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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同县抗日志愿兵营的故事
来源:秋实   2014-12-10 10:48:29

  这是一个尘封了四十多年的故事。

  多年来,几次想把这故事写出来,只因为资料不足,许多细节未曾弄清,不好下笔。今儿趁着七七事变爆发六十四周年的当口,忍不住先草草写下我的先辈们这段曾令我感慨不已、使我对中国抗战始终抱有一份特殊感情的故事,以作记念。其中遗漏失当之处,容当以后补正。

  一、乡绅何浴仙

  现在一般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除了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时志愿从军的青年学生之外,当兵的大多靠拉壮丁而来。那时国民政府规定,凡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者,可以免除兵役。有些人据此断言说,乡绅地主不愿自己子弟上前线,纷纷出资办学,把他们都去上学了。于是抗战兵源只得靠抓壮丁,据说,"用绳子栓成一串串的抓壮丁场面,才是国难当头,中国士气普遍真实的写照。"

  我从外婆口中听来的故事,却与上述图景完全相反:国难当头,乡绅耋宿们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纷纷叫自己享有免役权或缓役权的子弟,包括独子、乡长、保甲长、高中毕业生等等,带头报名参军上前线。

  那是在1939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征兵正紧。我外婆的父亲,湘西会同县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乡绅何浴仙先生,决定与前保安第12团团长龙运鸿联手发起一项义举,叫自己的儿子提出倡议,组成子弟兵上阵杀敌。

  他的这项举动,自然首先是出于读书人的满腔爱国热诚。当年许多读书人,同现如今那些跑到国外用嘴巴皮子爱国的义士们很不相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衣带偈上的这几句话,不仅仅只是一句高调,而是真真正正悬在良心天平上的一颗砝码,直叫人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如火烧身,如油煎熬。那时候,上面的征兵定额压得很紧,很令基层负责此事的乡长、保甲长头痛。何、龙二位乡绅的长子,何炽昌与龙家荣,正好是本县中心乡的正副乡长。虽然何、龙二家的子女都有免役权,但在深受儒家熏陶的何浴仙看来,只叫别人家的儿子上前线,却让自家子弟躲在后面,于良心如何能安?至于象一些县和乡那样,搞出"抓壮丁"的千古丑行,直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更为他所不齿。

  其次,子弟兵的设想也是造福乡里的善举。当时正规部队倒是懂得爱惜兵员,待遇也好。但新兵应征入伍时,很多师管区接兵部队,不仅克扣给养,还在送兵途中,把新兵当作苦力使用,久为人垢病。有鉴于此,何老先生设想由自己组织子弟兵,自己带到正规部队,则不仅可以使适龄壮丁免受虐待之苦,而且同乡们聚集成伍,有乡土观念的维系,上下感情融洽,彼此之间都有照应,远胜零散征兵。

  再说何炽昌与龙家荣二位,当时高中毕业不久,正值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年华。他们高中时都受过军事集训,懂得一些军事基本知识,早就跃跃欲试,想投笔从戎,为国效命沙场了。父辈之言,正合心意,立即分赴各乡宣传,第一件事是动员亲朋戚友共襄义举。

  亲朋戚友的反应极为热烈。首先报名的是何炽昌与龙家荣二人的堂兄弟、表兄弟、姐夫、妹夫、姐夫妹夫的堂兄弟表兄弟等等,数十人中无一不是应免役缓役的独子、保甲长、高中毕业生等等。在他们带头下,应者云集,短短十天半月,就有六百余人报名从军,刚好可以组成一营,遂命名为"志愿兵营",何浴仙公的长子和长女婿(我的外公)都在其中。担任营长的正是其长子何炽昌。

  6月30日,县府门前体育场召开欢送大会。县师范、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及各机关团体均列队前来,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六百壮士,人人胸戴大红花。何炽昌等为首者,骑在高头大马上,马头挂着红绸球,频频向众人拱手。父老乡亲争相簇拥,一直送到城外渡头江畔,方才含泪挥手告别。

  按照当时行政程序,志愿兵营先到绥宁团管区签到,再到邵阳师管区待命。报经军政部批准后,划归陆军第四军第102师建制,仍保持"志愿兵营"称号,拨归306团指挥。

  志愿兵营抵达驻地不到半月,就参加了第一次长沙战役。当时第四军奉命由江西驻地驰援长沙,对日军作迂回侧击。志愿兵营由于还未受过正规训练,只被列作后备队,担任警戒。虽未亲临前沿,但几百里的强行军,专取老山密林地带隐蔽行动,已令初次上阵的志愿兵们大吃苦头。有人病倒住院,有人请退,也有人当逃兵。然而到十月底战役接近尾声时,志愿兵营非但没有减员,反而有了大幅度扩充。

  扩充的原因是,何裕仙老先生亲自冒着战火,风尘仆仆地送来了补充兵员。原来,送走六百壮士之后,何老先生又在会同家乡发动了第二次志愿从军运动,这次募集到了180多人,再加上绥宁募集到的一个连,一并由他亲自带到前线。军部和师部的长官,对何老先生十分敬重,同意不拆散子弟兵,而是将志愿兵营扩建为五个连,成了个特殊的加强营,实有人数已经超过千人。

  在部队受到英雄般热烈欢迎的何裕仙,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已经在等着他了。他从前线一回到家乡,就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龙运鸿等人,都被送到设于芷江县的"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处关押审讯,次年即被枪杀,据说罪名竟是不伦不类的"私通共匪、把持县政"!

