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湘北会战亲历记 (口述/韩梅村 整理/符哲文)
来源：岳阳市情网 2017-02-07   2024-07-09 14:28:27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由薛岳继任，长官部设长沙。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亦随之撤至江西、湖南交界的永修、幕阜山及岳阳以南一线。

　　11月11日，日军第九师团未费多大代价便侵占了岳阳。这时，布防在岳阳以南一线的我军共有2个集团军，近20万人，即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指挥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三十七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及随后增加的第四军(军长欧震)和川军杨森指挥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由于当时战争巳进入第二阶段，日本对蒋介石、汪精卫进行诱降，将占领武汉的军队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湘北前线仅有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塘一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一些重要据点。

　　当时我军的阵容：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墙河东南岸，右接杨森的部队，左至鹿角之一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3个师，每师2旅4个团，另有师直属的1个补充团，每团约2500人。这3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当时任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我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醴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起初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后又转移到新墙河中段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则集中到防地后面的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

　　1939年5月中旬某天，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五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县忠防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200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五六五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防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同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2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固守，刘旅之步兵2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伤亡300多人。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即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增援，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防太远，无公路行驶，用马驮运需要时间。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15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400人支援忠防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之敌。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2万发步机枪弹，伤亡400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

　　1939年7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野炮配合，否则只能以小部队围困，以主力打击敌人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防，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400多人。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和组织起来，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部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就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耒阳人，又是梁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写信邀李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耒阳小同乡、黄埔四期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可是，关麟征、张耀明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等等。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并降我一级军衔，调任上校师参谋长，还“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们“工作多年，不无微劳”。这样奇怪的处罚，真叫人哭笑不得。

　　1939年9月，日军第六师团出动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5000人，强渡新墙河南犯，向第二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派军舰护送步兵约2000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10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被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第五十二军撤退，我师不得不在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旧历中秋节，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汨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巳撤退到汨罗江以南50多里，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汨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南撤至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见机行事。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军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由于一九五师始终保持了接触，当敌人撤退时，我们就跟着前进，因此我们第一九五师成了“追击”敌人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阵地。于是，便得到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肆宣扬“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记得在一首七律中这样写道：“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扬汉将旌”。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都成了影片中的“主角”。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关麟征，联曰：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声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讯，大意是说，在日军南侵时，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司令长官薛岳巳由长沙撤退到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轰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在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是这个师的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于是下令撤销对我的处分，恢复了我的少将军阶。

(作者系江西省农林垦殖厅原副厅长，本文由符哲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