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高黎贡山后的浴血奋战 (口述/谭延煦 整理/李岚、白廷兵)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P228-242   2024-06-08 11:18:17

　　采访者：李岚、杜穗红

　　整理者：李岚、白廷兵

　　采访时间：2013年1月

　　采访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谭延煦家中

　　讲述者简介：谭延煦，1919年出生，广西桂林人。1939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十七期。194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第11集团军总部当见习参谋，后又到“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干训团”)任学生总队区队长。半年后，加入到11集团军直属团参加中国远征军作战，先后任排长、代理连长等。后到第71军预备第2师任营长，参加过高黎贡、腾冲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第93军第278师工兵连参谋长。1949年，在云南昆明起义。

　　采访手记：谭延煦是我们到桂林采访的第一人。老人虽然已经94岁高龄，但思维仍非常清晰。他曾作为预备部队参加腾冲战役，也曾越过历经惨烈激战拿下的高黎贡山。山顶层层堆叠的死尸和脚下踩到尸体时软绵绵的感受，到现在老人仍然忘不了。还有那攻破腾冲城后，城内满目疮痍的场面，他至今也仍记忆犹新。

　　老人现在没有退休金，没有经济来源，靠志愿者的照顾和捐献清贫度日，然而他对此却没有任何怨言。我们仍记得老人说过的那句话：“(那时)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但是精神是饱满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位虽历经生活磨难，但仍热爱生活的黄埔老人形象。

　　从桂林经湖南加入军校

　　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正值日本飞机每天轰炸我们那里，我们上课都已经不在学校里了，而是在老人山里上课。那时，我对读书已经不感兴趣了。从大道理上来说，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想为国家尽一份力量。原来我的想法也是考军校的，但是我对分校不感兴趣，因为本校各种教学器材和设备更齐全些。

　　1939年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本校在湖南招生，到桂林来贴招生广告。当时我和同学一二十个人都报名了，后来考上的只有3个。当时中国大部分领土都沦陷了，很多青年人跑到后方来，只要有工作、有职业的，都愿意去考。军校规定高中毕业、大学及同等学力的都可以去考，这个同等学力范围就宽了。当时参加考试的同等学力的多一些，因为在当时高中学力就很难得了。

　　考试的地点是在湖南祁阳。考的是数理化、语文之类的东西，考试纪律相当严格。后来我听说我们那批在湖南考的有9000人，被录取的有130多个。那些考学术科和体格不合格的，就让你回去，由学校给你回去的路费。只有考试合格了，才能入伍。

　　我们走路去成都，学校里派了两个带队官带队。大概每天走60里路，看路上住宿情况，起码50里路，多则70里路，原则上是60里路。路上有大的村子、圩镇，能够住下来，就在那个地方住了。我们用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才到了成都，住在杜甫草堂。那时宿舍和教室全部是临时做的，上面是竹篱笆，下面拿草盖的，没有瓦。

　　我们是重点培养的一个总队

　　我被分到第十七期第一总队，教育长是陈继承，一个大队只有两个中队。抗战以后，每一期都有两三个总队，其中有一个总队是重点培养的，而且这些总队里纯粹步科的多。我们要进行起码两年半以上的学习，那些学了两年或者一年半的，在日本人投降、国家恢复正常以后，还要回来学校补课3个月。我们这些超过两年半的，就不一定回去补训了。

　　那时主要是干部缺乏，伤亡太大。当时有一种说法，军校培养再多当军官的学生，都不够死的。蒋介石对我们这个总队还是蛮看得起的，逢元旦、春节、校庆之类比较重要的节日，他都跑过来看一看。因为我们这个队算是素质比较高的一个队，里面大学生有一两百人，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同等学力的都很少，也就百八十个。

　　以劳动为主的预备入伍

　　我们进去以后是预备入伍，预备入伍和正式入伍都是基础教育。一天都是出操、立正、稍息之类的，我们也都习惯了，因为在广西的时候，我们从初中起就有军训了。像我们桂林中学，从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有军训教官，两三个班编成一个队。初中毕业以后，还在南宁武陵正式军训了一年。

　　在预备入伍阶段，我们还是以劳动为主。在草堂寺和青羊宫那一头有一条公路，预备入伍期间，我们除了早晚基础教育以外，吃了早饭就要出去修那条公路。那条公路挖下去起码有2米深，一层石头一层黄泥浆的铺路。预备入伍3个月后，正式入伍也是3个月。正式入伍是军风纪教育，劳动时间没有了，上课开始讲军事常识等。

