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陆祯严 | 秩序的崩溃：193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5-23 11:04:15

　　2022年9月17日，秩序的崩溃：193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在线上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20余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近60位学者参会。本次论坛的主题设置旨在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边界，与会学者立足跨国史视角，探讨中外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医疗卫生、军事活动等不同层面的交往互动。

　　1930年代，在德、日为首的法西斯国家的冲击下，英、美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趋于崩溃。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东亚和平首先陷入危机。鉴于此，本次论坛立足跨国史视角，一方面将中国历史置于东亚区域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另一方面从中国历史出发，考察东亚秩序和世界格局的内在联动，拓展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重新审视193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作为本次论坛的主要研究对象，抗日战争史研究要立足中国、站稳中国立场，同时应具备东亚史、亚洲史、亚太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视野，在方法上应借鉴和采用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跨国史研究等。本次跨国史论坛正是这一导向的良好开端和有益尝试。

　　一、 国际视域下1930年代的中外关系

　　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的发起和全面展开，对东亚和世界都造成了深刻影响。本次论坛有多篇论文在立足中国视角的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展现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互动联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华盛顿体系的崩溃：九一八事变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演变》着眼东亚国际关系演变的长时段历史，指出美国政府捍卫的门户开放原则和以自由国际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体系与日本政府奉行的大陆扩张政策在思想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造成美日两国围绕中国东北秩序的构建产生持续性的冲突，而九一八事变就是美日亚太战略冲突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挑战条约体制：1930年津海关事件与中外关系之变动》利用中、日、英、美等多国档案，从晋系强行接收津海关事件出发，刻画出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阎锡山之间的政治斗争和财税争夺，华盛顿体系下在华列强的利益纠葛，总税务司围绕海关控制权的博弈等多元面相。从中既可发现列强对中国国家利权和政治运行的破坏，又不难窥见九国公约体制在维护东亚国际秩序方面的软弱性和矛盾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郝江东《苏联远东战略视角下两次伯力会议再探》运用中、俄文档案，深入探讨苏联对两次伯力会议的召开、进程和影响发挥的关键作用，认为其目的是整合、掌控和利用东北抗联，使其服务于自身的远东战略。这一个案表明，研究东北抗战历史，有必要立足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框架，不仅要看到苏联对华友好和国际主义的一面，还要认清其行为逻辑中务实功利的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泓璇《太平洋之“九一八”：英美对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的反响》通过对英、美外交档案的爬梳，认为英美对于德、意、日三国势力的结合，实际上存在战略警戒和隐蔽备战，但因需要优先考量欧洲事务，备战仅处于非正式设想阶段，故对日本侵占海南岛只能采取绥靖政策。这一研究探讨了超越日本视角和中日战争框架，将海南岛沦陷置于二战起源的谱系进行考察的可能性。

　　英国作为近代以来在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主要力量，在中外关系和国际秩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次论坛也有若干论文关注1930年代的中英关系，与会学者并未拘泥于传统中英关系史的解释框架，而是着眼于英苏、英日、英美等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以及欧亚东西战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从个案出发管窥中外关系和国际局势的重要变化，结论多有别开生面之处。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肖如平《抗战时期英国在新疆私设无线电台案的交涉》利用中、英外交档案，聚焦于1938—1943年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和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围绕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私设电台问题展开的交涉。文章指出，此案不仅涉及战时中英关系的微妙变化，更反映出国民政府和新疆省政府之间逐渐密切的央地关系，同时也是英、苏两国在新疆乃至中亚地区力量博弈的结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孙扬、于增凤《太平洋战争前英国对日本侵夺九龙关之因应(1937—1941)》分析英国政府、港英政府、中国海关等各方力量面对日本侵夺九龙关的因应，特别关注英日两国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纷争。该文认为，随着英日两国在华南和香港的利益冲突趋于激烈，海关无法因其国际性而独善其身，双方在此过程中嫌隙日深，成为中日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蔡梓《病笃乱投医：英国“南沙基地建设”构想的形成与幻灭(1935—1938年)》从大国博弈形势和防务战略视角，审视英国“南沙基地建设”构想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的国际因素。尽管这一构想是在英国对德、对日战争均未爆发，亟欲利用窗口期巩固东部防务体系背景下做出的仓促决策，但也反映出英国外交的实用主义色彩和强权政治思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昆《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探析》指出，中国推动国联援用《国联盟约》第十六条及日本提出“东亚新秩序”是促成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基础性诱因，英国议会的监督和美国的引导示范作用，则是推动这一诱因成长发展的重要力量。该文将其归纳为“引子与合力”机制，为沟通具体事件与宏观政策间的联系、探究外交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做出了有益尝试。

