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 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
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22-10-30 10:14:50

　　摘要

　　抗战时期各个地方推行的“军人治政”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反而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较为严重的军、政对立。第五战区久驻湖北，逐渐体现出“桂系化”的特征，并发展为一个军事利益集团。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和湖北省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这类军队系统侵夺地方行政大权所引发的军、政对立中，派系因素始终是其重要原因。

　　关键词

　　军、政对立 湖北省政府 第五战区 鄂东 鄂北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抗日战争考验着国民党政权的方方面面。政治可以在多长时间内、多大程度上支持军事，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总体战”思维的指引下，国民党政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推动“军事第一”目标的实现。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各个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理或转任各省省主席，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 藉此加深军、政联系,达到军、政配合的目的。

　　将封疆大吏的权力交给带兵打仗的“武装同志”，在学理上颇符合逻辑,地方长官和驻军首脑同出自军界，理论上可避免传统上一直以来存在的文、武之争。在实际运行中，如此安排在某些地区似乎也体现出良好的效果。然而，在不少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和谐，反而带来了新的军、政对立。究其原因，除了战时“军事第一”体制下，一切资源优先流向军方而民间各类负担过载引发的双方关系紧张外，不同派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或许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军、政对立中,尤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以下简称“省府”)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最为突出。

　　一、“桂系化”：第五战区驻鄂及其派系特征

　　战区这一概念，最早由19世纪初的法国军事家若米尼提出，其定义为“两个大国间展开交战的所有地区”。克劳塞维茨认为“战区是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相对完整的空间”。进入20世纪后，战区在军事学上逐渐被定义为相对独立的、容纳战略单位活动的区域性作战实体，也是介于统帅部和战略单位之间的指挥机构。战区作为战时军队系统的最高一级单位，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

　　抗战伊始，第五战区即告成立。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正式发布作战序列,将作战区域划为五个战区。其中，冀、鲁作战区域分划为第一、第五战区，长官均由蒋介石自兼,当时的第五战区由山东省的实际控制者韩复榘担任副司令长官。随着淞沪会战的扩大及作战区域的频仍变化,各战区的区划和任务也相继调整。10月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时,军委会发表由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战区位置南移，作战任务也改为防守津浦路南段。与之同时，应李宗仁的要求，来自广西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奉令调入该战区，李品仙亦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8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和防区随着交战区域的变化不断变化。一年内其长官部从江苏徐州辗转至湖北樊城，防区也从鲁南、苏北的整块区域演变为鄂西、鄂北及豫南的大片山地。此外,李宗仁令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开赴敌后大别山建立游击基地，因而皖西、鄂东的小片地区也属于该战区控制地域。由此，第五战区正式进驻湖北。

　　进入相持阶段后,第五战区所辖地域随其他战区的兴废发生过一些变化。1939年10月，为了 配合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湘北成立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因会战结束该战区于1940 年4月裁撤。但是，枣宜会战后，为增强鄂西防务，军委会于1940年6月底恢复第六战区的设置。原属第五战区的鄂西、湘北一地划归陈诚第六战区,第五战区的重心北移，其防区逐渐固定为“湖北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汉水以西拨归属第六战区)，安徽的长江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而长官部也在此前向北迁至位于汉水中游东岸的老河口。抗战临近结束时，军委会在1944年12 月成立第十战区，将第五战区所属平汉线以东的地域划归其管理，第五战区防区再度缩小。尽管所辖地域不断变化，长官部驻节位置几经迁移，所属部队时有增减，第五战区自进入湖北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与第六战区一道，成为战时湖北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与抗战时期多数战区不同,第五战区带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色彩，即该战区存在着“桂系化”的特征。一些研究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较为成功地分化了地方军事集团，扩大了嫡系部队的比重，军队的“中央化”进程得以加快，这种看法大致不错。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地方军事集团面对蒋介石的瓦解和吞并,釆取了各自抱团、相互奥援的办法加以抵制，并试图在保存统序完整的同时得到发展。抗战时期未被蒋介石瓦解且得以扩张的地方军事集团中,最为突出的除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外，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武装。

　　广西军队的长期存在，是第五战区得以“桂系化”的基础。开战之初，李、白二人即将所属部队由两个军七个师扩充为五个军十三个师，编为三个集团军，其兵力虽不算特别雄厚,但分别在中央 军势力薄弱的皖西、鄂北、广西霸据一方，不易被中央军觊觎，保存自身序列的完整相对容易。在其控制的广西、安徽两省政府的支援下，桂系武装人马较为齐整,补给也相对充分,且除正规部队之外，还握有相当数量的保安团队和游击部队(如属李品仙指挥的鄂东、豫南、皖西数支部队)，其实际兵力估计可达20万人。广西军队的总体军力，据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在1941年估计，为35万人。

　　就第五战区而言,表面上桂系部队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其主体地位却十分稳固,一个原因是该战区的西北军、川军等地方部队,往往在其他战区得不到重用，蒙李宗仁特意关照，才在第五战区落脚找到位置的。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部属于敏梓回忆,孙部自徐州会战前期就编入第五战区,经过台儿庄以及武汉的战斗，孙连仲与李宗仁“已是老朋友”;李宗仁对于台儿庄战役中表现突 出的孙连仲“很有好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后，与孙连仲的总司令部相距最近，“经常往来”;“李也常去孙部训话，关系比较好”。戴笠在1942年12月致蒋介石的密报中说李宗仁对于“凡隶属五战区之部队，除李品仙所部外，余如第二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以及原隶属第卅三集团军，均极尽卖好勾结之能事，军纪之败坏不问,地方之陈述不理，反而多方庇护,藉以结其欢心”。这样的情势下，尽管第五战区各派武装杂处,但多听从李宗仁的指挥号令,甚至唯桂系马首是瞻。