  为了搞清楚何裕仙等人被杀的原因,我问过不少人,也翻查过不少县志资料。大致言之成理的解释是说,湖南向来在西南粤桂系笼罩之下,不属中央势力范围。抗战时中央势力渗透,国民党新任县长张中宁 (民国27年至29年,即1938年至1940年间在任 ),想伺机剪除会同县地方势力。遂扶植以明泽荣为首的国民党势力,暗中搜集前保安第12团团长龙运鸿的黑材料,终于联合绥靖公署宪兵司令谷正伦,将龙运鸿等地方乡绅十余人一网打尽。何裕仙不过一介书生,本没有任何威胁,只因与龙运鸿交好,再加上他在抗日征兵中表现得太有能量太有号召力,遭人嫉恨,竟也被一并罗织,惨遭杀害。何老先生死后,会同县就再也没有志愿从军运动了。

  推算起来,何裕仙公被害之时,正好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何炽昌率领他的志愿兵营,在湘北新墙河南岸死命抵抗日军铁骑进攻的当口。

  二、打不散的子弟兵

  1941年,日军在江西上高会战中失利后,驻守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被撤换。新上任的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很受日皇以及宫内女眷欣赏,自视甚高,急切想建立战功。他暗中调兵遣将,在湘北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于9月17日晚,突然向对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驻守在新墙河南岸的,正是第四军。何炽昌率领的志愿兵营,部署在黄沙河的触角,正是首当其冲的位置。17日晚,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二一五联队,独立第十四、十八旅团各三个大队,突然以大炮猛烈轰击,掩护步兵渡河,遭到我军顽强抗击。第二天上午,敌机数十架在我阵地上空大肆轰炸,第一线阵地全被摧毁,我军伤亡惨重。数万敌军以骑兵数千、战车数十辆为先导,蜂拥渡河,我军则节节抵抗。

  志愿兵营虽是初次接阵,却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博打极为顽强,杀伤敌人无数,自身也颇多伤亡。他们连续抵抗三个昼夜,完成任务后,即按照预定计划,放开正面,进行转移。混战中,队伍一度被打散,等到何炽昌等人于后撤途中将队伍重新集结起来,已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与营连长们会商,决定避实击虚,转到敌侧的浏(阳)、平(江)山区,独立自主进行运动作战。

  此后半个多月,队伍辗转于崇山峻岭,条件异常艰苦,但同乡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战斗力始终不减。他们主动捕捉战机,时常派出小分队到敌后狙击,威摄前进之敌。志愿兵营三连,在临湘县桃林镇打了个漂亮的小伏击战,其一排长还俘获日兵二人。

  再说第四军主力,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部署,在消耗敌力后,转移至步仙桥、双石洞、洪源洞、向家洞一线,协同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敌进行侧击、尾击,正好与志愿兵营走的同一方向。所以志愿兵营不久后即与主力会合。军、师的长官对这支子弟兵队伍极为嘉许,特别表彰了他们"机动灵活、各自为战"的精神。

  从九月底到十月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趁日军后方空虚,猛攻宜昌,迫使阿南不得不后撤。志愿兵营随主力追击,收获颇丰。他们还从俘虏手中缴获一封文件,内称:"渝军第四军出没平、浏山区,第九十九军有从沅江强渡湘阴可能,对我军侧背形成夹击之势,我军无攻略长沙之必要……"等等,足证第四军予敌威胁之重要。后来在衡山召开的"南岳会议"上,第四军军长和两师长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指名表扬。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被迫退却而告终。此役告捷,颇有振奋全国人心的效果。战斗中,志愿兵营阵亡及伤残转院的超过百人,可惜年代久远,他们的名字已无法一一列举。营连干部中,三连长何一俊受炮弹震伤,常出现神志昏迷,不能继续带兵,调司令部军械处供职。

  两个月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同时对日、德、意宣战。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预备进攻香港。志愿兵营所在的第四军,奉命紧急赴援,进击广九线。志愿兵营随部从浏阳出发,日夜兼程,刚抵英德,便传来香港已披日军攻占的消息。

  这时在武汉的阿南惟几,急欲挽回上次进攻长沙失利的颜面,在华南日军进攻香港的同时,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然而此次薛岳早已有备在先,准备了"天炉战法",诱敌深入,四面侧击。阿南等于是一头钻进了薛岳布置好的口袋里,在长沙附近陷入了进退锥谷的泥潭。

  第四军在援港途中,接到薛岳紧急命令,立刻回援长沙。志愿兵营受命后,迅速从株洲直插平、浏一线,预备发挥特长,展开它所得意的运动战法。谁知,刚与日军发生小接触,敌即全线撤退。原来11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和全体参谋,都发现中国军队正陆续合围,日军有被全歼的可能,局势已十分危急,遂逼迫阿南下达了尽速撤退的命令。

  撤退途中,日军不断遭到中国军队攻击,狼狈不堪。何炽昌率志愿兵营一路追击,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因为没有经过激战,所以自身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

  此次湘北大捷,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军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自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所以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长沙之虎"的封号。从此,几年之内,日本的十一军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志愿兵营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再次被军、师长官注意。1942年春,副营长何水山经军令部考选,升调军部任作战参谋。营长何炽昌被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学习归来后,升任副团长,仍兼营长,统率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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