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诺 | 抗战胜利前后太行根据地减租减息的运筹与突破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6-08 10:44:33

　　内容提要

　　太行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前后开展减租减息的相关实践，为土地改革史上著名的“五四指示”提供了重要经验资源，在之后的老区土改中也具有广泛影响。大体而言，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在抗战胜利前夕处于蓄势阶段，虽还在减租减息的框架下，却已淡化“统战”色彩，更加强调其“群众性”特征，力图根据群众之需求找到一种更加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伴随着中央政策、政治形势、政策环境的变化与干部群体思想认识、行为取向的互动、碰撞，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经过摇摆、调整，不断强调放手发动群众，逐渐超出了旧的政策范围。在运动有降温趋势之时，中共中央在太行等地的前期经验及外部形势变化促动下，开始全面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由此奔向以“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历史性的土地改革运动。

　　关键词

　　太行根据地 减租减息 干部 五四指示 土地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正式拉开土地改革的大幕。一般看来，促使中共中央做出全面发动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历史性抉择的直接动因或者说依据，是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地方领导人对此前各地群众运动的汇报。其中，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有关“太行经验”的汇报被认为起到关键作用。

　　关于上述土地问题，既往研究多关注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后到解放战争后期的土地改革，而关于抗战时期减租减息问题的研究一般在时间断限上止于1944年冬。尽管有研究者在讨论土改时溯及抗战后期的情形，但更多是勾勒出一个背景。即便是探讨基层土地改革的个案研究，也往往对抗战胜利前后，即1944年冬至1946年初的减租减息和反奸清算着墨甚少。相关回忆性记载对这段历史也表述模糊。另外，现有关于抗战时期减租减息问题的研究，虽然基本认同抗战胜利前后群众运动在发动和开展方面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以根据地为单位的“分区决策”，但真正以根据地为考察范围的成果却不多。

　　鉴于此，本文拟以档案为基础，结合各种未刊、已刊文献，梳理抗战胜利前后，即1944年冬至1946年初，太行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政策变迁;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共各级干部(主要是区乡以上的脱产干部)在不同阶段的思虑、考量，以及由此对运动产生的影响。

　　一、 贯彻减租减息

　　1944年底，华北各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已进入收束期，地方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群众运动、生产、支前等方面。太行根据地抓住日军力量收缩的时机，进行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南线，太行军区集中七、八两个军分区主力会同冀鲁豫区委党校警备团，在豫北地区收复2000余平方公里土地。在北线，四、七两个军分区克复陵川县城，使两个地区连成一片。二分区部队重新攻占和顺、辽县两城，使中共方面掌握了“太行屋顶，取得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前进阵地”，改变了整个太行根据地北线的局势。

　　同期，太行根据地按照1944年11月17日太行区党委要求各地贯彻减租减息的指示，正式启动新一轮减租减息运动，直至1945年春夏之交。此次减租减息，主要针对过去“不平衡”的老问题，运动范围覆盖根据地老区、新解放区(或称“新区”)、游击区、边沿区。据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对赞皇、内丘等12县的调查，91.89%的村庄组织了减租减息运动，即便以更高的“已贯彻减租减息”要求来看，也有68.21%的村庄达标，比先前减租减息的规模扩大甚多。同时，这次减租减息尝试解决“1942年减租”后“夺佃”“明减暗不减”等问题，强调“以减租与订约、保佃为中心”。根据太行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对15个县136个村的调研材料，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这些村子发现并解决“根本未减”“明减暗不减”“减的不彻底”“夺佃”“不订约”等租佃相关问题12525件。当然，由于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的“合理负担”“屯粮运动”“1942年减租”等各种运动已对地主经济有持续冲击，所以地主经济虽然在此次减租减息运动中进一步受到打击，但下降幅度并不如1942年那么大(见表1)。而1942年因鼓励度荒、生产而出现的一批“新富农”，在这次减租减息中受到削弱，乡村进一步呈现“中农化”。

　　这种情形与根据地干部的投入程度有一定关系。主持群众运动工作的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部长赖若愚在作总结时坦承：1944年冬季以来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繁忙的，所以各地的减租运动，都是结合其他工作来进行的，所以减租运动的实际执行，是比这里所说的更为复杂的”。甚至可以说，这段时间“生产运动依然是整个解放区工作的中心”。因此须注意，根据地各级干部在1944年冬季以来的减租减息中，有一种转向生产的主观意愿。11月下旬，在太行区党委调研室准备为减租减息运动开展调研时，赖若愚特别提醒调研室主任郭峰“调研工作要与当前生产工作相结合”。