　　第五战区“桂系化”的主要表现，是在军令、军政方面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军令方面，按照李宗仁的说法，抗战初期他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就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要求蒋介石少打电话指挥该战区，六年时间蒋介石果真极少给他打电话，李宗仁因此在第五战区的指挥中享有较大的自由。不过，实情恐怕并非蒋介石甘愿放权，而多是李宗仁及第五战区对蒋介石的号令抗命不遵。早在徐州会战后期，李、白二人就违背蒋介石命令撤离徐州，让蒋介石恼怒不已，感叹“今德邻、健生(李宗仁字德邻，白崇禧字健生——引者注)乃竟擅自弃守他移,并不遵奉命令，呜 呼!何以抗战，何以立身!”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第五战区再度不遵蒋介石的命令，回避作战。开战之初，蒋介石就觉察到李、白二人“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随后战局转胜为败，蒋介石批评说“全在战区长官之无胆识,乏判断，小胜则骄,小败则怯,敌军未进，而其长官部退却，迁移不知所止,使上下各级联络与通信不能联系者，至今已三日余”。

　　军政方面，桂系对第五战区的把控主要体现在各级人事的任免上。按照西北军出身、长期游幕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张寿龄回忆:“战区长官部机关中，除参谋长、参谋处长、卫生处长外，其他政治 部主任、军务、副官、军需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均由桂系将领担任”。桂系最核心的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与所辖的第七军之军、师一级主官，八年间全由第五战区推荐广西将领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相继掌握在廖磊、李品仙手中，而号称“钢军”的第七军先后由廖磊、周祖晃、张卷、徐启明担任军长。桂系在第五战区还大量任用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的“反侧分子”。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设于第五战区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中，大量的东北籍教官“系参加西安事变分子”，而“该分校各级负责人中,亦有不少西安事变分子”;此外，李宗仁对于“背叛中央之曹文彬 (原范石生部旅长)与鄂省府撤职之钟祥县长曾宪成,均委为纵队司令，待遇独优”。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的种种情况一清二楚，但始终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位高权重，又实实在在握有数十万军队，实在投鼠忌器;另一方面，客观上桂系军队在抗战 中表现尚可,蒋介石也有利用其对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因而，第五战区在“桂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军人治政”：陈诚入鄂兼理湖北省政

　　第五战区在湖北的长期存在，对于战时湖北的安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其“桂系化”表现，使得战区与中央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微妙。同时，战区与其驻地的湖北省府之间,也因为 地方人事任免和军粮征集方面的矛盾逐渐走向对立。军、政对立，随着一位军人省主席到湖北省府恩施亲理省政开始加剧，并演化成持续不断的摩擦和数度激烈的争斗。这位军人省主席就是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抗战之前,除了国民政府尚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华北、西南、西北诸省外，其余多数省份的省主席已由文官担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此种格局迅速转变。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为军事便利起见，交战区域开始实施军、政合一，由现职将领担任战地省主席。1938年初,河南省主席换成程潜、安徽省主席交由李宗仁、江苏省主席改为顾祝同、浙江省主席由黄绍弦重新担任。在其他省份，有一些现职将领如张治中、王缵绪也告别军职转任省主席。到1939、1940年，随着李汉魂代替吴铁城开府韶关转任广东省主席、蒋介石飞赴成都兼理四川省主席，这样的态势发展至顶峰。据统计, 1940年的28个省主席中，19个为现职将领兼理，另有5个省主席为现职将领转任。

　　在这样的潮流中,位于交战区的湖北省之省主席一职，也在1938年6月，改由时任军委会政治 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的陈诚兼任。不过，此时陈诚的工作重心尚在组织武汉会战，省府工作基本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代陈诚负责。1939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严重为湖北省府代主席，而陈诚则穿梭于前方和后方之间，扮演着不同角色，“到处奔波，席不暇暖”，直至1940年9 月1日陈诚到恩施亲自兼任省主席，湖北一省之行政主要由严重代为施行。

　　严重字立三，生于1892年，湖北麻城人，与张难先、石瑛合称湖北“三怪”，在湖北当地享有较高的声望。严重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与保定、黄埔两系军 人关系密切，尤与邓演达交厚。北伐成功后桂系曾短暂控制湖北，严重于此间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 长,但旋即挂印隐居庐山近十年之久。1937年10月严重出山,先后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省 主席直至陈诚亲政为止。

　　严重担任民政厅厅长的1938年，陈诚正在武汉指挥会战，尚能在戎马佐偲之余对湖北省的行政直接进行指挥。即便如此，陈诚对于湖北省政的调整也不多。他在1938年10月16日致张难先、石瑛的电报中说：“国难正急，诚因困于军事，对于本省政治，诸多偏劳于公等，于心殊感不安。”武汉会战之后,陈诚赴重庆主持军委会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湖北省政便由严重实际负责。1939年初,严重上任以来，便陷入各方面的重重困难之中，导致湖北省的 各项工作无法推动。严重本人也“艰苦备尝”，“费劲气力而无济于事”。

