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投降后的所见所闻
来源：邵阳文史 作者：苏缙如   2014-04-10 09:58:51

　　1945年8月，我离开了邵阳省立六中去新化母校上梅中学任教。一进校连住宿都未妥当，即奉主事曾广济老师的派遣与英语教师李周美(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一道去蓝田（今涟源市治)招收新生。经过几天的奔波，定于8月16日在国立师范学院考试。15日晚，住在我们隔壁的美军，一反常态，跳舞唱歌，欣喜异常。李老师外语好，平时经常与美军打交道，比较熟悉。听到他们的大喊大叫，急忙跑去想问个究竟，美军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抬起来向空中抛掷，弄得李老师莫名其妙。最后他们才说：“日本天皇下诏书投降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听到这样的好消息，经过了8年战乱之苦的我们，心情的激动自然不用说了。当晚蓝田镇（当时有小南京之称，长沙许多中学都搬迁至这里，还有国立师范这所大学，蓝田周围许多地方都沦陷了，唯独蓝田镇安然无恙)人们欢呼雀跃，鞭炮声，锣鼓声闹了一个通宵，我就这样在蓝田迎接了抗战胜利日。

　　招生回到学校不久，听说湖南大学决定从辰溪搬回长沙，先遣人员已抵长沙，进行胜利后的第一次招生。我和同事刘克正(也是上梅校友)认为机会难得，决定去长沙投考湖大,当时交通全被破坏，潭宝公路到处被挖烂，是国民党政府下令破坏的，湘黔铁路修至今新邵县坪上镇灰溪村及洪溪乡虎寨村一带，已经有三个车厢运铁路物资开到了这里，都被国民党政府下令破坏路基，炸毁桥梁涵洞，连火车车箱都不及运走，到解放后才水运出去。所以去长沙的唯一办法，就是靠两条腿走路。

　　决心已下，就向曾广济老师请假。曾老师对学生的上进要求，从不阻拦，马上批准，我俩决定沿湘黔铁路去长沙，不管怎样破坏，路的轮廊总会存在。这样走，不会走弯路，可以直达长沙，8月28日我俩从新化到蓝田，经娄底，过湘乡县城，再到湘潭。到了湘潭，有船搭船，无船走路。想得似乎很周到，可是一个星期的步行，我俩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一进入日本侵略军蹂躏过的农村沦陷区，田园一片荒芜，根本没有看到一丘种有水稻的田，都是龟裂不堪，杂草从生，土里也是光秃秃的一片，见不到任何作物。就是靠这铁路边也找不到一家饭店，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不像样的客找，除了一床草席外，没有被窝，真可谓一切从简了。这倒不要紧，晚上有个地方栖身，天热，一切可以将就，可是不吃饭怎么行?有钱买不到东西，还不是白搭。两人实在饿极了，就到涟水去捧几口水喝，有时像叫化子似的去求人家给点吃的，也求不到。老百姓不是不通情达理，而是他们自己也在吃树皮、草根。头两天，我们在蓝田买了点饼干，还可对付过去。到第三天就毫无办法了。也该天无绝人之路，在过了娄底(那时仅有几间小铺)后，正坐在路旁休息，碰到了我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他是从重庆回来探望父母的，当然他家的情况比一般老百姓好，留我们在他家吃了餐饱饭，即使是一点榨菜汤，我俩也感到比吃大鱼大肉更有滋味。因为吃得太饱，是在久饿之后，下午我俩肚子胀痛厉害，根本无法走路。要不是怕耽误考期，是无论如何会留下休息一晚的。到了湘乡县城以后，吃的问题没这么困难，总算经过7天步行，安全到了长沙。

　　7天的路程，我们见到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铁路两傍到处可以见到死尸，臭气最难闻，今人作呕。这是些什么人呢？有从外地逃难回家的老人和小孩，忍饥挨饿，还没有到家就倒下了，有人埋的埋到了山上，但谁有力气去挖很深的墓穴，只耍拖盖尸体就算了，因此臭气冒出来，污染空气，而更多的是日本侵略军的尸体，他们无恶不做，罪行磬竹难书，老百姓恨之入骨，大批有姐织的日军，按中国政府的指示，开赴受降地点。在湖南投降的日俘总共24万人，分布在衡阳、长沙、湘阴、岳阳、常德5个集屮管理区。日本华中派遗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向王耀武举行投降仪式后，递呈了投降书，即分别开赴上述5地。可是有些掉队的日军，是因病或战争散失，没跟上部队。尽管政府不准伤言俘虎，老百姓哪管那一套，报仇心切，见了就打，使他们成了异乡之鬼，遗尸路旁或荒郊，无人愿怠去掩埋，腐烂发臭。我见到吋，已足8月底了。后来政府考虑到有碍卫生，怕发生瘟疫，花钱请当地农民用火集中烧掉。我们从长沙打转时，诉也见不到暴露的尸体了。

