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凤凰山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2014-05-30 14:45:56

　　文\杨绍泉（口述）

　　1938年10月至1939年12月，张学良幽禁在沅陵凤凰山期间，经常到山脚下钓鱼、游泳或散步，有次从村前路过，看到我们家有一只玲珑别致的小划子（小木船），就派人上门商议，要我连人带船帮他做事。在我帮张学良划船的近一年时间里，我有机会同他接触，并常见到赵四小姐和女佣王妈等人。跟他们一起，有时行动上虽然有些拘束，但我平时看到或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人和事还是不少。

　　沅陵来了“大人物”

　　1938年10月的一天下午，凤凰山下离我家不远的城镇南岸驿码头，开来一辆小汽车和六辆大卡车。车刚停，大卡车上就下来了一百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

　　迅速沿着通往凤凰山的小路两旁散开，每10米远有一人站岗，依次一直排到山顶风凰寺门口。小车上下来的有男有女，神态与众不同，走在前面的那个男的，看样子是个大人物，跟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小姐。当他们登上凤凰山后，不一会，四周布满了岗哨，从山脚到山顶，摆了3层。

　　“这是怎么回事？”老百姓轻声议论，谁也弄不清楚。没过几天，从“侍从官”口里打听到那位大人物原来是张学良将军，又称“少帅”，那位年轻的小姐，就是张将军的秘书赵四小姐。上凤凰山的那天，这位年轻的秘书，一走进风凰寺大佛殿，

　　抬头看到佛殿上神龛里那呰奇形怪状的菩萨，突然吓得“啊”的一声惊叫，双手赶快把眼睛紧紧地蒙着，不敢挪动一步。张学良立刻扶着赵四小姐，并亲切地安慰她说：“别怕，别怕，我们很多人都在你身边。”边讲边把赵四扶进早已安排好的住房里，为着这件事，“少帅”后来专门派人到沅陵县城东关纸马铺请了一位会画画、扎花的道士，上风凰山动了遮盖菩萨的“安神”手续。在凤凰寺，张学良住在送子殿左边的厢房里。随从卫队，大部分住在送子殿右方的大佛殿，殿堂里开了能睡几十个人的通铺,，另外，山下老百姓家也住了不少。

　　我帮少帅划船

　　我家当年住在凤凰山下沅水河边的杨家淇村，这村子紧靠南岸东城湾、黄姑庙一带河湾。我是个普通小老百姓，那时才23岁，论文化，小时只读过《人之初》、《幼学琼林》，死背硬记了一点。但做起事来，干脆、利落，有股子蛮劲。张学良到凤凰山后。平时经常要下河划船、钓鱼，一眼就看中了我。开始帮他划船时，我还有些顾虑：想着家里在做豆腐生意，父亲杨永保还是“渡船老板”，耍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怕忙不过来。张学良要我打消顾虑，报酬从优，每天给2块大洋。起初船上只有张学良与随从的一位杜副官（40来岁，操东北口音）和我三个人。小船篷顶上装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旗杆，飘有一面三角形小旗，小旗白底黑字，上面标志有“军事委员会”几个字。我们小船的后面，跟着一只大划子，上面坐上七八个“卫士”，水手就是我的邻居张三。

　　我家的小划子驾了两个月后，张学良自己请木匠又做了一只船。这船非同一般：船体是米黄色的，长6米，宽1.8米，深0.8米，除有漂亮的凉篷外，外仓两边还有天蓝色的栏杆，船内前舱、正舱、卧舱都铺有果绿色绒毯，乘客打坐、睡觉都很方便。新船上一般也只有杜副官和我，这期间，我专替张学良划船。每个月固定报酬24块大洋。后来，少帅离开沅陵时，把这只阔气的木船和一方三角形漏罾赠送给了我。

　　帮少帅划船的一大乐趣便是钓鱼或游泳。划船钓鱼有一定的范围，一般上至沅陵城西头的溪子口、燕子滩，下至城东头的黄草尾、河涨州，全程约6公里。这一河段，少帅喜欢到哪里钓就在哪里钓，哪里有鱼就在哪里钓。