　　严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湖北省府内部人事问题。省府内部既不团结，又缺乏得力干将。严重在1939年4月3日致函陈诚，称“湖北省府到现在是再不能不根本改造了”，明言“代你负责的我，到现在实再无法维持了”，湖北省府“一府中，主客杂陈,纠纷更多,负责主持人所受痛苦，非局外人想象所能及”。严重建议陈诚另觅干员接任其职，待新主席接任后,省府其他人员“除新任财教两厅外，均应一律改组出去”。之后,严重在1939年11月27日再次致信陈诚，详细说明湖北省府在人事上的困境:他和陈诚都属意的王东原无法赴鄂相助，作为元老的张难先、石瑛负担不了实际工作，建设厅代理厅长向云龙不能胜任……关键的是，尽管行政院允许增加二至四名省府委员，但湖北省是“连缺额都补不足,往往开会不足人数”，以致很多工作实际无法开展。

　　严重面临的另一个困难，便是来自于第五战区的压力。随着陈诚赴重庆任职，桂系李、白酝酿以广西将领出任湖北省主席一职的计划，其中既有让李品仙来鄂主政的方案,又有李宗仁直接兼理湖北省政的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严重代陈诚出长湖北省主席，其潜在的压力不言而喻。因 此,严重在1939年4月3日的信中，让陈诚特别选择一个“身强气壮”的“非湖北”籍的“现役军人”来代理省主席，其合适的人选是罗卓英。其中“身强气壮”和“现役军人”的要求,多少反映了严重作为一个前辈文官在强势带兵将官面前的难以作为。不过,严重并不希望其继任者与桂系对抗，他认为李宗仁此刻的态度总体趋于缓和,而湖北“全省八分之六，已划入第五战区”，劝陈诚“不便挂一个头衔，俨然对峙着”，不如让罗卓英这样的次一级将领去应付。这显然带有退避求全的意味。不过,严重的这个建议不可能被陈诚采纳，后者在给夫人谭祥的信中说:“关于鄂省,立三兄自可负责,我实无暇及此。非我之恋栈，实不能辞。在我个人只有加麻烦。”其中“实不能辞”多少提示了蒋介石的苦心孤诣，他安排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其目的本身就带有挟制桂系的意涵。

　　纠缠于人事问题，严重代行省政期间始终无法有效行政,对于湖北各方面的实际管控较为薄弱，按照李宗仁后来的看法，严重“太过消极，太无决心”，然而相应地与第五战区之间发生摩擦的机会也就不至于太多;迫于强势军方的压力，代理省主席严重对“桂系化”的第五战区保持了回避和退让的较低姿态，因而即便军、政双方出现矛盾，尚可能由于省府一方的主动示弱而不至于升级为公开化的对立。另外,鉴于严重本人的籍贯、资格、声望，特别是他亲近邓演达疏离蒋介石的政治倾向，以及北伐之后与桂系的短暂合作经历,桂系李、白等人对于严重也会相对客气和尊重。严重长省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然而，这种平衡并不长久，缘严重久存去志,不断尝试从代理省主席位置上脱身。起初,陈诚还温言相劝,请求严重暂且忍耐。不过到1940年六七月间，两人终于因为此事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恰在此时,第六战区的恢复使得局面有了变化。如前所述,为了拱卫陪都,军委会从第五、第九战区划出一片地域，恢复第六战区的建制，司令长官由陈诚担任。陈诚在克服重重矛盾之后，于1940年7月接到命令，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原意仍由严重继续代理其担任湖北省主席,但严重去意已决终不便强留，陈诚只得前往位于恩施的湖北省府,亲自兼理湖北省政。

　　其实，陈诚亲理省政之初的想法似乎并不复杂，他尚未计划在湖北省施展其政治才华，仅求省政可以保障第六战区完成拱卫陪都的军事任务。诚如他在家信中所言:“省府命令亦已发表，预定九月一日接事。此事本非吾之所愿，但为适应军事之要求,实无法推辞也。”同日，陈诚致信蒋介石也如此表态:“又关于鄂省府方面，预定九月一日前往视事,惟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只有求其如何配合军事之需要。其他一切，当待诸异日也。”

　　然而，“桂系化”的第五战区对出身中央军的陈诚充满了警惕，并试图阻挠其兼理省政。时任军委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1940年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健生对战区长官不兼主席日来两次提催，蒋先[生]对此一时颇难筹措,(因人选颇难允当)。”位置相对中立的徐永昌此时也不禁感叹:“按健生似已忘了前此亟亟于李长官兼主席矣。”桂系首领们对陈诚的此种态度，自然将会为之后湖北省的军、政关系定下对立的基调。1941年的“鄂东问题”和1942年的“鄂北问题”相继而来,似乎也在预料之中。

　　三、“鄂东问题”——军、政争夺地方人事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的战线基本维持在枣阳、宜昌一线，陈诚领衔的湖北省府实际能够控制的仅是鄂西、鄂北，以及鄂南的数十个县，与皖西交界、原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的鄂东地区，遂成为远在敌后的一块“飞地”。时人回忆:“鄂东至省府必须绕道安徽、河南入鄂北始可到达，省府领导鄂东实鞭长莫及。”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地区属于第五战区所辖范围，位于廖磊 (后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区之内。从武汉会战前后,鄂东地方行政和人事相当程度受到第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影响。

