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鬼子刺刀下“捡”回一条命
来源：《盐城晚报》   2018-10-01 10:31:31

　　在日军眼皮底下剪电话线

　　我的父亲王福玉，1940年11月投身革命，担任我党我军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1946年6月，因叛徒出卖，王福玉被还乡团抓走，身受84处刀伤遇害;母亲王孙氏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担任地下交通员，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解放战争期间旧伤复发病故。

　　我兄弟五人，除了老四其余全部参军，子孙参军报国代不乏人，四代人出了10个兵，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家庭。

　　我1941年10月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二十一支队盐城游击队任情报员。那年我14岁，经常伪装成拾粪的孩子刺探敌情，同时瞅准机会剪断日军电话线。几米高的电线杆，我徒手就能攀登，因此有了个外号“小滑头”。

　　1942年11月，在一次剪电话线的过程中，有叛徒泄露了情报，一批“黑狗队”(汉奸)领着鬼子抓了过来，老远就朝这边打枪。我急忙之中，从5米高的电线杆上摔了下来，腰部摔伤了。现在一到阴雨天，腰上还是阵阵发疼。

　　为了躲避追杀，我在一片花生地里挖了个坑，把自己埋进去，头上顶了厚厚的花生藤。鬼子用刺刀来回刺了几下，没什么收获就走了。

　　当时，我腰上别着一把驳壳枪、一颗‘乌龟弹’，要是不行的话，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乌龟弹”是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是一种外形很像乌龟的手雷，挂在腰后，引线拉到腰前。

　　至今记得对拼刺刀的鬼子兵

　　1944年，我所在的部队攻打响水。当时的响水街很小，各种街巷纵横交错。考虑到城破之后，巷战白刃战在所难免。部队提出，一旦展开白刃战，尽量不要开枪，容易伤到自己人。

　　开战前，我和战友们互相打气。我胆子比较大，鼓励战友们千万别怕，了不得就是“没事了”——这是战友们互相之间对牺牲打趣的说法。一切如料想中一样，新四军攻入响水城内，巷战白刃战依次到来。

　　我端着刺刀，迎上了一个鬼子。鬼子戴着钢盔，目露凶光，握着“三八大盖”冲上来。双方你来我往，交锋了好几个回合。我一个闪失，被鬼子拨开刺刀，一枪斜捅了进来，一直插到腹部，鲜血直流。就在危难的时候，我的一个战友从背后给了鬼子一枪，鬼子当场倒地而亡，我这才侥幸活了一命。

　　当时真的险啊，鬼子刺刀只要往上一挑，我就‘没事了’，，经过卫生员简单包扎之后，我被转到战地医院。医生一看，直喊“侥幸”，刺刀差一点就把内脏捅翻了。

　　事隔多年，我想起这一刀依然心有余悸。经过岁月冲刷，刀疤颜色早已逐渐转淡，但伤口依然清晰。

　　我永远记得那个鬼子的长相，鬼子个子比自己高一些，眼神很凶，嘴上留着八字须，人中上还有电视里鬼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鬼子死了之后，战友告诉我，这个鬼子似乎是军官，腰上还别着手枪呢。

　　我在后方医院只休养了12天，就跟着部队继续前进了。1944年秋天，我因为战斗英勇，荣获“战斗模范”称号。

　　回到地方，照样好汉一条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随着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与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1950年解放舟山群岛战斗中，荣立二等功一次;1953年6月，在朝鲜上甘岭双山头战斗中，头部被敌机炸伤，取出七个炮弹残片，再次荣立二等功一次，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1955年复员回乡。

　　回到地方，我先后任上冈圩东合作社社长、宋楼乡为民大队书记等职务。由于工作认真，能带头吃亏，先后一百多次各级表彰。在建湖上冈，我是有了名的正派人，不但正派，而且勇敢，敢于和歪风邪气作斗争。即便是在“文革”这样特殊的年代，我也依然不畏强权我行我素。

　　有好几次，造反派批斗人，乱批，把我拉过去坐主席台，当时造反派搞错了消息，以为我是老红军，于是希望我能去“压阵”。但举手表决的时候，我就是不举手，谁劝也没有用。事后人们都说，老王，硬得很，是条好汉。

　　我在晚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几个儿子各自成家，有的当官有的致富。不久前，在晚报上看到“慰烈工程”的消息。我已经想好了，要把父亲王福玉的坟也迁入烈士陵园，“一晃几十年了，这是我能为老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