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日军地面部队先踏上湖南的是日军战俘 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初探
来源：作者：李祖琨   2015-03-26 15:31:48

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初探

　　《湖南抗日战争日志》记载：1938年6月，武汉会战正激烈的时候，台儿庄会战中的一批日军俘获被押解到了常德囚禁。言简意赅，鬼子还没打到湖南来，战俘倒先到了，于是笔者好奇之余将收拢来的资料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了。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国民政府通报俘虏日军719人。抗战初期战俘管理体系混乱，这719名日本战俘的下落也就是笔糊涂账，甚至于到底有没有这么多俘虏也是不得而知的。加上之前国共双方俘虏的一些日军（这时期国共合作抗日还是一致的，所以共产党抓捕的日俘也基本交给了国民党政府），有必要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这些战俘。

　　图为贵州镇远县“和平村”大门，位于镇远县舞阳镇和平街。整个收容所占地六千四百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约二千四百平方米，全称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日本战俘收容所”。 （图片摘自《镇远“和平村”》）

　　于是，国民政府建立了两个俘虏收容所，第一收容所始设于陕西西安，后迁宝鸡，主要收容国军在华北战场俘虏的日本及其殖民地战俘，包括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第二收容所最初在湖南常德盐关码头，主要关押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俘，后因日军不断进犯，迁往湖南辰溪排湾。武汉失守后，湖南风声鹤唳，该所1938年12月又迁到贵州省镇远县，1944年11月日军打到贵州时更迁至重庆巴县。其他，1939年时桂林、重庆也曾设临时收容所（关押的战俘后来都转移至第一、第二收容所）。

　　因为材料有限，本文就简单的讲讲常德的日俘收容所。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在常德被称为“和平村”，让人联想起方先觉所部无奈投降后被日军编成“和平军”。和平村成立于1938年2月，位于湖南常德东门外沅水北岸盐关码头，附近是著名的刘备招亲成婚地甘露寺。收容所11月迁往辰溪，在常德存在了近十个月的时间。据统计，从38年3月接受第一批战俘到10月共收押了80人。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孙金科著）中讲常德的第二收容所对战俘的教育主要是“同化”。要求他们背诵三民主义和总理遗嘱，不服从者，以减食作为处分。当然为了减轻日俘的敌对情绪，“和平村”也称俘虏为村民，起用日俘为俘虏干部，协助收容所的管理工作。这比第一收容所待遇差多了，第一日俘收容所所长把收容所取名“大同学园”，要求管理人员要以“以德报怨”的态度对待日俘，组织战俘们开展体育、文化活动。整个抗战期间，第二战俘收容所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十五，与虐待无关，都是疾病和水土不服，看来南方生活确实没有北方好。

　　驻常德时的所长先后是刘长裕（佑）、邹任之，管理人员主要有伍仲（一看就知道是假名，估计是特务）、何焕章、何云章、孙必亨（曾任代所长）、黄昌枢、姚开白（二战后任上海战犯拘留所所长）、刘书栋、曹明绵（锦）、赵逢吉、杜述昂、刘景武、林起岗等人。

　　以上人员中在常德第二收容所有活动的记载比较详细的，笔者找到的只有邹任之。来源于邹任之之子邹安和《管理日军俘虏那些年——回忆父亲邹任之》：

　　主持“和平村”

　　1938年2月，父亲报考了国民政府军政部日俘管理司。他在众多的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初建于湖南常德洞庭湖边盐关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并被任命为收容所中校所长（1938年7月），自此，开始了历时多年的对日军俘虏教育感化、日常哲理和遣返工作。

　　到任几天里，父亲全面听取收容所内管理人员的意见，综合了日俘的意见,分析了原收容所的状况，完善或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父亲牵头成立了日俘生活改善委员会，将日俘伙食定为二荤二素一汤六人一桌，并给日俘按时发放日用品及烟丝。为了丰富日俘的精神生活，他还拿出李烈钧赠送的很多书籍，供日俘及官兵阅读。此外，父亲也要求他们写自述、被俘经过、日军部队配置情况等文字材料，汇编成日情研究资料及对日宣传资料，分报给军政部门及作战部门参考。他将这里命名为“和平村”,寄托向往和平的美好愿望。父亲接任后，由于内部管理及对外宣传比较出色，前来参观“和平村”的人与日俱增，抗日宣传效果亦大增，还得到了同属军政部的会计署、军需署、军务司等单位的信任及帮助，无形之中，进一步改善了二所日俘的生活质量。

　　这时，湖南省会长沙正被日军狂轰滥炸，严重威胁着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安全，军政部决定将该所尽快迁往黔东军事重镇——镇远。……

　　邹安和的有关讲述跟历史是有一定出入的，第二收容所以及当时湖南党政军机关向湘西南迁移是因为日军进攻岳阳造成湖南国民党当局恐慌所致。而且38年下半年，日军放松了对长沙的轰炸，因为苏联的空军援助到了。

　　邹任之也算是一代人物了，他是江西鄱阳县人，1930年赴日本求学，1933年至1936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6年底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烈钧处工作，1937年成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校服务员，主要是摘记新闻，整理各种新闻杂志以及接待会客等。

　　1938年后，邹任之先后担任常德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战俘收容所（别名和平村）副所长、所长，贵州镇远战俘收容所所长（和平村）、重庆战俘收容所（博爱村）所长，军政部俘虏集中营主任、第三方面军上海京沪地区日俘管理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对日本反战同盟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为邹任之管理出色，引来了一位在日本国内战前就从事反帝反战活动的日本共产党员作家鹿地亘的关住。鹿地亘受日本军部迫害，1936年春携夫人池田幸子流亡上海，借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期间与宋庆龄、鲁迅等人交善，开始了长期的旅华反战生涯。1938年8月，经郭沫若指派，享受少将待遇的鹿地亘前往湖南常德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广泛接触采访在押的日俘，写成长篇纪实报告《和平村记事——俘虏收容所访问记》，由冯乃超、邢桐华汉译后连载于1939年上半年的《救亡日报》。他还参与了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改造工作，每日讲演、交谈，并向俘虏们讲解我国抗战歌曲《长城谣》的内容。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把一批满脑子忠于天皇的狂热军国主义者，教育成反法西斯战士。

　　《湖南文史·67辑》收录了文章《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日军俘虏）》，可惜不得一观。另外《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也值得一看（笔者曾览《上海监狱志》，二战后惩治战犯、汉奸确实解气），网上有曾景忠老师的《国民政府收容日俘之写真——<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评价》，可以概览《揭秘》一书其貌。

　　而关于常德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战俘收容所其事迹笔者则不甚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