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峰： 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综述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5-29 11:01:50

　　2022年9月24—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线下会场设在山西大学。来自国内3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73位学者参会。会议发表论文40篇，其中包括特邀专家论文19篇、征文入选21篇。会议分主旨报告、特邀报告和专题报告三类，由抗战史领域的资深专家和学术期刊编辑担任主持和评论。以下分别从理论、视角与方法，中共抗战史，国民政府抗战史，日本侵华史及其他研究五方面对会议内容进行整理和总结。

　　一、 理论、视角与方法

　　抗战史研究既要将中国抗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中加以审视，又要从具体的区域和问题出发，实现视角、观点、方法和理论的创新，本次会议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是从宏观理论和国际视野认识抗战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民卿在开幕式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及其伟大意义的重要论述是进行抗战史研究的根本遵循，是抗战史研究蓬勃发展的根本指导。他从五个方面阐释了抗日战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的里程碑意义：1.确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2.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3.明确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方向;4.激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自信;5.凝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合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朝光《抗日战争的比较视角与现代意义》认为，抗日战争是实力悬殊的两个国家——前近代化的中国反抗近代化日本侵略的战争，它改变了中国经济文教布局，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统一趋向，促进了民族主体意识的生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周勇和耿密的《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做了新诠释，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对抗战全局走向、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抗日运动开展政治指导，而且通过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等方式，直接领导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

　　二是站在他者立场认识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孟庆龙《世界史视阈下的中国抗日战争》从抗战时期中印、中美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不仅鼓舞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也得到了印度人民的支持，其标志是1939年尼赫鲁访华。该文还指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于提升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和战后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揭示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读安特生的〈中国为世界而战〉》指出，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39年出版的《中国为世界而战》是西方最早阐述和揭示中国抗战世界意义的英文著作，代表了战时在华西方人的立场和声音。

　　三是将区域史作为推进抗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山西大学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心祁建民《近年日本关于军队与日中战争的地域研究》梳理了日本学界运用地域研究方法对日本军队和日中战争的研究成果，认为地域研究是深化和细化抗战史研究的有效方法，将抗日战争纳入地域社会的脉络中，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对日本乡土部队——联队所具有的鲜明地域性特征的研究，给与会者留下深刻印象。目前学界在该方面成果积累不足，是今后值得推进的一个领域。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潘洵《区域抗战史书写的思考与探索》以组织编撰《北碚抗战史》为例，认为立足区域还原抗战历史真实，把握区域抗战的主题主线，发掘区域抗战的典型性和多元面相，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和区域的关系，是区域抗战史书写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山西抗战史研究的脉络、问题与路径》认为，要把握中国抗战史的整体脉络和区域脉络，明确基本问题和重点问题，做好资料建设，突出区域特色，加强地方社会史研究，将时空、事件和人物要素有机结合，丰富区域抗战史研究。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利兵《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抗日军民利用太行、吕梁两大自然山，建立人造山，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重构了根据地社会。

　　二、 中共抗战史

　　中共抗战历来是抗战史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主要关注了中共干部培养和组织建设、抗日武装和战略战术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共干部培养和组织建设。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弘《才兼文武：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干部军事化》利用多位中共基层干部的战时日记和党史资料，指出干部军事化是中共为适应战争环境、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举措。在实施干部军事化的过程中，中共强调政治干部军事化和军事干部政治化，以期达到军事与政治相融合，这成为中共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游海华《时位巨变与组织重塑：1937年中共广东“南、市委纠纷”再考察》重新梳理了1937年发生在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之间持续一年的党内纠纷和互讦事件，认为这起纠纷不仅仅是两个机构负责人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向全民族抗战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中共对纠纷的妥善解决，成功完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塑。

　　第二，抗日武装和战略战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吴志山《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及其实施》指出，游击战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确立的对日作战原则，但在太原会战期间，因部分前线将领的坚持、毛泽东的一度包容以及第二战区的电令等，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原则改为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兼部分兵力的游击战，体现出中共作战原则上的微妙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李雷波《“经验的层累”：新四军江南游击战术之生成及演进》认为，江南新四军的游击战虽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八路军华北敌后游击战和国民党江南敌后游击战三方面资源可参酌，然其战术生成更多来自于敌后游击实战，由此形成了基于实战经验而又适合区域地理特征的江南游击新战术。山西大学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心于飞《抗战时期华北平原的联庄会——兼与山西民间自卫武装之比较》指出，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地区具有民众自卫武装性质的联庄会大量出现，是地方社会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也是国、共、日三方积极争取、改造和利用的对象。联庄会或为国、共军队吸收改编，或坚持中立，或沦为汉奸组织，展现了华北区域抗战力量的复杂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腾《太岳抗日根据地反稻田斗争研究——以洪洞县档案为中心》认为，战时日军为解决粮食供应困难，在山西强制民众大规模种稻，引发军民多种形式的反抗，敌后粮食战作为抗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仍有深入推进的可能。