　　1945年元旦，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要求在太行区参加整风的1000多名冀鲁豫根据地干部“从速结束整风，专心学习土地政策与减租减息”，让“北方局及太行区党委派负责人”去作报告，“将太行区减租及生产经验告知他们”。他提醒北方局领导人，“须知土地政策的彻底实行，是我党、政、军取得广大农民拥护的关键，万不应迟缓忽视”。然而，太行区党委1月6日下发的《区党委1945年方针的决定》中，关于减租减息的安排仅一句话：“必须认真开展减租运动，从减租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却以大量篇幅讲生产运动、互助合作。

　　不过，1945年初，根据地干部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是存在某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比如，赖若愚在《深入研究区党委减租运动指示贯彻减租运动》中，用较多篇幅谈下一步如何纠正减租减息中“左”的问题，批评近期的运动过分打击地主，导致“错乱了自己的阵营，妨碍了运动的深入，也妨碍了转入生产运动”;认为造成这些的原因除了“没有彻底清算1942年运动”，还有干部“对于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片面地了解”。但在文章结尾处，他提出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动员令”，号召“全区的减租运动”“必须坚持下去，在今年春天搞彻底。几年以来，我们每年都发动减租，每次减租，阶级关系都有些动荡(当然这是难免的)，如果今年再搞不彻底，明年势必再搞，每年刺激一次地主阶级，对我们是不利的，而且越搞得不彻底，夺佃的现象会越多。今年春天把减租真正搞彻底，就给我们今后的工作，给今年全区普遍的生产运动，放下坚实的基础”。

　　赖若愚这种近乎“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与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群众运动方面强调过渡、改良的政策取向有一定区别，和稍后《解放日报》社论的主张也不一样。《解放日报》引用的虽同样是太行根据地的例子，也不满于过去减租不彻底，但强调的是运动的艰苦性和长期性，认为须“进行连续不断的督促检查，反复几次始能贯彻”。值得注意的是，类似赖若愚的认识不只存在于太行根据地，时任山东分局调研室主任、负责制定根据地群众运动政策的薛暮桥，也给予这次减租减息极高的定位，认为这次运动“必须消灭地主封建特权，农民应与地主取得平等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变革”，不能以“平常工作看待”。在太行根据地内，某地委领导人1月15日看到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地主破产问题时，还感觉“运动有点‘左’了，要有所约束然后转向生产”，但五天后想法就变了：“贯彻减租减息仍陷于事务性，地主封建性还很顽固，这是□□组织生产的最大妨碍，要令其经济削弱政治破产，平顺发动群众的经验应广泛采用。”这一比较突然的改变，或许是因为受到赖若愚报告的影响，或许就是自身思路的调整，但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地干部对减租减息的认识出现了变化。

　　而这里提到的“平顺发动群众的经验”，后来被推广至整个根据地，其主要特点是对“思想发动”的强调，具体表现为“群众性”和“政治性”发动。从1944年11月初到12月中旬，平顺县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前，首先进行了两轮“思想发动”。第一轮针对干部群体，县、区党组织将干部们集中起来学习减租法令及文件，经过集体讨论后，反思过去减租减息中的问题，“打破干部麻痹思想，启发了干部的阶级感情”。第二轮是发动群众，组织干部与农民(以佃农为代表)开会，由农民指出过去群众运动特别是1942年减租减息的得失，由此让“干部在群众中反省”。这种动员方式与此前农村基层的支部整风类似，但干部的思想发动服务于广大群众。在动员内容上，平顺县的减租减息表现出更明显的政治性，强调对地主阶级的“总算账”，即不再侧重于过去的“反恶霸”“清债”“退赔”等，而是要“把地主的一切暴露无疑，把阶级界线划清”，破除农民在斗争中的“良心情面”思想，鼓励贫雇农建立坚强的农会，掌握村庄武器与机构。

　　结合豫湘桂战役后国共力量消长及相互关系趋紧的大背景，可以认为上述某地委领导人的认知、平顺县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模式，都是干部群体对阶级斗争严峻性估量升级之表现，具有某种“转辙”性质。1945年2月9日，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致信四地委书记于一川：“应把目的明确放在贯彻减租和真正发动群众上，这样就不必再提什么统一战线了。”随后，于一川在四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上也对在座的县委书记、县长们强调，不要受统战政策拘束，“这种群众性的开始时候的过火，并不可怕，倒是一种很好的现象，没有这种热烈的斗争，群众不会发动得充分，也不会贯彻减租”。

　　统战政策进一步降格以后，群众路线成为检验减租减息运动成败利钝的优先尺度。赖若愚对1944年冬季以来减租减息做初步总结时指出，“群众路线在今年减租运动中具体化了，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他认为，对群众路线的推崇，相当程度上是整风运动思想效用的体现，正是“因为经过了整风运动，干部的思想作风得到了改造”，“群众的发动也就更加充分”，“如果没有这一个条件”，“就很难克服恩赐的作风，1942年的一套将得不到正确地批判”。此类说法并非附会。自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并加以强调后，群众路线既成为整风运动的基本运行准则，也成为运动中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太行整风即是如此。在整风期间，不少干部认为，1942年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没有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无论是“左”了还是右了都是因为没有“掌握群众观点”。这种强调群众路线的精神，迅速转化为一种与实际群众性斗争相联结的组织原则和干部评价标准。太行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干部科科长刘建勋在1945年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便指出，“才，即知识与经验，知识是实际斗争的，从群众中来，不是抽象概念的知识，联系群众是德也是才”。