　　张学良不吃钓来的鱼，他把钓得的鱼喂养在凤凰山上一座人工开挖的鱼池里，池里修有假山，凿有约两吨重的石龟，让大大小小的鱼儿嬉戏游荡，以供平时观赏。

　　张学良划船钓鱼，很少有鱼儿上钩，我看他只是借此消磨时光而已。但他钓得非常认真，充满了乐观情绪。有次他未钓到鱼，就在河边渔船上买了一条四斤多重的鲜活脚鱼（鳖），提到我家门前，对我父亲开玩笑说：“杨老头儿，快来看，这是谁的王八亲家来啦。”后来他把脚鱼放到河边水里让它游动，哪知道绳子太细，脚鱼一下子犟走了，张学良手提细绳，望着一层层浪花，落得空喜一场。

　　张学良在划船钓鱼的日子里，与沅陵县城上南门小码头的钓鱼行家田胡子成了“钓友”。田胡子是个善良的热心人，见少帅爱好钓鱼，经常向他传授钓鱼经验，有时提前为他准备好鱼饵，还赠给了他一套精致的钓鱼工具。

　　夏天，受到沅陵老百姓的影响，爱好游泳的“少帅”，对游泳有了更大的兴趣。他用一个汽车内胎作救生圈，游泳时，身子卧在胎圈内，手脚不停地划动。他开始在浅水里游，待摸熟了水性，便在深潭里畅游，而且有兴在流水里表演各式游泳的花样。

　　有一次，小船划到老鸦溪长湾岔荷叶洲急水滩上，少帅要在那里游泳。我们未得注意，他先丢下汽车轮胎圈，跟着噗通一下跳进流水里。杜副官赶忙对我说：“小杨，少帅下河了，你去招呼一下。”等我仔细一看，原来轮胎上早已系上了一根棕绳，一端拴在船头上，人坐在轮胎上顺着流水游得快，又安全。当时我也出了个新招：顺手解开船头棕绳，将流下滩的轮胎圈带人慢慢拉上来，随后又放开绳子，让人连轮胎圈慢慢送下去，这样一上一下，一来一去，安全、保险，还使少帅体验到了在流水浅滩游泳的乐趣。

　　张学良倡导游泳，还组织游泳比赛。有一次他派人到邻近泸溪县的浦市镇买回许多大西瓜，埋在东城湾河沙里凉起来，比赛的那天，分发给参加竞赛的人吃，得胜者额外有西瓜奖。游泳活动开展得非常生动活泼。

　　张学良游泳、钓鱼。在哪里累了，就在哪里开餐休息。午餐一般是由伙夫做好了送到河边来吃。有时把河边沙滩当餐厅，有时把贮木场的木排做饭桌，有时还把船停在河中间开餐。午餐吃得很讲究，常有金华火腿、北平烤鸭或肉片、鸡丁、蛋卷、肉丝汤，还有香油菌、豆芽莱、水豆腐等，有时也吃面条、馒头、夹沙糕或水果罐头，特制的稀绿豆汁就当茶喝。要是未到开餐的时候想吃东西，张学良就拿出银元让人去买。记得有次派杜副官上街，一下买来了一袋包谷粑和60多个茶卤蛋，叫大家吃。银元送给了高应欢，高应欢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年农历5月的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一场暴雨淹没了不少房屋、田土，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上游蓝溪口木材场流走很多木材，连辰溪县城河码头的汽油桶子也被冲下来几十桶。第二天清晨，少帅在望江楼上用望远镜看到河边有些人只顾抢木材，他心情极为沉重，当即指令宪兵连：“火速动员百姓下水救人，”并亲自下山，动员有木船的户主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1人，赏银元5块，当场兑现。船户听说凤凰山上的“老板”号召救人，大家赶紧行动，不到3个小时，就搭救了10多户灾民，打捞了很多财物。有的灾民家破人亡，张学良又出钱抚慰，帮助重建家园。