　　1938年桂系控制安徽省后，便开始了将鄂东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尝试。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在鄂东办理“鄂东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调第七军干部担任指导员，训练鄂东各县乡镇人员及动员委员会和社会中的知识青年，待其结业后便被派往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以下简称“第二区”)专员程汝怀处，请程汝怀安排工作。程汝怀只得遵其命令，将这些学员派到所属各县担任联保主任。由此，第二十一集团军遂将其触手安插到鄂东地方行政的基层。不过，程汝怀还是留了一手,在派出这些学员之前，在其控制的黄冈将他们复训一次，借以消除桂系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鄂东各县县长人选问题上，廖磊及继任者李品仙均介入其中，逐渐撤换过去的旧人，而委派桂系或亲近桂系的人员出掌各县县政。“鄂东问题”出现后，陈诚致信蒋介石控诉:“如 以军事之力量，破坏行政之系统，已为法令所不许，若更以协调军政为口实，任意撤换地方官吏，以 便利其收税走私之目的，则危险孰甚焉。鄂东各县,于二十七年自十二月上旬起，由廖故总司令撤换多人，至二十九年上季，原有之县长，完全换尽,几每一县缺，必须受当地军事长官之支配。”控诉信所言恐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廖磊等人插手鄂东各县人事任免，当是不虚。

　　不过,第五战区掌控鄂东地方人事的关键，还在于程汝怀的态度。程汝怀于1928年曾在胡宗铎的引荐下依附桂系，担任第十九军副军长，蒋桂战争后桂系退出湖北省,程氏短暂赋闲后起复，始终在鄂东担任县长、专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程汝怀出任湖北省第二区专员，之后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又兼任总指挥。表面上，作为桂系旧同事,程氏与广西将领们尚属融洽，但态度渐趋“骑墙”，实际上更倾向于湖北省府一方。前述他处理“鄂东干部训练班”的办法，就是一例。程汝怀如此态度，使其成为第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欲除之后快的目标。

　　1940年初，为了加强管理鄂东地区,湖北省府改第二区专署为鄂东行署，委任原第二区专员 程汝怀为鄂东行署主任，全权负责鄂东行政工作。鄂东行署成立后，在程汝怀推动下，各项工作 开展得更为顺利,湖北省府在这一地区的有效行政开始建立。陈诚后来回忆：“鄂东行政的日臻上理，减少了第五战区当局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过去军方在地方行政中的种种作为，“不免渐遭淘汰”。甚至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也开始尝试脱离第五战区所属之鄂豫皖边区的辖制。这无疑是破坏第五战区掌控鄂东的企图，军、政之间在地方人事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似乎就要爆发了。

　　矛盾的爆发点仍集中在程汝怀身上。1939年,程汝怀的亲信、罗田县党部书记长曾与武汉的敌伪交换物资，被亲桂系的英山县县长杨必声告发。廖磊遂以之为契机，借通缉这个书记长打击程汝怀。后来陈诚出面转圜，令廖磊收回通缉，调走杨必声了事。但此事并未了结,廖磊去世后李品仙接任其位置,继续利用此事做文章，于1940年底联合其战区长官李宗仁先后派人去恩施，向甫才亲理省政的省主席陈诚告状,以程汝怀在鄂东贪污、走私、通敌为名，要求惩办他以解决鄂东问题。围绕“鄂东问题”发生的军、政对立，正式拉开序幕。

　　陈诚对于二李(李宗仁、李品仙)的控告并非全然相信，但仍于1941年1月修书两封分致二李谢过。他在致李宗仁的信中说自己回任省政仅四个月，考虑不周，使得友军没有得到政治之协助，十分惭愧，“自当严饬程主任，整饬部属，服从鹤龄(李品仙字——引者注)兄之指导;军政协调，以收一致之效”。陈诚致李品仙的信中，表示:“鄂东事拟与德公、健兄妥商，弟无成见，一惟德公、健兄之意旨是从。”同时,陈诚致电程汝怀令其整顿部属：“鄂东全局，既托之吾兄，无论所报者是否属实，请念责任之重大，对于部属，严加整饬，勿稍姑容;对于友军，须顾全大体，以求得工作之协同。”

　　在军方的强势逼迫下，个性强硬的陈诚表面上以低姿态表示服从，但同时谋划给李宗仁一个“软钉子”作为还击。李宗仁曾致电陈诚，言接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之建议，欲由第五战区在沦陷的鄂中各县，保荐军队长官兼任县长，陈诚对此婉言拒绝：“惟战区内用人行政应归行政系统,至监督指挥则归军事长官……盖政治固应与军事配合，期收一致之效。而行政系统，亦觉不容紊乱”，若李宗仁愿派县长，须得来省进入县政研究班学习,由省府甄审合格方能就任。此举实际上否决了第五战区对于鄂中沦陷区各县县长的任免权，对李宗仁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陈诚表面敷衍、背地还击的做法，自然不能让第五战区接受，二李志在“驱程”，程汝怀不走，军方的目的就达不到。1941年5月29日，李宗仁电报通知陈诚，称鄂东军、政隔阂必须解决,“为调整人事，刷新吏治，俾与抗战军事配合起见,拟请裁撤鄂东行署，恢复专员制”，而专员的人选，则拟定为桂系第一七二师副师长曹茂琮。作为军事长官，随意改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并指派军队系统中的下属担任新成立的机构之长官，这样的做法实在让陈诚愤怒，但他仍采取不正面碰撞的方式与第五战区周旋，建议行署之存废应电请中央核示，而人事问题可从长洽商。

