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我的革命文学之路
来源：《传记文学》   2024-07-27 15:00:06

　　【按语】：中国知名革命家、文学家、书法家马识途先生，因病于2024年3月28日去世，享年110岁。马识途，原名马千木，1915年1月生于重庆忠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荣誉委员，四川省文联主席、名誉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6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步入百岁后，马识途先生仍笔耕不辍，陆续出版《夜谭续记》《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为资助热爱文学的寒门学子，马识途先生连续多年将自己的书法义卖所得捐赠给“马识途文学奖”。《传记文学》2016年第11期曾刊登“大时代的书写——革命家、文学家马识途”封面专题，谨以其中的马识途先生口述《我的革命文学之路》一文，表达编辑部全体同仁对马识途先生的哀思与敬意。

 

　

　　2014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派我们一个摄制组去四川成都给百岁老作家马识途先生拍摄音像资料片。当时马老虽已百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每日里读书写作不辍。我们请马老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马老欣然同意，着重讲了两个方面：一是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二是他如何开始文学生涯。马老的记忆力惊人，事情虽已久远，但叙述起来依然那么清晰动人。听他讲述那些九死一生的革命经历，其间流露的坦荡襟怀、坚韧意志和乐观豁达的精神，让我们深深钦佩。下文即为马老的讲述：

　　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中国处于一种非常贫弱、遭到欺凌的地位，我们从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都感到中国就要灭亡了，因此当时就是想要救国，救国变成青年人普遍的看法。但是到底要怎样救国呢?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要靠工业救国，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工业不发达，所以要靠工业救国。因此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学工，准备将来当工程师救国，这样的志愿到“一二·九”运动以前都是这样的。从初中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特别是数理化方面。后来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我报的是化工系，我的心愿是学化工、制造炸药，因此要救国的话，可以制造炸药来抗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直到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前，我的心愿还一直是要学工科。

　　有一次，已经毕业的老同学聚会，听他们谈到许多现实情况，说我们想用化学、用工业来救国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基本上就是做一些行政事务，不可能真正去搞一些技术，甚至于有一些到工厂去的，实际上干的却是把日货贴上国货的标签充当中国的国货拿到市场上去卖，这等于是给日本人推销产品。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叫工业救国呢?!所以当时大家就在一起喝酒，一起苦闷，不知道青年的出路在哪里。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工业救国这个美梦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必须要改变政治制度。所以我就更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和那些从北京参加“一二·九”运动下来的学生接触。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先锋队的，他们和我谈了很多的道理，因此我就参加了民主学联的秘密小组。这个组织是我们党的外围组织，相当于现在的青年团，这样我就在学校里参加了各种进步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我们就有一批同学组织农村服务团到南京周边的乡村准备发动农民去抗战，我们自己也准备去打游击。当时我们去了南京的晓庄，准备在那里进行游击战，其实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打游击。到1937年11月底，南京的中国共产党办事处派了一个党员到我们农村服务团考察，看上了我和另外一个叫刘惠馨的女同学，当时他就决定吸收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很高兴，就一块儿进了南京城。到南京一看，城里都疏散完了，党领导说你们赶快走，到武汉去，南京马上就要陷落了，你们这些学生到大茅山打游击完全就是幻想，肯定要全部牺牲。因此原来是要在那里办入党手续的，没有办成，我们就匆匆忙忙到了武汉。在武汉的我党负责人董必武同志介绍我们到鄂豫皖边区的一个党训班，在党训班学习了一些关于游击战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等一个党员必须要具备的知识。再由方毅(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介绍我到农村合作班去找陶铸，由陶铸介绍我入党。可是到农村合作班后，陶铸说你到湖北省委组织部去找钱瑛部长，由她来给你办入党手续。陶铸解释说我们想调你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刘惠馨还继续留在那里做农村工作。我到武汉省委组织部找到了钱瑛，这样就由方毅和钱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开始的时候，我只知道做一名共产党员会从事一些进步活动，后来在武汉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钱瑛认为我这个人适合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因此她就问我愿不愿意以后做职业革命者。我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参加革命了吗?她说不，职业革命者是专门负责党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党内的许多领导同志都牺牲了，他们都是以从事组织工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也很危险。你愿不愿意担任职业革命者的工作?我说愿意。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很有勇气。从此以后我就成为职业革命者，放弃了以前工业救国的梦，一般的群众革命活动我都不能公开参加，变成了一个在地下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物。这样我就从一个党员，到后来当了支部书记、职工委的委员，再到鄂西北当了县委书记，又到鄂西当了特委书记，这一连串下来都是做党的秘密组织工作。在每一任上都受到特务的追踪追捕，经历了很多的危险，但没有出大问题。可是我的爱人刘惠馨在鄂西特委担任妇女部部长和秘书的时候被捕了，和湘鄂西省委书记一块儿被国民党杀害。我因为出去巡视工作，没有被抓。后来我到了周恩来同志做书记的南方局，知道鄂西出了大问题，有很多领导同志被捕甚至牺牲。我那时就想是不是先到延安去学习，但是南方局的领导同志跟我讲，四川的白区工作非常重要，你是四川人，又长期做党的革命工作，有经验，几次遇到危险的情况你都能化险为夷，因此你还是留在白区工作，不要到延安去了。这样我就留了下来，但是到哪里去呢?当时云南的政治形势比较好一点，党组织于是决定让我到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就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起来的大学，让我从一年级念起，这样就可以在那里连续待四年，在那里执行我党的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样的工作方针。在西南联大，我秘密担任了联大的支部书记，从事党的工作。后来我们发动群众，组织了“一二·一”学生运动。

