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法抵赖的犯罪铁证
在民国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5月26日的《湘潭民报》上，有一篇黎涤尘一先生所写《倭机轰炸湘潭纪略》的文章，作者已经作古，报纸亦呈旧黄，但文章实在是一纸真切实在的记录，一份不容辩驳的证词，为了让今天的人们能看到文章的原貌，了解所述事件的真相，更为了不让日本右翼势力捞取抵赖罪责的口实，我们不作删节、不予摘录，转引全文如后：
第一次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是日上午，倭机二架在十四总后风车坪及十一总寿佛殿码头投弹，毁屋三十八栋，死五十四人，伤共六十二人（内七人死于医院）。
第二次同年九月三日
是日上午，倭机一架，由西北方侵入市空，在十六总正街长沙大旅社投重磅燃烧弹一枚，未起火；十七总正街仁和丰纸行投轻磅燃烧弹一枚，毁屋二间，未伤人；钱家巷七号投炸弹一枚，毁屋一栋，远伤葛信佳一名，年六十余，轻伤葛妻彭氏；由义巷义元当投弹一枚，未爆发；六投弹，四枚毁屋一栋，伤四人。
第三次同年九月二十八日
是日上午，倭机数架狂炸杨梅洲、茶陵码头、惠景医院附近，及西塘冲、马坡里、湘江东岸各地，因时为湘北大战最紧张之中，故无从详知损失。
第四次同年九月二十九日
是日上午，倭机数架狂炸市郊，跟踪扫射难民，在西南两路，河口麂子岭、狭山口、梅林巷、马王庙等处投弹；又有倭机七架，狂炸十五六总正河街，及南岳行宫附近一带，十五总河街何立泰油行起火，延烧至仓门前码头。
第五次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日
是日上午十时许，倭机数架在十三总正街、河街投弹，两宜公、大中华旅社、中央理发店均被毁，河街平民住宅被焚多栋，伤亡不详。
第六次同年九月七日
是日上午九时许，倭机五十四架飞过市空，在十八总由义巷陈仁发粉坊，及河东太平街后白云庵投弹，略有死伤，不详。
第七次同年十月十二日
是日下午倭机二十六架在十六总后街猫公墙投弹一枚，重伤五人，轻伤十一人，死五人。
第八次民国三十年八月三日
是日下午一时，倭机二十七架在十二三总正河街，及黄龙巷、菉竹街、易家塘、居仁巷、葫芦洞、舒家围子一带，投弹起火，烧毁德隆镜烟号、中国药局、声乐社，国一旅社、西南旅社、湘宁贸易公司等房屋百余栋，死伤共三百人。
第九次同年八月六日
是日下午倭机四十八架，在市区及近郊投弹百余枚，多处起火由石塔庵、烟雨村、见龙街，由上自治街一带，房屋毁坏甚多；三十亩大蚯、风车坪、洗砚塘一带，横尸夹道；十七总正街亦被炸，此役为历次空袭中最惨重之一次，死伤人数，无从统计；邑中闻人裴价仁、钱铁珊，亦于此役罹难。
第十次同年八月七日
是日上午九时许，倭机四十八架又狂炸市区，十四总正后街、十五六总正街同时中弹着火焚毁，张家塘巷、兴仁巷均被炸，共毁房屋百余栋，死伤数十人；吾潭市面精华，几全部毁灭。滴水埠方面，均遭轰炸，损失未详。
第十一次同年八月八日
是日上午八时许，倭机九架在河东膏盐矿区投弹十余枚，惟一、均益两公司起火燃烧，损失不明。
第十二次同年八月二十四日
是日上午九时十分，倭机一百四十六架分九批飞过市空，一部在十八总汽车站、泥湾、朝阳庵一带投弹，死伤十余人。
第十三次同年八月二十五日
是日上午八时许，倭机在城内投弹数枚，城隍庙及民房多处被毁，西正街起火燃烧，毁古香石印局、汉生祥布庄、大纶纸号、周如意屠坊等商店及各小巷房屋共数十家；十二总至十八总正街后街多处被炸，房屋毁坏甚多，死伤尚少；三义井值岗警士刘斌不畏危惧，执行职务，竟殉职。
第十四次同年十月四日
上午倭机数架在城内投弹，国民兵团及义丰和槽坊均被毁，损失不明，因时正湘北第二次大战初传捷报也。
第十五次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
晨四更时，倭机不明架数，在十七总新码头投弹房屋数栋，死五人，伤一人；时正倭寇大举来犯，十七日县城遂陷。
黎涤尘先生仿佛预感到会有人想方设法要抹杀这段史实，特意在文后的附记中写道：“余作日记，今十五年，兹编所述，皆以余日记为根据；所记皆属于市区及河东者，至株州（洲）等地，未及收入焉。”根据历史资料，几乎与此同时，湘乡县城及部分，也同样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毫无理由地闯进别人的家门，残害生命、摧毁财物、攫取资源，这正是无耻的侵略行为和卑鄙的强盗行径！虽然，中日政府间的战争赔偿问题已有说法，作为遭此浩劫的湘潭民众，应不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过去所受到的如此巨大的伤害，向侵略国提出正当合理的赔偿要求？面向未来，并不是要否认过去；如果没有对旧的反省与批判，怎么会有新的憧憬与构建？