　　陈诚的虚与委蛇并没有起到效果,二李在6月釆取了断然措施，试图以“释兵权”的方式先瓦解程汝怀的军权。先是由李宗仁单方面宣布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撤销,程汝怀也被其免职。接着李品仙直接致电程汝怀，称奉李宗仁命令,撤销其总指挥部，改为鄂东游击部,令其将指挥权交由桂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程树芬。如此举动直接藐视了湖北省府权威，陈诚再也不能自降身段隐忍为谋，他在6月27日提出议案，毅然决定恢复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专员及区保安司令均由程汝怀担任。

　　湖北省府随即通过此议案，并指示程汝怀将掌控的游击部队改编为保安旅、团。不久,第五战区派出的程树芬来到鄂东，却接收不了任何机关和部队,扑了一个空。二程(程汝怀、程树芬)之间，顿成剑拔弩张之势，“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极大。7月20日，陈诚致电李宗仁，称接受军方派出的程树芬担任游击部新指挥官，但游击部队已改为保安旅、团,仍归程汝怀指挥。他还分电二程,希望军、政和谐，洽商办事。

　　陈诚的针锋相对无疑激化了矛盾，“鄂东问题”发展到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公开对峙的阶段, 军、政对立进入高潮。尽管没有最终发生火并,但此间从黄冈(鄂东行署所在地)到立煌(第二十一 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再到老河口直至重庆，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之间的笔墨官司一直不断。其中，陈诚在三个月之内就此事曾三次致电、致函蒋介石，寻求中央的明确支持。

　　7月8日，陈诚致电蒋介石，历数廖磊、李品仙更换鄂东县长，请蒋通令制止军方破坏地方行政系统;8月24日，陈诚在电报中详呈了鄂东实情，除汇报已将游击部队改为保安旅、团外，并控诉李品仙“调动部队,形势严重”;9月9日，陈诚致函蒋介石，指责李品仙“贪鬆异常，而以鄂东行署为其 走私障碍”，“始则欲废鄂东行署，委派专员，继则撤销程汝怀所兼之鄂东游击总指挥……行政系统，破坏无余”，特请蒋介石重新调整第五、六两个战区的范围，裁撤李品仙的鄂豫皖边区总部，以免其干涉行政。

　　蒋介石和陈诚关系密切,对于陈诚上述汇报理应加以回护。不过,此时蒋介石显然也受到来自第五战区的压力。据时人回忆，李宗仁对于第五战区无法任免一个游击司令感到恼怒，通过白崇禧向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此说是否完全属实自待考证，然而蒋介石为了顾及第五战区乃至整个桂系的脸面和利益，迫使陈诚做岀让步当是符合形势的明智之举。最终，国民政府在1941年12 月6日做出了明显有利于第五战区的裁决:撤销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依战区的意见设置游击总指挥官，游击队的三分之二归总指挥官指挥;鄂东游击队和保安团队均听命于第五战区;鄂东军、政分开，其行政由湖北省府管辖。

　　第五战区虽然占了上风，但对这个决定仍不满意，因为鄂东的行政大权仍掌握在程汝怀手中，桂系“驱程”的目标尚未实现。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湖北人何成濬对此忧心忡忡，他在1942年3 月26日的日记中说:“今如此解决，李品仙必不甘心，或将挑动李宗仁等，假词向中央欺骗威胁，期中央再容纳其要求，亦未可知。”事实果真被何氏言中，李宗仁仍力主替换程汝怀。陈诚万般无奈 之下，在1942年10月8日与李品仙谈判后，于10月12日经蒋介石首肯，同意鄂东的军权交给之前李品仙派出的程树芬，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第二区行署专员由第五战区属意的李石樵取代程汝怀。

　　至此，“鄂东问题”以第五战区控制鄂东军、政大权的结果得以解决。在此之后,第五战区控制下的鄂东对于湖北省府的政令阳奉阴违甚至全然漠视，陈诚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以地方人事任免为核心的“鄂东问题”酝酿于1938年，在1941年迅速激化并导致军、政公开对立，且在1942年底以军方的胜利告终。这一轮的博弈中，军方占据先手并接连发难，最后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取得胜利,而类似的情况，在军、政之间下一轮的“鄂北问题”较量中再度上演。

　　四、“鄂北问题”——军、政之间围绕军粮征集的冲突

　　就地理范围而言,鄂北包括湖北省第三、第五、第八共三个行政督察区，计21个县,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湖北省府迁至鄂西恩施后，为了有效管理鄂北,特在老河口设置办事处,开展“策应和 联系工作”。如前所述，第五战区在湖北的辖区,分布在鄂东和鄂北的30多个县，而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鄂北的老河口。鄂北因之成为第五战区的核心地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战区、诸集团军的规模变大，职能趋于多元,第五战区也未能例外，其长官部所设的机关、学校日益庞大，加上军队数量的扩张,供给数十万人的军粮便成为问题。雪上加霜的是，鄂北产粮本来不多，而汉江流域产米区钟祥、随县等地又控制在日军手中，加之1940年后湖北全境连年灾歉，邻省河南灾情也愈加严重以致难民涌入，本地釆购军粮自然越发困难。