　　从思想与组织两方面用力必然对干部群体有直接影响。“发动群众”“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无疑是干部群体在各种场合的“高频用语”，也几乎成为最重要的评断尺度。比如，郭峰即提醒自己在调查研究中“只有从群众实际要求出发，把调查研究所要了解的问题与群众要改善自己治家过家需要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启发群众自动提供情况的积极性。调查要设身处地与群众一起商谈讨论”。1945年1月22日，他在日记里谈及参加讨论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征求意见稿的感受，写道：“我对七大的基本精神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一点理解更深刻些了。”郭峰的这种认知取向与整风后的心境有直接关系。先前担任地委书记的他，在整风中因历史问题存疑被留下担任区党委调查研究室主任。据郭峰自己的描述，低谷中的他常怀一种“莫须有”的痛苦，又有一种对“小资产阶级懦弱性”的反省意识。于是，让自己时时站在群众立场上，成为在工作中自证的关键。

　　曾任太行剧团团长的阮章竞在整风结束后，坚决要求下基层去做群众工作。在前往刚开辟的八分区搞群众运动时，阮章竞在日记中给自己鼓劲：“我认为要恢复自己的阶级意识，为献身于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也很愉快。”

　　在突出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大氛围下，郭峰、阮章竞等人强烈的自我改造和融入群众的意愿，让他们凭借知识人特有的症候式的观察，加上一种阶级立场上的自觉，看到了过去群众运动中更多的不足和基层干部之诸多缺点。

　　郭峰领导的太行区党委调研室在武安县进行的调查，使北方局和太行区党委了解到武安县减租减息存在的问题。他们批评武安县一些村干部，“嫌群众落后，不愿发动群众，采取包办代替方法搞减租减息，忽视保佃”，另一些村庄尽管群众情绪高涨，却依然是“带着个人的痛苦和仇恨进行减租减息，没有上升到阶级仇民族恨的高度”。1945年2月16日，武安县委专门开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李雪峰到会介绍群众路线问题，强调“革命是群众自己的事，必须启发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自觉起来斗争，不能包办代替，不能行政命令”。随后，县里又召开党员干部和典型佃户活动分子会议。武安县围绕减租减息运动的“群众斗争”再度勃兴，导致过激问题再次变多。太行区党委副书记王维纲指示武安县县委，一定要向群众靠拢，“这样就能避免犯错误”，而之前无论是“左”了还是“右”了都是因为没有掌握群众观点。

　　不过，武安县短期内再次启动大规模群众斗争的做法并未推广开来。随着根据地重心放在军事反攻及生产运动，党组织未再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检验前期减租减息之成效。到1945年春夏之交，太行区党委指示各地转入春耕生产运动，大范围的减租减息运动暂告一段落。不过，由于军事反攻顺利进行，解放区不断扩大，根据地内大多数县其实都还有些村庄搞减租，并不存在根据地整体上在抗战胜利前后几个月里停止减租减息运动、转向生产的阶段，只是工作重点有所调整。

　　二、 摆动中的方向感

　　从1945年春扩大解放区进行局部反攻和大反攻至停战协定前，新解放的地区占太行区根据地2/5以上的面积。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新、老区并非简单以分区或县域作为划分标准。除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区党委所在的涉县全县都属先前解放的老区外，当时太行根据地治下的县大多都有所谓新解放区，只是数量有差。像潞城老区共98个村，13541户46389人，有224310亩地;新区则有125个村，18581户74955人，有375534亩地。刚获解放的长治县，共352个自然村，基本上都是新解放区。为巩固新区，根据地领导计划利用此前的经验，在新区逐步开展减租减息。

　　阮章竞被分派到的陵川县赤叶河村，地处边沿区，自抗战以来共、国、日在此长期角力。1945年4月，陵川县全境解放，但县内新区、老区交错。赤叶河村及所属之陵川县五区便属于中共力量扎根已久的老区，之前已进行过两轮减租。不过，他刚到赤叶河村时的印象是，“不管在哪里均一种印象一种思想，就是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租息问题了，有也都减过了。不管是区干部也罢，村干部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你如果觉得这就信，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众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起不来，工作何其漂浮呵!”“好像从干部的谈话中，这个村该是群众起来了，说生产情绪很积极，可是负担款快三个月还不能完成”。村里开收集负担款的会，“情况很不好，都不发言，不哼气，也不说话该如何办。好户不表示态度，贫雇也不发言。会开得很久，问题解决不了”。

