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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几个认识问题
来源:《民国档案》杂志 作者:魏宏运   2022-05-24 17:18:31

  [摘 要] 八一三淞沪抗战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并在隐蔽战线上奋力捕杀汉奸。中国全面抗战应始于淞沪抗战。

  [关键词] 淞沪抗战 虹口事件 汉奸 全面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在中国抗击日本战争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承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已撰写诸多文章书籍,我觉得还有些问题需要再评估再认识,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所谓偶然论

  八一三战争爆发时,有的报上讲,这是偶发的事件,虹口事件是不幸事件,这种表述是错误的。侵占上海,是日本实现其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是预谋的。从九一八开始,未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接着又陷热河,成立冀东22县伪政府,制造华北特殊化,侵占丰台,发起卢沟桥战争,侵略的铁蹄从未停止过。它抄袭占领东北和平津的故技,制造事件,作为借口,然后调集兵力。所谓虹口事件就是日军精心策划出来的,于1937年8月9日,派其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乘车强行冲入机场,且开枪击杀守军士兵时景哲。守军开枪还击,击毙这两个进犯的敌军,这是正义的自卫行为,怎能称为“不幸事件”?论者常以此作为八一三的导火线,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没有虹桥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其他事件。侵略成性的日军使用一切手段来发动战争,他们狂喊:“支那是日本的生命线”,“支那是我们获得黄金的泉源”。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不能讲虹桥事件是偶发的,是八一三上海抗战的导火线。

