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夕大火那天下午,我简单带了个铺盖就跟父亲那个姓刘的朋友到了长沙的朱家花园(现在的小吴门),看到那里的警察正在搬家,当时人来人往,有好多汽车运设备、文件到火车站。文夕大火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坐了最后一趟车离开了长沙。
当天晚上,我们坐上最后一趟撤出长沙的火车,大火就烧起来了。我们的火车过了株洲快到衡山的时候,日军飞机俯冲轰炸,我们看到几千人被烧死,好多车子停下来,人群四处逃散,有的跑到附近的田里,有的躲到山坡下,我就躲到了火车底下。看得出,日机是专门是来轰炸这列火车的。第二天,我们终于到了衡阳,在那住了几天后,我们才知道,文夕大火当晚转移设备和文件的单位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下的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那晚指挥行动的戴老板就是戴笠。
到了衡阳之后,四处见到的都是军统局的人,他们的家属走的走桂林,走的走苗区,其他人则从衡阳经贵阳到重庆,我就跟军统的家眷们坐船到了桂林。
到了1939年过春节的时候,我到了贵阳,在那住了个把礼拜,这些家属后来又到了重庆。我逃难逃离家到衡阳后,父亲非常不舍,硬要追我回去,但那时我已经到了桂林,他没能追到我。
后来,我到了军统局,到了重庆。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后来才知道父亲那个姓刘的朋友,是军统总务科的工作人员,他没遗弃还很照顾我,带我吃饭、带我到图书馆看书。1939年,我被调到军委会秘书室收发部,专门负责收发文件,搞了年把左右,自己想慢慢弄清情报处、训练处、人事处地方的事情。当时我们办公的地方在重庆罗家湾的观音崖底下。
我在那里搞了1年多后,进了军统局办的1个特种警察训练班,我们是第4期。之前的第1期是在湖南临澧办的,第2期在咸阳,3期在贵州息烽县,那时候张秀莲就关在息烽。
特种警察训练班,又名军委会特训班,是军统局办的特务培训班,我们在那训练了1年。军统局的特务工作,分了4个科,一是情报,二是警务,三是行动,四是电讯。特训班分科的时候,最初我被分到电讯科,后来我搞不了,就要求调到了情报科。解放以后有个政法干部叫沈最,即是当年我们在重庆军委会特训班的行政教官,后来他在云南起义了。
训练后,我们当中的一批人就被调去了重庆,外文好的调到外交部举办外事训练班,其他人有的到军需训练班搞会计,有的到了特政班,当时从共产党阵营叛变的张国焘就是负责特政班的。
当时训练班的代理张代理告诉我,在共产党是提着脑壳走。后来,我调到了重庆税务局缉私处,在巡警队负责查缉私货。有个礼拜天,一个同学带我去听张国焘讲课,住在瓷器口。那是几十里都在军统控制范围内,我们查缉私货也是受军统局的监视和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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