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松山战役 （口述/王凯 整理/李岚、陈何毅）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71-278   2024-06-08 14:53:15

　　采访者：李岚、陈何毅

　　整理者：李岚、陈何毅

　　采访时间：2013年4月

　　采访地点：浙江省台州市

　　讲述者简介：王凯，曾用名王永华，1922年出生，浙江台州人。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步科第二总队第六队。1943年毕业后，分配到重庆第二补训处任少尉排长。1944年，编入中国远征军第71军第88师，参加松山战役，后在龙陵与日军作战时负伤。抗战胜利后，分配到巫家坝机场守备团，后被编入第26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台州。

　　采访手记：从采访开始到结束，王凯一直用着极快的语速跟我们聊天，似乎跟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他给我们描述在战场上与日军交火的情形，就像是在说昨天的事情。说到紧张的时候，他还经常站起来给我们做示范动作。老人还告诉我们如何根据子弹的声音来辨别子弹与自己的距离，让我们好像走进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场，明白枪林弹雨中的切身感受。

　　最后，老人告诉我们，他今年92岁，这一生很难得，经历过很多事情，有坏的也有好的。人生本来就是要自己深深地体会，要乐观面对一切，笑对每一天，才能让自己过得更舒心。

　　从黄岩中学考入军校第十八期

　　1941年，我在黄岩中学读书。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学校没法正常上课，只好搬到西乡的临时学校里继续上课。但是，日本人的飞机又追到西乡来轰炸。我意识到这书是读不成了，宁愿去部队当兵，也不愿在家当亡国奴。于是，我瞒着父母，跑到江西上饶去考黄埔军校第十八期。

　　入学考试要考国文、物理、化学、英文等科目，还要经过体格检查。虽然不用面试，但是我觉得体格检查的时候，可能也有些面试的意思。录取后，由于火车已经被日本人炸光了，我们就从江西桐城一路步行，先走到湖北宜昌三斗坪，又步行到重庆，再由重庆步行到四川成都报到。

　　在军校，每个人可以填报自己喜欢的专业。经过分科考试后，军校会根据成绩来分配。如果报了专业但考试不及格，就全部分配到步科去。我选了步科，是学迫击炮的。当时校长是蒋介石，教育长开始是陈继承，毕业时换成了万耀煌。

　　在南校场受训，总队长王化兴，他是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区队长是王庆华。

　　在军校里主要是学军事学，就是学怎样打仗，枪和子弹怎样用。还有普通学，包括数学和外语，都是由华师大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任教官。一个礼拜学数学两个小时，外语也学两个小时，有英文、俄文、德文、日文，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学。我以前在学校学英文，所以我选了英文。军校还发了《三民主义》和《领袖言行》这两本书，读这两本书就算是政治教育了。由军训处处长邓文仪负责，后来又调来一个肖赞育。

　　也许我们是黄埔军校最苦的一期

　　在军校的生活很苦，吃稀饭只给几分钟的时间。烫得受不了，只能把碗转着吃。哨子“哔”的一声，不管你吃饱没吃饱，马上放下筷子跑去集合。我想我们这期应该是最苦的，连饭都吃不饱，家里寄过来的钱都买面条吃了。在南京军校有四菜一汤，我们连个浓米汤都没吃到。在饭里面还经常掺沙子，说是要训练我们刻苦耐劳。总体来说，军校第十六期之前生活都很好，第十七、第十八期都不行，第十九期也是苦的。

　　入伍生的6个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成为正式的学员后，每个礼拜天休息一天。每个月军校有津贴，也就几毛钱，根本不够用。到了休息那天，我们拿着家里寄过来的钱上街吃馆子，然后就回学校了。生活用品都是军校发，衣服、袜子、布鞋都是军校的。毕业以后，还发一套新的棉军装，过去发的都是呢军装。可能当时国家没钱，我们这一期就只能发棉军装了。

　　在毕业前，我们还进行了有攻防对抗的野战演习。在演习地段范围内的农作物，军校都出钱买下来了。我们第十八期是攻方，补训总队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期是守方。演习开始用的是空炮弹、木子弹，后来用真家伙了。这样一来肯定是有伤亡的，教育长怕负不起这个责任就下令停止了。

　　1943年毕业，我结束了两年半的军校生活。毕业时，军校发了好几个纪念章，军校纪念章、总队纪念章以及自己小队的纪念章，还发了同学录和佩剑。毕业以后向东边走的，学校用车子送到重庆;向西北走的，送到宝鸡。旅费算算多少，给你带走，不能多发，具体数目我记不清了。

　　从第二补训处到滇缅战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重庆第二补训处，任少尉排长。补训处主要负责重庆江北的警备任务，我在补训处负责训练新兵。1944年，滇缅战场需要大量的兵源，我们整个补训处编入中国远征军第71军第88师，军长钟彬是广东人。

　　补训处很多官兵听到要去缅甸前线打仗，都不愿意去。很多都偷偷溜走了，也就是我们这么傻，愿意去。第二补训处处长胡朗,是温岭人。上面要求交兵到中国远征军，他交不出来，因为兵跑光了。结果他被蒋介石关到陆军监狱，关了6个月，听说后来放了。