  二、士气不振说不能成立

  有的学者讲,“抗日战争初期,无论是正面还是敌后战场,尽管浴血奋战,都是败多胜少,从淞沪战役、徐州战役,到南京、武汉、广州战役,大都如此,可以说中国人士气不振”。这篇文章前半部的论述是正确的,但以中国人士气不振来论断抗战初期诸战役,是不恰当的。这里,仅就淞沪战役讲,战争进行了三个月,中国军队勇敢而坚强,以血肉之长城,抗拒日军之炮火,所有官兵,视死如归,前面的倒下去,后面的就赶上去,与日军展开街垒战与肉搏战,个个奋勇当先。从八一三至九月上旬,日本陆军开到上海的已达7万人,内有最精锐的久留米师团(即以前日军教导师,日本各师团中之机械化部队皆源于该师);海军方面,日本大小军舰集中70余艘,舰上正炮与边炮合计近700门;空军有新式轰炸、侦察、战斗等机200架以上,以如此庞大精锐之武力,为陆海空联合进攻,实行中央突破,欲速战速决。但在虹口、浏河登陆未成,战争扩展到吴淞、蕴藻浜及张华浜等地,每到一地都遭到中国军队的痛击。日军登陆面日渐延长,如川浜、柳林、月浦均成为日军伺机冲入之地。9月2—3日,中国军队实行了猛烈的反攻,不少经历那场战争的中外人士,记录了那场战争进行的实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现引一部分。战争进行一个月时,美国记者铁尔特曼冒着战火到罗店、吴淞两地华军阵地考察,写出了感人的记述,其文讲:“卫守邻近上海长四十里罗店、吴淞区战线之华军,遭遇机械化武力极重大之集合,而利用之者,复为以悍战闻名之日军,然仍不屈不挠,应付裕如,其英武与纪律,诚值得受最高之赞誉者也。”“今日抵抗日军前进之师团,纵其炮火力量,远逊于敌,亦决不退却。”“罗店境之战事,异常激烈,致余不能进抵华军在前线,余曾在某地点被迫委弃所乘之汽车。匿于沟内半小时之久,维时日军以开火炮轰击,外加尾弹,并偶杂重炮弹数枚,刘行区外附近一带,颇遭摧残。旋余往视吴淞阵线,见巨数华军安伏战壕,状甚愉快,盖顷方击退猛攻之敌军也。”罗店战斗中中国军队所表现的自信、英勇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震撼中外的。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的专论中是这样描述的:“吴淞、罗店、蕴藻浜、大场这几次战役战斗的猛烈,比之于欧战中马尔纳、松纳河诸役毫无逊色。可是就我军将士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来说,在欧战历史中都找不到先例。在欧战中无论哪一次著名的战役,双方的武器是对等的。在上海战争中,我们却以陆军,主要的是步兵队,来和敌人最精锐的陆空海三军搏击,鏖战两个半月的结果,敌军是进展了,但是进展所获得的阵地有多少呢?离开黄浦江北岸才不过十余公里而已。虽然我们为了保卫一尺一寸的土地,往往牺牲数千数百的健儿,可是敌人也必须出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代价,才能得到这一尺一寸的土地。”中央社随军记者亲身目睹了9月29—30日罗店西南东林寺敌我双方的肉搏战,具体地记录了实战的状况:“29日拂晓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向东林寺猛烈进犯,一方面是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一方面是敌我的数量众寡悬殊,我们的阵地,先后被敌人突破了,我们的守兵个个挂了彩,甚至一个个倒毙了。可是仅存的几十个战士,还留着最后的一滴血,最后的一颗子弹,死守着和敌人拼。”那时中外人士写下了不少称赞华军的文章,是我们考察上海战争有力的证据。如早在9月15日上海字林西报就以社论的形式写道:“华军遏止日军前进之战事,其代价显然重大。华军在战斗中虽无炮队之辅助,而飞机在天空之视察力量,亦不充分,不足抵制日军之海军炮与水上飞机。但其部队与机关枪手鏖战至一月之久,其坚毅力亦大足令人钦佩矣。”11月3日,战争已处于不利的情况下,一位曾参加过欧战的西方人士,到苏州河畔前线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华军的英勇和沉重应战,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华军“军士战斗之勇,为欧西各国士兵所无,罗别根路附近两岸拼命厮杀,日步兵恃坦克车及炮火掩护,屡次迫近,图在南岸得一立足点,并集坦克车多辆于北岸,以平射炮不断对中国工事轰击,以当时火力之猛,若使欧西军队当之,决难立足,但华军决不轻弃寸土,当猛轰之后,该地似不能复有生人存留,然当日军侵渡之际,仍遭机枪扫射数小时后即被迫退走,其坦克车初尚滞河畔,顾不及华军觅得准确炮程,立即还击,遂亦退却,双方损失彼此均惨重。”所以引这些文章,在于说明华军在上海战争中受到了高度赞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畏缩、恐惧或逃避现象。士气不振说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一位日本人士中西均一,当时住在法租界八仙桥,这里邻接华军,又靠近大世界,是露飞路的起点,他直接目睹和感受到中国人的爱国思想的高涨,以《中国民族起来了》为题,写道:“中国一般的热血青年,都愤恨日本人的行为,希望快点把上海化为战场,将日本人驱出上海,充满着欢迎战争的空气。大家都坚信中央已经完成了一切的准备。青年男女都兴奋高唱军歌。军歌中最流行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七、八岁的男孩女孩,也都高唱着:‘前进!前进!进。’这可看到中国人的坚决与紧张。不论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街上碰到,都说:‘我要到前线去!’”这就是上海战争的历史现实。