　　其实，交不上负担款更多还是因为生产状况制约。这一时期，因军事反攻，战斗增多、军队扩充，支前的财粮需求增加，而经过减租减息调整生产关系后，一些领导虽认为要大力发展生产，但似乎觉得进入生产阶段后，生产发展便能如期而至。一位地委领导即听到几个一起开会的干部议论：“今年群运比1942年热烈许多，生产运动与减租减息一样，一定成果翻番。”这种认识导致派给基层的任务普遍加重。另外，在一些干部眼里，生产运动好坏的重要标准是，有没有实现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起来”，即互助合作的发展程度。不过，在太行根据地，互助合作虽有所发展，但总体上并未能广泛实现“组织起来”的目标，所以根据地领导人认为生产搞不好的原因正是“领导上被减租拖住了”。于是，某些县为了“政绩”，在新区减租过程中，看到群众生产热情高，就匆匆把他们“组织起来”，打击不加入互助组织的地主、富农和中农，没收部分地主的土地，强迫其加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减租减息运动在某些地方被忽视而仓促收尾。

　　以后见之明观之，减租减息运动的成果是即时的，甚至可以是主观的;春耕、生产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才能看到效果，成果是延迟的、客观的，甚至还会因灾害、战乱见不到成果。1945年，尽管太行根据地的收成普遍不错，但深度浸入“运动”情境中的干部们，还是常常以群众发动的程度去衡量生产上的“运动”成效。于是，生产阶段的“运动”属性愈发凸显，一旦从减租减息转到生产上不那么顺利，即将之归因为减租减息不彻底，而忽视前述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逻辑。区党委一位领导人认为，生产运动不能过分强调“组织起来”是因为“本区内减租减息尚不彻底”。于是，钱粮负担的需求和尽快转向生产、把群众“组织起来”的意愿，又反过来倒逼减租。

　　不过，中国共产党此时尚未准备改变土地所有制，仍要求防止“减租减得过低，减租之后不交租不交息，退租退得过长，算老帐”等问题。因此，到1945年春夏之际，太行根据地形成一种局面：一方面减租减息运动声势颇壮，地主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一落千丈，斗争热度居高难下，农民也获得不少土地;另一方面由于仍维持旧的土地制度，没能解决运动落潮后的退佃等问题，农民生活困窘，根据地领导仍须面对群众组织、农业收成、财粮负担等难题。

　　阮章竞也承认，此时赤叶河村实际“租息问题不多，只有两三户，而且都经过代替‘恩赐’方式的解决，问题也不大”，已经“无什可以作为租佃关系，地主都是贫雇，租地也最多是三五亩”。所以他的不满，一方面是群众还未发动起来，“基本群众、农会会员不能积极起来”，“不能对大户或其他的能出的户进行批评斗争”，且“原决定四月收的负担款，现已六月了，还无办法”;另一方面是，有的佃户在两轮减租后“仍未订契约”，底下的干部在思想作风、干群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譬如，阮章竞通过调查后感觉：“群众都说干部解决了问题，干部的东西得到了，得到多，其余的人则没有解决问题。”陵川县这批老干部大多在1939年“晋西事变”前就参加革命了，此时普遍都是区一级干部，但阮章竞等外来干部认为，这些本地老干部“对基本群众的痛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减租的行政包办就是他们造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阮章竞等人对本地老干部的看法并非一时之腹诽，而是有比较系统的成见，认为“老干部、工农干部，也有两种。这些借着工农的招牌(过去的中农成分)，自己一翻身，就忘了群众的，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脱离群众有时甚于知识分子”。

　　阮章竞日记中对县级以下干部的负面评断源于其对群众疾苦的关切，也是受整风运动影响的体现。其自述“四四年以后，清算自己的历史，更感到自己和劳动人民的血统关系。这确对我今日的对群众的看法与关心，都是很大的不同”。因此，在斗地主、发动群众等问题上，他比地方干部的态度更显坚决：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是怕发动不够而不是过份的问题。有的群众创造，有些同志不敢承认。群众当他的阶级觉悟起来，他的阶级是非常明显的。的确，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打碎了地主的尊严。……但有的同志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情绪，说……给地主阶级震动的太大，吓的许多地主都出去躲了好几天不敢回来，地主非常着难。不露头就不能改变这个制度，斗争就不能文雅了。我们有的同志就去想，以为斗争会可能使地主满意高兴的一种斗争方法，这简直是做梦。两个敌对的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你今天要取消他的剥削(今天还是削弱)，怎能会叫他斗争后还会高兴满意的呢?