　　1939年端阳节即将来临，张学良感到在凤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对我父亲杨永保说：“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投江死的，我们应该到沅水江边杨家淇村你们家坪场上去纪念他。”他让刘乙光专门筹办，购买了一捆青线布和一捆白漂布，缝制了一幅长12米、宽6米的黑内相间的大棚布，搭盖在我们杨家屋门前的坪场上，成了一座别具风格的荫棚。端阳节那天，张学良在赵四小姐和凤凰寺红莲和尚的陪同下，特意给杨家淇村的村民送来了上等酒菜和备用的糖食果品。这天，张学良的兴致格外浓厚，他先请大家吃粽子，喝冬酒（一种性温、带甜昧的低度酒）。开餐时，杨家坪场荫棚下和堂屋里，整整齐齐排了6人一席的8张小饭桌。这场筵席也算丰盛，有红烧牛肉、清蒸猪腿、油炸块鱼、锅烧五花肉’还有黄焖鸡、盐鸭蛋、三鲜汤、小菜随吃随添。席上还额外摆上了菠萝、荔枝等水果罐头，以备餐后食用。席间杨忠祥和张安忠两个小伢儿特别活跃，在家长暗示下，给少帅连敬了3杯酒，祝他福体安康。酒宴上，难为了座上宾红莲和尚。本来红莲和尚是不肯参加这次酒宴的，张学良反复劝说；“有什么要紧，酒肉今天下肚，明日穿肠，信佛的有佛在嘛。”终于红莲和尚这次高兴地破了酒肉戒，竟吃得酩酊大醉，乐得大家欢歌狂舞。张学良见红莲“得意忘形”，叫杜副官在他衣角上系上一挂千子鞭炮，乘其不备，一点火——劈劈啪啪，吓得红莲猛吃一惊，拔腿就跑，爬上了禾场边的一棵柚子树上，这一生动场景，乐得满座宾客哈哈大笑。这次凤凰山下杨家淇的端阳节，大家尽兴而归。如今，每当端阳节来临时，凤凰山下家家户户粽子上桌，人们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也总是怀念起张学良这位忧国爱民的“少帅”。

　　层层锁道道关

　　张学良在凤凰山，虽说有到附近去钓鱼、散步等小范围的自由，但他周围总是有人“守卫”着，在一般场合下，不得与外人接触。守卫的人很多，“军事委员会”的便衣队就有40多人；宪兵队是八团第七连，约160人，由童连长带队(叫童鹤连），他们配有短枪，快慢机；有许多记不清的副官、队长、队副，配有勃朗宁或左轮手枪。从我屋前面路上沿半山亭一直到寺门口，都设有关卡，有人轮流站岗放哨。重要之地，还有小头头把关。住在我伯伯家东头楼屋一个操江苏口音的钱副官，就算是“把门将军”。他有一脸麻子，叫他“钱麻子”，他也随口答应。凡是来函来电，都要经过他这一关后才送军事委员会便衣队，又经半山亭的守卫盘问，冉到凤凰寺门口查看一番，最后还要送到刘乙光手里秘密检查。若刘乙光不在，就送给许队副（许颖）。

　　说到刘乙光，他是湖南永兴县人，个子较矮，态度较严肃。他带着家眷五口：妻子和两儿两女，住在我家一栋杉木结构、三柱五齐、六扇五空的一间正房里，有30多平方米。他是凤凰山上负责全面监守的“大指挥官”，这里的一些事全得由他点头。当年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求见张学良，听说未得刘的允许。只是张学良到凤凰山后不久，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见他，刘乙光才作些准备，并亲自去长沙尖来地毯，装修客室。等了个把星期后，有一天放了一声警笛，沅陵县城南岸开来几辆小车和一部卡车，随张主席来的30多人，统穿青一色中山服。只见他们由驿码头上船（当时未通车），到半山亭下江边登岸，带着四挑东西，登上了凤凰山。

