士有力气，一把把我拉上岸来。上岸后天就黑了，大家衣裳也都湿了，我们就组织两班人住在一个坟地里，用一夜的时间烤衣裳。其实我们过河以后，日本人就占领了临汾城，在城西北角用机枪往我们这边扫射。这时候一些散兵也越聚越多，甚至是成班成排成连，武器也不整齐，见我的级别高，非跟着我走，当时我还带着炮，目标很大，天一亮日本飞机就会飞来，所以我不想带那么人多，可是他们非跟我不行。我突然想起我们部队过去有十个“杀”的军令，像买卖不公者杀，强暴妇女者杀，临阵脱逃者杀，翻箱倒柜者杀，攻敌不前者杀等等，于是我就下令：跟随我就得服从我的命令。当即我编了四个连，直奔玉门口方向走，一直走到江宁县。

　　1939年3月，14军驻守在晋东南的悬崖边，背面是黄河，北面是日军，东面是太行山，西面是中条山，我85师驻守洛阳、西安的主要要道。有一次我接受了一个沿路设防警戒的命令，说有重要的长官路过，我很认真地完成了护卫任务，事后师长才与我说，是中共的刘少奇从延安到华北去的。

　　1939年6月，我85师进驻翼城以东地区，监视翼城敌情，得知日军向阳城窜扰，我军在北山阻击，打得很激烈，我部的炮弹打光了，这时候师团长们很着急地说，怎么搞的，上去一个连没有了，上去一个连没有了，拼光好几个连了，谁能行呢?我听知后自告奋勇，说我去。紧接着我率本部上枪刺背大刀冲上山头，见山北面的日军已攻到山头的树林，在树林里长枪不好使，我带领全连官兵拿着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战，一气把敌人拼死很多，日军拼不过我连，很少剩下活的了。我连战士们也累得卧倒爬不起来了。这时，我军冲占了山头，击败了向阳城窜扰的日军，我部伤亡很少，这与我平时亲自教授官兵刀、拳、拼刺、对练有关。因战功，我被晋升为85师253团1营少校营长。

　　1940年5月，翼城的日军从东西两面向阳城发起了夹击攻势，我师阻击从翼城东进的日军，激战十多天，一股日军迂回至我部侧后向阳城进袭，我部则向右旋回，反击日军后方，迫使日军返回翼城，14军83师同时击溃日军的进攻。

　　6月，我部调出山西，后来到山东武城，看见地上有敌人的电线，我们就踩着敌人的电线往前走，一直走到晚上，想住在一座庙里，有个战士到里面一看，原来是几个日本哨兵，他们一看我们人多，不敢动，被我们当场活捉，接着把他们的电线给割断。

　　1940年7月，85师移驻晋城以北二十里铺，日军向我师部发起猛烈攻击，我指挥所有迫击炮，同时向日军打击，激烈的战斗中，炮弹炸得日军飞起很高，成片地死伤，打死日军500多人，我军自身伤亡也很严重。

　　第二天，在开往中条山夜行到临汾的路上，一个炊事员挑着的锅的系子断了，他蹲在地上结绳系，结着结着竟睡着了，后面的就认为前面休息了，也蹲在路上等，结果前面的早走了，后面也不知道，炊事员醒了一看，前面的部队早走远了，就拼命地追，后来追上一个团。团长叫古希，命令在那个村宿营，住下吃饭。

　　早晨，这个炊事员起来去挑水，一看敌人从四面八方挑着小太阳旗攻上来了，团长得到报告以后很沉着，急忙把部队布置好，命我向东西日军同时猛烈开炮，一边打一边跟着向汾西县撤退突围，我们炮兵就在里面跟着撤退出来了。整团人撤退突围出来以后，开始清点人数，结果发现随军的家属们没有突围出来，全体官兵非常着急，我带上一个连又冲回去，在村庄西北的柴堆里找到了她们，遂将这些家眷孩子们救出，其中有我爱人王建英及二妹和孩子，虽然将她们救了回来，但我连伤亡过半，为此我向团长请罪，团长却嘉奖了我，说要不是你拼命反击冲杀日军救回家眷和孩子，她们要落到敌人那里就别想活命了，你是她们的救星，是功臣。团长虽这样说，我还是心疼那些跟我几年的好弟兄们啊。我决心多杀敌，为死去的官兵们报仇，叫他们得到安息。

