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会同县抗日志愿兵营的故事
来源：秋实   2014-12-10 10:48:29

　　这是一个尘封了四十多年的故事。

　　多年来，几次想把这故事写出来，只因为资料不足，许多细节未曾弄清，不好下笔。今儿趁着七七事变爆发六十四周年的当口，忍不住先草草写下我的先辈们这段曾令我感慨不已、使我对中国抗战始终抱有一份特殊感情的故事，以作记念。其中遗漏失当之处，容当以后补正。

　　一、乡绅何浴仙

　　现在一般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除了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时志愿从军的青年学生之外，当兵的大多靠拉壮丁而来。那时国民政府规定，凡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者，可以免除兵役。有些人据此断言说，乡绅地主不愿自己子弟上前线，纷纷出资办学，把他们都去上学了。于是抗战兵源只得靠抓壮丁，据说，"用绳子栓成一串串的抓壮丁场面，才是国难当头，中国士气普遍真实的写照。"

　　我从外婆口中听来的故事，却与上述图景完全相反：国难当头，乡绅耋宿们非但没有退缩，反而纷纷叫自己享有免役权或缓役权的子弟，包括独子、乡长、保甲长、高中毕业生等等，带头报名参军上前线。

　　那是在1939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征兵正紧。我外婆的父亲，湘西会同县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乡绅何浴仙先生，决定与前保安第12团团长龙运鸿联手发起一项义举，叫自己的儿子提出倡议，组成子弟兵上阵杀敌。

　　他的这项举动，自然首先是出于读书人的满腔爱国热诚。当年许多读书人，同现如今那些跑到国外用嘴巴皮子爱国的义士们很不相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从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衣带偈上的这几句话，不仅仅只是一句高调，而是真真正正悬在良心天平上的一颗砝码，直叫人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如火烧身，如油煎熬。那时候，上面的征兵定额压得很紧，很令基层负责此事的乡长、保甲长头痛。何、龙二位乡绅的长子，何炽昌与龙家荣，正好是本县中心乡的正副乡长。虽然何、龙二家的子女都有免役权，但在深受儒家熏陶的何浴仙看来，只叫别人家的儿子上前线，却让自家子弟躲在后面，于良心如何能安？至于象一些县和乡那样，搞出"抓壮丁"的千古丑行，直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更为他所不齿。

　　其次，子弟兵的设想也是造福乡里的善举。当时正规部队倒是懂得爱惜兵员，待遇也好。但新兵应征入伍时，很多师管区接兵部队，不仅克扣给养，还在送兵途中，把新兵当作苦力使用，久为人垢病。有鉴于此，何老先生设想由自己组织子弟兵，自己带到正规部队，则不仅可以使适龄壮丁免受虐待之苦，而且同乡们聚集成伍，有乡土观念的维系，上下感情融洽，彼此之间都有照应，远胜零散征兵。

　　再说何炽昌与龙家荣二位，当时高中毕业不久，正值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的年华。他们高中时都受过军事集训，懂得一些军事基本知识，早就跃跃欲试，想投笔从戎，为国效命沙场了。父辈之言，正合心意，立即分赴各乡宣传，第一件事是动员亲朋戚友共襄义举。

　　亲朋戚友的反应极为热烈。首先报名的是何炽昌与龙家荣二人的堂兄弟、表兄弟、姐夫、妹夫、姐夫妹夫的堂兄弟表兄弟等等，数十人中无一不是应免役缓役的独子、保甲长、高中毕业生等等。在他们带头下，应者云集，短短十天半月，就有六百余人报名从军，刚好可以组成一营，遂命名为"志愿兵营"，何浴仙公的长子和长女婿(我的外公)都在其中。担任营长的正是其长子何炽昌。

　　6月30日，县府门前体育场召开欢送大会。县师范、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及各机关团体均列队前来，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六百壮士，人人胸戴大红花。何炽昌等为首者，骑在高头大马上，马头挂着红绸球，频频向众人拱手。父老乡亲争相簇拥，一直送到城外渡头江畔，方才含泪挥手告别。

　　按照当时行政程序，志愿兵营先到绥宁团管区签到，再到邵阳师管区待命。报经军政部批准后，划归陆军第四军第102师建制，仍保持"志愿兵营"称号，拨归306团指挥。

　　志愿兵营抵达驻地不到半月，就参加了第一次长沙战役。当时第四军奉命由江西驻地驰援长沙，对日军作迂回侧击。志愿兵营由于还未受过正规训练，只被列作后备队，担任警戒。虽未亲临前沿，但几百里的强行军，专取老山密林地带隐蔽行动，已令初次上阵的志愿兵们大吃苦头。有人病倒住院，有人请退，也有人当逃兵。然而到十月底战役接近尾声时，志愿兵营非但没有减员，反而有了大幅度扩充。

　　扩充的原因是，何裕仙老先生亲自冒着战火，风尘仆仆地送来了补充兵员。原来，送走六百壮士之后，何老先生又在会同家乡发动了第二次志愿从军运动，这次募集到了180多人，再加上绥宁募集到的一个连，一并由他亲自带到前线。军部和师部的长官，对何老先生十分敬重，同意不拆散子弟兵，而是将志愿兵营扩建为五个连，成了个特殊的加强营，实有人数已经超过千人。

　　在部队受到英雄般热烈欢迎的何裕仙，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已经在等着他了。他从前线一回到家乡，就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龙运鸿等人，都被送到设于芷江县的"湘鄂川黔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兼宪兵司令谷正伦处关押审讯，次年即被枪杀，据说罪名竟是不伦不类的"私通共匪、把持县政"！