　　我最先想学的是炮科

　　入伍期满以后开始分科考试，入伍时是在草堂寺，分科以后就到西较场了。那时我们兵种比较多，步、骑、炮、工、辎重、通信都有。我们分科跟那个考试分数没有关系，你要学哪一科就任选一科，比如说你要学英语就报英语，要学俄语就报俄语，你觉得哪样比较有兴趣、有前途，就学哪样，报了以后由学校来定。

　　我最先想学的是炮科，学校要求身高是1.7米，而我那时才1.66米。我和大队长讲了几次，他说没办法。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在高中时已经学过步科，在武陵又受了一年的军训，步科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习了，所以报工科。

　　当时工科学习内容，讲得通俗些，就是“逢山开路，逢水搭桥”,比如架桥、筑城、挖战壕、做掩蔽、做各种枪炮的掩体，另外就是爆破、炸桥、炸敌人的堡垒等。我们的文化课教官一直到毕业时还有，数理化、语文、外语一直到毕业都还要学。普通科是普及型的，也一直有，主要是学战略战术等。每年我们起码要阅兵两次，国庆和校庆这两个节是一定要阅兵的。阅兵在军校也不算比较重大的事情，主要是看看学生身体怎么样，学习情况怎么样，了解一下。

　　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

　　入伍期时我们没有假期，之后星期天就可以放假休息了。一般是早上10点放假，下午5点收假。放假就是在街上逛逛，有些同学是四川的，或者在成都有熟悉的亲友，就去那玩一下。我一般逛逛公园，或者有同学邀请去看看电影。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些军校学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个普通人。当时社会上对军校学生评价和看法形形色色，有些人觉得学生雄壮，身体蛮好。其他很特殊的，我倒没什么感觉。

　　我们的军服是黄色和草绿色的。夏季服草绿色，冬季服草黄色。放假出街学校规定要洗干净，划破了洞就打个补丁。有一套外出服，黄呢子的。有个圆形的领章，上面有“军校学生”字样，蓝底白字。当时胸口上有徽章，在左边，小口袋下面写：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哪一期哪个大队学生某某。

　　讲不完的军校伙食，“我们这是陪公子赶考”

　　关于军校伙食那就讲不完了。我们进军校以后，伙食就不好，特别广州、南京沦陷以后，后方好多乱七八糟的人搞鬼捣乱，我们这些学生比当入伍生的时候还苦。我们那时去买菜，那个芥蓝包、莴苣叶起码都有一半是黄的，只要没烂就行。

　　我们学生怕炊事班伙夫头在里面抠钱、揩油，所以每天都会派两个学生跟着伙夫头去买菜。伙夫头是军校长期雇来的，做了十年八年的都有，除非是犯了错误开除。他们和外面卖菜的比较熟悉，经常打交道。其实，我们和他一起去买菜也就是做个样子吧，真给他自己去买还要便宜点，比如一块钱买10斤，他去一块钱可以买11斤。所以，我们同学说：“我们这是陪公子赶考”,陪着去罢了，你要是去管他，还买不到那么多呢。后来就让他自己去买，我们挂个账。

　　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队的学生，突然一下子有二三十个人，到傍晚黄昏时，眼睛就看不清东西了。医生检查，就是吃莴苣叶子，油水太差，那时一斤油100多人吃一天，规定吃三餐。早上吃稀饭，或者煮点面疙瘩吃，中午吃一餐，晚上又吃一餐。一餐才二三两油，买的菜又是像给猪吃的那样。

　　其实，我们的伙食费并没有少，只是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那时社会秩序比现在乱得多，老百姓要涨价，谁也管不了它。现在还有工商等单位来管，那时没人管，虽然有个商会，但是商会徒有其名。

　　偷吃花生的经历

　　我不太喜欢跟人家讲话，搞活动也少参加，看电影都很少有一次。星期天放假，我有个习惯就是去外面买花生吃。那时从西较场门口出去就有一条护城河，是清朝时保护城池而建的，也就一丈来宽。过了河上的桥，对岸四川人卖食杂、花生米的很多，这个在我们广西是没有的。那个簸箕很大、很圆，堆起来的花生是没壳的、炒好的那种，我就出去买一斤装在口袋里。那时我们规定在街上是不准吃东西的，我就一个人或者跟两三个同学一起，到公园里去，那时成都的公园也流行泡茶聊天。我一个人可以吃完一斤花生米。晚上回来再买一斤，留着偷着吃，有时候我在床上也偷着吃。