　　到中条山后，驻防整训。年底，85师驻渑池守河防，陈铁升任第14军军长。

　　1941年5月，陈铁军长令85师253团和254团北渡黄河，增援垣曲以北的94师和刘茂恩军团的第15军抗击日军。我在山西垣曲王茅镇一带整训，我营住在原来休整时曾住过的东石村，我接到炮兵掩护我军抢渡黄河的命令，在骑着白马带着炮在黄河岸边行军时被日军飞机发现，于是，日机就像阴了天一样密集，向我扫射，把我逼到一棵大树下，一颗炸弹落在我跟前两步远，马惊跑了，我被炸弹掀起的土埋了进去，敌机走后，官兵们才把我从土堆里扒了出来。我即指挥定炮位，向日军打去，日军成群地攻来，我观测到大约560公尺能打到日军窝里，果然，开炮后把日军炸飞老高，掩护了各团的北渡。

　　许多伤兵因为战事紧，来不及救治，只好等到战后收救。我在船上收救时突然发现迫击炮尉官我妹夫魏玉德，正倒在船上，泡在血水里，他的右腿已被日机炸烂，当时他在船上扛着炮打日军，掩护我军渡河。他被救起后被送往后方医院，右腿被截肢了，他要求把截下来的那条腿埋在黄河岸边，要与殉国的官兵们一起继续守河防。

　　我去立碑写道：

　　血染黄河坚守关，忠烈守防家未还。

　　英雄卫国居岸在，不准日寇渡黄来。

庄兴元题

民国三十年六月

　　(四)入山西作战

　　随后我这支部队又被调到山西阳城、翼城与日军作战。打阳城的战斗尤为激烈。我指挥炮兵连白天做工事，晚上我们进入阵地。拂晓时日军开始攻击，对我们的炮兵阵地方位也计算得很准确。我们刚打了三发炮弹，敌人就找来了，接连打毁我们的一门炮，还伤了三个弟兄。打到第二天下午黄昏时候，敌人占领了锥子山的三个山头，然后扔手榴弹和用机枪扫射，我用望远镜看见我们的战士从山上不断地滚下来，此间距离约有500公尺，我就赶紧命令炮长满君山(山东滕县人)瞄准射击，“轰轰轰”三炮就打到贼窝里面。当时日本军队有100多人在山上，我看见把他们打得都飞上了天，战士们都高兴地拍巴掌，然后我们发起冲锋，又砍又杀地冲上去，终于把山头夺了回来。但到了天黑以后，敌人援军不断增加，我们又守不住了，此山也只有一条退路，敌人用炮火封锁住这条路，根本无法通过。我马上命令撤退，掩护炮过去，先把炮件运过去，十几步二十步一门，我在前面领着他们，慢慢地撤出来，进入到阳城境内的山沟里面，敌人在这个时候就追进来了。我们摆的是口袋阵，我们军队往两边撤，口让给敌人钻。阳城县两边都是山，当中是河沟，正赶上六七月天，连阴雨，山上发起了大水，我们在南岸，用炮打北岸，敌人整个的一个旅团，就在山沟里来回转，小汽船也用不上了，就一直打，最后我们把日军一个旅团全部消灭在里边，没跑掉几个人。之所以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三个师很团结，在那个三个角里边，能够互相救援。

　　消灭日本这个旅团之后，我们到一个村庄住下，老百姓就往那个河沟里跑，拾了很多日本兵的表，还拾了很多鬼子的手枪。日军死的士兵也没来得及火化，骡马也被打了药，死的很多，当时整个河沟子一带气味非常难闻发出一阵阵死尸腐臭的味道，臭气熏天。

　　就这样，我们在阳城、翼城、晋城等几个县来回转，与日军作战，过去是正规作战，后来是一天打好几仗。有次打着打着发起了大水，敌人被逼在河西，我们在河东。那个地方老百姓很少，只有八户人家，日子也都穷苦，没有粮食吃，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在山后窑洞里弄了点玉米回来煮着吃，因为几天没吃东西了，结果撑死我们两个士兵，我也吃了一碗多，涨得不得了。战争就是这么残忍，每次作战几乎都是这样。

　　1942年9月，我营迫击炮位设在树林里，隐蔽着打击日军阵地，我站在制高点指挥，连发数炮。正准备移位时，敌机找来，我即令全体人员到掩体别动，敌机向下扫射转了几圈，把我头顶的树叶扫落一地。敌机走后，我指挥马上换位，向敌军阵地开炮，击溃了敌人的进攻，为此，我被提升为中校代团长。

　　1943年5月，黄河河水下去，仗也不打了。就这样的背水之战，我们前后在黄河以北与日军对持五年之久。后来我们过了黄河，奉命到偃师、洛阳、孟津、长葛一带守河防，先后两年多，边整训边补充，接着参加了洛阳龙门之战。