　　在距杨家滩不太远的地方(忘记了村名），有一个祠堂，是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据点。老百姓正在祠堂后面的山上掩埋尸体（有的的已成白骨），这是被杀死的中国人的尸骨，一些死难者的亲属都在嚎啕大哭，因为辨不清谁是谁，所以只好挖一个大坑一起掩埋。经打听，这个祠堂，当时老百姓叫“鬼门关”。只要进了“鬼门关”，就别想活着出来。日军在祠堂内搞了个池子，死了的就丢进池内，上面严密封盖，使臭气不致冒出米，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道。死的有本地人，也冇外地人。一直到日日军投降，当地老百姓到祠堂内去寻，才找到这个地方，将尸骨搞出来一穴掩埋，这种骇人听闻的事，都是日本侵略军干的。

　　我俩快到长沙时，在猴子石一带，看到大批人在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和公路。起初以为是国党军队，走近仔细一看，却全是日军俘虏。当时为了火速恢复交通，利用他们这批劳动力是完企应该的，何况公路和铁路都是因他们入侵而毁坏的。担任警戒的都是国军的正规部队，第十八军奉令到长沙接替长沙市的警备工作之外，令日军全部放下武器到市郊集中。长沙日俘管理区设在郊区。

　　我俩经历千辛万苦到达长沙后，经打听才知道长沙区受降

　　组组长是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副组长是第二处处长陶副业，共有成员20人，负责点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收缴了各种轻重武器17万多件，被服及其他军用装备无数，汽车2800多辆,骡马5000匹，铁道装甲车二列，等等。除此就是管理日俘，要调遣去搞各种劳动，都由管理区国军选派并监督。

　　长沙城内外，巳经是一片废墟。1938年的长沙大火，燃烧了三昼夜，全城房屋焚毁十之八九，20至30万人无家可归。沦陷以后，又遭盟军空军的轰炸，已经所余无几了。仅中山路的国货陈(今长沙市最大的百货商店)存在，也多处受伤。光复后老百姓携儿带女回来，只能在废墟上打临时棚子栖身。从1944年6月18日长沙沦陷到光复，也经历了一年多时间，长沙的街道，到处臭水横流。为了疏通污水管道，大批日军由我国军监督，在几条主要街道和一些重要的巷子掏臭水沟。先把沟盖掀开，然后钻入沟内，用铁锨把污泥掏出，弄得一身黑臭，这些日俘都是从长沙管理区派来的。一些卖香烟和报纸(几家大报除《中央日报》先迁邵阳，后迁安江，胜利后迁长沙外，其他大都停办。《中央日报》也只是出了“快讯”之类的消息，让报童上街叫卖。）的少年儿童，手执弹弓，看到日军掏臭水沟，只要他们伸出脑袋，便稳、准、狠地朝敌人的光头上射去，打得敌人鲜血直流，哇哇吼叫。等国军过来，小家伙们早已溜之大吉了。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多起，往日穷凶极恶的敌人，此时威风扫地，一种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日俘中有技术的人员，如火车和汽车司机、机械修理人员、医师，对他们择优作过短暂留用，以后才遣返。后湖南各地的日军都逐步转到岳阳附近，从长江水道运往上海遣送回日本。当然遣返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日俘都受过军国主义教育，有些顽固分子，接到无条件投降的命令之后，立即剖腹自杀，其中甚至有高级将领。有的焚毁汽车、破坏火炮、捣毁枪支，或将枪支投入河中，集中以后也还有强奸中国妇女和杀人事件发生。这些顽固分子当然受到了严惩，所以管理区的日俘是不准外出的，除非是集体外出搞劳动，都由国军严格看守，不准越雷池一步。

　　投降的日军中还夹有不少中国人，他们大多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被日军抓夫或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编入后勤部队从事粮、弹运输或抢运伤兵等艰苦劳动。日军称他们为“苦力”。弄清情况后,都资遣回家。少数不愿回家者留部队当兵。

　　对于汉奸，本应严惩不贷，如湖南省维持会会长唐天德，此人父亲系大恶霸地主，他本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当过何键部第十九师骑兵连长，后又退出，抗日战争时期投奔汪精卫集团，湖南沦陷后，日军委他当湖南维持会会长，干过不少坏事，人们恨之入骨，被逮捕后,一些与他沆瀣一气的人出面保释，湖南省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也公开出面保释他，王耀武更利用他担任日军联络官一知川少将（由日军华中派逍军总司令煨俊六派遣）与第四方面军的联络与特别翻译，完成任务后才送交戴笠的调查统计室（即军统特务组织)关押，以后到底如何处理，没有任何消息了。长沙市人民对此事非常愤慨。几个人聚在一起，就痛骂国民党政府与唐天德是一丘之貉。进步报纸也发表了不少文章揭露其内幕。至于各县市大大小小的维持会长，有的胜利后即被枪毙，

　　如邵阳的王国英，有的就因背后有保护伞，而逍遥法外，直到解放后才被人民政府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