　　1940年夏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了改变这样的窘境,在战区兵站总监部自行组织粮食管理处和购粮委员会,前往宜昌等地采购大米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自主行为一开始就遭致湖北省主席陈诚的反感。同时，战区奉令设置的军粮局又涉嫌违规操作——战区所属机关和部队之口粮, 按照规定由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就地拨给，由军粮局转发各单位。然而，实际操作中，军粮局直接向机关、部队发放领取通知单，后者径自前往各县向当地政府索粮,这就加重了业已存在的矛盾。此时陈诚已到恩施亲理省政，他对于战区军粮局的做法极为愤怒，电请军政部要求将军粮局局长张寰超撤职査办，李宗仁迫于压力令张氏辞职了事。“鄂北问题”由此浮出水面，军、政之间围绕军粮征集这个棘手的问题开始频发冲突。

　　1941年夏秋，湖北省全境粮食收成情况均不甚理想，而第五战区仍旧按照去年的做法自行向鄂北各县摊派军粮,以致当地民怨沸腾。此时陈诚正因“鄂东问题”与第五战区关系紧张,于是在控诉战区插手鄂东政务的同时，也将鄂北的军粮问题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他在信中称本年中央颁令田赋征实、统购军粮，各级政府理应配合，“惟第五战区不顾粮政系统及地方实情，自行组织购粮机构，就地需索”，鄂北各县收成不足四成，第五战区仍按丰年的一半数额强征百余万大包，而各部队零星自购者尚不在内。荆门县沦陷仅剩四保，战区仍摊派小麦1万大包(每大包约合2石——笔者注)，使得人民变卖耕牛家产，购麦缴纳。陈诚疾呼：“果此强迫征派之粮，充作军食，尚有可说。乃竟以军粮为名，转而高价售之于民，怨毒充盈，其势非逼成民变而使全部赤化不止也。”

　　陈诚的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很快就下令湖北省军粮由省府统筹代购150万石，其中拨给第六战区50万石,而第五战区的配额是100万石。第五战区同意由省府代购，但不满足于100万 石的数量。该战区早在7月1日就自行召集鄂北专员、县长开会，摊派各县应交米麦88. 5万大包; 9月间又函知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以战区驻军30万人为标准,要求省府供给94. 5万大包粮食, 合计约196万余石。这较之中央给定的数额多了近100万石,实在是给陈诚出了一道难题。陈诚最终没有答应第五战区的要求，“鄂北问题”陷入僵持阶段。

　　不幸的是,1942年初湖北的灾情加重，而第五战区对军粮的需求反倒有增无减。这势必给鄂北各区各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使得军、政之间的矛盾加深。“鄂北问题”逐渐升级。1月14日，湖北广济人、司法院院长居正造访同为鄂籍高官的何成濬，询商如何防治鄂北等地的广西军队以贱价强购谷米，许久两人均“苦无良策”。1月31日，陈诚在省府与各委员讨论湖北省政，大家“对于鄂北颇感棘手,以鄂北五战区之种种不法行为，恐非使民变不止也”。

　　2月7日，陈诚致何成濬秘电，称军队强派勒索之外，军粮局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军队藉此以任意搜刮。第五战区所属部队直接在各地抢夺粮食，殴打、抓捕甚至杀害保长，民众口粮均被掳走。何成濬坦言:“余鄂北人，所知较辞修尤详，各军队所勒索之粮，非尽以充军食，有即在现 址以高价卖出者，有无粮而以现款缴纳者，其数量亦无定准，假军粮之名，以饱其私囊，其伎诚巧矣。”2月11日，何成濬在最高幕僚会议上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遂下令各军不得自行征粮，军粮局亦不可直接发放购粮凭证,但何成濬怀疑“各盗匪式之军队,是否服从命令，殊难判定”。

　　1942年3月，军政部会同粮食部派出督粮团来湖北考察，认为鄂北确实困难，不可加征。然而，此次督粮团赴鄂北一行的目的，似乎不仅为调查粮食情况，其重点反而是调处第五战区和省府之间的纠纷，这让陈诚十分不快，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中批评军政部、粮食部“不知中央之责任，反以为五战区与鄂省府有何误会，自处调人之地位，殊为可笑”。陈诚出现这样的感觉并非过于敏感,此前何成濬査明前战区军粮局局长张寰超系滥发凭证之责任人，本拟会商军政部将其撤换，但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告诉何氏,陈诚在与军政部交涉此事时，已经被军政部疑心陈诚干涉其人事，不以为然，何成濬只得作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督粮团居中调停，然而第五战区似乎并不买账。督粮团成员晏道刚于5月回到重庆，告诉何成濬此行收效甚微，因军方藐视中央法令,均以空言应付。第五战区参谋长王鸿韶甚至公开报告鄂北尚有大户在中央负重责者,有存粮不交。这多少影射何成濬本人，令何氏十分气恼。

　　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互不妥协，“鄂北问题”久悬不决。战区所属机关、部队继续自行征粮，省府对于战区索要之军粮拒绝发给，军、政之间的对立日益加深。1942年9月8日，蒋介石巡视西北会晤长江以北地区各将领时，于李宗仁处听到了其对于陈诚的抱怨,深感“应设法调整”,遂手谕陈诚,要求他对李宗仁应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总须公诚待人，和谦自下，即精诚所感，彼此关系自必更臻圆满”;另外省府方面须加强对征集军粮的管理，“严令粮政局与各县长，遵照法令，如数如期解交指定地点”，而非徒指责军方军纪不良。