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湘潭、湘乡两县的民众就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抵制日货、声援东北华北同胞的抗日斗争；“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湘乡县有49名退伍军官，组成敢死队赴长沙向省府请战，决心以死卫国！现在，战火真正烧到了自家的门口，“狼来了”不再是远山的呼唤，而成了真切的现实，面对着天上倾泻下来的带火的钢铁，和陆地上蜂拥而来的凶残杀戮，湘潭地方的人民，终于发出了卫国保家的震天怒吼：
马扬德，又名扬质，小名福伢子，湘潭县人，家贫至幼年为僧，法名碧悟，人称马福和尚，民国三十二年还俗务农。次年，日军攻陷湘潭，他削竹片为刀，刺杀下乡劫掠的单个日兵，缴获步枪一支，由此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在张忠廉、周礼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湘潭开展游击战争；
张鹏飞，原名德润，湘潭县人，幼年提篮小卖，稍长打杂帮工，习武练棒，因善走有“飞毛腿”之称，湘潭沦陷后，组织抗日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其中，石门岭伏击战，歼灭日军20余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18支，队伍发展到200余人；
何海清，字镜寰，原籍湘乡，后迁湘潭县韶山，早年入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与朱德同班；袁世凯称帝，他随蔡锷讨袁，曾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晋升为陆军上将。日军进犯韶山，他虽年近古稀，却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任主任兼湘潭、湘乡、宁乡3县抗日救国联防自卫军大队长，多次给日军以迎头痛击；
有关资料说，当时仅湘乡一县的各抗日自卫队，在县城沦陷到次年2月的八个月的时间里，就对侵华日军进行过大小战斗126次，毙敌370余人，伤敌540余人，还活捉3个鬼子兵……涟涓之水并不总是一湾平静的清漪，它也会有怒涛汹涌的时候。
二、并肩战斗的抗日志士
大敌当前、外侮当前，一切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在这国家沦丧、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在前面第五篇中，我们介绍了在华北发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在娘子关等地重创侵华日军的陈赓，在山西一带狠狠打击日寇的八路军120师第358旅旅长彭绍辉，这里，我们还可再举出一些例子：
宋希濂，字荫国，湘乡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生，与陈赓同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脱党，参加北伐。民国二十一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时任国民革命军旅长的宋希濂，以“军人报国在今朝”相激励，率4个营驰援十九路军，在庙行猛攻日军侧翼，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民国二十一四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时任师长的宋希濂率部日夜兼程开赴上海，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屋的激烈巷战，重创日军，因战功升任第78军军长，仍兼第36师师长；后参加南京保卫战。民国二十七年，他率领4个师参加武汉保卫战，后在富金山、沙窝战役中，率部歼灭日军第16师团大部及第10师团一部，被通电全军表彰，并获“华胄”荣誉奖章和奖状。民国三十年11月，他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翌年4月，率部迎击日军于怒江惠通桥畔，尽歼渡江之敌；民国三十三年5月，为策应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反攻，率部攻下滇缅边境被日军盘踞的平戛、龙陵、芒市各据点，歼敌逾万。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其历年抗战有功，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并获美国政府颁发的棕叶自由勋章。1993年2月13日，宋希濂旅居美国后在纽约逝世，其骨灰安葬长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熊清泉为其题写“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墓碑。