　　1943年5月，我在洛阳河防线上，不时会有恶战发生，随时会有危险发生，遂给家里写了封信，却又因家中不能回信，很想见到家中的音息，真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信是这样写的：

　　父母大人尊上：

　　儿经百战，奋力抗日不渝，现在洛阳渑池一线守河防，责任重大，军人天职在身，系我中华之危亡，儿虽有前功，但国破未愈，再建卫国之绩，因战所累，儿已升至为中校代团长。

　　这是父母教诲有方所致，眼前，背水之战在即，所未知生死存亡，即是战死事不期，怎忍日寇占国土、践百姓、亡国之恨。男儿不展报国志，空得父母赐给躯。如若殉国，也是卫国所死，是家辉壮史，儿已做好捍卫中华的准备，随时与日军拼搏，日寇不走，战火不熄。

　　请二老照顾好二弟、三弟，要他们上学读书，有志报国为民，要自强不息，我寄回的东西每人一份。

儿跪拜

子耀中

民国三十二年五月六日

　　(五)返回河南，开展游击战

　　1944年1月至5月，我任14军85师253团中校代团长，其间，参加了背水黄河之战，洛阳龙门之战。

　　日军开始进攻龙门时，我们这个军在龙门外围打，但我军的第94师守洛阳城。打了几天以后，龙门失守，我们部队被迫撤到七里河。那场战斗打得很窝囊，部队被打得很零散，不少连长、营长阵亡，几个团长有的逃走，有的阵亡了。打到七里河以后，我在那里负责收容部队。第94师师长是张士广，按照作战部的命令，守21天就行，结果守了30天也没有援军，后来他只好零零碎碎狼狈不堪地撤出来。

　　我们撤到灵宝，敌人就追到灵宝，我们守在千金庙跟敌人打，相持了八个昼夜。谁知，打着打着，师长的电话也接不通了。不见了师长，师部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营已被敌人全部包围，于是我命令开始突围撤退，一直撤退到函谷关，到函谷关这才找到师部。当时我很冒火，提着手枪指着师长大声斥问，参谋长谭本良在当中劝说，这才算罢了。当时师长被我弄得很难堪，后来一想我也有点后怕，为什么?那时候他们是可以随时借故杀人的。

　　1944年5月，我任41师123团上校团长，后到卢氏县整理后，就跟师长请长假，他不准。后14军要调往重庆，担任警卫军，我不愿意去，想继续和日本人作战，所以他们出发到重庆那天，我也离开了部队。那时我已是团长，就带了几十个人，带着骡马，到了事先找好的地方，并派人在路口收容不想去四川的士兵，仅仅一个星期之内就收容了四五百名，编了三个连。当时没有多少枪支，一个连也就是几十只枪，用的也是我警卫排的几支枪，还有几挺轻机枪。我们在那里占了两个堡，粮食以国军的名义向堡里要，县长也认识我，请了我的客，我也找他要一部分粮食，这样维持了两个多月。

　　有一天，我突然遇见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的儿子张广举，我们原来很熟，就商量一块组成一支部队，他的部队虽然比我有力量，但也不算大，只是手枪多。在那里他还与我换了贴，结拜成兄弟，一个姓程的黄埔6期生是老大，大学生毕华山是老二，我是老三，张广举是老四。

　　我们开始在偃师县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战，坚持了一年多，但枪械弹药没办法补充。

　　1944年12月，我因常常带队攻击日军，渑池的日军不敢出城，我就带队攻击渑池城，活捉日军队长小队长及11个日本兵，押送到一战区卫立煌部，于是他给我们发了一部电台，还给了个番号，叫第33抗日游击纵队，任命我为33纵队司令(少将)。

　　我们都恨透了日军，与日军作战，战士们打仗都顽强英勇，不怕艰苦，更不怕拼死，我写诗鼓励全体官兵：

　　铁血之躯卫中华，恨击日寇惨国家;

　　健儿不惧抗日险，愿为国家把身捐。

　　接着，我把爱人李新民给我写的信叫官兵们传看，以鼓励他们的抗日志气，信内容是：

　　耀中公：

　　一别年余，常在念中。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何况我夫是国民军官，男儿志要报国才有家全;我们即是生死离别，是为卫国家，不念个人私情，是当之无愧的。愿你团结官兵们，英勇抗击日军，救国救民。

　　我曾被日军飞机轰炸，险些丧命，中学放学刚入家门，日机来了，突然轰炸，母亲喊叫我，但我被黑烟遮着，张不开口，都是烟弹药味，我用手伸摸着行走，突然，又一枚炸弹的爆炸，我被推倒，震昏过去。

