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松山挖坑道的黄埔工兵 （口述/徐沅甫 整理/钟祥宇、吴峥嵘）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P292-299   2024-06-08 15:50:10

　　采访者：徐丽飞

　　整理者：钟祥宇、吴峥嵘

　　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0日

　　采访地点：江苏省金坛市

　　讲述者简介：徐沅甫，1923年出生，江苏金坛人，祖籍安徽徽州。1942年，从黄埔军校第六分校第十八期工兵科毕业，分配到第6军工兵营任排长，曾担任黄杰的警卫排长，参加过松山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广东合浦县。后返回家乡金坛，在煤球厂工作到退休。

　　采访手记：徐沅甫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在第6军。在自己的从军生涯中，老人最得意的事是在芒市拆炸弹。那是部队到达芒市后，徐沅甫跟随总司令黄杰等一行人来到一个土司衙门的会议室里，看到中间摆着一架钢琴，总司令部准备就设在这个地方。徐沅甫发现了其中的问题，连说不行，得先排弹。结果，真有炸弹在里面。老人还告诉我们，在部队撤退的时候，他曾跟后来出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同在一个办公室待过，不过人家是参谋长，比自己大一级。

　　除了老人的经历，最吸引我们的是老人保留下来了不少中国远征军时期的物品，如行军床、毛毯、在畹町时获得的日本手表等。老人告诉我们，手表去年都还在走动。

　　从大户人家流亡到醴陵

　　我的祖籍是徽州，老太公时候到金坛来的，我是第13代，我家就在当时太平天国戴王府旁边。1998年的时候，我才搬到这里，老房子很大的，可惜没了。太平天国的时候把老金坛人都杀光了，现在的人都是后来迁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每一条街都有我家的铺子，卖布、衣服和糕点等。

　　我16岁时，金坛已经沦陷了，日本鬼子来两三年了，金坛金城中学也停课了。我们这条街都是日本鬼子，每次进出都要行礼。我跑到江苏溧阳，再从溧阳跑到安徽、浙江、江西，一直到湖南。大后方的人待我们很好，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在湖南醴陵的坪石中学读了一两年书，吃饭念书都不要钱。在那里，我们还有个话剧团，是爱好文艺的学生组织的，礼拜天演戏给老百姓看。

　　报考军校，我年纪最小

　　后来看到黄埔军校招生，我就报名了。但那时我人小，体重不够，我就把铜板放在鞋子里，勉强给录取了。到了第六分校，班里编册的时候，我年纪最小，比苏联的枪都矮。虽然我是大户人家出身，家里有几百亩地，但我小时候在家就锻炼自己洗衣服了。我到湖南是一个人去的，到部队碰到几个无锡的，我的衣服他们就帮我洗了。因为我最小，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军校毕业的时候也才20岁。

　　我在广西桂林李家村入伍，生活是很苦的。在军校只有两餐，8个人一桌一个铁盘子，上面看起来是红色的。吃饭就几分钟，哨子一吹就没得吃了。吃的菜就是盐水加红色的辣椒粉。那时候都是夜盲，因为吃的都是盐水。入伍两三个月的学生轮流上街买菜，轮到的时候就到队长那领钱。买什么菜呢?就是广西那里的芋头杆子，根本就没有肉吃，要改善生活就自己去上山砍柴。

　　我们平常早上晨操，回来吃早饭，上午两小时上课，下午进行战斗训练。每天如此，训练是很严格的。每一次排队开饭之前，先要完成一系列动作，包括跳高、跳远、双杠、木马、单杠，这几关过不了就站在那，都过了才能进食堂吃饭。有一个人叫刘彩申的，是部队保送的，因为没有文化也要参加学习。他是山东人，人高马大，身体很不灵活，挂腿挂不上。教官就叫我教他，他一直就过不去这一关。

　　我们主任是黄杰，我对他比较熟悉。蒋介石有时也来讲话，有一回，他来训话，我们大队长姜望山做了一个报告。蒋介石很识人，就问他是哪个部队的，然后跟他个别谈话，后来就把他提拔上去了。

　　军校里的两三件事

　　入伍6个月以后，我们要集体入党。我还记得我的党证号码：军元字07981，有光着头的像。刚入伍的时候，我留着西装头，教官让我去剪一下，我一天理了4次头他都不满意，最后对我说你干脆剃光吧，结果我就剃了个光头。

　　学校里有回教队，他们在桂林做礼拜，不吃猪肉，不过学校也没有猪肉。那些比我大的人要吃3碗饭，我就吃一碗。很多人觉得军校太苦就跑了。

　　我们同学中也有华侨。有一天，教官在上课，我们在下面做小动作。有个新加坡的华侨和别人谈恋爱，部队里是不能谈恋爱的。教官在上课，我们就传那个华侨和那个女人的画。教官发现了，他就问我上课上了啥，我都答出来了。最后，那个新加坡华侨同学被开除了。

　　桂林那边全是石头山，石头很锋利。我有一回爬山，上去了下不来了，只好跳下来，后来觉得真是很危险。漓江的水也很清，可以看到江底。有一天，一个来自苏州的教官的女儿在漓江边洗衣服掉下去了。教官对学生说，谁把她救出来就把她给谁做老婆。后来救上来了，但她还是死了。那个教官就把一个丫鬟给那个人做了老婆。

