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画曾一度搁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在国难日深的情况下,表示红军愿意在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保障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三个条件下,与中国的任何部队订立作战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此时的蒋介石因顾虑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对日极力“忍让”,“力避冲突”,同时又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继续“剿共”。
熟料,日本侵华政策既定,亡我之心不死,继九一八事变后,于1935年又悍然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陷入危急之中。蒋介石也开始调整其国内外政策,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试图调整与中共的关系。
毛泽东鉴于新形势,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点意见,同意与国民党“磋商大计”。但蒋介石没有接受五点意见,谈判未果。
1936年上半年,日本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进。面对日军侵略行动的升级,蒋介石表态:“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并召开国防会议,商议局部对日作战计画。
对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毛泽东致信王以哲表示:蒋介石的政策开始有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但由于在政权、军队、根据地等根本问题上未能完全达成协议,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双方结束了内战,却仍未能建立起统一战线。
事变后的毛泽东
7月7日晚,《新中华报》编辑左漠野等人抄收到中央社关于日本军队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的几条消息。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廖承志当即吩咐《新中华报》主编向仲华和左漠野两人把这几条消息立即送给毛主席看。大约是晚上11点钟,向仲华和左漠野提着马灯,带着这几条新闻电讯到了毛泽东住处。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此时住处灯火通明,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上班了。向仲华向毛泽东简要地报告了日军已向卢沟桥发动进攻,并将几份电讯稿呈上。毛泽东看了电讯稿后,就要秘书拿来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用一个放大镜低头细看。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卢沟晓月。看完地图,毛泽东对向仲华说:你们今晚要继续抄收这方面的消息,不要遗漏,有什么消息,随时送来给我看。你们回去以后,告诉博古(时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和廖承志,请他们考虑一下,我们对这个事件如何表态。向仲华、左漠野回来以后,就把毛泽东的指示向廖承志汇报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又发表了《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蒋委员长电》,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还是这一天,毛泽东与朱德等又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事变后的蒋介石
1、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庐山
在1937年6月间,蒋介石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6月27日,蒋介石对训练团大队长以上的官长发表了《建国训练的要点和实际的目标》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对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作了如下说明:“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7月5日,蒋介石在训练团的总理纪念周上对第二总队教育组发表了题为《救国教育》的演讲。蒋介石把“国难时期”的教育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说:“东北的沦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平心静气地回想起来,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过去中国教育的失败。”进而又说:“如今国难至此,我们还不能彻底悔悟认识吗?如果今后我们再不奉行总理精神教育的宗旨,确立教育救国的基本信念,来彻底改进中国的教育,不仅东北四省同胞所受的束缚压迫宰割欺侮的痛苦不能解脱,而且其他各省以及全国的国民,都免不了要蹈东北四省同胞的覆辙,受东北同胞所受的同样的亡国痛苦,由此可知教育关系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何等重要,何等密切!
2、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次日得到确报。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但是,经历过1935年那场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之后,平津地区发生过太多大大小小类似的冲突,蒋已多少有些见惯不怪,故一时间亦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推测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在蒋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 蒋介石1936年7月10日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就“最后关头”这一表述所做的解释为:“从去年(指1935年——引者)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因此,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问题是,“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注意到蒋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刺激了蒋介石。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称“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领导人首次公开发表的声明,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根本性转变。
蒋介石在对日方针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受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的影响,终于9月23日发表正式讲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此正式形成。从此,国共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回顾历史,不仅促使我们缅怀保家卫国的英雄先烈,也提醒我们以史为鉴,勿忘国耻,加强团结,只有民族团结才能抵御强弩;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和平崛起,赢得世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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