罗华生，原名罗大庆，湘潭县人，民国十九年加人工农红军；长征中，任红一方面军红1军团2师4团政委、团长，参加攻夺庐定桥、强渡大渡河和腊子口的战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教5旅政委。匡斌，原名子笃，湘乡县人，民国二十一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2营7连连长。罗华生、匡斌均参加了歼灭日军板垣师团3000余人的平型关战役，此役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战斗中，匡斌率部抢占老爷庙，全连打得只剩50多人，他亦在战斗中英勇负伤。新中国成立后，罗华生先后任铁道公安部队司令员、海军旅顺基地首任司令员、铁道兵副司令员；匡斌先后任第67军副军长、济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两人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汤季楠，号嗣龙，湘潭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参加北伐战争，民国十六年赴苏联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校学习；民国二十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4师143团团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汤季楠率部参加抗战，任第24师72旅少将旅长，在山西率、部与日军多次交战。他与抗日名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是黄埔军校的校友，所辖的防区相距不远，在抗日的战场上并肩战斗；为增强抗日力量，他甚至仅带10名随员，冒着生命危险，携电台一部，深入豫东日寇沦陷区收编地方武装，经过半年的努力，收编7000人的队伍参加抗战。汤季楠后来率部参加湖南和平起义，新中国成立，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唐子安，湘潭县人，早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第2团团长，民国二十八年11月，侵华日军第2混成旅团长、有“名将之花”称谓的阿部规秀中将，率部进犯晋察冀解放区，唐子安和黄文明率第2团，纪亭榭和袁升平率第3团，分别埋伏在雁宿崖东西两侧的山崖上，准备消灭日军主力。战斗打响后，第1团和第25团一部把拼命突围的日军拦腰截断，并将200多名未冲出来的日军堵截在上庄子村里。大约有400多名日军突出包围，冲到上庄子村西北的高地，向司各庄方向仓皇逃窜，第2团从右翼、第3团从左翼夹击这股日军，给他们以重创。此役阿部规秀被击毙，日本陆军部发布阿部规秀阵亡的公告之后，日本《朝日新闻》撰文称：“中将级指挥官在作战第一线阵亡，在日军军史上是少有先例的。”新中国成立后，唐子安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唐伯寅，字剑椿，号剑湘，湘潭县人，早年入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学习，参加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先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尽管日寇凭借飞机、坦克、大炮的优势轮番进攻，他与士兵们仍固守阵地达一个月之久，后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师长，参加武汉保卫战，在庐山一线抗击日军；宋英仲、号增馥，湘潭县昭山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参加北伐；抗战爆发，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浔抗战，任第107师师长。民国三十年3月15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圆部和一郎指挥2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由安义、南昌等地分3路向上高地区进犯。中国守军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抗击，引诱日军进入上高地区予以围歼。双方发生激战，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唐伯寅率部进抵土地王庙继攻泗溪，又于官桥附近尽力堵截防敌突围与增援；宋英仲率部向官桥日军发动猛攻，日军狼狈溃退，唐伯寅、宋英仲与友军各师乘胜追击，日军伤亡惨重：此役共毙、伤日酋少将步兵旅团长岩永、大佐联队长浜田以下2.4万余人。解放战争后期，唐、宋两人分别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