　　风凰山，是距沅陵县城东南郊2公里处的一座突起的独山。海拨200多米，面积近1平方公里。北临沅江，是陡峭的石壁，东南西三面连着起伏的小丘，好似凤凰展翅。

　　当年张学良好象被锁在笼中的金风凰。这第一把锁，就是军事委员会的便衣队。那个刘乙光，将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就好安心长期看守张学良，不论张走到哪里，都有便衣队跟随，还不分昼夜，轮流监视。第二把锁，就是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凤凰山上只有一座建于明代的孤零零的古寺，西南面距寺庙2公里是湘黔公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公路上常有军队调动。为了防备有人劫持张学良，就令这个宪兵连把守。围绕凤凰山四、五百米的要地，布岗设卡，并修筑工事碉堡，山路的进出口两旁都设有双岗。以凤凰山为中心，构成了由东到南、到西的弧形防守圈。在张学良住地附近还设有警戒线。第三把锁，就是三种势力组成的三道关卡。一是由国民党在湘西地方的亲信担任闪禁张学良所在地的县长、乡长；二是由军统派人在闪禁张学良的地区担任师管区联络参谋、警察局侦缉队长、邮电检查所所长等；三是配属特务队控制的电台。这层层锁链，道道关卡，尤如布下的一张密网，笼罩着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在凤凰山的一年零两个月里，绝对禁止老百姓上山，连山下放牛伢儿也不许通过。张学良有时外出散步，若有外人靠近，跟在后面的便衣会赶来问话：“你们干什么？”马上把人打发远走。张学良遇上机会和老百姓说话时，也只是拉拉家常，没听见谈过乡镇保甲或其他有关政治方面的事。在他的住处，除赵四小姐之外，相处一起的，还有厨师和佣人，这些人同样不得随便外出。监守的武装人员只见你来我往，而且常是不定期地调换，惟恐相处久了露出什么破绽，会被他人利用或发生意外。为免守卫人员担心，赵四小姐就很少下凤凰山。我一共只见她下过三次：一次是沅江河里涨水，看热闹；再一次是来我杨家淇村，过端阳节；还有次，是下河看钓鱼。她一般在凤凰寺里看书报，或在寺周围散步、打网球。在特殊情况下，张学良也有几次请老百姓上凤凰山的：一次是派人到山下1里多路的黄家冲，找上了农民黄忠义和他叔叔黄昌富抬水车上山车鱼塘里的水，修补鱼池漏洞，事后，“老板”叫人付了工钱，并请叔侄两人吃了一顿美餐。二次是派杜副官请上了白田乡何家村的木匠覃官云上山，修理寺内送子殿两厢木房的旧窗格，在寺庙外的空坪里，还制做了木马、单人杠、跳高架等简易体育运动工具。后来，经常听覃木匠谈到“张老板”那一副和蔼严谨的面容，以及鼓励他的话：“中国农村生活很苦，我们头上还有日本飞机丢炸弹!你们青年人要拿出自己的本领，为流离失所的老百姓多盖些好房屋……”。三次是张学良请沅陵县城一位名医杨子烈乘滑竿（竹制两人抬的小轿子）上山看病。这次杨医生与张学良共进午餐，并闲谈了很多有关湘西风情，山水风光的话。张学良说：“湘西山高，水好，风景美；湘西人朴实，豪放，又勤劳；凤凰山也好，山倚江边，仰观内云，俯视流水，算是一个娱目寄情之所。”另外，还扯上一些医道方面的话题。临走时，杨子烈婉言谢绝了张学良送给他的一封医金，收下了一部蓝色布面的线装书——《张大元帅哀荣录》。

　　当年要说上凤凰山，机会最多的就是我。一是我给张学良划船，往来密切，日子久了，他们也不把我当外人；二是我家天天做豆桨，除了划船，经常给宪兵连的人送豆浆，跟耶此“守卫”混熟了，他们有时不愿送的便条或信件，叫我送上风凰山。

　　为了保证“守卫”安全，在生活管理或购买食品方面，他们都很谨慎。军事委员会的人与宪兵队的伙食是分开的。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购买大米或油盐、食杂，以免多方接触，容易泄露机密。如军事委员会有个专管生活的副官叫刘长清，他进县城采购，一般是到通河桥街我伯伯杨同兴（杨永函）的店铺买米，一次要买几百斤，月底结帐，零碎物品就付现金。

