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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空战中二次负伤回忆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文/刘先儒   2014-05-31 10:56:20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开始,中国空军第一大队(轰炸队)、第三、第五大队(战斗队)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以桂林为基地,与我军陆战部队和敌后游击队紧密配合,给予向湘北进犯之敌和敌后方空军基地以沉重的打击。

  日军不甘心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失败,经过3年的战备,于1944年集结了实力雄厚的陆军部队,以武汉为基地,向湘西发动了第四次进攻。对此,我军也调集了精锐的陆空部队,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使日军再次遭致失败,敌空军作战飞机大部被我军击落。

  记得1944年5月14日,我出动B-25中型轰炸机54架,P-40战斗机27架,轰炸汉口敌军机场。在团指挥部下达任务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无不斗志昂扬。美国空军指战员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吃了大亏,也报仇心切。在受命完毕散队登机时,大家不约而同的高呼:“我们同心协力,彻底消灭日本鬼子!”当时我是空军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中尉领航员,与美籍空军中尉格恩斯同机,为第二小队的左翼僚机。我们机队穿过武昌东南15公里至武昌城边上空时,上下、前后、左右都是稠密的高射炮弹爆炸区。旋飞抵汉口上空,发现18架敌战斗机正被我战斗机队追击,只见有4架敌机被击中冒烟下坠,其余敌机散队低飞逃走了。我们按预定的高度和速度飞行,并结合风向、风力,准确地向指定目标投弹。然后,观察日军机场的设施、仓库、油库等。与此同时,停在机场待修的10架敌机都被我炸弹命中,顿时火势熊熊,烟雾冲天。在返航离武昌西郊约15公里时,又遇着一片高射火力区。突然,我机向左猛侧,我的面部撞在座舱右边的棱角上,鼻梁被撞歪,鲜血直流,疼痛难忍。飞机恢复平飞后,我一面忍着剧痛紧张地工作,一面掏出药物包好伤口。与我同机的格恩斯伸出手轻轻抚摸我的伤口,致以慰问。当我们向舱外察看时,方知右翼中的油箱被高射炮弹击穿,有一个约6寸直径的洞眼,炮弹穿过时侥幸没有爆炸,4个油箱被打漏一个,所幸航程不远,影响不大。回到桂林机场后,救护车很快把我送到医务所诊治。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伤势好转。病愈后,我请求仍回队执行作战任务。

  不久,日军企图夺取我西南战略要地一芷江。自1945年春开始,日军分三路进攻雪峰山地区。我驻守在芷江周围的陆军部队部署得当,勇猛善战,配合空军给来犯之敌以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湘西会战。

  从1945年6月开始,湘、桂一带的敌军偷偷向北撤退,主要是利用清晨、黄昏、夜间行动。我空军严密监视日军行动,夜以继日地巡逻在湘西至武汉及粤汉、湘桂等运输线的上空,只要发现敌军的汽车、火车和部队,我们都毫不留情地俯冲轰炸或低空扫射,十有九中。

  在整个湘西会战期间,我所在的空军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奉令驻扎在芷江前进机场执行作战任务。会战结束后的8月1日,我和分队长申云麟同机,下午6时由芷江起飞,巡逻至芷江东北90公里的公路上空时,发现36辆敌汽车正由南向北行进。日军发现我机后,急忙停车,车上士兵纷纷跳下车向两旁树林内躲避,我们当即向敌军俯冲轰炸。与此同时,也隐约看见敌军中有几支步枪向我机射出的微弱火光。在第四轮扫射时,一颗子弹从我左耳上挨头皮穿过,伤痕约有2厘米长,鲜血沿着左耳直往下流,当时我没有惊动伙伴,悄悄掏出药物将伤口包扎后继续战斗。在第六轮扫射后,敌军已无动静,敌汽车大部分被炸毁,尚有16处还在冒烟,我机上升回航。回到芷江机场后,我们下机检查了机身,发现从座舱至机翼、机尾共中了7颗子弹,机尾还挂着两根长约1丈2尺的电线,真是危险极了。在同机伙伴的陪同下,我到药务所清洗伤口。队里战友得知我受伤了,都来看望。10天后,我的伤口已痊愈。此时,正是日军投降的日子,我感到万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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