沈芝生，湘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参加北伐；民国二十六年任国民革命军88师528团团长，率部在上海高桥、闸北一线抗击日军，身受战伤，坚持不下火线，因战功升任少将旅长；次年，随宋希濂在河南富金山阻止日军西犯，日军百炮齐鸣，弹如骤雨，战壕里落下不少炸弹、炮弹，官兵伤亡很大，他仍率领士兵坚守阵地。他曾率部参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对日作战；后任246师师长，1949年9月24日，率部在甘肃酒泉起义。
刘平，又名进德，号涤青，湘潭县人，民国＋五年入黄埔军校，参加右翼“青年军人联合会”；抗日战争中，先在保定对日作战，后参加鲁南、邳县、峰县、向城、瑞西诸战役及长沙大会战，坚决抵御侵华日军；
民国二十九年起，先后在广西、云南驻防，任军参谋长、52军76师师长，维护滇缅公路安全，保证国际社会援华战略物资运往前线。1949年12月，他率部在成都宣布起义。
梁鸿钧，湘潭县人，少时家贫，投入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后参加南昌起义与长征；抗日战争中，先在延安，后奉派广东惠阳，任中共东江军委书记，参与领导当地人民抗日游击队，多次袭击日军；后任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军事负责人，在广东东莞、宝安创建抗日根据地。民国三十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敌手，他奉中共中央指示，与战友组织营救被困香港的何香凝，邹韬奋、柳亚子、沈雁冰等3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美军飞行员脱险。民国三十一年，他任广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与日伪军作战，曾争取伪军梁德明部起义。民国三十三年，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在高明、新会、江门等地坚持抗日斗争，后遭国民党顽军袭击牺牲……
据有关资料介绍，仅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民国二十六年，湘乡一县投军入伍开赴抗日前线的就有52035人！同时，在抗日的连天烽火中，还有不少湘潭人，虽然未能奔赴战场、挥刀杀敌，但却利用其他多种方式，宣传抗日救亡，支援抗日前线，同样奉献出一片丹心、无比赤诚：
楚湘汇，湘潭县人，经济学家，早年在北京大学时，就曾参加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讲学会。抗日战争爆发，他奔赴抗战大后方重庆，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对外以四大银行联合总署常委、专员和重庆、湖南省银行经理的公开身份，为抵抗日本侵华进行工作，曾开办炼油厂为八路军筹集资金；
傅任敢，原名举丰，湘乡县人，教育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任校办公室秘书兼清华教职员所办成府学校校长，抗战爆发，日军要进驻清华园，他通过美国领事馆提出抗议，受到日军威胁，但最终阻止了日寇的这一企图；后夹，他被迫离校，行前，将成府学校所余1.6万元基金，转赠给在冀中抗战的吕正操部；
钟林，原名蔚麟，字秋初，湘乡县人，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副部长；早年考入湖南甲等工业学校，后在湘乡以办电灯公司为名，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受国民政府兵工署派遣，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归国后任汉阳兵工厂附属硫酸厂主任；抗战中，汉阳兵工厂迁往辰溪，他被派去建厂，为前方抗日将士夜以继日生产弹药；后去重庆，任职兵工署，与侯德榜、曾昭抡、吴承洛等一批科学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龙兼公，原名寿彝，字经叔，湘潭县人，著名报人；早年与张平子等在长沙创办《湖南公报》；曾和毛泽东等人发起组织教育促进会；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推行白话文、新式标点；后另组湖南《大公报》，任主笔达20余年；从“一二九”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撰写或组编大量宣传爱国主义和抗击日寇的文章，给当时的知识青年、市民群众以很大鼓舞。……
三、前赴后继的慷慨悲歌
回忆当年的浴血抗战，我们尤其缅怀那些金刚怒目、牺牲沙场的湘潭英烈，他们中间，既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和纵横敌后的游击队员；也有属于国民党方面的部队官兵。