　　区队长要求还是很严格的。我们衣服的4个口袋都是规定了应该放什么东西，比如这个口袋装笔记本，不能乱装，他第一次纠正你，第二次就处罚你。不过这在入伍期最为嚴格，纯粹是军风纪生活，升学以后反而没那么严格，区队长和队长把道理讲完就看个人自覺了。而在入伍生那时，真的是官是官，兵是兵，非常嚴格。我偷吃花生的时候，同学之间也没有告密的，我们基本相互理解，没有什么嫉恨。学生们也都很遵守纪律，我从入伍生到毕业，在学校没见到有抽烟的。

　　我们对党派没什么感觉

　　在军校里，我们对党派没什么感觉。我们正式入伍以后就集体入了国民黨。那时入党也只是个名义，党员簿上有你的名字，什么活动都没有，党费还要交，每个月到时间，队长就从我们工资里扣收党费就是了。我们预备入伍是二等兵，正式入伍是一等兵，分科后是下士，学校根据这个等级给工资。

　　我是1939年10月到11月间进军校，到1942年夏天毕业。毕业时，我们发了同学录，还有佩剑。佩剑是去队里去领的，它上面有一个歪皮帶(军人帶)。佩剑上面一面写着：中央军校哪一期哪一个总队，另一面写的是“蒋中正贈”。现在想起来，那个佩剑上应该有编号，比如你这个总队有1000人，编号就是1到1000号，不过上面没有刻名字。我们还有一个军校的毕业纪念章，不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纪念册也都丢了，纪念册里面是些相片，和同学录差不多一样，大小不同罢了。

　　分配时，我算是运气好的

　　1942年毕业以后，我被分到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总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宋希濂。当时我分配过去以后，好像都没有认识的同学。其实他们都是直接分到部队去的，到后来我当了中尉、上尉，活动能力比较宽了，才发现大家很多都是一个总队过来的。我们被分配时，学校先给个通知，预计几天能到部队，按当时的车费和伙食费给钱，有报到期限的。我在报到之前，回家休息了几天。

　　分配时，我算是运气好的。刚去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人家就说，你到参谋处工作吧，我就到了总部当见习参谋。我们参谋处分4个科，通信、交通、作战、情报。我是在情报科负责搜集战况，包括搜集汉奸信息或者社会有无扰乱情况等等。我刚去时，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收集战况，后来干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知道。我也不懂怎么写行文，我们参谋主任人很好，告诉我对上面行文怎么称呼，对相等的、对下面的怎么写，这样自己慢慢学，才学到一些。

　　负责带学生的干训团区队长

　　当时国内很多学生青年和回来的华侨青年都流散在外面没有工作，宋希濂就想把这些有青年收容起来，在大理成立中央干部训练团。招生广告我见过，虽然名义上要求至少小学毕业才能入校，实际上只要认识1、2、3,都可以进去。虽然也考试，但也只是个名义罢了，并不严格。主要目的还是收集在地方上的流散青年。我在参谋处没多久，半年还是几个月吧，就去学生总队负责带学生。刚去时，我是少尉区队副，后来升到区队长。

　　干训团的训练与军校的组织形式是一样的，也是分总队、大队、区队。教学有些也类似军校，但是没有在军校要求的那么严格。教育长宋希濂也不经常来，有时候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就来看一下，一般个把月来一次。另外有一个副教育长负责，是总部派来的，少将军衔。我们的总队长也是个少将，黄埔军校第三期还是第四期的，记不清了。干训团也没有分科，一直以步兵为主。学习时间半年左右，毕业后主要分配到第11集团军，别的地方人家不会要的。学生有的分到部队带兵，有的在部队或者什么单位搞政工。

　　对宋希濂的印象

　　我在那边工作一直到学生毕业，大概有半年时间，后来我被分到第11集团军直属团。这个团是后来组建成的，主要是训练士兵。原本是宋希濂想扩充自己的警卫部队，但是他已经有警卫营了，在编制方面说不过去，只能暂时以集团名义成立这个组织。宋是湖南邵阳人，他的警卫营里面的军官和士兵大多是邵阳人。讲个笑话，晚上过了9点以后过路要问口令，他就“嗯啊嗯啊”的。邵阳有个特殊的口音，鼻音特别重，不管用什么口令都好，只要“嗯啊嗯啊”的，就晓得是警卫营的了。