　　陈诚于10月6日奉召抵达重庆,翌日即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讨论湖北省政，当谈及“省府与五战区过去误会及目前之注意”时，蒋介石面谕陈诚亲赴鄂北与李宗仁磋商,以解决鄂北之困局。9 日，陈诚与粮食部部长徐堪会谈鄂北粮食的解决办法，提出鄂省粮食征购应请粮食部、军粮局派员督导,省方尽量征购;第五、六战区军粮不敷之处，须由中央设法解决,或移军就食。但是,徐堪对此方案不以为然。12日上午，陈诚再次面见蒋介石,称若考虑民众的负担，则无法满足粮政当局及第五战区要求，遭到蒋氏训勉“不可学官僚政客之圆滑方式”，陈诚也抗颜力争，称“官僚与革命的分别,在顾不顾民众的死活”。陈诚此次重庆之行无功而返,临行前蒋介石要求陈诚去鄂北与李宗仁面商,以解决“鄂北问题”。围绕“鄂北问题”对立的军、政双方,即将迎来最后摊牌。

　　1942年10月26日，陈诚离开恩施前往鄂北。11月3日下午5时，陈诚抵达老河口，李宗仁亲自到码头迎接，令陈诚觉得“实不敢当”。当晚的会晤中，陈诚表示此次来鄂北，“完全为解决军粮问题，当尽所能求征购足额”。尽管双方在会议前表现出足够的友善,但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谈判将会波澜不惊。4日，陈诚会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人员时，将领们众口一致地表示“粮食并非有无问题，是方法问题”，兵站总监石化龙直言“有枪不怕无粮”，令陈诚内心异常愤怒，却又不得发作。5日，鄂北行政会议开幕，李宗仁对鄂北的粮食问题表示不理解，认为1939年时军队数量多于当下,但未发生粮荒，认为省府不作为。陈诚对此种言论无可奈何，“深感高级人员以耳代目之可怕”。7日，鄂北行政会议讨论提案，最后决定征购军粮谷子90万石，尽量配额到各县;麦40万大包，其中20万大包留待1943年春备齐，余下20万大包以抢购价尽快设法购足。最后，陈诚出于多方因素，被迫答应按照第五战区的要求为其提供军粮。

　　至此，“鄂北问题”方告一段落。然而,1942年底湖北省府违心地满足了第五战区在军粮供给 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鄂北问题”的最终结束，按照陈诚的话说是“弥缝一时而已"。一年半之后的1944年夏、秋之际，湖北发生旱、蝗两灾，第五战区军粮供应出现困难,军方故伎重演，设置征粮机构直接向区、县政府乃至一般百姓索粮。1944年5月31日，鄂省耆老李书城告诉何成濬, 鄂北驻军“对地方之搜刮残暴，过于土匪百倍”。8月24日，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称:当年秋收不及两成,“民众既久苦于驻军之苛扰，尤迫于征粮之过多”，已经起事暴乱。

　　以军粮征集为核心的“鄂北问题”滥觞于1940年的军粮危机，在1941年秋因为湖北省府拒绝向第五战区提供超额军粮陷入僵持，于1942年在蒋介石的亲自调解下以湖北省府屈服于军方要求告终。事件的起承转合与稍早发生的“鄂东问题”颇为相似，而两个事件之间相似的，并不仅仅是情节而已,其背后所隐藏的乃是同一个主题。

　　五、余论

　　“鄂北问题”的核心是军粮征集，这与“鄂东问题”所涉及的地方人事任免显属不同范畴，但需要看到的是,人事权也好,军粮征集也罢，所指向的是同一个主题一一军队系统通过不同方式侵夺其防区内的地方行政大权。人事任免与地方行政之间的重要关系自不待言,军人或军方属意的人员出长地方行政，自然唯军队系统马首是瞻;就地取粮的直接效果是攫取地方财权(1941年田赋征实以后粮食实际成为赋税)，而军粮征集背后还有着更为隐秘的政治目的。

　　关于军粮征集背后所隐藏的内容,陈诚认识得一清二楚。他在1942年2月15日与同僚苗培成、胡忠民讨论“鄂北问题”时，就说“此问题颇复杂，因桂系以抗战为名，争取地盘为实”，因而“如其言粮食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戴笠对此种情况的判断也相当准确。他在秘密报告中说第五战区“在政治方面，则视地方政府，如同敌国，压迫欺凌，无所不用其极。始犹谨[仅]对一般政治,作广泛之诋毁;及中央粮食政策决定，遂利用机会，转移目标,集中粮食一点，大肆攻击”。戴笠直言，第五战区“其年来对于鄂省政治之破坏,实意在乘机据有鄂东,更属显而易见，而其对于鄂省政府之肆意攻击,尤意在期得鄂省省政，亦灼然可知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区、集团军乃至个别军、师干扰、侵犯甚至夺取地方行政权，引发的军、政对立事件屡屡发生。“鄂东问题”和“鄂北问题”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例。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之间的对峙也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分析此间军、政对立的成因和触发点，对于理解战时各地普遍存在的军、政矛盾颇有价值。

