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4月上旬,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支队(简称“八路军南下六支队”),在司法员杨宗胜、政委吴光远的率领下,由平江进入湘阴,在白鹤洞一带开展爱国抗战宣传,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于5月建立中共湘阴县委,成立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杨宗胜任县长,李成铁任副县长。
同年5月,一些逃往城南杉木江一带的官绅富商,为了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积极活动,聚会商议,欲推举在官绅和帮会中有地位和影响的左钦彝出来主事,同日本人周旋,以求得地方的安定。之后遂派唐家生、郑满堂、程长云等人几次与左钦彝磋商。左钦彝祖居湘阴,1885年8月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兄弟十人,他排行第八,因此小名左八。左钦彝自小聪明好学,年幼时随长兄左钦敏(贡士)读书,才干出众,文武兼备,成年后当过桃园县县长,任过国民革命军江淮第四旅秘书和军部副官长,回乡后当选过湘阴县参议。左钦彝在湘阴很有人缘和影响,在地方上,常包揽词讼,出入官场,并被长沙“洪帮”组织推选为“大汉神鼎山寨主”。
面对官绅们的推举,一向喜讲江湖义气的左钦彝欣然应允。于是派国民党同乡军官左友良与日军接头联络,表示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整肃治理湘阴。日军正求之不得,他们需要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以实现“东亚共荣”的殖民政策,便委任左钦彝为维持会长,并令组织搭建班子。7月上旬,“湘阴县维持会”正式成立,设有秘书室、军事科、财务科,并设立了六乡联合办事处,各乡还成立了维持分会。不久,县维持会改名为“湘阴县兴中会”,迁入八甲左文襄公祠办公。年底又更名为“湘阴县政府”,左钦彝任县长。
在日军扶持下的维持会成立后,左钦彝以各乡自卫队为基础,四处网罗人员,搜索武器弹药,成立了县“保安总队”,左钦彝任总队长,下辖两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均由左钦彝宗亲和亲信担任。之后,左钦彝又通过各种手段,先后收编了苏彪、吴晓阳等地方土匪武装,使队伍不断扩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
(二)
为了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南下六支队在广泛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对湘阴的一些可以争取的爱国进步人士进行摸底,尽可能全面争取他们为抗日出力。他们了解到湘阴县伪县长左钦彝虽然是日本人扶持当上的维持会长,但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卖命,和那些横行乡村、吃里扒外的汉奸有着本质区别。杨宗胜、吴光远认为这样的人一定要争取过来,让他加入抗击日军的队伍中来。于是六支队商议,决定策反左钦彝。
六支队供给部政委谭庚棠负责这一策反工作。谭庚棠胞弟和左钦彝是“洪帮”兄弟,相交甚密,非同一般。谭庚棠在六支队领导的指示下回家,动员其弟谭海棠带着金器和礼品去拜见左钦彝。两人在左文襄公祠相见,老友相逢,甚是亲近。在寒喧交谈中,谭海棠发现左钦彝流露出艰难处境和矛盾复杂的心理,谭海棠便趁机委婉地规劝他说:“兄弟是地方名士,影响大,为何要为日本人卖力?”左钦彝长叹一声说:“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乡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于心不忍啊!”谭海棠话锋一转,说:“兄弟要是真心为大众服务,就要站出来举起抗日大旗,这汉奸的名声可不好当啊。”左钦彝说:“我何尝不想,可是毕竟日本人强大无比,我们势单力薄,明着和他们干,不是鸡蛋碰石头吗?”谭海棠说:“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六支队正在湘阴抗日,你可以率部起义,投靠他们,以扬你威名。”左钦彝认为谭海棠言之有理,便答应考虑考虑。之后,谭海棠又介绍其兄谭庚棠与左钦彝相识,为了取得左的信任,谭庚棠还“加入“了“洪帮”组织。左与谭经常在一起接触交谈,左似有相见恨晚之感。谭庚棠多次向左钦彝阐明共产党的政策,让左钦彝消除疑虑,并赠送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书给他阅读。待左钦彝有些醒悟后,谭庚棠才把杨宗胜写给左的亲笔信交给左钦彝,令左大为感动。