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去中国远征军，我向地主借粮换路费 (口述/苏宗华 整理/罗春林)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14-223   2024-06-08 10:39:45

　　采访者：徐丽飞、陈何毅

　　整理者：罗春林

　　采访时间：2012年10月13日

　　采访地点：湖南省茶陵市

　　讲述者简介：苏宗华，1922年出生，湖南茶陵人。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步科。1943年毕业后，在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直属第36师第8团第1营第1连任职排长，曾参加高黎贡山之战。

　　采访手记：苏宗华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毕业的。毕业时，军校选派100名学生参加中国远征军，老人便是其中之一。

　　毕业时，学校发了一笔路费，但路费数额不足以支撑他们去往云南报道。当时，又恰逢传统春节，老人便先回了趟家。奈何自己家里也很穷，要拿出路费来是不可能的。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向地主家借了10担谷子去卖掉才解决路费问题。老人借钱奔赴抗日前线的故事深深地震撼我们，这背后深藏着的是一代热血青年满腔赤诚的保家卫国之心。

　　考军校，身体检查并不严

　　1941年，我还在湖南茶陵老家念中学。有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乡亲回到家乡，告诉我黄埔军校正在长沙招生的消息。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国家最高领导人号召我们全民抗战，有感于此，我便前赴长沙报考黄埔军校。当年在长沙，报考的人数达到1000多人。考试内容主要是数理化，也有政治课，考的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在考试之前，必须经过身体检查。当时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所以身体检查较之现在是比较松的了。只要身体好，没有病，身体检查就能过关。像那些得过天花病，而且在脸上留有麻子的人，放在现在肯定是不合格的了，但那时候就能通过检查。

　　我们被迫在长沙待了一年之久

　　我报考的是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第二分校是从武汉沿袭下来的，之前名叫武汉分校。北伐战争期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黄埔军校已经办到了第六期，接着就搬去武汉。抗日战争时期，军校改称第二分校，后来又搬到武冈，所以第二分校又叫做武冈分校。

　　考试过后，我们这些榜上有名的人却未能马上前去武冈，而是在长沙就地参加了入伍生团。团长是黄埔军校第八期的，益阳人，名叫谢声溢。因为长沙会战的缘故，我们这个入伍生团被迫留在了长沙达一年之久。在这一年里，我们在岳麓山的一个训练场里进行入伍的基本训练。除了学习士兵的基本动作外，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指挥一个班的行动。除了步兵的基本教育外，我们还得学习工兵的挖战壕、挖掩体和骑兵的开汽车等其他科目。

　　一年的入伍生教育即将结束之际，我们团举行了一次考试，只有考试合格才能进入军校。这次考试的内容分两类：一是术科，即这一年来所学到的士兵基本教育，包括立正、稍息、起立、坐下、趴下等;二是学科，这个跟一年前入学考试的时候差不多，也是数理化等的内容。考试看似复杂，其实那时候因为非常需要人才，所以淘汰率是很低的。淘汰掉的人主要是身体不合格的，其他的都马马虎虎的就算过去了。据我了解，之前第十四到第十七期的学员学了半年就毕业了，因为抗日前线急需人才补充。

　　武冈的训练，系统而多样

　　武冈分校的主任是李明灏，后来由周磐接任。李明灏是醴陵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周磐是邵阳人，保定军校毕业的。学校的教官都是中国人，很多是保定军校毕业的，以保定军校第六期和第八期的居多。

　　在武冈，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床，5分钟内必须穿好衣服出去集合。集合之后，在值星官的带领下跑步，然后回来吃饭。要进行野外训练的时候，自然是一直待在野外，饭菜都是送去野外吃的。但在校内的，就要在饭后去到教室上课。学校有专门的教室，每个学生一个位子，各坐各的位，由教官给上课。

　　我们一天要上8个小时的课，总负责教育的是区队长。上课的内容由术科和学科组成，其比例大概是6:4。术科的内容又依据学生分科有所不同，步科的学生以步科的内容为主，炮科的学生则以炮科的内容为主。