　　二、 跨国史取向的区域史及其他问题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中日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次论坛有四篇论文分别涉及日伪当局在东北的殖民卫生体系、“国民精神动员”、兽疫科研活动以及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建构。这些论文视角独特，注意到日本国内制度对东北殖民体制的根本影响、日本总体侵略政策和具体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伪满洲国内部中日双方的矛盾分歧，在整体关怀和研究深度上都有可取之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杜丽红、刘嘉《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殖民卫生体系研究》详细考察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关东州、满铁附属地和日本居留民区分别建立的以行政为主、受企业主导和由居留民自治的殖民卫生体制。这一多元体系不仅受日本国内卫生制度的影响，更受制于日本在东北的殖民体制，特别是军部、外务省和满铁相互牵制的“三头政治”权力格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季泓旭《“总体战”背景下日本对伪满道德会的控制与利用》以日文资料为主，分析侵华战争时期日伪当局在组织、人事、宣传等方面对伪满道德会的改造利用，指出伪满道德会是日本“总体战”政策背景下实施“国民精神动员”、促进战时经济动员的工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敏钊《“实惠之国”与“理想之国”：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建构及其影响(1931—1937年)》选取《盛京时报》《满洲日日新闻》等中、日文报刊，运用“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研讨日伪当局面向中日社群，分别将伪满洲国塑造成所谓“增进人民福祉”的“实惠之国”和带有“王道主义”色彩的“理想之国”的过程。文中强调，这一叙事差异是造成中日两国战争记忆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敬瑞《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兽疫科研活动——以满铁兽疫研究所为中心的考察(1925—1945)》借助中、日文档案，揭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兽疫科研活动与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密切联系。该文认为，日本的兽疫科研活动早期以经济性、科学性为主，但九一八事变后其政治性、军事性目的凸显，逐渐沦为日本开展军事掠夺、储备战争资源的工具。

　　1930年代中外关系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大国间的双边关系始终是学界的热点议题。本次论坛即不乏讨论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苏、中日、中英关系的专题研究，所涉领域包括政治外交、金融借款、党际互动等，在研究视角、时段、思路等方面多能补足既有研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齐春风《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对华外交目标的判断与偏差》认为，全面抗战前期苏联已形成将中国北方纳入自身势力范围、援华制日、不愿轻易出兵中国的对华外交战略，而蒋介石徒然请求苏联出兵，忽视美国对苏妥协的可能性，对苏谈判时又所托非人、让步过多。蒋介石的误判表明，外交决策有赖于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深刻认知，而发达的国力是对外交涉的基础。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调整》检讨西安事变后至七七事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的调整过程以及中日双方的互动联系。国民政府一方面秉持对日强硬方针，另一方面延续联络欧美大国以制衡日本的既有策略。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策略已趋于清晰，回旋余地逐渐缩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英金融借款交涉(1935—1937)》指出，中国自法币改革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积极寻求对英借款以缓解财政困难，有别于同一时期政治领域相对保守的远东政策，英国在经济领域对华援助更加积极，但也延续了对华借款的附加条件。该文强调，这与英国依靠经济手段维持远东局势平衡的战略考量有直接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卢宇扬《殊途同归——试论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的交往互通》结合中、英外交文件和领导人档案，通过回顾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工党的密切联系，进一步反思战时和战后英国对华决策过程。文中指出，尽管英国工党参与推动英国对华援助，但本质上是作为反对党的政治策略。这一思路弥补了中英关系史研究中忽视英国政党政治特征，进而将英国决策过程简单化的不足。

　　三、 跨国史研究的微观个案及创新启示

　　既往关于1930年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大多围绕政治、外交、经济诸层面展开。此次论坛上，不少学者将视角转向文化、教育、社会舆论等方面，在立足历史演进整体图景的同时，通过深入精彩的个案研究，挖掘出这一时期中外互动的多元格局和丰富面相。浙江大学历史学院陈红民、陈怡《1937年中意两国关于上海大戏院案的交涉》通过对台北“国史馆”档案的钩沉，完整还原中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围绕意大利水兵破坏上海大戏院播映影片《阿比西尼亚》一案的复杂交涉，展现了苏联对华强硬施压、意大利对华搪塞敷衍、中国对意委曲求全等多重面相。这一典型案例折射出其时中外关系、中国国际地位乃至外国电影审查制度之一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蒋宝麟《抗战初期金陵大学内迁过程与争议中的美国因素》着眼于全面抗战时期教会大学“部分迁、部分不迁”的特殊现象，分析教会大学校产的属性、全面抗战开始阶段美国对华立场、美日关系等因素对金陵大学内迁过程及回迁可能性争论的影响。从金陵大学“部分不迁”赖以成立，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难以为继，美国因素和国际局势始终发挥着关键作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王睿恒《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起源》围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院所设对华文化关系项目，分析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特性。该文认为，虽然项目设计不免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印记，但其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化国际主义的效果。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夏静《全面抗战爆发前的舆论、谣言与内政外交——以关于“抗日容共联俄”的讨论为中心》依托有关“安内”与“攘外”的先后、抗日与“容共”的关联、“容共”与“联俄”的关系等方面舆论的细致梳理，勾勒出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知识分子、外国记者等主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从侧面展现其时中国的社会心态和内政外交的一般状况。

