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4年,是家中的长子,家中除父母外,还有一位年迈的奶奶以及一位小自己3岁的妹妹。爸爸以给人榨油打工为业,艰难的支撑整个家庭,“吃不饱饭都是常有的事。”1939年,随着抗战形势不断恶化,前线军队损耗巨大,需要补充大量兵源,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仅15岁的我被征入伍。
我在湖北三斗坪编入正规部队。经过简单的军事训练,我所在部队便被派往贵州雷公山剿灭山匪。后来有一天部队接到命令,要紧急赶回湖北,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上面喊你去哪里,就去哪里,哪里会告诉你这么多哦,那都是机密。”经过接近一个月的徒步行军,我随部队抵达了于湖北萝卜堂,到了这里我才知道是要打日本鬼子。
部队连夜抢修工事,第二天天还蒙蒙亮,部队就和鬼子接上了火,因为当时中国军队没有制空权,当日军的飞机赶到后,战斗的形势就不容乐观了。“没得办法,只有爬在那里,爬了一天,连饭都吃不到。”苦苦坚守了一整天,很多人都牺牲了。有些地方战壕都被尸体堆满了。”我最好的战友欧宏星后来也牺牲在了敌人的空袭当中。
后来部队转战多地,有一天晚上,我因为表现优异,被选进侦查连夜袭日军在一个山头的阵地。那天晚上,部队剪断铁丝网溜进了敌人的阵地和敌人展开了交火,战斗中我把机枪架在了一个小坡上,正当我换弹夹时,几颗敌人的子弹从侧面打了过来,我的弹夹也应声掉在了地上,我下意识的去捡,但怎么捡也捡不起来,衣服裤子湿了一片,晚上天太黑,我还以为是水,后来我发现不对劲,用舌头去舔自己的手,这才发现,自己的右手手颈被子弹打断了,右腿大腿处也被敌人的子弹贯穿打了个大洞,刚刚打湿自己衣服和裤子的水都是自己中弹后流的血。
受伤的我被担架队抬回了野战医院,后来和其他的伤员一道被轮船运回到了万县枇杷山陆军医院接受治疗,受伤不能下床的我,想要写一封家书,托人带给家人。想了好久,只在信上写下了四个字:“有路没脚。”便再也写不下去了。“眼睛里面都包起眼睛水的。”
1946年,我被转移到了涪陵的陆军医院修养,这才得以找到熟人悄悄的打听家人的情况。也正是通过这位熟人,家中的亲人们才知道我还活在世上,赶紧托人将我接回了家中。短暂的重逢后,我因伤并未痊愈,返回医院继续治疗,之后又转至重庆第五陆军医院以及万县第四休养院修养,因伤致残没有回到部队,留在了家中务农,并有幸结识了现在的夫人蔺忠会,共同度过了66个春夏秋冬,如今我们依旧相互扶持,在家中过着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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