　　这是1945年6月25日阮章竞参加陵川县县委常委会后的记录。县农会主席王国培等人和他的上述看法并不一致，而稍迟参会的地委书记刘毅观点与他比较接近。也就是说，这一阶段，中央的政策是强调生产，基层干部多数也已认为减租减息搞得差不多了，但像阮章竞这样从老区过来的干部则对前期运动并不满意。

　　6月25日的陵川县县委常委会还提出了反奸运动的议题。对阮章竞等人而言，反奸是个新事物，是先前在八分区“县长县联会”上有人新提出来的“名词”。事实上，自1943年冬季以来，“群众性的反奸”(当时一般叫“反特”运动)已在太行整风的“审干运动与坦白运动”中兴起。那时的反奸强调“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但还是保留较多专业化反特除奸特点，动员范围相对有限。从某个角度看，反奸是整风运动和整风精神的“社会性外扩”。此前，反奸虽越来越强调群众运动属性，也常常在运动中罚没奸伪、特务的财产，但并未与减租减息直接挂钩，指向相对单一。1945年5月，在减租取得一定成效后，晋冀鲁豫边区除了抓生产，也在准备趁群众运动的热度启动新一轮反奸，以配合军事反攻。此时的反奸运动由于与减租减息等相关联，涉及两者的次序、平衡问题。对此，阮章竞的想法是：

　　这个斗争的性质问题，也很费脑筋。现在看来可能反维持勾引敌人的问题是突出的，减租的问题会放在次要的。因为只有两件问题是关系到土地问题的，先斗争减租夺地的问题，转入反奸反恶霸的斗争，还是先作民族民主的斗争，再作土地问题的斗争呢?要是先进行后者，就可能把前者放松，而最后解决也就什么也完了。或是共同来搞呢?……但很可能发生偏向，就是恶霸人的身体侵害，会占主要的。我今天想了一下，如果是在一起来清算的话，先进行第一个革命的斗争转到反恶霸汉奸斗争，这较好些。

　　阮章竞的思考无疑是敏锐的，但他和周围的干部们没想到，此时距离抗战胜利已不足一个月。

　　三、 反奸清算与运动升温

　　1945年8月11日早上，正在左权县指导工作的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接到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的电报，获悉日本政府已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接到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李雪峰当天便赶回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太行区党委共同的驻地——涉县赤岸村。此时，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参加七大尚未归来。李达、李雪峰等人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号召，以及刘、邓、腾(代远)致晋冀鲁豫党政军领导人的电报，决定集中部队，发起大反攻。这次攻势结束后，太行区先后收复辽县、邢台、磁县、沙河等19个县，及峰峰、焦作等9个工矿区。根据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根据地已连成一片的大好态势，中共中央决定设立晋冀鲁豫中央局，统一领导这四个根据地。邓小平担任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李雪峰为中央局委员、太行区党委书记。嗣后，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由薄、李二人主持。

　　同样在8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强调“已经减过的照旧”，提醒避免出现“左”倾，“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期间，太行军区及各分区主力集中力量进行军事反攻，所以，各地干部也主要忙于参军、支前、财政等，对减租减息有所忽略。8月18日，李雪峰在给各地委的指示信中重点强调“完成军队之编成与扩充”问题，没有专门传达中央8月11日《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减租的精神，只是泛泛要求各地、县“按原计划开展减租减息(特别是新解放区)”。到9月底，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区党委不仅暂时搁置原本在新区分散减租的计划，且依旧没把中央决定的冬季以后减租列入确定的工作计划。关于此情况，某地委领导人日记中有一条记录：

　　问及新区双减、反奸反霸等事，李政委只说可暂放放，须等待。问若愚也未答复。同志们前日提下面有呼吁，我□□答?今年冬季减租会否不再搞?

　　这可能与抗战刚刚胜利、国共关系暂时缓和有一定关系。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大兴减租减息运动可能会刺激中间人士。当然，大方向上虽不强调减租减息，但在基层，新一轮反奸清算运动已开展起来。在这一期的反奸清算运动中，党组织往往并不露面，站在前台的常常是政权和军队。譬如，9月中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太行军区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立即组织战犯调查委员会。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地负责反奸清算运动的一般是公安局，但党组织会通过社会部领导公安工作。为了工作便利，各级公安局局长均参加地方政权机构党组。