　　少帅情永怀念

　　当时，我是个被抓壮丁的对象，有人向我家“敲竹杠”，逼着要钱抵壮丁。我父亲找张学良，他就叫刘乙光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写张条子保了驾。后来父亲还要我跟张学良去贵州。

　　有一次，国民党一些抓壮丁的人由贵州下来，要用我的小船装死尸，也是张学良叫人出面挡架。

　　有时我清早送信上凤凰山，张学良在网球场上，一看见我，就叫同他打网球有次送豆浆上山，他和刘乙光打球，许队副一旁观看，他见我就喊：“小杨，快来打球。”当时我接过网球拍，觉得很不顺手，球过来时把不住方向，只打上两拍，球飞下坎了，就请许队副接手。特别记得有一次送条子上山，还吃了少帅香喷喷的清蒸鸡肉。

　　伴随张学良的秘书赵四小姐，她比我大几岁，眉清目秀，个子较高，平时穿青色旗袍，高跟靴，讲话轻言细语，有人背后说她玲珑秀气得象画眉鸟一样。经常是王妈招呼她。她对人总是和蔼可亲，非常有礼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9年秋冬，日军飞机多次窜扰湘西，轰炸沅陵，虽说凤凰山上新修了防空洞，架设了高射炮，但有人还是担心这里的安全不保险。许多迹象表明凤凰山上的人快要转移了。

　　这年12月的一天，飞沙黄尘笼罩着沅陵县城南岸，在一阵隆隆响声中，隐隐约约看到12辆美造十轮卡军车，满载着女兵从望城坡公路上开进了沅陵车站。这些女兵约二、三百人，驻扎在南岸水田溶一带，说是国民党某部战干团的“卫队”。她们一律穿的是蓝卡美式军装，头戴OK帽，腰扣三寸宽的皮带，左腰间别着一支小手枪，右边背着一个黄挎包，胸前配带的黄边内底符号上，标有“战干团”三个字，每人身上还有一床草黄色军毯。这支队伍里，吹号的、煮饭的、值班的全是女的，看样子确实有些神气。到了第三天，我突然知道，张学良就要离开凤凰山了。这天，杜副官请来曾上凤凰山车过水的农民黄忠义，邻居张三和我一同去送行。天刚蒙蒙亮，大家出发了。杜副官在前面打着手电筒，还有一些卫兵走在前前后后。黄忠义挑着“老板”的两只木箱，箱子虽不大，但很沉，看样子有百多斤重。我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跟在张学良一行人的后面。到了凤凰山下东城湾，渐渐天已亮了，我们分别坐上了两只木船，我和张三等人划船逆江而上，向不远的南岸驿码头划去。赵四小姐、刘乙光与他的家属，都是坐船到驿码头的。船靠岸后，只见码头上和汽车站的大小巷口，全被宪兵严密警戒，路上断绝交通，禁止通行。“战干团”的女兵，也都全副武装，排列在南岸车站到水田溶一段公路两旁，气氛显得严肃紧张。不一会，由望城坡那边又开来了8辆小乌龟壳（当时老百姓叫的小车名），在车站前面坪场上停住后，下来了10多个人，都着黄色美式军装，他们中有的是军官，有的是警卫模样，另有2个女官。小车上还有人没有下车，在离小车不到10米远的周围，也布满了宪兵岗哨。车站的工作人员都不准走动，被隔离在内大院，远看有几个宪兵军官，向小车下来的指挥官走去，喊了一声“报告”，又讲了几句话。随后，身穿蓝色中山服、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和身穿青色短旗袍的赵四小姐，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送行的人打了招呼，在一列宪兵军官簇拥下，走到车站前面登上了小车。跟着分别上车的，是随车来的一些人和“战干团”的女兵。车子开动了：行驶在前面的，是两辆女兵卡车，中间是8辆小车，最后开走的，是10卡车的女兵。就这样，在一阵震耳的汽车隆隆声中，张学良离开了沅陵山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