　　工兵科的主要课程

　　6个月以后，我们开始分科，个人自愿填报。其中，步兵、工兵、骑兵、炮兵、航空兵要有很好的体格。我有一个同学本来要开汽车，因为眼睛不行被刷下来，就到步兵来了。我填的志愿是工兵，分科以后就到专科学校去了。工兵学校在湖南醴陵，教育长叫林伯森，广东客家人。我在那学习了3年，毕业后分到部队。

　　工兵学的主要课程是战术、地形、兵器、筑城这4门课，还有附带的驾驶。学习爆破铁轨，用5个黄色炸药管，引信就放在铁轨交接处，雷管一炸就爆了。打仗前要熟悉桥梁的情况，有道路测量、天文测量、坑道测量等。一座山两边挖，要对的上，数学几何三角都要用。还有架桥，比如说这个桥在战争的时候，要用53加仑的汽油桶并起来，因为怒江下游的萨尔温江流速很快，架桥是有吨位限制的。

　　随第6军驻防怒江，在松山挖坑道

　　我们在工兵学校学习两年多毕业了。因为我们是第六分校委托教育的，所以黄杰就把我们调回第6军的部队，后来我也一直在第6军。我们先到昆明，住在昆明翠湖军部招待所。之后下部队，部队驻扎在凤仪，经常调动。

　　到第6军后，我被分到工兵营第2连任少尉排长，营长叫姚一，浙江人。我们主要负责防守云南怒江，一个排守3个渡口。这3个渡口，相距很远的，一个叫中渡，一个叫酸枣陵渡口，一个叫瓦答渡，一个排3个班刚好。晚上要巡逻，到每个哨所检查，不能睡觉，因为鬼子就在对面。

　　在第二次过怒江时，我们一个连的连长牺牲了，叫杨华兴，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的，他的爱人是湖南的大学生。当时，我们出发到云南楚雄，坐在军车上，连长也在上面。国军飞机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抬起头看飞机，但是车后面没有挡板，车一开，连长就被抛下，头上跌破很大一个口子，就死了。

　　松山打的都是坑道战，很惨。我们死了一个叫吴克航的同学。在松山挖坑道时，我接到命令，调去司令部给黄杰当警卫排排长。黄杰叫我“小排长”，待我很好。我跟他们打到龙陵、芒市，一直到畹町会师。

　　在芒市发现敌人炸弹，日本人野心很大

　　记得在芒市的时候，那里有个土司衙门是西式的洋房，里面会议室很大，中间摆着一架钢琴。总司令部准备设在这个地方，我说不行，要拆弹。西南联大的学生做翻译，但学生不知道什么军事名词，我就和美国佬说有5个山炮弹，要是爆炸，房子就没了。我本来要自己去排弹，黄杰叫美国人去拆弹。那个美国人去拆炸弹的时候还跟我说，他如果死了怎么办?我说不怕，还叫他把排出来的炸药给我。那种炸弹有震动就会响，我本来是准备拿来炸鱼的。后来，美国人成功把炸药拿出来了，但是没给我。

　　我们本来还要打到密支那，英国人还不让我们过去，结果他们又不行，一个坦克营被日本人围着还叫我们救命。日本人说不怕皮鞋兵，就怕草鞋兵，我们就是草鞋兵。我有一块日本表的战利品，叫dustproof(英语：防尘的)，是防沙尘的，日本人准备打苏联时用的，可见他们早有准备。日本人平时教育自己的小孩，说苹果好吃吧，苹果在中国河南，要吃去那里吃。可见日本人野心很大。

　　在途中俘虏的日本兵

　　后来，我随部队返回云南保山，在途中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兵。他会说中国话，能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我就让他做文书，帮忙刻钢板、抄文件之类的。他本来说他是台湾人，父亲在上海做生意，训练了一个月就来当翻译了。我看出他根本就是个武官，他骗我说是文官。他在昆明待了一年多，后来说要回家。我说你家不是在台湾的吗?他说他其实是大阪的，名字叫佐竹一。他还给了我一个帆布船，他一个我一个，还留下一些东西让我保管，说是宝贝，是日本货。后来，我就把他送到昆明机场，他就回日本了。

　　回到保山后，我做了副连长。有一个同学从云都那边过来给我带了很多战利品，有日本造小地雷，还有磁性地雷。没多久，当我们听到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我就把10个地雷连着放，庆祝胜利，高兴啊。

　　从澳门回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后来，我们团到广东惠阳东江那边。我们团长是做情报的，原来是南京情报第二厅下面的团长。一天晚上，他要用汽油桶放火烧惠阳那个桥。我说：“不能烧，一烧就火光冲天，就暴露了。我们没有任务打仗，可以撤退的。”结果他一烧，解放军的部队就跟着来了。

　　我们从海南岛回到北海，准备从这里去台湾。后来，我们又从北海回到珠海，住在一个叫玉珠村的小村子，对面就是澳门。我们经常去澳门玩，穿的都是西装便衣。有共产党人做工作，叫我们把部队拉过去。我说我们都想回家了，不打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其实，我们这些在部队里面的，都不怎么管政治，目的就是保卫国家。政治很简单，字面上分析，“政”就是大家的事情，“治”就是管理，管理大家的事情就是“政治”。你要把大家的事情管好，让老百姓吃得好、用得好就好，老百姓过得不好就要造反。

来源：《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P292-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