　　从各地情况看，反奸清算运动首先在新区迅速铺开，但情况也有差别。过去敌伪势力长期占优势的地区，如临城、内丘等县，因“敌人占据后统治势力便直接危害群众”，“群众对敌仇恨较深”，且全面抗战初期曾是根据地，已“经过发动”，“群众觉悟较高”，所以“动员后一星期便全部发动起来”。9月末，在庆祝抗战胜利的气氛下，共产党领导临城县、内丘县等地群众，利用组织“破城破路群众大集会”的机会，对临城县伪县长寇鸿谟、内丘县伪特务队长田如章等汉奸进行公审，给民众“壮了胆、撑了腰”。最后，公审大会临时法庭根据群众要求判处他们死刑。从事后总结看，当地干部“原来认为临内群众与干部在一起为政策法令所束约，不敢大胆的干，故在动员反奸时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与群众路线”。轰轰烈烈的运动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一种是，由于受教育不够，老百姓走上“群众性的经济主义”，一味指望分斗争对象的钱财;另一种是，过去虽主要为日伪控制，但党的“工作基础较强，和统治阶级力量差不多”的地区，因“公开的汉奸较少，斗争对象不明确”而“实行了倒苦水形成了反贪污反恶霸运动”，但又因掺杂反奸的诉求，以至于“阶级路线不明确”。应该说，群众性的反奸清算运动，已普遍开展起来，但主要是自上而下，由大会到小会，由县区基点联合行动到一个村的单独行动，运动的方针政策多由各地委、县委自己掌握。至11月初，个别领导人对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下一步如何执行，乃至是否开展冬季减租都还不那么有把握。

　　11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根据地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告诫各地“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毛泽东指示，各地干部“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该文件强调运动的“群众性”，称“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所以“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但同时也强调“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

　　接到指示后，11月1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峰峰召开(以下简称“峰峰会议”)。会议明确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全区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和生产运动，并强调新区要在运动中注意肃清汉奸，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会后，李雪峰等人立即赶回区党委驻地河北涉县，在太行区范围内贯彻峰峰会议精神。

　　就实际工作看，会后太行根据地也在强调新区工作以建立社会秩序为先，先不集中力量大搞减租减息。太行区党委的一位领导人也承认，“中央提出减租和生产是当前两大任务”，但也指出须“先搞好反奸”，“创造新秩序”。据记载，至1945年12月，邢台县330个自然村中，有256个开展反奸运动，占总数的77%。内丘县新解放区80%的村庄参加了运动，全县没收汉奸特务和恶霸地主的土地达16407亩。

　　也有一些地方步调稍缓。如河南省温县的干部参加太行八地委(旋改为四地委)1945年11月在焦作办的反奸反霸骨干培训班后，于全县确定24个基点村，由县区领导带领工作组，深入基层开展斗争。为了让基点村干部有政策依据，温县县委印发多个关于具体政策的小册子，还办了小报。尽管如此，到12月底，全县24个基点村中也只有19个村正式开展反奸清算，共16000多名农民参与其中。需指出的是，温县的做法得到上级认可，《新华日报》对此还做了专题报道。

　　受新区影响，老区基层干部产生了“咱老根据地还不如新的”的想法，所以入冬以后，老区的反奸清算，覆盖面“比43年以前更加扩大化”。老区的反奸清算运动，针对的主要是特务而非汉奸，如武乡、涉县等地。其间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方面对前期运动形成的“特务分子”进行甄别;另一方面则继续开展反特。值得注意的是，老区的反奸已开始将国特、地主与奸伪联结起来，涉县的反奸清算即是其中典型：

　　发现中农以上和地主是一路线，贫佃是一路线，后又动员中农在冬学诉苦，群众才知道中农贫农是一家，一条路线。这时又提出要翻身必须注意特务，然后又找穷根、找富农。群众认识了穷是被剥削的，K特(指国特——引者注)、地主是一路线，穷人和共产党是一条路线。在讨论地主老财关系时，发现他们和敌人都有关系。

　　这段时间，中央继续给各地加压、鼓劲。11月27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电示各地：“所有各后方领导机关，除供应前线外，应以发动新解放区及尚未减租区域的减租运动与准备明年生产运动为中心任务。前方部队于不妨害战争与整训的条件下，亦应协助地方进行减租和生产。这一工作，望抓紧进行，万不可忽视。在战略上最重要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减租运动，应由重要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亲自去指导。”接到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也催促太行区党委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抓紧执行，勿失良机”，并建议：

　　(一)所有新解放区，人口稠密区域应放手发动群众诉苦复仇，肃清汉奸直至减租运动，务求深广，不要拘束，瞻前顾后。已经布置的区域(如太行、冀鲁豫)应深入检查推动未布置的区域，应迅速布置，务在今冬明春作出个局面来。(二)区党委书记、副书记，或部长，应下一半下去指导这一工作(军区政治部、纵队政治部，均在可能范围内参加这一运动)。

　　该电是以反奸作为减租减息之先决条件的。收到中央和中央局指示，太行根据地逐渐把减租减息提升到地方工作核心位置。据李雪峰回忆，他在12月9日太行军区成立后第一次会上，着重讲了新区如何减租减息并要求来参会的地委书记回去立即做出部署。具体内容包括：