　　三、 国民政府抗战史

　　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表现，在本次会议得到较多关注，主要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的抗战方略和政策调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马振犊《国民政府发动“八一三淞沪战役”“引敌南下”战略新探索》综合运用海峡两岸档案资料，认为八一三战役“引敌南下”“由东向西”改变日军侵华路线的“轴线移转说”是中方客观存在的战略意图，但该战略只是一种在战前设想、战中明确，后经战争实际证明正确的战略，并非事前既成的战略计划方案，不宜过于拔高和理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嘉峪关为中华东西干线之中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略河西走廊》指出，在开发西北和抗战建国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着力经略河西，先后完成西北二马换防和中央军入驻。以1942年8月蒋介石巡视西北为标志，国民政府完成经略河西的战略目标，巩固了西北边疆的安防。该文亦指出，受地理条件和战时能力所限，国民政府在河西走廊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并未取得明显进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双文《逆转，1939——抗战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对共摩擦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揭示了1939年国民党对中共态度明显逆转的原因在于，中共力量发展引起国民党高层疑虑，原西北系政客张允荣密报所谓“共党中央政治局训令”加重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怀疑。尽管国民党中央以“特种会报”等多种手段专门对付中共，却因自身的散乱、内耗和无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战时社会经济，尤其是对大后方社会经济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弘毅《危机下的关税自主：1931年国民政府东北海关事务改革与中日摩擦》探究国民政府在东北推行的关税自主新政与东北局势之间的关系，认为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利用关税自主解决东北问题的尝试反而使日本不再忌惮条约体系和列强利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默《部分统制还是全面统制：1940年国民政府内部关于粮食管理的论争》认为，1940年全国粮食危机发生后，围绕粮食管理形成的部分统制和全面统制两大派别，其主张分别代表的是他们在国家治理逻辑、治理模式、政府行为和动员机制上的分歧，两派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有福和李玉《“食为媒”：抗战时期陈克文的饭局——基于〈陈克文日记〉的分析》从饭局入手观察战时大后方党政军人的日常生活，为理解战时“吃紧”背景下国民政府官员“紧吃”的历史实情及其所反映的国民党日常政治生态提供了例证。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齐春风《全面抗战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分析了大后方与沿海沦陷区及海外走私猖獗的原因、状况和影响，认为日本是沿海走私活动的主要策动者。该文指出，走私活动导致大量日货和毒品被倾销到大后方，而粮食、桐油和钨砂等物资却被大量输出资敌，对大后方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弊大于利。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壮《论战时大后方经济昆虫及虫业经济——基于柞蚕、白蜡虫及五棓子蚜》指出，战时物资匮乏情况下，西南地区以柞蚕、五棓子蚜、白蜡虫等经济昆虫为原料形成“虫业经济”，呈现出统制模式、现代模式和生态模式三种不同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资源的不足。吉林大学文学院马明臣《抗战时期的西北茶荒与政府因应(1937—1945)》认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茶荒问题加剧，民生用茶失去保障。虽然地方政府采取平价、易货和茶叶统制等措施应对，但甘肃省政府和中茶公司围绕砖茶统制权的利益争夺导致茶荒问题迟迟未能解决，使战时西北民生和社会经济更为艰难。

　　(三)战时国民政府的抗战宣传和战争动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莹《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宣传研究的检视与检讨》认为国民党的国际宣传史值得关注，要在“中国在国际宣传”基础上增加“国内的国际宣传”和“中国被国际宣传”两方面，加强对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潘岩《舆论之场：由“人道远征”管窥全面抗战初期国内外各方对中国战事的反应》论述了1938年5月徐州会战失利后两架中国战机在日本领空投放反日宣传品引起中日两国舆论战的经过。山西大学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心李杰《以爱国的名义：抗日战争中的广告宣传与商品营销》揭示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商业广告中出现大量抗战题材和爱国元素的现象，认为借用爱国名义只是商家营销的手段而非目的，难以真正起到战争动员效果，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战争动员不充分的体现。

　　四、 日本侵华史

　　综合利用多方史料开展日本“如何侵华”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中国抗战极为重要，本次会议涉及该方面四个问题：

　　一是日本的侵华战略。北京大学历史系臧运祜《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与侵华战争》指出，自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并逼签“民四条约”以后，日本确立了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政府推行远高于“二十一条”的要求，实行全面亡华、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大陆政策，因此，应重视“二十一条”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关联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赫宇《全面抗战初日本在华撤侨工作研究》利用日本外务省档案还原全面抗战初期日本在华撤侨工作。该文指出，青岛、上海和厦门是撤侨的中转城市，铁路、内河和海路联运是撤侨的主要方式，不过，由于外务省和军部对撤侨安排的分歧，使日本侨民损失惨重。