　　对于宋希濂我没有接触，不过他的生活情况我还是了解一些。因为他的副官和参谋是我的同学，大家遇到的时候，就会时不时爱聊一下他。我最初见到宋希濂时就觉得蛮特别的，30多岁，佩着中将的金牌牌，头用油梳得亮亮的。那时我个子小，大家开玩笑，说小鬼我们换一下，我说怎么换，他说我下部队，你来服侍老总，我说你在这不舒服吗?日晒不着雨淋不到，出去陪着老总，不是车子就是马，又不用走路，还不舒服?他说不舒服，你跟着他，去哪都去不了，他去开会或者干什么的，你要在车子边或者附近等着他，等他开会、视察回来，看不到你，就要挨批评的。我说我不行，侍候人的事我干不来。

　　换美式装备后，翻越高黎贡山

　　刚去不到一个月，我们那个连长被派到昆明学习美国装备的新武器，我这个排长就开始代理连长。当时我们还没有换发美式装备，还是七九式的步枪。后来陆续装备美式装备，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记得开始大反攻时，我们团长穿一件美国雨衣，其他营长、连长、当兵的，个个都是一件斗篷，拿纸、油漆、竹子编起来的那种。第71军第36师也没有太多美式装备。

　　在大反攻前，日本人过了高黎贡山，到怒江边，情况相当危险。我们与日军隔着怒江对峙，第71军死守在这一边。在腾冲已经打了两三个礼拜后，我们部队才加入战斗。从保山这边出去，花了三天两夜强行军，过了高黎贡山才停下来，一直没有休息。

　　高黎贡山海拔四五千米，人走到半山腰，日头还没落，天还没黑，看到上面有太阳，半山腰下面下着蒙蒙雨。我们先在山脚吃饭，因为如果在山上煮饭吃的话，带柴火上去，都会变成湿的。我们刚到时天有点黑，等于现在六七点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那山顶起码有两里长的路上，死牛、死人、死马堆了一大堆，踩上去软软的，有的生了蛆，有的只留下些枯骨头。天黑了，走到什么地方，踩没踩到也不知道了，一路过去都跌跤，我们连里士兵跌过跤的超过半数。山上面是黄泥浆，到腾冲时都跟泥猪一样。日本人那时装备好些，都拿汽车拖引，所以就在高黎贡山修了一条马路，是一条很窄的路，骡马、单人可以过。

　　腾冲战役中的预备队，没有什么怕死之类的顾虑

　　到了腾冲以后，我以为会马上进入阵地。结果到了离腾冲还差5里路的时候，上面说停军待命，也没说什么任务，就是待命。开始我们以为情况紧急，马上要投入战斗，连我们团长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说要看前方部队什么地方吃紧，或者缺人员的话，我们就补充上去，另外也怕日本人跑出来。

　　那时腾冲攻城部队死伤相当严重。到腾冲可能有半个月，一直等。日本人在城里待不住了，东西吃完又送不进来。有一次，10多架日本飞机飞到腾冲，那时我们防空力量差，保山有陈纳德的飞机队在，我们得了情况立刻通知他们。大概过了20分钟，日本飞机还没到腾冲城上方，就看到陈纳德的飞机到了。有些不要命的敌人就把东西投下去，城里得了1/3,大部分投在城外，粮食、罐头等都给中国军队得了去。日本飞机逃命要紧，顾不得那么多，陈纳德的飞机也不去追他们。

　　在腾冲战役中，我们虽然没进入战斗，但是也在战斗系列里头。上面有命令就要随时准备战斗，也不知道哪个部队需要补充，不一定是一个团去补充，也可能是缺一个营、一个连，我们就补充上去。我们当时讲笑，干脆早点上火线，打死就算了。无论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都不怕死，现在窝在这里，就是耐不了这个烦，死不死、活不活地等着，莫名其妙，精神特别不舒服，还不如干脆上前线。

　　中国的士兵，战斗思想和战斗精神其实是很旺盛的。

　　虽然我们部队不在第一线，可我同学多，我经常去第一线找他们玩，我有好几个晚上在凌晨以后跑到他们那儿去。凌晨两三点钟，这段时间是最安静的，没有枪响，偶尔有枪响，也像小孩子放鞭炮一样。我们预备队和前方部队也就距离一两里，我们下象棋、打扑克，就跟平常一样，大家都没有什么紧张、怕死的。那时的战斗情绪你想不到的，在第一线没有什么怕死之类的顾虑。

