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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的所见所闻
来源:邵阳文史 作者:苏缙如   2014-04-10 09:58:51

  1945年8月,我离开了邵阳省立六中去新化母校上梅中学任教。一进校连住宿都未妥当,即奉主事曾广济老师的派遣与英语教师李周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一道去蓝田(今涟源市治)招收新生。经过几天的奔波,定于8月16日在国立师范学院考试。15日晚,住在我们隔壁的美军,一反常态,跳舞唱歌,欣喜异常。李老师外语好,平时经常与美军打交道,比较熟悉。听到他们的大喊大叫,急忙跑去想问个究竟,美军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抬起来向空中抛掷,弄得李老师莫名其妙。最后他们才说:“日本天皇下诏书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经过了8年战乱之苦的我们,心情的激动自然不用说了。当晚蓝田镇(当时有小南京之称,长沙许多中学都搬迁至这里,还有国立师范这所大学,蓝田周围许多地方都沦陷了,唯独蓝田镇安然无恙)人们欢呼雀跃,鞭炮声,锣鼓声闹了一个通宵,我就这样在蓝田迎接了抗战胜利日。

  招生回到学校不久,听说湖南大学决定从辰溪搬回长沙,先遣人员已抵长沙,进行胜利后的第一次招生。我和同事刘克正(也是上梅校友)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去长沙投考湖大,当时交通全被破坏,潭宝公路到处被挖烂,是国民党政府下令破坏的,湘黔铁路修至今新邵县坪上镇灰溪村及洪溪乡虎寨村一带,已经有三个车厢运铁路物资开到了这里,都被国民党政府下令破坏路基,炸毁桥梁涵洞,连火车车箱都不及运走,到解放后才水运出去。所以去长沙的唯一办法,就是靠两条腿走路。

  决心已下,就向曾广济老师请假。曾老师对学生的上进要求,从不阻拦,马上批准,我俩决定沿湘黔铁路去长沙,不管怎样破坏,路的轮廊总会存在。这样走,不会走弯路,可以直达长沙,8月28日我俩从新化到蓝田,经娄底,过湘乡县城,再到湘潭。到了湘潭,有船搭船,无船走路。想得似乎很周到,可是一个星期的步行,我俩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一进入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农村沦陷区,田园一片荒芜,根本没有看到一丘种有水稻的田,都是龟裂不堪,杂草从生,土里也是光秃秃的一片,见不到任何作物。就是靠这铁路边也找不到一家饭店,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不像样的客找,除了一床草席外,没有被窝,真可谓一切从简了。这倒不要紧,晚上有个地方栖身,天热,一切可以将就,可是不吃饭怎么行?有钱买不到东西,还不是白搭。两人实在饿极了,就到涟水去捧几口水喝,有时像叫化子似的去求人家给点吃的,也求不到。老百姓不是不通情达理,而是他们自己也在吃树皮、草根。头两天,我们在蓝田买了点饼干,还可对付过去。到第三天就毫无办法了。也该天无绝人之路,在过了娄底(那时仅有几间小铺)后,正坐在路旁休息,碰到了我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他是从重庆回来探望父母的,当然他家的情况比一般老百姓好,留我们在他家吃了餐饱饭,即使是一点榨菜汤,我俩也感到比吃大鱼大肉更有滋味。因为吃得太饱,是在久饿之后,下午我俩肚子胀痛厉害,根本无法走路。要不是怕耽误考期,是无论如何会留下休息一晚的。到了湘乡县城以后,吃的问题没这么困难,总算经过7天步行,安全到了长沙。

  7天的路程,我们见到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铁路两傍到处可以见到死尸,臭气最难闻,今人作呕。这是些什么人呢?有从外地逃难回家的老人和小孩,忍饥挨饿,还没有到家就倒下了,有人埋的埋到了山上,但谁有力气去挖很深的墓穴,只耍拖盖尸体就算了,因此臭气冒出来,污染空气,而更多的是日本侵略军的尸体,他们无恶不做,罪行磬竹难书,老百姓恨之入骨,大批有姐织的日军,按中国政府的指示,开赴受降地点。在湖南投降的日俘总共24万人,分布在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常德5个集屮管理区。日本华中派遗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向王耀武举行投降仪式后,递呈了投降书,即分别开赴上述5地。可是有些掉队的日军,是因病或战争散失,没跟上部队。尽管政府不准伤言俘虎,老百姓哪管那一套,报仇心切,见了就打,使他们成了异乡之鬼,遗尸路旁或荒郊,无人愿怠去掩埋,腐烂发臭。我见到吋,已足8月底了。后来政府考虑到有碍卫生,怕发生瘟疫,花钱请当地农民用火集中烧掉。我们从长沙打转时,诉也见不到暴露的尸体了。