　　为了搞清楚何裕仙等人被杀的原因，我问过不少人，也翻查过不少县志资料。大致言之成理的解释是说，湖南向来在西南粤桂系笼罩之下，不属中央势力范围。抗战时中央势力渗透，国民党新任县长张中宁 (民国27年至29年，即1938年至1940年间在任 )，想伺机剪除会同县地方势力。遂扶植以明泽荣为首的国民党势力，暗中搜集前保安第12团团长龙运鸿的黑材料，终于联合绥靖公署宪兵司令谷正伦，将龙运鸿等地方乡绅十余人一网打尽。何裕仙不过一介书生，本没有任何威胁，只因与龙运鸿交好，再加上他在抗日征兵中表现得太有能量太有号召力，遭人嫉恨，竟也被一并罗织，惨遭杀害。何老先生死后，会同县就再也没有志愿从军运动了。

　　推算起来，何裕仙公被害之时，正好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何炽昌率领他的志愿兵营，在湘北新墙河南岸死命抵抗日军铁骑进攻的当口。

　　二、打不散的子弟兵

　　1941年，日军在江西上高会战中失利后，驻守武汉的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被撤换。新上任的司令官阿南惟几中将，是一名狂热效忠天皇的年轻将领，很受日皇以及宫内女眷欣赏，自视甚高，急切想建立战功。他暗中调兵遣将，在湘北新墙河以北地区秘密集结了四个师团与四个支队,于9月17日晚，突然向对岸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驻守在新墙河南岸的，正是第四军。何炽昌率领的志愿兵营，部署在黄沙河的触角，正是首当其冲的位置。17日晚，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二一四、二一五联队，独立第十四、十八旅团各三个大队，突然以大炮猛烈轰击，掩护步兵渡河，遭到我军顽强抗击。第二天上午，敌机数十架在我阵地上空大肆轰炸，第一线阵地全被摧毁，我军伤亡惨重。数万敌军以骑兵数千、战车数十辆为先导，蜂拥渡河，我军则节节抵抗。

　　志愿兵营虽是初次接阵，却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博打极为顽强，杀伤敌人无数，自身也颇多伤亡。他们连续抵抗三个昼夜，完成任务后，即按照预定计划，放开正面，进行转移。混战中，队伍一度被打散，等到何炽昌等人于后撤途中将队伍重新集结起来，已经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与营连长们会商，决定避实击虚，转到敌侧的浏(阳)、平(江)山区，独立自主进行运动作战。

　　此后半个多月，队伍辗转于崇山峻岭，条件异常艰苦，但同乡们心心相印，同甘共苦，没有一个人脱离队伍，战斗力始终不减。他们主动捕捉战机，时常派出小分队到敌后狙击，威摄前进之敌。志愿兵营三连，在临湘县桃林镇打了个漂亮的小伏击战，其一排长还俘获日兵二人。

　　再说第四军主力，按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部署，在消耗敌力后，转移至步仙桥、双石洞、洪源洞、向家洞一线，协同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对敌进行侧击、尾击，正好与志愿兵营走的同一方向。所以志愿兵营不久后即与主力会合。军、师的长官对这支子弟兵队伍极为嘉许，特别表彰了他们"机动灵活、各自为战"的精神。

　　从九月底到十月初，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趁日军后方空虚，猛攻宜昌，迫使阿南不得不后撤。志愿兵营随主力追击，收获颇丰。他们还从俘虏手中缴获一封文件，内称："渝军第四军出没平、浏山区，第九十九军有从沅江强渡湘阴可能，对我军侧背形成夹击之势，我军无攻略长沙之必要……"等等，足证第四军予敌威胁之重要。后来在衡山召开的"南岳会议"上，第四军军长和两师长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指名表扬。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日军被迫退却而告终。此役告捷，颇有振奋全国人心的效果。战斗中，志愿兵营阵亡及伤残转院的超过百人，可惜年代久远，他们的名字已无法一一列举。营连干部中，三连长何一俊受炮弹震伤，常出现神志昏迷，不能继续带兵，调司令部军械处供职。

　　两个月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同时对日、德、意宣战。日本华南方面军的第二十三军，预备进攻香港。志愿兵营所在的第四军，奉命紧急赴援，进击广九线。志愿兵营随部从浏阳出发，日夜兼程，刚抵英德，便传来香港已披日军攻占的消息。

　　这时在武汉的阿南惟几，急欲挽回上次进攻长沙失利的颜面，在华南日军进攻香港的同时，再度在湖南北部发动攻势，揭开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序幕。然而此次薛岳早已有备在先，准备了"天炉战法"，诱敌深入，四面侧击。阿南等于是一头钻进了薛岳布置好的口袋里，在长沙附近陷入了进退锥谷的泥潭。

　　第四军在援港途中，接到薛岳紧急命令，立刻回援长沙。志愿兵营受命后，迅速从株洲直插平、浏一线，预备发挥特长，展开它所得意的运动战法。谁知，刚与日军发生小接触，敌即全线撤退。原来11军的参谋长木下勇和全体参谋，都发现中国军队正陆续合围，日军有被全歼的可能，局势已十分危急，遂逼迫阿南下达了尽速撤退的命令。

　　撤退途中，日军不断遭到中国军队攻击，狼狈不堪。何炽昌率志愿兵营一路追击，缴获了不少战利品。因为没有经过激战，所以自身也没有遭到什么损失。

　　此次湘北大捷，是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军取得的最大胜利，也是自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所以立刻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薛岳将军更是因此得到"长沙之虎"的封号。从此，几年之内，日本的十一军都不敢再对长沙进行任何重大的攻击。

　　志愿兵营在战役中的优异表现，再次被军、师长官注意。1942年春，副营长何水山经军令部考选，升调军部任作战参谋。营长何炽昌被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学习归来后，升任副团长，仍兼营长，统率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