　　1945年我大学毕业，党组织调我到滇南去担任工委书记，在云南南部准备搞游击战争，在那里我们工作得很有成效，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游击区。之后南方局又调我到四川，这是因为重庆、成都是特务集中的地方，是蒋介石的中心地带，因此这个地方的危险性确实是最大的。任务十分紧迫，我回滇南去交待一下工作都来不及，党组织说机票和一些证件都给你准备好了，马上就回四川。这样我就回到成都，担任川康特委负责人，一直工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西南联大在当时是一个民主堡垒，教师、学生倾向进步的很多，因此那里的政治环境比较好一点。可是因为我做的是秘密工作，是党的支部书记，不能公开说我是共产党员，谁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所有的活动我都在幕后做指挥，凡是出面的活动我都不参加。像齐亮，后来牺牲了，他当时做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也是我们的支部委员之一，由他们去做公开的活动。我那时读的是中文系，而且是中文系语言文字学，跟唐兰学甲骨文、铭文、语音学，所以谁也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周围少数几个进步同学知道我的身份。我将二三十名进步学生团结在周围，形成一个团体，所以在那里比较平安，跟后来到成都的情况不一样。成都特务特别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有很多困难、危险。可以说做职业革命者是九死一生，经历的生死远不止九次，但是每次我都能从容应对、平安脱险，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

青年时期的马识途

　　最初进西南联大时我报考的是外文系。一开始外国文学作品读的比较多一些，听的课也比较多一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要求读外文系的同学调去做美军的翻译官，而我要进行党的工作，不能离开昆明，也不愿意做翻译，所以就转到了中文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的力量最强了。那时，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大概只有60 多个人，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的样子，可老师却有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李广田、卞之琳等很多教授，这还是文学方面的;文字方面的教授也很强，像罗常培、唐兰、陈梦家等，好多都是原先北大的教授，来做我们的老师。

　　我虽然要做党的秘密工作，但遵从周恩来同志的教导要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在学校里做工作的话，你的学业必须要是最好的，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因此必须要很好地学功课。所以，我一方面从事秘密工作，另一方面把自己的功课认真学好。这些大师们的课我都非常认真地去听，像闻一多先生的课，我就选了好几门。因为闻一多先生跟我有特殊的关系，他是民盟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我是两个组织连结的纽带，他又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们联系得多一些。我选他的课，他就跟我讲：我知道你忙，我的课你当然可以听，不过不用那么费劲，考试我会给你60分。我说60 分就够了。当然他是知道我有特殊的任务，但是我说我还是要认真地学，学不好的话，我在同学里也是不行的。他的课我从头到尾都听了，像楚辞、诗歌，很多。其他的课也是一样，像唐兰先生的课。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比别的同学大好多，唐兰先生以为我是旁听生或者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对我叫先生，他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个学生，我当时学习还是比较好的。还有王了一，就是王力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也听了他的课。一直读到毕业，做了论文，经过考试，最后通过得了学士学位。

　　实际上，我的工作根本不是要做学问、搞创作。只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看的比较多，听的比较多，因此得到了写作的基本训练。过去我在中学、大学时，喜欢写一点东西，喜欢文学方面的活动，我的文学生涯的第一篇作品是1935年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叶圣陶他们办的《中学生》征文，我写了一篇文章被他们选上，编到书里，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后来到了武汉以后，我又曾在《抗战青年》杂志上写了些文章，又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一篇报告文学，处在一种对文学比较有兴趣的状态，同时又搞理工科。在西南联大受到这些老师的教诲，而且西南联大的校风和其他学校不一样，比较开放自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的话，是大家基本上都认同的，要有独立的见解，所以在西南联大自由的风气比较重。学校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讲座，这种讲座常常是一系列，比如中国文学史系列，八到十个教授，每人把他们研究的新成果拿来讲，不是照本宣科，都是拿出新东西来给大家讲。在西南联大有这样一种风气，经济学系也好，历史系也好，都有这样的系统讲演，一个星期有两三次，我们文学系也是这样。这对学生的启发作用非常大，因为都是新东西，是学术的前沿。在这样的学术自由的氛围下，所有的教材都不用国民党的教材，没有统一教材，每个教授讲课的内容都是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心得，或者是用自己的专著来讲课，比如一首唐诗，一个教授是这样讲的，另外一个教授是那样讲的，这样课程上讲的也都是最新的，而不是教科书上陈旧的内容。后来西南联大出了那么多人才就和这样的教学方式有关，老师有比较深的学问，同时又有那么自由的风气。