　　腾冲城破后，他死的不值

　　腾冲城破以后，我们就去清扫战场，有10多天。我和我们连的一些士兵、干部进去里面看了一下，里面很惨，鸡、狗都没有了，房屋和树木都烧焦了。当初估计腾冲、龙陵有一次战役，就提前疏散老百姓，老百姓倒是伤亡不大。中国军队死得多，日本人最后就剩一个。那时听上面战略方针，一是防止在印缅边境的日本人往中国撤;二是防止中国腾冲、龙陵、松山的日本人在中缅边境的腊戍会师，一会师他们兵力就强大了。所以，无论龙陵也好，腾冲也好，都不准一个日本人跑出来。

　　我记得预备第2师有一个团的团长,他个子比我矮点，也是湖南人，带了1个警卫排和3个营在腾冲城里。当时敌人那边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死，从城墙的枪眼打了一枪，就把他打倒了，正好打到头上。后来说他这个团长死的不值，我们把日本人打垮了，他却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们直属团作为后备补充部队基本上没什么伤亡，伤亡都是病痛的多。之后，各个部队由上面指定到什么地方驻扎，等于是整训一样就地休整。我们部队就回保山，我们那个连在保山守卫飞机场。

　　随身带着“鸦片烟”

　　在战场上，我们医药缺乏，云南瘴气又厉害。到了怒江附近，老百姓说，你们外头来的人，要抽点烟。我们这个地方瘴气严重，得了瘴气，是没有药整的。我当时带着烟，自己不抽，给别人抽，听了老百姓这么说，我也抽起烟来了。

　　在怒江那个地方蛮多神话的。老百姓说，你们口干了不要喝江里的水，那个水有毒的。有一次，我口干得不得了，等我们连的兵过了，我在后头走到河底下捧了几口水喝。那个河又深，走下去起码二三十米。我那时身上都带着“鸦片烟”,不是真正的鸦片烟，是烟杆里的烟屎，把它挑出来的，拿个瓶子或者纸包着。那个蛮有效的，拉肚子、感冒，吃了特别灵，没有开水，用冷水喝下去，我的挎包里随时都有半把斤。

　　那时野战医院离得远，药又缺乏，得了感冒什么的不好治就等死。特別是在云南，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发高烧，人发高烧，就好像疯子一样，那个架子床一米多高，他都有本事跳到那个上面去。当时什么毛病也不知道，我给他吃点我带的鸦片烟，效果不大。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年纪轻，社会常识差，分析不出来。当时只有社会上的草药医生，请来看了一下。病刚发作的时候，还有办法把烧退下去，一发到高烧时，他也没有办法了。由地下一跳到架子床时，那就没治了，高烧发热已经到了顶点。

　　战争是不好的东西

　　日本投降的时候，我们还在保山守衛飞机场。云南没有进行什么受降仪式，在越南有一个受降点，云南省主席卢汉去搞的，我们部队也去了。那时我们的广播很少，电视也没有。听说日本人投降了，我不太相信，想当初日本人都从东北打到西南，半个中国都没有了，他们怎么会投降呢?后来确认是真的投降，无论城里还是乡村都放鞭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兵都是一片欢呼，场面相当感人。这时，我才相信日本人是真的投降了。对于战争，虽然不说有什么意见，但总觉得相当难受，战争毕竟是不好的东西。

　　我在保山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1945年日本人投降以后，第11集团军还存在，到1946年中国远征军撤销，宋希濂去西北当了西北行营主任，第11集团军就不存在了。

　　我跟士兵关系很好

　　虽然我是一个穷光蛋，但是分外之财我不取，我有自己的原则。那时我对士兵蛮好，我本来当连长有82块钱，用不完的，家里又没负担，自己也年轻，想着士兵们没烟抽，我就每个班一个月发一两斤烟丝给他们。他们衣服烂了就让一个班买一个针线包，给他们去缝。因此，士兵对我也很好。

　　那时，我们吃饭就跟打冲锋一样，而我不管在哪个部队都没有这样过，我都保证他们能吃饱。一个人的肚子有多大量，尽着他们吃，今天不够吃，就拿明天的量来补，明天不够拿后来的补。这样一个半个月下来，煮点粥给他们吃，也吃不去多少了。我那时也和他们一起吃，不像人家说的，当官的另外开伙。无论我在哪个部队，都是让大家一起吃。那些士兵开始两天会抢着吃，看到不抢饭也不会挨饿了，他们就不抢饭吃了。如果抢的话，一连一百多口人，一人多抢一口，都不得了。看到饭快没有了，立刻煮一锅出来，吃多少舀多少，大家都不再抢饭吃了。那些饭就能剩出来，一人一天一斤半米，吃不完的，如果抢饭吃只会越抢越厉害，吃多少也没数。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P228-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