这是不容忘却的记忆，这是鲜血铸就的事实：
易式谷，字宝钧，湘乡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湖南陆军中任排、连、营长，参加北伐；后任国民革命军第22军军部少将副官处长（军长为湘乡县人谭道源）。民国二十七年3月，日军分三路围攻徐州，当时的国民政府从全国各地抽调部队赶赴徐州准备会战，第22军这支主要由三湘子弟组成的部队，刚刚参加完淞沪会战，也奉命加入其中，全军进入大禹山防线，以大运河为依托抵抗装备精良的日军第10师团。日军以飞机、坦克、装甲车配合步骑兵，将22军包围，从谭道源的军部到普通一兵，人人都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伤亡大增。谭道源集中剩余的部队实施突围，但在尹集地方，很快就被日军铃木快速部队赶上，仅谭道源和军参谋长李家白脱险，而易式谷等将士非死即伤。后来，日军打扫尹集战场时，发现易式谷重伤未死，见他高大威武，又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谭道源”的名片和私章，便误以为生俘了谭道源，除开大肆宣扬赫赫战果外，又将易式谷押往天津，逼迫这个“谭道源”投降并且与其“合作”，易式谷虽饱受日军虐待，却始终自称“谭道源”而坚贞不屈，终因伤重殉国。日本投降时，真正的谭道源感慨万千，说：“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终于看到了这一天，余愿足矣。”1986年，易式谷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毛岱钧，字岱春，号重威，湘潭县韶山人，出身贫寒，民国六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明德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因家贫中途辍学，投入湖南陆军第1师，民国十五年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4师，参加北伐，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武胜关诸役中屡立战功；后入中央军校长沙政治分校，结业后历任上尉连长、少校副营长、营长、中校参谋主任。民国二十六年8月13日，日军进犯上海，他任预备第9师33团中校团副开赴前线，因战功升该师第35团上校团长。次年7月，他率部参加保卫武汉的外围作战，固守庐山以西阻击日军，击退日寇的轮番进攻，在坚守阵地的同时又主动以小分队夜袭日军，致敌无法前进半步。恼羞成怒的日军以密集炮火猛轰其阵地，竟然还施放毒气。毛岱钧冲出团指挥所，带着几名参谋、传令兵、勤务兵及少量预备队，向逼近之敌猛烈反击，毙、伤少尉井上广喜以下30多名日兵，而他自己身中数弹，牺牲前挥动手枪大呼：“杀、杀、杀尽日本狗强盗！中华民族万岁！”年仅36岁。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1990年3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何集生，字泰丙，湘乡县人，民国初年随父亲赴云南，考入云南讲武堂，参加北伐；民国二十年，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受训，结业后历任河南省第十区、第八区上校保安副司令，伊川、洛阳县长。民国二十二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所谓中原攻势，包围了洛阳城，其他机关人员早已撤离疏散，他率县警察局及地方武装留在城中，配合守军御敌。他主动带队出城实施武装侦察，又深入敌阵之后袭扰日军，完成任务后返回洛阳危城坚守，誓与洛阳共存亡。不久，他与少数部属被日寇围困，一说，他为不当俘虏受辱而举枪自尽；一说，被敌人机枪击中牺牲，国民政府曾在西安举行追悼大会明令褒彰，抗战胜利后公葬其于洛阳西郊，送葬群众多达万人。
马聪，字安石，湘潭县人，国民革命军第72军88师262旅542团上尉连长；朱承培，又名杰，字许国，湘乡县人，国民革命军某军25师少校营长；蔡冠生，湘潭县人，国民革命军第70军19师55团中校团副。民国二十一年，马聪在上海庙行抗御日本侵略军，弹尽粮绝，援兵未至，他跃出战壕与日兵白刃肉搏，中弹倒地还大声喊“杀”，直至气绝。民国二十二年，朱承培在热河古北口（今属北京市密云县）阻击日军，行前函告其父：“儿此次生死未卜，决抱牺牲精神，与暴日决一死战。”他与进犯日军殊死激战，脑腹部均受重伤仍不下火线，壮烈殉国。民国三十年，蔡冠生率部参加江西上高战役，在缺夫岭、樟树岭一带与四五千敌兵展开血战，被困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夺路逃命，蔡冠生被敌机炸弹击中捐躯。
