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南侨机工的从军报国记 (口述/吴钟标 整理/冯惠)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06-213   2024-06-08 10:17:29

　　采访者：冯惠、李岚

　　整理者：冯惠

　　采访时间：2012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海南省琼海市中原镇

　　讲述者简介：吴钟标，又名吴惠民，1918年出生，广东琼海(今海南琼海)人。1933年，因家境贫困赴新加坡谋生。1939年，响应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号召，回国参加抗战。1940年，进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十七期第二十总队第一中队步兵科学习。1943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荣誉第2师当排长，后历任第5军第48师中尉副连长、第49师上尉连长、国民党降落伞第二大队第八中队上尉分队长等。1945年日本投降后，从广州回海南务农。

　　采访手记：我们见到吴钟标的时候，他穿着褐色团大花中式服装，戴着黑色高帽，拄着拐杖，第一眼就觉得是一位非常摩登的归国老华侨形象。后在采访中询问得知，发现老人还真是归国华侨。老人还自豪地说：“陈嘉庚的孙子都曾经来看过我两次呢!”

　　吴钟标既是从新加坡归国抗日的南侨机工，又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多重特殊的历史身份重叠，更彰显出这位安居琼海乡下平凡老人的不平凡之处。

　　采访时，老人思维清晰，耳聪目明，说起话来侃侃而谈，中气十足，声音在屋外都听得见。他说自己每天都会坚持慢跑锻炼，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早上必喝一大碗水。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整个采访期间，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表现得非常好。老人把这些归功于黄埔军校的生活和学习让他养成了做任何事情都很有规律性的习惯。

　　到新加坡当小工

　　我小的时候吃过很多苦，3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基本上记不得父亲的模样。听母亲讲，父亲是在三亚做小生意的。每年一到春节的时候，父亲就会回来看我们。有一年春节，父亲搭船回来的时候经过黑鱼场(海南万宁和陵水交界处)那个地方，遇上大风浪，风浪把木船打沉了，父亲也在这场灾难中去世。从此以后，家里的生活境况一日不如一日。母亲一手把我拉扯大，非常辛苦。

　　我15岁的时候，母亲用5分田换回100光洋让我去新加坡。因为我有一个舅父在新加坡吴氏工会当司理，母亲希望我过去跟着舅父学一些谋生的手艺。从此以后，我便离开家乡，到新加坡跟着舅父当小工。

　　这是别人的地方，我要回国

　　舅父非常爱国。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的消息传到新加坡后，舅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比如通过卖花筹钱，捐给陈嘉庚先生的筹展会购买飞机、大炮等。

　　1938年，日机轰炸广州，新加坡华侨青年游行示威，我们12个人被英国警察扣留。陈嘉庚先生去担保我们，但是英国警察不同意释放，说我们是捣乱分子，想把我们赶出新加坡。结果，很多新加坡华侨一起罢市，开车的、卖菜的、扫大街的等一起罢市，连印度人也跟着罢市，新加坡成为一个死城。英国警察迫于压力，把我们释放了。

　　我出来后，想想这是别人的地方，殖民地，我们不能久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中国人应该回国参加抗日，我就参加了回乡救护团。但我年纪太小，人家不接收我。但我想着一定要回来，人家的地方不自由。

　　刚好，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机工回国。因为当时很多重要国际物资都在缅甸仰光这个地方，要通过缅甸运到昆明、重庆，当时的路很不好走，加上没有几个人会开车，所以陈嘉庚先生就号召华侨懂机工的报名回国支援抗战。我是第九批报名的，但因为不会开车，没有被吸收。后来，我租的士学了一个星期，会开车了，然后再去报名就被录取了。

　　南侨机工考军校

　　1939年8月14日，我从新加坡经越南回到昆明。在昆明，我的主要任务是开车，把缅甸的军火运送到昆明。后来，我调往重庆军政部机械修造厂第二修理工场当机工。

　　那时，海南人出门在外见到老乡很热情。当时海外部有一个副部长叫叶永霖的，海南文昌人，我们几个年轻的南侨机工经常到他家玩。他跟我们说：“你们这些孩子，爱国热情我们很佩服，但是打日本人必须要学本领，黄埔军校在重庆招收第十七期学生，所以你们可以先报考黄埔军校。”我说：“但是我们文化水平很低，很难考得上。”叶部长鼓励我们说：“不要紧，你们是华侨爱国青年，比如说要100分达标，你们只要考50分，我就可以以海外部的名义保送你们到黄埔军校读书。”