　　早在报考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这些考生便已经选定好科目的了。入伍前选炮科的学生，入伍、升学时念的便是炮科。我入伍前选的是步科，入伍生以及进武冈之后念的就还是步科。步科下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作业等，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学习后再分开进行练习，有分班进行的练习，还有分排进行的练习，一直到连一级的为止。我们使用的武器一般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个班里还有一挺轻机枪。轻机枪有两种，一种是捷克式的，一种是苏联的。苏联的弹匣，一匣有几十发，捷克式的只有20发。除了这些武器之外，我们每个学生还要学习迫击炮或者重机枪中的一样。

　　虽然我们是属于步科的，但学习的内容却不限于步科，骑兵、炮兵、工兵、辎重这几个科目的内容附带的也要学习一点。另外还要学习日语，为的是以后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能够听得懂他们谈话，能够跟日本俘虏进行交流。

　　此外还有战术的学习，这些也是术科的内容。战术的学习按照团、师等分开，一般要讲解到师的战术指挥为止。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德法“马其诺防线”。在一战的时候，德国和法国便发生了战争。后来，法国修建了一个很坚固的国防工事——“马其诺防线”，自以为靠它就能挡住德国人的进攻。于是，法国人便相当享受，到处是歌舞升平。谁知道后来德国人干脆绕过这个防线进攻，法国一下子就沦亡了。

　　我们还有学科的内容，学科以数理化为主。此外，学校还设有政治课，主要讲的是“三民主义”。学校还设有一个报馆，出版《战斗日报》。抗战的形势，包括中国远征军的消息，我们基本上就是从这里面知道的。

　　另外，军校还有长官训话。每次学校的纪念周，都是由政治部长或者学校主任和副主任，有时候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的高级长官来给我们训话。但高级长官来的次数非常少，因为武冈那个地方当时很闭塞，没有飞机场，没有通公路，要走路才能进得来。

　　我们的吃穿问题

　　学校每天开餐两顿，早饭与晚饭。开餐时间与现在的不同，那时是早上8点和下午5点。每餐的定额是12两米(当时一斤合计16两)，相当于现在的7两5钱。12两米在现在看来是不少的了，但那时候的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一个月都难得见荤腥，所以肚量大得很，一餐能吃得下一斤半。有的同学家里有寄钱过来，他们就能够在礼拜天的时候到学校外面去大吃一餐。这样一来，他们留在学校食堂的晚饭就吃不完或者不吃，转而可以给到吃不饱的同学吃。

　　我们穿的衣服全是学校发的。每年5月1日换夏装，10月1日换冬装。军装是黄颜色的中山装，有4个口袋。衣领上别有圆形的铜质领章，蓝色的底上面写着“军校学生”四个黑色字。这样的军装有两套，棉衣有一套，但却没有罩布，冬天穿棉衣的时候棉絮都露在了外边。建校初期，每人有一件呢子衣服，到了礼拜天可以穿出去，回来后再穿回便装。但到我们时，这就没有了。

　　由于我们都要忙于学习和训练，没有时间洗衣服，所以我们的衣服都承包给附近的老百姓洗。每个人有一个牌子，把它系在自己的衣服上，再统一送出去洗。要是衣服穿烂了，人人有一个针线包，自己就可以学习缝补。也因为穷，我们一年四季常穿在脚上的只有草鞋，偶尔可见将牛皮缝在一起做成的简易皮鞋。有一年，上头发了一双毛线织就的布鞋，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为去中国远征军，向地主借粮换路费

　　1943年年底，我们顺利毕业。毕业生该有的，比如同学录、纪念章、毕业证章，我都有，但就是没有毕业佩剑和毕业证书。毕业佩剑的事，是因为抗战导致国力疲乏，所以抗战后入学的军校学生都没有这个。至于毕业证书，我是之后回到家乡，才发现原来学校已经将它直接寄到家里去了。

　　毕业后，我们开始面临着去向问题。当时程潜将军是我们老乡，所以有些与他有点渊源的同学便去投靠他。但我和他没什么联系，便没有去走这门子关系。不过，我知道在中国远征军里有一位战死异国沙场的黄埔学长戴安澜将军，还知道中国远征军里第11集团军的司令叫宋希濂，他的部队里有很多的湖南人。于是，我便报名申请参加中国远征军，学校依据个人申请，选送100人参加。