　　当时还有这样一种风气，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就是在课堂上学生可以和老师交谈，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往往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下面说，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老师就说那好，你上来讲。学生就可以上讲台去讲，在黑板上写，老师在旁边听，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还有教授和教授之间也经常发生争论，我们常常看到关于同一个问题两个教授各有观点，学生在一旁发表意见。还有一个教授在讲，另一个教授跑去反驳、辩论，很自然，辩论完之后，两个人握握手，有说有笑地回去了，好像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在学术上互相切磋，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在西南联大八年时间，那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像“两弹一星”工程中，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占了十几个;像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西南联大毕业的有100多个。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多人才?大概就是和这种教育的作风、制度有关。

　　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自然也有作业，就是自己搞创作，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开始了创作。当时我写了两本诗，还写了一个28万字的长篇。那时张光年也在昆明，我知道他是从延安来的，我们两个就认识了，合起来搞了一个刊物《新地》，一个文学刊物，我就写短篇、杂文，发表在那上面。可是由于我做党的工作，规定很严格，到新的岗位之后，所有我的图片、文字都要销毁掉，不能带走，因为怕出现问题。所以那时写的东西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全部都销毁了，像《夜谭十记》里的一些篇章就是当时写的，后来销毁了。那个长篇写的是抗战第一年的事，因为我那时在前线采访过，所以写了28万字的长篇，王士菁还帮我修改过，后来也烧掉了。我还写了一首长诗，叫《路》，写抗战时期一个华侨归来参加抗战，在这个过程中与滇缅公路边上一个彝族公主恋爱的故事，这诗有1500行，可惜也被毁掉了。前几年有出版社要我恢复这首诗，我就凭着记忆又把它重写出来，还是叫《路》。所以当时我虽然作了许多文章，可惜都被烧了，没有成气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工作很忙，担任一些行政领导工作，我担任过区党委的组织部副部长，成都军管会的委员，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工作非常忙，一直就这样下来，担任各种各样的领导工作，没有时间写东西，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家。后来成为作家是比较偶然的：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沙汀那时主编《四川文学》，他跟我讲，建国十周年，你一定要写篇文章，写一篇回忆录来纪念十周年，于是我就写了一篇《老三姐》。结果《人民文学》发现了，马上转载。当时陈白尘做主编，派周明来找我，要我继续写东西。当时我工作很忙，可是陈白尘、周明他们很会做工作。周明看我忙，也不催我，就说是来找我摆龙门阵的，让我讲革命故事。对此我当然可以谈很多，他说好，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就照着你说的这样子写就行了。因此我在《人民文学》发了好几篇文章，《小交通员》《老三姐》《接关系》等，在《四川文学》也连续发表了几个短篇，这样就开始接触到文学方面的人了。

　　这时作协的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张光年、严文井、郭小川，他们都是书记处的，知道我的情况后，专门把我叫到北京去，请我吃饭。邵荃麟跟我正式谈话，他说，像你这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又是一位老同志，在这样的老同志里，真正能写文章的很少，从你写的这些文章看，你不但能写，还有自己的风格，应该从事文学创作。我说我工作特别忙，哪有工夫搞这个。邵荃麟就讲，你就做你的行政工作，业余时间搞创作，等于把你的生命延长了一倍，你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对国家对党都是好事，你不应该拒绝。侯金镜说，我发现你的脑子里头是个富矿，文学的富矿，你不能拒绝我们来开发。因此他们说，你无论如何要参加作协，从事写作。他们让陈白尘与我建立联系，每次我到北京去，他们都要找我谈一谈，谈最近有什么想法。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她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湖北党训班的时候就是同学，她原来是清华大学的，所以我们比较熟悉。有一次到北京，她就抓住我，说一定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作品，当时我答应了。但是我工作忙，一直到1960年出了一件事才促使我写起来：1941年我的爱人刘惠馨牺牲后，我们的女儿下落不明，之后我找了她20年，终于找到了，这事在四川传开了，成为一个美谈。四川作协要我以此写一部作品，沙汀鼓励我写一个长篇，我就动手来写，这就是后来的《清江壮歌》。先在《成都晚报》上连载，又在武汉一家报上连载，还在四川和武汉的广播电台连播。因此，韦君宜抢先说他们要出版，就把我的稿子拿去了。这书实际在1961年就写好了，韦君宜、沙汀也帮着修改，出了清样送给我看，准备在我看完清样之后就付印。韦君宜催我说，他们都排好字了，就等我的清样拿回来。但一直到1966年的春天才出版，第一版就印了20万册，韦君宜说读者需求量很大，我觉得很高兴，终于还是出版了。

马识途：《夜谭十记》

　　“文革”之后，形势发生变化，韦君宜又来动员我，把过去写的东西都恢复写出来。我首先恢复的就是《夜谭十记》，这是《清江壮歌》之后发表的第一个长篇，之后又陆陆续续写了好多短篇、中篇、长篇。我的写作兴趣大了，原来是被逼着写，后来是主动想写，陆续创作了20本书，集为文集有12卷。后来我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担任了28年，参加了7届作代会，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但我对文学始终有兴趣，也始终在认真地写一些东西。

　　整理人/计蕾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16年第11期　　封面专题·大时代的书写——革命家、文学家马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