　　后来，我和周经勤(海南文昌人)、何声云(海南万宁人)一起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我们三个人都考上了。考上后，我们从重庆行军走到成都北较场就读黄埔军校。

　　死都不怕，苦就更不怕了

　　我于1940年进入黄埔军校读书，黄埔军校门口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此门”,让我记忆尤深。进入军校后，我们的文化水平不算高，对几何、三角、代数等更是不懂，但是军校要求必须要学习这些科目。所以，军校经常在中午的时候不让我们休息，专门安排一些教官来教我们几何、三角和代数等。

　　6个月的入伍生活很辛苦，因为校长蒋介石是从日本军校毕业的，所以他参照日本的教学模式，在军校成立一个军事教育连，有军事训练班、参谋班、劈刺班、特务长班、训练班、高教班等。我就到了军事训练班学习。

　　我们每天起床后都要参加早操、升旗，然后吃早餐。早餐6人一桌，有花生、榨菜、粥等，午餐和晚餐都有米饭吃，每个月还有3元的生活补贴。我们每人还有两套咖啡色的军服，草鞋是自己打的，有用草来打，也有用布来打。军校校歌天天唱，每天要唱好多次的，夜间经常有紧急集合。校长蒋介石必来参加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还发表演讲，所以我也多次见过他。毕业时我们每人有一把佩剑，是校长蒋介石赠送的，上面刻有“不成功便成仁”。

　　军校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我们死都不怕，苦就更不怕了。黄埔军校的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养成了做任何事情都很有规律性。当时我们读军校的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侵略者，社团活动虽然很多，但我们不是很在意，不感兴趣，就想学本领，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我们一进入军校就要集体加入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根本不懂，我们的目的就是抗日。现在，我心里的愿望就是台湾能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

　　陈继承的故事

　　在军校读书的日子里，有一个故事让我至今难忘。这个故事也是我进入军校后听其他同学说起的。我们军校的教育长是陈继承，他原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时候，他宿舍的一个同学，睡上铺，陈继承睡下铺。睡上铺的同学老是欺负陈继承，有时还朝他吐口水。陈继承说：“同学之间，你别老欺负我，万一有一天我出人头地了，你怎么办?”那个同学说：“你出人头地的时候，我也不会理你的。”

　　后来，陈继承当上黄埔军校教育长，他那个同学却在军校喂马。有一次，陈继承在视察军校马厩的时候，发现一个人很像他同学，便上前了解情况，问了他的姓名。后来，陈继承回到办公室给他写了张字条，约他那个同学到办公室坐坐。那个同学见到陈继承后，非常不好意思。陈继承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后来还给他同学一个很好的位置，当了少将高参。所以说，我们不能随便去藐视别人，不能随便看不起别人。

　　4个与6个的对决，那时真是命大!

　　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军校便派我到离成都较远的新都入伍生队当教育班长。后来，由于我是南侨机工，远征军荣誉第2师输送团就把我调过去当排长。我们师长是戴坚,团长是海南文昌人，对我很好。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开车，从缅甸运送物资回昆明。在运输的过程中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取得制空权。后来美国支援我们，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来了之后，我们才拥有了制空权。

　　我曾经在畹町的一个高地与日本人打过一仗。当时，我带了一排约60多人与日本人打了几天几夜，最后只剩下我们4人。日本人看到我们所剩无几，便冲了上来，他们也只有6个人。当他们冲上半山腰的时候，我们停止了射击，日本人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其实，我们子弹也不多，我们4人商量只有和他们拼了。当他们冲上来的时候，我们4人分别瞄准射击，击中4人，剩下2人，结果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回来后，我升任副连长，接着升任连长，再后来就调到空军降落伞班学降落。

　　在广州痛打日本人

　　1945年7月，广西的一个飞机场还有日军在抵抗,我们就被调去消灭他们。之后，我回到广州，准备接收广州。我们非常痛恨日本人，所以在他们投降后，天天让他们给我们打水洗脸。有一天，我们早上起来没有看见一个日本人，后来突然看到他们在后院拜天皇。我们相当气愤，日本都投降了，他们还拜天皇，所以便把这几个日本人痛打了一顿。

　　在广州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便写信回家。母亲接到信后非常高兴，托人带口信给我让我立马回家，因为我在家已经定亲。那时候，定亲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离开广州回家结婚了。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06-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