　　此外，许多学者还注意到殖民地、弱小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团体与1930年代中国革命、抗战和外交的种种联系，举凡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海军外交等议题都在考察范围之内。这些锐意拓展问题领域的创新之作，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主流历史叙述的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抗日战争时期中印之间的相互支持》爬梳抗战时期中印两国的友好交往史，指出中国抗战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精神动力，战时中国各方力量在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为印度提供了重要国际援助，印度也在道义、物质、医疗等方面为中国慷慨解囊。文章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认为应更多关注中国抗战与其他国家独立解放运动的联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默《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一九三〇年代中国舆论视野中的乌克兰》注意到1930年代随着乌克兰从追求独立的弱小民族、引发大战的热点地区，到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国内舆论出现对独立运动由同情到反感，“阵营”意识超越民族和国家，渐趋认同苏联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等明显变化。该文认为，这既源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崩解后国际社会以阵营区分敌我的普遍取向，也表明国内各界对苏联国际主义的日益接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牧云、王叶伟《红色工会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探析》运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从对华策略与对华组织、人员交往与跨国流动、道义声援与物质援助等角度，梳理红色工会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整体关系。该文认为，红色工会国际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的同时，也存在以欧洲经验教条指挥中国革命、未能深入工人群众和革命运动等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吴迪《英国遣华海军顾问团(1928—1933)》探讨英国对华海军外交问题，指出这既是因为不断增强的中国民族主义促使英国改变对华态度，又是英、美、日等多国海军势力在华角逐的直接结果。该文不仅剖析英国顾问团所具有的外交官、情报员、推销者等多重属性，还认识到中国海军派系纷争、日本强势地位、英美紧张关系等因素对中英关系的影响。

　　四、 跨国史研究的未来展望

　　从跨国史视角研究中国抗战史，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在本次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王建朗、汪朝光、韩东育、桑兵、吴景平、陈谦平、江沛、王立新、李金铮、臧运祜、张生等资深学者先后发表真知灼见。他们针对与会论文提出诸多中肯批评，同时展望跨国史视角下抗日战争研究的未来走向，进行了热烈讨论。结合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要推动跨国史与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度融合，学界同人在拓宽研究视野、深化问题意识、挖掘新材料等方面，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一，应有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视野，努力实现从双边关系到多国关系的拓展。本次论坛的论文议题多样，对于中美、中英、中日、中苏关系均有所涉及。不过，严格地说，许多研究仍采用传统中外双边关系的解释框架。事实上，国际关系往往纵横交错、倏忽不定，国家之间亦敌亦友、时敌时友总是常态，仅仅通过双边关系很难揭示中外互动的全貌。此外，尽管与会学者注意到大国博弈和国际格局对中外关系的深刻影响，但主要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外部因素。未来应更多关注大国关系和多边互动，不仅要将中国历史置于东亚区域和世界历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更要从中国出发考察东亚秩序和世界格局的相互联动。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站稳中国立场的同时，具备东亚史、亚洲史、亚太史、世界史乃至全球史视野。

　　第二，要不断深化问题意识，注重对国际秩序本身的深入研讨和深刻反思。在此次论坛上，“以小见大”式的个案研究成为主流。与会学者立足中外关系的具体问题，通过抽丝剥茧般的细致分析，挖掘出新旧秩序交替之间的诸多面相。然而，从侧面反映国际秩序的研究倾向，毕竟不能等同于国际秩序的宏观考察。国际秩序本身反而成为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不乏有待探讨的重要问题。例如，由英美主导的旧秩序轰然崩塌的同时，又有德意日构筑的“国际新秩序”、苏联创立的共产主义国际秩序等新秩序拔地而起。各国有关重建新的国际组织、树立国际新秩序的思考和讨论也不绝于耳。这些建构国际秩序的努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世界格局都有深远影响。又如，从表面上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规定的国际秩序已不存在，但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原则和行为规范并未烟消云散，反而制约和左右着崛起中的大国。再如，借助长时段的宏观考察，还可以检讨此一阶段秩序变迁的历史意义。由于国际秩序的崩溃，世界再度进入以征服领土为目的的传统战争模式。可是，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集体安全机制开始发挥影响，虽然其实际作用尚不尽如人意，但通过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秩序、反对以武力解决重大冲突逐渐成为历史的趋势。

　　第三，未来应发挥多语种和学科交叉的“整合”研究优势。首先，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入研究，需要研究者具备多语种文献阅读的能力。以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要深入理解抗战史的国际面向，必须重视多国文献的收集利用。只有具备中、英、日、俄、法、德等国语言的阅读能力，才能更好地与二战史领域的国际学者对话，实现中国抗战史与二战史研究的有机结合。揆诸本次论坛的各篇论文，中、英文史料的对照互证已成为普遍现象，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利用日、俄等国文献，但综合运用多语种资料、处理重大复杂问题的研究仍属少见。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近代中国始终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诸如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跨国资本的流动、国际贸易、移民、文化传播乃至气候影响，都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仅仅依靠历史学的知识体系显然难以胜任。因此，既要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壁垒，更要努力实现历史学与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法、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互通有无，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研究。再次，跨国史视角的引入可以更好地丰富我国的抗战史研究内容。

　　正如同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样，不是一人一国所能为，未来的跨国史研究需要更多地依靠团队协作，才能真正提升整体水平，做出骄人的学术成绩。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陆祯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