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基：“潜伏”的日子惊心动魄
来源：《盐城晚报》   2018-10-01 10:50:31

　　鬼子来了，烧杀抢掠

　　少年时期，我的父亲长年在苏南打工，母亲裹着小脚，家里的农活主要靠我。虽然贫穷，但日子还过得下去。但自从日军来了之后，就不好过了。大约在1941年左右，驻扎在兴化的日军开始定期扫荡吉爱村。由于“南京大屠杀”早已传遍乡野，只要鬼子的汽艇一到，村民们就四下“跑反”。妇女先走，男人随后，家当、牲口根本顾不上。 鬼子扫荡都是“老三样”：害妇女、抓壮丁、抢粮食。接连几户人家的姑娘被糟蹋了之后，大家认清了鬼子的德性，每次奔逃，都是妇女先走。抓走的壮丁，主要是替鬼子运送粮食。日伪军抢了大批木船停在河边，壮丁们将鬼子掠夺的粮食运到船上。有的壮丁不服气，悄悄地将一些粮食推到河里，等鬼子走了之后，再捞起来备用。 1942年上半年，一支共产党民运队悄悄来到吉爱村，领头的叫周易，是来帮助村里组建民兵队，顺便开展根据地建设。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只要鬼子不来，周易就带着王培基他们开展工作：斗地主、分田地、学军事。很快，村里的地主们被打倒，根据地顺利建了起来。我成为第一任民兵队长。

　　“潜伏”在鬼子身后

　　吉爱村鬼子来的次数不算频繁，但民兵队也不能正面交锋，鬼子势力依然很强。一年冬天，周易悄悄地对我说：“我发展你做‘灰色党员’怎么样?” 所谓“灰色党员”，实际上就是要王培基做地下党，党员的身份不公开。每逢鬼子或者伪军前来扫荡，我就不能和其他村民一样奔逃，而是留下来监视敌人，随时汇报情况。 正是这份工作，让我充分认识了日军的真面目。日本鬼子个头不高，脸上没什么表情。穿着黄色军装，肩上扛着很长的“三八大盖”。本村的几个地主，和鬼子伪军往来得很多，经常请我们大吃大喝。 获得了这些情报之后，我要悄悄地将情报送给邻乡的周易他们。等鬼子走了之后，民兵队要对地主进行批斗，防止他们出卖同志。 我“潜伏”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在这段时间里，我殚精竭虑、小心翼翼，生怕消息走露，引来杀身之祸。白天，潜伏队员们几乎不说话，即便传递消息，也是到没人的地方，简单交待两句。到了晚上，彼此才能详细地交流一下。每隔一段时间，周易会在邻村和我见面，了解一些情报。

　　恢复党籍，晚年宽慰

　　1949年夏秋发生了严重的水灾，我耕种的4亩田颗粒无收。此时，我的大女儿刚刚出生，全家无米下锅。急坏了的我决定往江南的亲戚家中借粮，我寻思着：只要有几斗米，熬过冬天就可以了。 我口头向本乡的指导员王咸感请假，由于当时全国尚未解放，王咸感没有同意这个请求。到了农历10月底，实在撑不下去了，我只好搭乘小船去了江南。遗憾的是，江南的亲戚没有找到，我只好在别人的船上做了一段时间的苦力，一直到1950年的农历2月才回来。 由于未经组织允许就私自渡江，我被党组织除名。到了1956年底初审干部期间，我被视作主动脱离党组织，彻底除名。为此，我多次向上级请求恢复组织关系，但始终没能成功。这成了我晚年的一大心病。 1990年3月，我再次向组织提出恢复组织关系的问题。在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多方查证下，认定我当年由于生活所迫出门借粮，情有可原。不久后，我的党组织关系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