民国二十八年4月19日的《湘乡民报》，刊登了《一封绝命书》，当时编者的按语这样说：“刘远昌，又名运章，别号鸿飞，湘乡中学中七班毕业生，住湘涟镇草罗巷第30号，现年二十五岁，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于二十四年春投入宪兵第二团……充当兵士，旋推升中士班长，秉性刚毅，学识具有根底，前年驻防首都，敌人进逼，渠以死自誓，决与之拼，事前寄信与其胞兄运钧，部署家事，逾旬日，果于首都八卦洲抗敌阵亡，忠骸莫觅，壮哉伤已。”刘运昌的信是这样写的：“七哥：一、你接到我这封信，不要惊骇，不要着急，不要落泪，更不要使父亲母亲知道了来痛心。二、日本鬼子已迫近南京，你的弟弟，恐怕不免一死，将长别父母，别家人，变成一个异乡的孤鬼。三、人生固不免一死，为国家而死，为民族而死，死亦光荣。”刘运昌写完这封绝命书不久，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他即战死在抵御外侮的沙场！
与绝大多数拥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人相反，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日子里，也有人甘愿媚日投敌、助纷为虐，成为了民族的败类、国家的罪人，被称为人所不耻的“汉奸”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湘潭县人杨醒华，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种卖国求荣的软骨头，只不过湘潭人中的极少数，这里，我们要讲一个“威武不能屈”的故事：吴剑学，字熙农，湘乡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回国在保定军官学校任教官，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民国九年，吴剑学先后任湖南陆军驻潭司令、宝庆镇守使兼混成旅旅长。民国十二年，任第4军军长，率部支援孙中山，攻击陈炯明叛军。民国二十年，他虽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因受何键猜忌排挤，闲居简出。民国二十六年，他回湘乡居住，关心时局，痛恨日军侵华。民国三十三年6月，湘乡县城被日军攻陷，日寇及汉奸想利用他的声望与号召力，几次威逼利诱，让他出任伪职，吴剑学均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怒目冷面、严辞拒绝，6月30日，因坚持不肯就范，被日军残忍枪杀。
吴剑学的抗争是英勇的，虽然力量对比太过悬殊，但他面对着雪亮的刺刀，却始终高昂着尊贵的头颅，而汪精卫、杨醒华之流，只能是倦伏于其脚下不敢仰视的懦夫孬种。当年，为了惩治汪精卫这样的叛国贼，湘潭县人戴星炳，就曾潜赴南京，准备刺杀大汉奸汪精卫。
戴星炳，字静园，早年任职 湘潭县政府验契处，曾为县教育促进会干事，后投国民革命军，属李宗仁的桂系，曾去日本考察；因参与桂系倒蒋，与汪精卫有过接触；抗战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据说，民国二十八年11月，他在中央训练 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军统特工吴赓恕。二人谈到汪精卫附逆之事，均很气愤。言谈中，戴星炳提到汪精卫亲信陈石生曾邀请其投汪一事，吴赓恕感到这是打入汪伪内部、刺杀汪精卫的机会，便邀戴星炳会见戴笠，密商刺杀锄奸事宜。当时，汪精卫投日被国人普遍憎恨，汪惶恐忧惧，戒备十分严密，要将其刺杀，显然是极为艰难而危险的任务。但戴星炳欣然受命往南京诈降，并顺利地与陈石生取得联系。陈带他去见了汪精卫，汪任命戴星炳为“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另一说，委他汪伪政府的“劳动部长”。然而，身处魔窟，四周多为鹰犬，戴星炳需要时刻提防；加之他刺汪心切，经常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平日的起居作息规律与生活习惯，很快引起陈石生对他的怀疑。陈向汪作了报告，汪伪特工加紧了对戴的秘密监控，结果，事机泄露，戴星炳被捕，虽经严刑拷打，他坚不吐实，最终被汪伪杀害。
在湘潭城内的学坪里，耸立着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这座外表质朴的方锥形建筑，是湘潭县各界民众干民国二十七年为纪念抗日前线牺牲的英勇将士而建立的，湘潭沦陷时被敌伪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修复，1985年重建。每当旭日东升、霞光尽染的清晨，它傲然屹立于蓝天之下，格外透露出一股凛然之气。是的，它是那样的笔直、挺拔，朋友，无论你从哪方面去看，它都像抗日英烈们永不弯折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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