　　胡朗叫我带一连人去，还指定我当连长。我说我是排长，你给我当连长，我下面的排长没有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指定几个资格较老的上士班长当排长。于是，我带了一个连的人从重庆机场坐外国的飞机到云南保山。到了第71军，事情曝光了，我还是当回排长。

　　我们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在保山训练了3个月，我也当上中尉副连长。主要学习如何使用美国的新式武器装备，如火焰喷射器等各种武器，由美国教官来教我们。装备也都换成美式的，穿的皮鞋都是美国货，待遇好得很。受训3个月以后，开赴前方，在前方吃的都是干粮，牛肉干、香烟、口香糖等什么都有，每人每天一包。部队送饭的上不来，我们就吃干粮。

　　印象最深的就是松山战役

　　在中国远征军，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松山战役。我军和日军隔江对峙，他们在西面，我们在东面，两军对峙僵持。1944年8月，我们这些新兵源补充进去后，才又开始打松山。松山战役是由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负责进攻。友军有第8军，何绍周的部队。曹立德是台州椒江人，是第8军的，他也打过松山这个地方。

　　由于敌人的工事实在太厉害了，我们久攻不下，用尽各种方法。我们组织敢死队，三四个人一组，背着火焰喷射器，摸黑划着橡皮艇渡过怒江，跑到日本的阵地里面去，摸到日军的攻击死角。敢死队在出发前已经跟指挥部联系好，用信号枪发信号，绿色是怎么样，红色又是怎样。炮兵、空兵也配合好，各个兵种同时发动攻击。敢死队负责近距离攻击，顺着日军的弹道用火焰喷射器攻击。火焰喷射器相当厉害，喷出的火焰温度很高，对日军杀伤很大。

　　松山战役足足打了一个多月，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经过飞机的轰炸和炮火的毁灭后，只剩下黄土了。双方战死的士兵漫山遍野，胜利后这些士兵的尸体都被埋葬了。这算好的了，有的时候打了败仗，部队一撤退什么都顾不上，很多战友连骨头都没有了。整个松山战役中，我们一天换了5个连长。其中一个山东人，个子高高的，姓汪的。我说：“你的个子太高，日本人的狙击手专门打指挥官的，一枪打过来就死一个人。”他说：“老王，怕什么……”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日本人从背后打过来。

　　我还记得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还是挺提心吊胆的。随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生死也见惯了，人就自然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子弹从头上飞过，我们可以从子弹的声音就能判断距离。如果子弹的声音是“哗、哔、哔”,那还远着呢;要是“嘘、嘘、嘘”,距离就很近，就要小心了。

　　在龙陵，我负了伤

　　攻下松山后，我们趁势直扑龙陵。在龙陵，我们和日本人在外围作战时，我受伤了。当时，我正在冲锋准备攻击目标，一个手榴弹打过来，我的腿一阵剧痛就晕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勤务兵把我背送到团部，然后团部派人送我到师部，师部再用吉普车把我送到保山第37兵站。

　　到了医院检查后，发现情况很不乐观，炮弹碎片卡在大腿和盆骨之间的骨头里。中国医生没办法，美国医生主张把腿锯掉。院长是浙江张田人,和我是同乡，对我很好。我跟他说：“锯掉了，我就剩一条腿，残废了，能尽量给我治吗?实在不行再锯。”院长把我的想法跟美国医生说，他们同意给我治。医生先把我的骨头取出来，把炮弹碎片拿出来，再塞了些东西进去，再把骨头接回去。手术后，我的整条腿都绑着绷带，医生每隔一个星期就来检查一次。我的这条腿总算是保住了。我在第37兵站养伤，一直到抗战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路走回家

　　中国远征军撤销后，很多军官退伍了，我被分配到巫家坝机场守备团，后来又编成第26军。解放战争时期，第26军撤到滇南。解放军来了后，把我们包围了，我们最后只有投降。接收后，士兵有的回家，有的被编入解放军部队。没有学历、资历的都是排长级别的，解放军也接收过去。剩下我们这种黄埔军校毕业，有学历和资历的，要接受3个月的培训，思想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

　　受训3个月里，大家集中一起上课。解放军接收了我们的武器不会用，还叫我当了3个月的教官，教他们怎样使用这些武器。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国家按规定发给我们路费，一宿两餐，沿途还可以补给。拿着发给我的遣散证，沿路就可以通行了。

　　我是从云南到浙江，汽车不能坐，火车可以坐，一天走30公里，走3天休息1天。到了住招待所的地方，凭遣散证报到，晚上就可以在招待所住宿和吃饭。第二天有早餐吃，还发8毛钱的中餐费。这时，我就深深体会到共产党政策好，不用钱可以一路走回家。我先走到衡阳，再坐火车到株洲，株洲转车到杭州。从杭州步行到黄岩，总共320多公里，山路没通，都是小道。从杭州到金华走永康，爬过苍岭，到仙居走黄岩。单是从金华到黄岩就要5天时间，几百公里就这样走回家。到家的时候，我就只剩下一条短裤和腰带了。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71-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