  在距杨家滩不太远的地方(忘记了村名),有一个祠堂,是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据点。老百姓正在祠堂后面的山上掩埋尸体(有的的已成白骨),这是被杀死的中国人的尸骨,一些死难者的亲属都在嚎啕大哭,因为辨不清谁是谁,所以只好挖一个大坑一起掩埋。经打听,这个祠堂,当时老百姓叫“鬼门关”。只要进了“鬼门关”,就别想活着出来。日军在祠堂内搞了个池子,死了的就丢进池内,上面严密封盖,使臭气不致冒出米,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死的有本地人,也冇外地人。一直到日日军投降,当地老百姓到祠堂内去寻,才找到这个地方,将尸骨搞出来一穴掩埋,这种骇人听闻的事,都是日本侵略军干的。

  我俩快到长沙时,在猴子石一带,看到大批人在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和公路。起初以为是国党军队,走近仔细一看,却全是日军俘虏。当时为了火速恢复交通,利用他们这批劳动力是完企应该的,何况公路和铁路都是因他们入侵而毁坏的。担任警戒的都是国军的正规部队,第十八军奉令到长沙接替长沙市的警备工作之外,令日军全部放下武器到市郊集中。长沙日俘管理区设在郊区。

  我俩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长沙后,经打听才知道长沙区受降

  组组长是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副组长是第二处处长陶副业,共有成员20人,负责点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收缴了各种轻重武器17万多件,被服及其他军用装备无数,汽车2800多辆,骡马5000匹,铁道装甲车二列,等等。除此就是管理日俘,要调遣去搞各种劳动,都由管理区国军选派并监督。

  长沙城内外,巳经是一片废墟。1938年的长沙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全城房屋焚毁十之八九,20至30万人无家可归。沦陷以后,又遭盟军空军的轰炸,已经所余无几了。仅中山路的国货陈(今长沙市最大的百货商店)存在,也多处受伤。光复后老百姓携儿带女回来,只能在废墟上打临时棚子栖身。从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到光复,也经历了一年多时间,长沙的街道,到处臭水横流。为了疏通污水管道,大批日军由我国军监督,在几条主要街道和一些重要的巷子掏臭水沟。先把沟盖掀开,然后钻入沟内,用铁锨把污泥掏出,弄得一身黑臭,这些日俘都是从长沙管理区派来的。一些卖香烟和报纸(几家大报除《中央日报》先迁邵阳,后迁安江,胜利后迁长沙外,其他大都停办。《中央日报》也只是出了“快讯”之类的消息,让报童上街叫卖。)的少年儿童,手执弹弓,看到日军掏臭水沟,只要他们伸出脑袋,便稳、准、狠地朝敌人的光头上射去,打得敌人鲜血直流,哇哇吼叫。等国军过来,小家伙们早已溜之大吉了。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多起,往日穷凶极恶的敌人,此时威风扫地,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日俘中有技术的人员,如火车和汽车司机、机械修理人员、医师,对他们择优作过短暂留用,以后才遣返。后湖南各地的日军都逐步转到岳阳附近,从长江水道运往上海遣送回日本。当然遣返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日俘都受过军国主义教育,有些顽固分子,接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之后,立即剖腹自杀,其中甚至有高级将领。有的焚毁汽车、破坏火炮、捣毁枪支,或将枪支投入河中,集中以后也还有强奸中国妇女和杀人事件发生。这些顽固分子当然受到了严惩,所以管理区的日俘是不准外出的,除非是集体外出搞劳动,都由国军严格看守,不准越雷池一步。

  投降的日军中还夹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被日军抓夫或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编入后勤部队从事粮、弹运输或抢运伤兵等艰苦劳动。日军称他们为“苦力”。弄清情况后,都资遣回家。少数不愿回家者留部队当兵。

  对于汉奸,本应严惩不贷,如湖南省维持会会长唐天德,此人父亲系大恶霸地主,他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当过何键部第十九师骑兵连长,后又退出,抗日战争时期投奔汪精卫集团,湖南沦陷后,日军委他当湖南维持会会长,干过不少坏事,人们恨之入骨,被逮捕后,一些与他沆瀣一气的人出面保释,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也公开出面保释他,王耀武更利用他担任日军联络官一知川少将(由日军华中派逍军总司令煨俊六派遣)与第四方面军的联络与特别翻译,完成任务后才送交戴笠的调查统计室(即军统特务组织)关押,以后到底如何处理,没有任何消息了。长沙市人民对此事非常愤慨。几个人聚在一起,就痛骂国民党政府与唐天德是一丘之貉。进步报纸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其内幕。至于各县市大大小小的维持会长,有的胜利后即被枪毙,

  如邵阳的王国英,有的就因背后有保护伞,而逍遥法外,直到解放后才被人民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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