　　在运动中建立农会时，不仅要以贫农为骨干，而且要团结中农，造成农民大团结，建立强有力的农会。在运动中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与思想自觉相结合的方法，贯彻群众自求解放和领导群众相结合的方式与方法。

　　由于这一时期国共两党时战时和，全国上下对“和平建国”虽有疑虑，但充满期待，再加上国民党方面也以种种方式传讹、造谣，所以不少干部在这次会上对开展减租减息表现出顾虑。对于工作的方向，一些领导干部似乎也有不少困惑：

　　与区党委一起讨论具体的方针，我代×××，大家都很有情绪，可很多目前只能是做而不言语，并未说中央的有无补充□□□指示，解释不够有力，但回去传达时又须明确，难。

　　党组织其实也意识到有的干部对“查减工作已产生一定厌倦抵抗情绪”，有的干部则是“摸索不得其法”，令一些地区的“运动陷于自流与迟滞”。为此，11月下旬起，《新华日报》(太行版)连发四篇社论，强调“从思想上、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更有力进行自卫、争取实现和平”。12月17日，《新华日报》在社论中要求，老区继续以“民主谈心”“自我批判”为主，特别是领导要在群众中进行自我批判，“把历史上的问题加以清理”;新区则要先进行反奸，然后及时转入减租。1945年12月中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峰峰煤矿召开高干会议，依照中共中央《1946年解放区工作方针》部署根据地新一年工作，要求认真做好练兵、减租、生产三件大事。会议期间，薄一波介绍了群众性反奸清算斗争的情况和指导方针，他认为反奸清算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胜利、反顽斗争胜利形势下的迫切愿望，可以很快地把群众发动起来，既能使群众在政治上翻身做主人，又能使贫雇农佃农直接获得土地、财产。邓小平、刘伯承对薄的意见都表示赞成。邓小平希望“发动群众要快一些”。说到底，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共和谈虽取得进展，但他们深感来年如不坚决推动减租减息，则“群众便不能区别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正是在这份指示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减租减息的目的是要“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翻身”这个历史性的革命任务被中国共产党人在工作计划中直接提了出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反奸，干部群体知道政策发展方向或者落脚点是减租减息，但也普遍意识到反奸、反霸比减租减息更容易发动群众。1945年入冬以后，各级干部的努力方向不再是结束反奸然后转向减息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思路，而逐渐变成在反奸与减租减息相结合的状态中，将运动引向减租减息。这近似于阮章竞此前的想法。

　　1946年1月，边区公安总局第一届区局长会议召开，会上，林北县的经验，因体现了上述思路而被树立为学习的典型。据林北县的干部称，其减租减息分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在减租过程里，党组织一方面搜集材料、训练干部，“除奸工作在这时期则配合搜集减租对象的材料(属于政治方面的)了解其政治背景，以及他有没有活动”;第二阶段是“在减租中发现问题如发现有减不下去的时候，开会打通群众思想，或在群众中揭发特务的阴谋让群众进行讨论”;第三阶段再从组织层面“进行一般的审查工作”。之后，随着根据地扩大，反奸实际仍在各地进行当中，只不过针对目标发生了变化。如薄一波所言：“今后反奸的主要对象，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太行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把重心又转回减租减息。

　　四、 减租减息的自我突破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暂时达成停战协定。对此，中共中央保持了审慎且清醒的态度，认为要实现“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发动群众的工作，愈做得迅速有力，愈做得充分彻底，那末〔么〕解放区一切工作，就愈有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6年1月中旬，太行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重点讨论反奸、双减、生产等问题，确定当年工作方针。李雪峰重点谈了新区群众运动，称“目前新区只有局部地区打开了局面，而一般还未造成大运动，或正在运动而尚未形成规模”，提醒与会者注意“‘变天思想’在威胁着群众。特别是停战协定签订”，强调“在发动新区群众运动中，要首先打击敌伪统治时的残余势力和影响，通过诉苦反奸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同时要进行政治动员和时事教育，坚定群众跟共产党、人民政权一起争取解放自己、开展减租减息的信心和决心”。

　　会后，太行区党委发出《关于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要求在反奸的基础上，在春耕前，启动新一轮减租减息。太行区党委把发动群众视作有自卫斗争与巩固和平双重战略意义的工作，所以强调“时间的紧迫”，称“在反奸运动中发现土地问题，就可以向减租方向引导”。他们提出两个具体办法，一是联合斗争，二是让干部们“到处点火”。这个“到处点火”成为后来太行经验的核心要义之一。太行区党委强调，“点火”，“不是由干部代替乱点，而是要干部及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根据群众了解与需要去‘点’”。太行区区党委强调，必须把领导力量的重点放在新区，但同时也指出，“不能因面向新区，便对老区仅仅发个号召订个计划，便算完事”。