　　地方军、政对立的起因之一，是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的军队系统久驻于同一地方，逐渐出现“派系化”的特征。这些军队系统或发源于某个派系，或依附于某个派系，或自身内聚为一个派系。第五战区的情况就十分典型,其战区机关由桂系人员组成，战区各军、师也依附于广西军队存在。除该战区外，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余汉谋的第七战区、汤恩伯的鲁苏豫皖边区、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均不同程度地呈现“派系化”的特征。当军队系统逐渐成长为军事利益集团后，普遍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对其他派系的任何势力存在敌意，因而不属于其派系的各级地方政府遂成为其对立面。

　　地方军、政对立的另一个起因，则是战时“军政合一”思路影响下的“军人治政”。处于对手方的地方行政首长,要么由现职将领兼理，要么是现职将领转任。他们中的很多人与驻扎当地的军队系统并不属于同一个军事利益集团，而对于所辖各地又具备有效行政的意愿和能力。这样的地方行政首长除湖北的陈诚外，还有李汉魂(广东)、黄绍拡(浙江)、熊斌(陕西)、沈鸿烈(山东)等人。掌握一地行政大权的军人省主席们对于本派系之外的战区、集团军多少存有成见和戒心，推行省政的过程中又难免触碰军队系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军人出身的他们面对军方对其行政权的侵夺，往往是保持斗争的姿态，采取对抗的措施,并实施有力的反击。这是导致地方军、政矛盾升级成为对抗的重要因素。

　　引发地方军、政对立的一大触发点，就是与地方行政有关的人事任免,以及地方武装归属问题。当“派系化”的军队系统成为军事利益集团后，出于社会政治组织自主且自动扩张的本能,它们往往从自发到自觉地逐渐染指驻扎地区的地方行政，而上述两个方面容易成为其经常选择的突破口。“鄂东问题”的斗争点，是鄂东行署专员的职位与鄂东游击部队的指挥权。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其他省份，如1941年冬浙江省主席黄绍弦控制的20余个团的自卫武装，被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师并入军队系统就是一例。1941年陕西省主席熊斌因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安插人员担任县长，以及军方的动员指挥部干涉地方行政职权问题与胡宗南发生矛盾,向蒋介石求告又是一例。

　　1941年后，粮食问题开始成为引发地方军、政对立的另一重要触发点。“鄂北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引发的最为激烈的军、政冲突。利用粮食问题做文章，既可以从经济上获利，又可以在政治上打压地方政府，实在是一石二鸟之计。因此与“鄂北问题”颇为相似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发生。除了河南省府因为征粮问题与蒋鼎文的第一战区发生纠纷的事件外，还有李汉魂的广东省府与余汉谋第七战区围绕军粮征集发生的斗争。李、余二人分属于粤军内部不同分支，前度恩怨甚多。陈诚曾戏言两者之关系是“再婚夫妻”，军、政关系不算融洽。余汉谋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时常借口军粮之供应不足，攻击李汉魂的省府;而李汉魂的省府面对军方的指责，常常陷入被动。如，1942年3月，李汉魂就在日记中痛陈:“此一个月来，最困难而最严重者为军粮问题,盖军方苛求不 已，人民实已无力负担”，幸亏蒋介石下令战区不得在粤省征购军粮，方才“冲破一重难关”。

　　由于军队内部一直存在“派系化”的倾向，那么战时军队系统以战区为主要单位的组织架构,其本身在制度层面无疑存在重大的缺陷。王奇生指出：“事实上，战区和集团军不仅是军队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是国军各个派系在战时的存在形式。”同一渊源的部队久居一地，其派系特征自然不断强化;不同背景的军、师长期杂处，难免抱团成为新的派系。久而久之，战区势必蜕变成北洋时期的“防区”。陈诚对此种情况深有体会,1942年4月，他致信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说，此时的“战区名义似已颇有流弊，一则容易形成地区观念，再则军政职责分际不清，对于纪律、士气、民心均有影响”。12月，陈诚致电张治中的继任者林蔚，直言战区“完全为一防守性之措置，相沿日久，养成一变相防区之观念”，要求废除战区，全盘改革。陈诚曾建议蒋介石:“今后对于各战区部队，似应定期调动，勿任久驻一地,方能免除流弊”。这条建议尽管在操作上存在困难，但绝不失为化解战时地方军、政矛盾的一剂良方。

　　基于类似的原因，抗战时期盛行一时的“军人治政”的做法,似乎颇有商榷之处。在派系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下，“军人治政”实际上并不总能达到军、政配合的目标,很多时候反而是派系之间往日的恩怨催化地方军、政矛盾,导致双方公然对峙。有趣的是,置身派系之外的文官担任省主席，在处理军、政关系方面反而效果较好，严重代理湖北省政时期第五战区与省府之间未爆发公开冲突，而陈诚的继任者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也未见军、政之间出现明显对立。某种意义上，民国之初就确立的“军民分治”原则，或许就包含着大智慧。

　　抗战时期军队的“派系化”的问题，始终是战时地方军、政对立的重要原因。倘在战前国民党军就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全国军队在军令、军政上统一服从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军方既不会试图插手地方的各种事务,也不至于因为缺粮而纵兵抢掠进而压榨地方政府,各个地方军、政之间的纠纷、摩擦、矛盾或可避免，也易于调解，战时地方的军、政关系也许就会比现实中和谐得多。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曾任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