  三、上海战争是谁挑起的

  八一三战争是谁首先发动的,这本来不是问题,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开战?还问谁先开战?不过事实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说法是中方。黄绍竑《五十回忆》中讲:“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之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之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扰乱其既定的计划。”马仲廉也认为淞沪战役是中国军队首先发起的,主要根据是“8月11日下午9时,蒋介石命令张治中将所部(第87、88师)推进到上海附近。当日夜间,张部主力被秘密地用火车、汽车输送到吴淞、大场、南翔。张决定13日拂晓向位于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据点攻击,但接到蒋介石不得进攻的电令而未能行动。”一种说法是日方。冯子超在《中国抗战史》中讲:“日本帝国主义之进攻上海,不是偶然的挑衅,而是侵华的蓄意的继续。”8月13日晨3时,“日军向我闸北横浜桥以东及青云桥一带守军开枪挑衅。”这是符合事实的,从当时报刊记载,日军以上海公共租界为其军事根据地,恣意横行,不断挑衅,八一三前夜,战云已密布上海,日本从佐世保调来军舰载有大批军火和陆战队,日本的各种兵舰集结上海的已达30余艘,内有驱逐舰莲号、知床号、姆号、保津号、初春号、名取号、初云号、子日号、鬼怒号、若叶号,巡洋舰由良号,运输舰,还有航空母舰一艘。12日,日军前哨及便衣队已经开枪挑衅。长江中下游各口岸如长沙、宜昌、汉口、九江、芜湖的日军、日侨,由日军第11战队司令官宫本统帅炮舰、驱逐舰及汉口陆战队300名护卫,下撤至南京和上海。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强盗,惯用贼喊捉贼手段以混淆视听,逃避其罪责。担任京沪警备司令的张治中曾明确地讲,他的开战是对日军挑衅的回应和反击。他曾提出先发制敌计划,但又奉蒋介石之命,不要行动,等一等。张的通电如下:“13日下午,暴日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保安总团防地,我保安队忍无可忍,起而应战。治中奉命统帅所部,星驰援应,保卫我先祖列宗荜路蓝缕辛苦经营之国土。”因奉命进攻的时间为14日下午,所以张在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中有下面这样的论述:“实际上八月十三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在八月十四日。”许多新闻记者是战争爆发的见证人,他们的笔下记述,13日已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陆战队约七八十人,由便衣队前导,于昨日(指13日)9时15分,自北四川路日本小学开出,全副武装,自虹山路口横浜桥,以轻机关枪向我驻军横扫,图越淞沪铁道,冲往宝山路,我驻防警察及保安队,当予猛烈还击。日本内阁于同日9时45分开会议决,要采取严厉行动。战争遂扩展到上海其他地段,天通庵路连续冲突,日军于午刻派出大队,自江湾路日军司令部背后,越大通庵车站火车过道处,经同济路,向我天通庵路八字桥等处警戒线袭击,另有10余日兵由分水庙南进,过临平路桥,入临平路物华路一带,袭击该地警察局分驻所。到下午3时,闸北各处,如引翔乡、江湾路、八字桥、青云桥及横浜桥一带均爆发了战争。”因八字桥战事最为激烈,是一场恶战,史书均以八字桥为八一三战争的开端。有一首诗,题为《抗战行》,其前面几句表达了战争爆发的真实情景:

        八月十三战局开,吴淞江上敌舰来。

        舰载飞机与重炮,欲使繁市化劫灰。

  宝山路上陆战队,首先发难酿祸胎。

  我军奋勇呼杀贼,刀光弹影动风雷。

  敌人见之心胆裂,手颤机枪擎不得。

  日军是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铁的事实。

  四、上海地区汉奸知多少

  日本侵华恶毒手段之一是收买汉奸,扶植傀儡政权,它称中华民族的败类为其“合作者”。29军军长宋哲元根据多年和日本打交道,得出深刻的教训:“救中国只有中国人,亡中国也是中国人。”这句话在上海战争中也充分得到说明。战争将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站在民族立场上,一类则成为日本亡华的工具。后者虽为少数,而为害极烈。老牌汉奸,人们早已恨之入骨,新生的汉奸,隐蔽于群众之中。难以即时被人识破。还有的人无知无觉地被敌人利用,危害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考察上海战争,日军抵沪时,屡次登陆,均未得逞。后来得到汉奸之助,突破了中国的防线,日军获得了立足点,其援军不断开来,战争形势因而逆转。日军于8月25日以石洞口(即小川沙口)为孔道登陆成功了。石洞口江水距岸约三、四里,平时泊有渔船140余艘。渔民对江边水陆交通极为熟悉,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淡薄,受当地汉奸的煽惑,由日方维持其生活,全部渔船资敌利用,乘潮水大汛,水岸相接时,沙船登陆方便,乘黑夜偷渡登岸,遂即向罗店镇进犯。该地为宝山县属首镇,距县城12里。双方在罗店展开激烈交锋,寸土必争。罗店失而复得数次。敌一部窜往浏河,另一部窜往宝山。从击毙之敌军官衣袋中,获得军用地图一纸,对于登岸之一带地势,绘述甚详。11月5日,日军由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之全公桥、金丝娘桥、金山嘴、柘林等地登陆,袭击淞沪战场侧背,造成上海成为孤岛,也是得力于汉奸的帮助。当地耆绅为敌通风报信,敌扣留、利用大小流船数百艘为其运输始能得逞。金山各地附敌者有数十人,伪维持会立即出现为敌作伥。浦东大道伪市政府也成立了,其辖区包括闸北南市,计划将松江圈入。许多伪组织如大道市水巡总队、交通局、社会局、财政局、警察局扣留所、警察巡训所等人选都是日人安排的,一批无耻之徒,弹冠相庆。日人古川为汉奸造声势,组织起一个暗杀团,取名“正义团”,专门杀害抗日人士。为了消灭中国文化和民族意识,日本双管齐下,一面让文化汉奸粉墨登场,汪伪的《中华日报》出现了,以唐良礼为首拟定了一个“黑名单”,将7名外国记者和8名中国记者列为驱逐或暗杀对象。陈公博女婿朱朴以《古今》杂志为阵地,为汪伪头目唱赞歌,造声势。一面镇压久负威望、根底深厚的不听其支配的报刊,杀害抗日和主张正义的人士。《大美晚报》《文汇报》《华美晚报》《上海时报》等报馆都遭到暴徒的袭击。《社会日报》社长蔡钧徒被暗杀后,其人头被挂在便道的电杆上,还贴上纸条:“此系抗日结果,凡属抗日分子,当知其所警惕”。据报载,《大美晚报》前经理张似旭及现任该报英文版本埠编辑袁伦仁,9日晚均接到由所谓“正义团”发来的恐吓信: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后君之工作,必须谨慎,如再有反日情绪存于其中,则君将与蔡钧徒同其命运。13日,各报馆继续接到恐吓信:“蔡钧徒结局如何,贵报岂不知之?务请改变作风,否则尚有意外事件发生。”面对如此毒辣残酷的屠杀手段,报人毫不畏惧,坚持报人的使命。《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外籍记者,遭暴徒以木柄手榴弹的袭击,幸未爆炸,逃过一劫。