　　在离开学校前去中国远征军报到之前，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笔礼金，也就是路费。但是这笔钱实在是少得可怜，根本不够去到云南的。当时已经是年底了，所以我就回到茶陵老家去准备这一笔钱，顺便在家里过了个年。可是我们家里很穷，要拿出路费来是不可能的。后来，还是在地主家里借了租子才解决这个问题。家里借10担谷子，以后要还12.5担。当时是400元100斤的谷子，这10担谷子换了8000块钱，才够路费去到云南。

　　靠着借来的路费，我在第二年的3月，赶到了云南大理报到。我在第11集团军直属第36师第8团第1营第1连任职排长，团长名叫蒋国忠，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

　　挺进高黎贡山

　　部队在大理待了两个月，进行战前训练，即排长对各排讲完课后，由各班班长带领士兵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战斗训练、射击训练、野战训练等。两个月过后，我们便开拔向前线挺进，先是到保山，然后去参加高黎贡山之战。

　　保山在东，腾冲在西，中间隔着两座山，其中一座就是高黎贡山，山下就是怒江。要过怒江，得从保山这边的怒山出发。我们的部队在晚上开到怒山的山顶上，一天半的时间后才渡过怒江。怒江的水很急，用渡船过江是不可行的，所以部队过江前，先由工兵加好了一座吊桥。说是桥，其实是几根铁链子连在一起，上面铺上一米半宽的木板，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铁链作栏杆。为了安全起见，为了减轻桥的负重，队伍得派人一个一个扶着走过去，还要慢慢地走才行。

　　渡江过后，我们行进在原始森林里。在我们部队到达之前，那里根本没有路可以走的。我们的路都是工兵临时开辟出来的，路上尽是些小竹子，工兵把这些小竹子砍掉，便有了路。一路上，尽是多年树叶掉下来形成的泥巴，那和我们家乡的农田差不多。穿着草鞋走路都不行，得打着赤脚才行。走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脚底下有砍剩的竹子在刺脚。

　　当时正值5月，云南已经是雨季，常常是雨下个不停，我们只有一件雨布罩在身上。那雨布的质量不怎么好，身上常常是湿漉漉的。睡觉的地方是我们剥了树皮临时搭建的帐篷。高黎贡山不比缅甸那边的野人山，这边没有什么旱蚂蝗，也没有什么蚊子，但是瘴气相当的严重，身体抵抗力差点都不行。加上药物缺乏，我们队伍里便有人几个人因为这个瘴气而送了命。

　　伤亡虽重，但我们打败了日本人

　　我们在高黎贡山的阵地是一个加强营的阵地，但是我们师派的是包括我们团在内的两个团。我们连4个排，其中3个是步兵排，1个是混成排。除了我们步兵，还有工兵、炮兵、通信兵、辎重部队等。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步枪，每个连有几挺机枪，一个班一挺轻机枪。迫击炮有，那个六○式迫击炮很好用。

　　在我们发起冲锋之前，其实攻击早就已经开始的了。先是美国人的飞机在持续不断的空袭日本人的阵地，然后我们大炮轰炸，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二十天。等到我们步兵去攻打阵地的时候，敌人其实所剩已经不是很多了。正式的攻击，也就是我们冲锋上阵地，只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但是，敌人虽然被炸了，力量减弱了，但是战况仍然很激烈，敌我双方伤亡惨重。以我们连为例，我们连是满编的，100余人，便死了有二三十个。我非常幸运，仅仅是被炮弹弹片戳中了，伤势不算严重，也就没有下火线。但敌人伤亡更大，山下的敌人被我们消灭后，山上的敌人也不多了。他们在看不到希望后，便纷纷自杀了，我们连俘虏都没有能够抓到一个。

　　高黎贡山之战后，我们开往腾冲。此时，腾冲已经被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已经收复了。部队的主要任务便是休整，中间带着训练、补充兵员。在腾冲期间，我们还遭遇一次小小的地震。不过那次地震比较轻微，因为只是些屋顶上的瓦片跌落了下来。

　　在腾冲休整了一个月之后，我们部队又回到保山，进行战后的改编。改编后，我们部队驻防在保山。之后的一天晚上，当地的县长叫人给我打电话，说日本人投降了，那天是1945年8月15日。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1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