　　待醒后，见父母亲和许多邻居们围叫着我，我才知道人们是从废墟里把我扒出来的，炸弹与我只一墙之隔，墙被炸倒把我埋在里面没炸着，大家都说我命大，以后定是福贵之人。

　　耀中公，日寇不灭，国家不会安宁。你要以保卫国家之大局着想，我在家等待你抗日得胜仗的佳音。多保重。

　　此致敬礼

妻 李新民字

1944年12月吉日

　　我任一战区33纵队司令后，驻守河南渑池，并把洛阳的日伪军打败，在作战和行军路上，遇见很多逃难的老百姓，我就把从日伪军缴获的衣物和粮食，救济他们，经常在日伪军中抢救回很多的老百姓和中国官兵。

　　1945年初，因我常带队攻打日军，常活捉不少的日军和伪军，因而引起日军注意，日军两个大队及日伪上官子平组织与皇协军大团，联合来攻打我部，他们的武器弹药都是日军的，很先进。

　　战斗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我们没有补给，弹药拼打光了，我部撤到河南熊耳山一带坚持打仗，后到民权，准备到灵宝，因弹药打尽，无法补充，于是我下秘密命令，化整为零，化装成小股，奔取西安集合。

　　于是，我化装成一个商人，买了些纸烟布匹，用毛驴驮着，带着家眷随从逃离灵宝。在路过一个山头拐弯处，迎头遇上了一大队日军，我手里的拐棍掉在地上，这时上来四个日军端着刺刀前后把我顶住，左右胳膊被架。一日军官问我：你的什么的干活，前面有没有毛猴子?我为了掩护部下安全撤退，拖延时间，就说：有的。日军官就指挥向山南打炮。这时我的手就一直在裤兜里握着手枪，心想一旦出现不测，就开枪打死几个日军是赚的。我被逼得不能转头，正要拼命时，化装成二小子的勤务兵根旺，跑到日军翻译官跟前说：他是做生意的商人，带着家眷孩子常在这条路上走，人家是良民，都知道的。翻译官看着家眷和孩子们正绝望地哭着，就走到日军军官跟前说：他们的良民，放行的有!这时日军军官正指挥着向山南打炮，对我们顾及不到，就把我们这一伙人员车队给放行了。

　　走一段路后，我很感激地对根旺说：要不是你大胆冒死去说情，救大伙，等到日军打完炮以后，搜人搜车时就暴露了，枪支都藏在布匹里呢，我的内衣里穿着中国军装，太危险了，得给你记一大功。

　　于是我命令快走，这时部下还端正与我站着，我说可不能这样，不能行军礼，咱们已经化装，不能暴露出咱是中国军人的踪迹。这一段的证明是张广举，他起义后在西北军区任警卫旅旅长。

　　我们到了西安以后找到张钫，把情况跟他一说，张钫就在铁道北铁工厂里给联系地方住下，还给了点粮食，等他儿子张广举来了以后，就组织了个新6旅，张广举任旅长，我任副旅长兼团长，干得很好。

　　(六)抗战胜利，起义返乡

　　日本投降以后，我在师部担任师副，后任西南军官总队第四队队长。我当队长干了4个多月，交通部成立交通训练班，开设铁路运输、铁路机械、铁路工程、无线电、有线电等专业，把我调到那去担任交通训练班的队长，六个月后我们毕业，又回到军官总队，调往郑州住在新郑县，稍后调到军官收税队。

　　淮海战役爆发以后，我奉命带着部队去南京，后来想去找在湖南的军长张际鹏，张际鹏回电，叫我立即到岳州会谈，有要事相商。谁知我还没来得及过去，他就随着程潜的部队起义了。白崇禧部队过来后，把我们当成程潜的人，不管不问，把我弄到衡阳，当军事专员，开设征兵站，还没正式活动，又命我到桂林的广西大学，结果被扣留起来，我后来说服了卫兵，离开后到了遵义，找到陈铁，被任命为团长，不到两个月，我就率队起义了。

　　起义之后，在湄潭、修文剿完匪之后，考入重庆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第三部。毕业以后，被分到石家庄炮兵第三基地，任军事教员。抗美援朝期间曾两次运炮入朝。

　　1952年转业回到滕县务农，“文革”中遭遇不公正待遇，后来落实了政策，参加了枣庄市统战部组织召开的起义军人座谈会，重新领取起义证，并待我以同志相称，心情非常高兴，也可以说我又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紧接着又参加了黄埔同学会，我更是高兴了。后来我还参加了滕县政协，任两届政协常委。

(据庄兴元1990年中秋节录音资料整理，题目为编者所加)

来源：《黄埔人生：黄埔军校山东同学口述资料选编》赵兴胜主编 山东友谊出版社2016年出版 P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