他在《炸弹与刺刀》的一文中,以自己亲历和目睹的情形,颂扬上海华籍报人宁死不屈的感人事迹:“中国的报人还是不顾外国租界当时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他们自身随时随地有被害的危险,仍旧效忠于自己的政府”。如《华美晚报》社,9个报童和报社若干苦力被炸死,《大美晚报》编辑张君(Samuel H Chang),在西籍记者中颇有名气,在公共租界南京路的一家餐馆喝咖啡时遇难。在鲍氏之笔下,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展现出中国人的正直和坚强。下面这段文字是很有价值的记录:“日伪在公共租界对新闻界的打击,并不局限于暗杀几个编辑和新闻撰稿人。他们占领了公共租界的虹口地区后,便控制了那里的中国邮政总局。继而立即对持有反对他们观点的报纸实行禁邮。可是尽管邮局里有日籍新闻检查官坐镇,但都吓不倒忠于自己祖国的那些中国邮政人员,他们常在晚上趁日本人外出吃饭、睡觉或酗酒时,打电话通知报纸发行经理立即送报,然后迅速在报纸上加盖伪造的印章,造成这些报纸业经日本人审查认可的假象。有件事可以看出这些邮政人员的巧妙手段。1941年12月6日最后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印好后,仅剩几个小时,日本人便要进入公共租界,在此紧张时刻,他们还是成功地把这最后一期报纸运出业已沦陷的上海,发往其它未被占领的广大中国地区。”日人的屠杀政策扩张到各个领域。1938年4月7日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附敌,遭到毒手,公共租界督探长陆连奎因调查工作,也遭到黄道分子杀害。汉奸为虎作伥。上海战争有军事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隐蔽的战线,就是捕杀汉奸。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戒严司令杨虎早就发出通告,依法严惩汉奸,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只要日军存在,就有汉奸作恶。对汉奸的斗争是一长期的艰巨任务。明显的汉奸都没有逃脱掉,受到了惩处。举例来说,沪西大汉奸常玉清之徒洪仁宝,平时为日方招募工人,依赖日人势气,横行不法,市民为之侧目。战争开始后,这一巨奸终于落网;大汉奸周凤岐,与日伪勾结,率伪军为敌作伥,被日军视为华中领袖,计划命其担任华中日伪政权陆军部长,于1938年3月7日1时3刻在法租界被击毙。上海名律师俞希稷因附敌担任伪盐务局局长,其保镖王鸣垒出于义愤,将其主子杀死。一位青年因得知公共租界白克路湘人张祖文所开之太平印刷所,承印伪大道市府警察局调查户口表册,于1938年3月11日投掷手榴弹于这个印刷所。川沙、奉贤、南汇伪维持会主持人王丕显及日顾问5人在周浦举行会议时为一名董山棣者击毙。诸多担任伪职者,都被抗日分子刺死。这些都是自发的。日本军国主义存在一日,汉奸就不会消灭。汉奸表面上是很得意的,但其内心是恐惧的,前途是黑暗的。1938年4月3日南京路上出现了一张传单,反对伪组织,要求下令通缉汉奸,标题为《反对华中政府伪组织成立告民众书》,其结语谓:“全上海的市民们,我们应该准备用武力来消灭这群民族的丑类,誓死不和他们合作,不接受他们的伪政令,捣毁他们一切的计划,并要求国民党开除他们的党籍,和要求政府下令通缉,为了我们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全民族的生存,为了人类的和平与文化,我们应该用这些行动制裁这些汉奸和丑类,用团结和子弹来答复他们的成立。一切中华的战士们勇敢的执行罢,最后让我们举起拳头,共同喊出反对汉奸‘华中政府’,拥护国民政府抗战到底,通缉出卖祖国的汉奸奴才,江浙人民武装起来,收复失地”。这一传单实是一篇讨贼檄文,也是一颗扔在南京路上的重型炸弹,使汉奸胆战心惊,坐卧不安,尤其是那些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汉奸。

