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上的抗战
来源：新浪博客·古水章罗    2015-10-30 16:06:53

　　日本侵华战争前的天津，大小报刊百家争鸣，汇聚无数能人志士，《新天津》报的创办者刘髯公便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中，他弃武从文，不惧权势为民发声。后身陷囹圄，以身报国刚毅不屈。这期我们就来倾听刘髯公可歌可泣的故事。

　　报人的铮铮铁骨

　　1937年8月3日早晨，天津著名爱国报人、《新天津》报主编刘髯公乘车前往英租界，准备和友人商议为难民筹款的事情，车开到万国桥（今解放桥）等待检查时，被日本人扣留并押送到了日本宪兵队。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迫使刘髯公将已经停刊的《新天津》重新复刊，并为美化日本侵略做宣传。此时，刘髯公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他以咒骂回应敌人的要求。日方迫于刘髯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敢贸然处死他，但对他施以酷刑百般折磨。最后，他的家属为救他委曲求全，刘髯公才得以出狱。刘髯公的曾孙刘礼宾讲道：“刘髯公回来以后，全身血肉模糊，因为他被扔在水牢里泡着，全身被打得血和衣服都粘到一起了，又臭又脏，血衣服是一点一点用温水给敷下来的，敷下来以后刘髯公说：‘别扔，留着，一定让后人们记住这笔血债。’两个月后，刘髯公因刑伤过重含恨去世了。”

　　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号髯公，是天津杨村人。他自幼家境贫寒，但特别喜爱英雄义士的传奇故事，把精忠报国作为自己最大的梦想。当时，近代报业进入中国时间并不长，但很快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影响力。刘髯公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段松坡出于工作需要，常跟新闻界接触。时间久了，他们就萌动了自己办报为民发声的念头，于是一起找到了号称“北方才子”的薛月楼，三人一拍即合。这个过程。刘礼宾回忆说：“薛月楼跟段松坡，还有刘髯公凑了一万元。髯公在海大道开了一个明星自行车行，他把自行车行也作为添加股进来了，然后腾出了几个房子做最早的编辑部，最早就只印了500份，《新天津》就这样创刊了。后来影响力一点一点扩大，1930至1937年《新天津》最高发行量达五万份。”

　　从1924年创刊开始，刘髯公就将《新天津》定位为“平民化的报纸”，既针砭时弊发表社论，又开创性地连载评书，风格亲民，受到百姓喜爱。沦陷前的天津报业繁盛，除号称四大报的《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商报》外，在一系列小报中影响最大的，非《新天津》与《新天津晚报》莫属了。

　　可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始终怀着精忠报国思想的刘髯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于是以笔当枪，在报纸上痛骂日军，呼吁民众抗日。刘礼宾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髯公经常在《新天津》上著文，他有的时候会在报纸上用‘打回老家去’这个词，这个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他在这个报纸上著文，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歌颂抗日将领蒋光鼐，介绍宋哲元大刀队……这个时候《新天津》实际上已经到了跟日本侵略者死拼到底的一种状态之下。”

　　绝不复刊坚持至死

　　1937年7月28日《新天津》发表号外，宣布抗日停刊，避免沦陷后报纸成为日军的宣传工具，报纸停刊以后，刘髯公失去了公开声援抗日的渠道，转而投入难民的救助工作中去。为了与人商讨筹备救济物资的问题，刘髯公不得不走出租界，这就给了日军可乘之机。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被捕的那一幕。

　　由于《新天津》在当时影响力很大，刘髯公在新闻和文化界地位很高，因此日军很想拉拢他出任伪治安维持会长和社会局长，让《新天津》复刊为日军做宣传，这些都遭到了刘髯公的断然拒绝。因为刘髯公一直以来抗日态度都很坚决，于是他自然成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和编辑部的好几位编辑记者都上了日军特务酒井隆的“刺杀名单”。刘礼宾说：“酒井隆最后承认，暗杀这些编辑记者动意从1934年就开始了，他们这些人早就在‘黑名单’上了，只不过是事成又晚了几年。”

　　因为刘髯公断然拒绝日军的收买，日军采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企图让其就范，但刘髯公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抗争到底。后来经过多方努力，家人瞒着他写了复刊保证书，刘髯公才得以出狱。但两个月后，终因受刑过重，年仅四十四岁、正当壮年的刘髯公还是含恨离世了。刘礼宾讲道：“刘髯公至死都在不停地嘱咐家里人，万万不可以复刊， 不能向侵略者屈服，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天。”

　　虽然刘髯公没有战场杀敌，但他身为办报人的铮铮铁骨，笔尖上的抗战故事同样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