左钦彝毅然回信给杨宗胜,表示愿意接受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走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但由于还心存疑惧,不大放心,因而提出要与杨宗胜结拜为兄弟,起义的具体事宜约杨宗胜在老家艾山冲面议。杨宗胜随后请示南下支队司令部,上级表示同意后,杨回信给左钦彝,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天,杨宗胜偕谭庚棠从白鹤洞出发,翻山越岭步行60余里,来到艾山冲,与左钦彝举行了结拜仪式。左钦彝再次表明自己起义的诚意和抗日的决心。并说:“从今以后,一定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痛改前非,为民族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杨宗胜向左钦彝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把日寇赶出中国,是我们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任务,今后我们要同心协力打日寇,你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左钦彝的侧室高正坤也力劝丈夫要在杨司令的领导和帮助下,为抗日救国建功立业。左钦彝终于消除了一切疑虑,提出将保安总队的两个大队编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序列,由六支队统一指挥。杨宗胜认为,保安队如果马上改旗号,会引起日军恐慌并加以清剿。这样不但保安队会大受损失,八路军六支队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他嘱咐左钦彝所部仍打着保安队旗号,以“红心白皮”的形式配合六支队开展抗日工作。后来,经南下支队司令部批准,改编左部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师”,左钦彝任师长,左部一、二大队为一、二团,仍由原大队长左友良、左顺思任团长,六支队派一名共产党员为左钦彝担任日文翻译,帮助应对日本人。
(三)
左钦彝率部归正以后,将功折罪,为抗日救国做了不少有益工作。一方面为六支队提供情报。六支队40多名侦察人员在县城开展侦察活动,左钦彝给他们每人发了保安总队的符号和袖标,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进入日军据点,获取重要情报。得到日军的可靠情报后,左钦彝即派人送给六支队。有一次,日军获悉六支队驻扎在袁家铺、三塘坪一带,遂派大队人马进行围剿,并命左部随同前往。左钦彝先给六支队送去情报,又密令随军前往的部下暗中掩护六支队安全转移,结果日军一无所获扑了个空。
另一方面左钦彝积极配合六支队沉重打击日军。1945年6月中旬,日军一个运输队从县城运送物质到金鸡山据点,左钦彝及时把情报送到六支队驻地。司令员杨宗胜派两个连埋伏在路边山头上,将十几名日军全部消灭,还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驻扎在栗桥的一个日军小分队,经常外出奸淫掳掠,群众痛恨有加。左钦彝趁小分队再次外出时,派人密报六支队,六支队派一个连奇袭日军,打死日官兵7人,缴获枪支十余条和一批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六支队连续几次袭击日军,使日本人对左产生了怀疑,便派间谍杨光赞在左的身边进行监视。左钦彝在小心办事的同时,抓到杨强奸掳抢的把柄,将其枪决于县城八甲,除去了心腹大患。左钦彝还协助六支队,策反收编了驻扎在长沙板仓毕坊清的“和平军”5个团、5千人部队倒戈抗日,扩大了抗日力量。
(四)
1948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左钦彝奉六支队之命率部5000余人随军北撤。出发前,左钦彝在范爱坪召集所部誓师北上,并发表讲话说:“从今天起,我们这个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了……”会后,左即率部经涝溪桥、袁家铺,直达神鼎山集合,取道岳阳、临湘,经过22天的急行军,到达湖北黄安县,并于10月3日与南下支队主力汇合。内战开始后,蒋介石调集20万军队围剿中原部队,根据战斗需要,中原部队进行了整编。左钦彝年过六十,体质不佳,加上亲属较多,不便随军行动,部队发给左钦彝500光洋,在武汉开店作为联络点。左钦彝到达武汉后,即派继子和秘书到湘阴打探消息。二人途中被捕。1946年元月,左钦彝偕夫人高正坤秘密回到湘阴,化装成和尚住在忠义乡回龙滩。同年11月23日,被国民党湘阴警察局抓捕,随后押往长沙。1947年10月,省方派军统特务张克明等三人将左钦彝押往湘阴途中,借口左畏罪潜逃,而将其杀害在路边的田野中,时年62岁。解放后,人民政府以杀害进步人士左钦彝,而将张克明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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