　　二是日本对中国抗战力量的调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满铁调查部“支那抗战力调查”评析》认为，日本对华进行全方位情报收集由来已久，1939年由“满铁调查部”进行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是其中典型案例。这些情报及分析报告通过各种途径提供给日本政府、军部及日本社会各界，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决策起到了直接或间接作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孙波《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调查研究(1928—1932)》指出，日本外务省和驻华领事馆依靠在1928—1932年对红军的调查，对红军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关系进行研究，为日本侵华决策提供了支持。评论者认为，日本对中共及其军队的认识存在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不宜过高估计当时日方的重视程度。

　　三是日本军队。山西大学区域抗战史研究中心王文文《抗战时期侵晋日军的军队建制及跨区域调动》认为，日军在侵占山西期间的军事编制呈现出由四单位制常设/特设师团向三单位制警备专用师团/独立混成旅团、两旅团制师团/独立步兵旅团、野战补充队/独立警备队演变的趋势，其中忻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的留驻时间最长，但只能控制同蒲铁路沿线。该文还指出，临汾、运城、长治由于日军的师团部署较多，受中国战场乃至太平洋战场影响较大，改编调动频繁。

　　四是日本政府的战争罪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苏智良、韩雅婷《中日两国关于山西省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分享了30年来他们与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和团体对山西省“慰安妇”幸存者逾60次的调查，介绍该调查经历了1995年之前的初步调查、对日索赔过程中的调查和败诉以后对“慰安妇”幸存者的持续关注与关怀几个阶段，认为山西省“慰安妇”的受害经历是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造成的，是日本的国家犯罪行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陶赋雯《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运用当前兴起的“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两种研究手段，探讨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关系。该文认为，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是日军历史罪证的“记忆场”，但日本战败后至今，却被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反复传唱，应当予以高度警觉。

　　五、 其他研究

　　一是关注中国抗战的外部因素。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认识是推进抗战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示中国抗战的复杂面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卢晓娜《抗战时期美国观察者对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指出，全面抗战时期美国观察者发现中共具有“去苏联模式”的独立性，主张的是“中国自己的共产主义”，领导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该文认为，这些认知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中共战略角色的定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潇《观时待变：美国政府对日汪合流之研判及应对(1938—1940)》指出，日汪合流使美国认识到国民政府抗战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价值与地位，赞成增加对华援助和制裁日本，期间中日美三国的政治博弈，体现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远东局势的复杂与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抗战时期马来亚外汇统制下的侨汇与侨捐》指出，海外华侨的侨汇和侨捐是支持中国抗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最大来源的马来亚侨汇侨捐最初受到马来亚殖民地当局外汇统制的严重影响，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马来亚当局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后，问题才得以解决。

　　二是关注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苦盼太平：晚清举人刘大鹏的抗战叙事》从区域社会史和“大抗战史”的角度，解读晚清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经历过清朝覆灭、军阀混战、农村衰败和日本入侵的刘大鹏，其彷徨、愤懑、无奈、矛盾的心路历程反映了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的艰难生存状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何思源《精神的双重危机：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知识观念与自我认同的转变》指出，全面抗战时期大量生活在国统区、政治立场中立的知识分子面临前所未有的观念与自我认同的危机。他们所习得的知识被讥讽为无用之学，他们自身被视为“寄生阶级”，成为造成国家危难的“罪人”。这种心理变化是许多知识分子逐渐认同左翼思想，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在原因。

　　结语

　　会议闭幕式由《抗日战争研究》主编杜继东主持。多位学者高度肯定了论坛召开的积极意义，对于今后继续办好高峰论坛，使之成为学术交流新平台，更好地发挥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提出诸多宝贵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用“第一届”“高峰”“视野”“区域”和“新意”五个关键词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概括总结：正如王建朗教授在开幕式发言中所指出的，围绕论坛主题“区域抗战史”，本届会议既有在宏观视野下的理论观察，也有特色鲜明的热点聚焦。与会者在持续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热点问题的同时，在区域史、社会史和文化史方面也呈现出一种新动向。会议围绕军事史的讨论不仅涉及八路军、新四军战略战术和根据地发展，也有对国民党淞沪抗战、日本“二十一条”等老题目的新理解。既有基于中国自身角度的观察，也展示了外国人对中国抗战的“他者”视角。对中外文献的综合运用、对不同类型日记的解读，体现出当前抗战史资料日益丰富、研究不断深化的特点。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论坛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的抗战史研究仍需学界同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作者：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