  五、全面抗战始于淞沪抗战是确切的

  全面抗战开始的时间,有的文章讲始于七七卢沟桥战争,有的讲始于八一三淞沪战争,表述不一。从卢沟桥战事发生后的进程看,八一三之作为全面抗战的开端更符合历史事实,或者说从七七到八一三这段时间,经过全国人民的奋力和抗争,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了。怎样才叫全面抗战?时论讲得好:“全面抗战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发动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剑及胜及的抗战。全面抗战是在决心牺牲,抗战到底的意义下的抗战。全面抗战是持久的有准备的抗战。”以这个尺度来衡量,七七抗战显然不是全面抗战。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全大会,蒋介石讲“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这是南京政府对日的外交方针,目的是集中全力来消灭红军,这样可“使日本进得慢些,我们退得慢些”。这一方针,使国土沦丧大半,卢沟桥战争爆发了,仍不觉悟。7月17日,蒋介石庐山谈话还说“万一到了最后关头,吾人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后关头呢?蒋说:“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平津沦陷是1937年7月29日和30日,蒋介石投入华北的中央军仅4个师,并没有全力以赴。上海战争不一样了。胡愈之在《保卫大上海》一文中讲得非常明确:“在这次全国抗战中,上海显然居领导的地位。虽然在八一三以前,华北已有局部的抗战,可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抗战,却是从八一三开始。敌人用陆海空全部武装进攻的,是上海。我国用最大的人力物力以防卫的也是上海。虽然我们的军队,在华北各处前线也显示了无比的英勇与壮烈的牺牲,但是为全世界目光所集中,而且具有左右整个战局的影响的,却无疑地是我们保卫大上海的战争。”上海战争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各种力量都凝聚起来,团结御侮,红军已改称为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总、副司令,随后又为第18集团军总、副司令。首战平型关获得大捷。报纸上还刊登朱德的照片,介绍八路军的作战。10月17日中央社记者以《今日的朱德》为题,详细地介绍朱德的朴实平凡和作战的特点;各省军阀和爱国将领如龙云、阎锡山、李任潮、李德邻、白健生、陈铭枢、刘湘、方振武等都到南京,和中共的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叶剑英等互相握起手来。蔡廷锴、邹鲁等也来到上海;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君子因主张团结起来,抗日救国而被捕入狱八个月,也保释出来,在上海齐唱《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转变。抗日已压倒一切,一切都进入战时状态。中共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也以新四军的名义进入对日战场,游击队遍布各战区,全国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六、上海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上海战争是中国人第一次组织起来,真正与国仇作战。三个月的战争结束,各方面对这次战事的评价较多。路透社访员,走访汉方领袖(可能是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华北与京沪线的失败,虽皆视为不可免者,但实现较政府任何员之预料为早。华北失败之主因,由于政治者多,由于军事者少,中央政府对宋、阎、韩之军队,从不抱多大希望,此辈旧时代之军人领袖,皆玩‘骑墙’把戏,彼等对中央表示忠诚,而愿对日抗战,同时又对日方献媚。军兴之初,彼等皆袭陷于绝望之地位,既无组织,又无准备,致宋哲元被逐于冀省,刘汝明被逐于察省。今阎锡山亦失晋省地盘,韩复渠之不保于鲁,或可豫决。华北失败之另一原因,为营长以上之军官,除绝少数外,皆不胜指挥之任,彼等未受新时代战争之训练,且泰半富有资产,故不愿捐躯疆场。华北大战诸役,皆由中央军队为之。南口由汤恩伯与卫立煌之军队防守,忻口由郝梦龄与徐源泉之军队作战。旧日之东北军,殆为中国军队中之最劣者。彼等去年12月在西安起变时,高唱‘打回老家去’之口号,不意真正战事既尾,彼等不特不能尽责应战,且反累及他军亦不能战。万福麟之军队曾在固安叛变,致令日军得以侧击保定守军,刘多荃之军队(张学良部下之精锐)曾在德州叛变,致沧州守军被迫后退。刘军后又在苏州前线叛变,致京沪间之防线为之突破,殊为可息也。”该领袖又称:“此次华军精锐,损折奇重,尤以淞沪战线为最。”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别人,他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蒋是一位刚愎自用的人,为什么华北一些地方军缺乏战斗力,造成华北失败局面,根源应该是蒋介石“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和歧视地方军造成的。他还对西安事变怀恨在心,对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口号也质疑起来。既然刘多荃有叛变行为,为什么还要安排在淞沪战线上的苏州阵地?苏州战线是他和罗卓英指挥的。据参与淞沪会战的张发奎记述,“蒋介石11月9日下令部队撤退,京沪线上部队非常混乱,没有一个部队作过有组织的抵抗,亦没有一个部队稳定的占领过阵地拒止敌人,吴县、福山、锡澄两线的既设阵地均无兵力加以利用,任令敌人毫无阻碍而从容的跨进了这两道南京的门户。” 可见以刘多荃的附敌说明京沪线的溃退,理由不够充分。当时其他人的论述,是真正的总结上海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是抗战最好的文存。下面举几个例子:李宗仁认为蒋介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作孤注的一掷”,“当我方败征已见时,应作有计划的撤退,实行节节抵抗。”而蒋介石却固执之极,不考虑客观情况,“终于溃不成军”。《申报》社评《1938年的春雷》,指出上海战争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和错误的严重性,语言尖锐而深刻:“抗战八月越,我们有多少牺牲?在‘英雄的’第一期抗战中,我们在战略上采取了挨打主义,在战术上流行的是‘硬拼主义’,在战斗上则普遍地流行着‘轻生主义’。淞沪的大熔炉,告诉全世界说:中国军人不怕死!但同时也告诉人家,‘中国军队不会打胜仗的’。那时我们不是在作战——按照真理而作战,而是在‘赌气’。结果敌军被我扫掉数万人,但只促成江南平原,敌人歼灭战的几乎成功,这才叫泄气。……硬拼牺牲’,在战略上则不断挨打,终于失败。”将这些评语和蒋介石的言论相对照,再和历史的实际相考察,就知道蒋介石的言论既不真实,又掩饰自己的错误,其他人的文章则给人更多的思考。从对外战争的角度讲,上海战争和卢沟桥战事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

 

原文发表于《民国档案》杂志2011年第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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