　　不过，各级干部不准备像1944年那样花一个多月为减租减息进行思想发动。一些干部甚至将“四四年的经验”视作“今年的包袱”。太行二专署副专员范新三认为现在“时间紧迫”，如按“四四年的经验”，花太多时间进行思想发动，是“拘泥于经验主义”。军分区司令员韩卫国也表示：“解决土地问题和动员都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队伍也不多，就是回来时间也顾不过来，同时相当紧迫了，所以如何想些具体的办法来，任务是很严重的。”针对这种情况，有的干部主张将反奸和减租直接融合以加快进度，称“反奸是整个阶段的开始，也是减租的开始”，运动中应当“搞起来时快快诉，快快斗争快快拿果实”。

　　除了加快节奏，此时亦进一步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作为检验运动质量的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地主、对待“过火”行为上。如前所述，1944年底到1945年春的减租减息运动中，赖若愚等还是在1942年减租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彻底解决的可能，强调发动群众之外要防“左”，希望避免过度刺激地主，试图在政策解说上寻找一个平衡点，并事先予以规制。但到1946年初，干部的看法已跳出既有框架。范新三在检讨“四四年经验”时批评道，基层干部“不去具体的发动群众，一开始就要为地主打算，本质是右倾，但来源是四四年我们批过左情况太厉害”。他要求“这次地委给县委解包袱，县委给分委解包袱”，要让干部们觉得“只要农民是团结的，地主我们主要是让他们能活下去，不要把他们扫地出门。天塌了有地撑腰，要想通了，这样干部就给群众撑腰”。不过，因为在反奸清算向减租减息过渡的过程中仍追求“快快诉，快快斗争”，所以原本渐次升温的干部群众一起开展的“思想教育诉苦”，常常令群众“对某地主仇恨起来过了头，就斗起来了”。也有领导认为，如果“在斗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一开始斗争思想不明确”，那么就“在斗争中慢慢明确和锻炼”，他在会上甚至主张，“这时大大的发展民兵和农会，这实际上是农会专政，农会也是一切，一切是农会”，即便“形成红色恐怖”，亦“不可能避免，不是纠正过火的时间”。

　　需注意，此时不少干部批评基层更多是把1942年减租以来的法令当作一种手段，机械执行，依靠政权走自上而下的路子压抑了群众积极性，但他们并非从根本上否定过去的政策法令。即便是在群众运动方面热情昂扬的范新三，也认为法律是给群众撑腰“最好的武器”，要“高度的发挥政权的武器和权威作用”。八地委武陟县县委书记张俊卿在稍后汇报年关前后群众运动经验时便强调：“利用行政力量，来了倒苦水、拔穷根，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反奸，掌握政权，这样快，群众起来斗争，非诉苦不行，这样行政又能撑腰。”张俊卿讲的自然是经验之谈，但群众运动与行政力量间还是存在相当程度的张力。特别是由于地富经济通过几次运动已被大幅削弱，导致反奸运动后期方向不明确，使得干部群众中突破旧轨的冲动会朝向基层组织本身，“运动停滞在解决干部问题上”。这种状况与前文强调的中层干部、外来干部对本地基层干部的不满形成共振效应。

　　1946年初，太行根据地新区的群众运动进一步升温，总体上由反奸转入大规模减租清债，强调在减租减息的大背景下通过向地主算账的方式清理、免除贫雇农所欠债务，甚或要求地主退赔过去的封建性债务剥削。“许多地主不得不拿出大量土地作为赔偿，有些地方还有不少户献出75%的土地，留下25%的土地自己耕种”。

　　总的来看，此时的减租减息实际上已突破1942年以来的政策，使农民从地主群体手里获得大量土地。太行区党委也认为：“经过了猛烈的反奸及清债减租大斗争，封建头子及反动派大部被打垮，封建统治机构及其经济基础被打乱，农民部分的或初步的翻身，这象征了运动的高潮。”既然农民尚处于部分或初步翻身的阶段，那么“必须进一步的深入运动，否则半途而废。农民既翻不了身，封建也打不垮”。

　　不过这段时间，干部群体内部关于如何进一步将运动推向深入，特别是如何平衡生产与减租，存在一定分歧。二地委一位领导人觉得此阶段“培养民力是我们目前的任务，最大问题即发展生产，使群众发家致富”。另一位却觉得：“在任务上区党委提出完成减租清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大部分干部思考春耕去了，快转向生产，搞不好这样也是迟了，会停止发动群众……因此我们如何结合生产，来将减租清债搞彻底。”

　　六地委副书记赵时真则对“四四年经验”持肯定态度。赵时真认为：“四四年诉苦刨穷根发动起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仅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今年再从头到尾重来一次当然不合适。”在他看来，1946年减租减息运动的缺点在于“发动面窄，没注意和时局教育相结合，老解放区与生产结合的不明确一般应以生产为主，光顾减租而忽视了生产”，建议此后“以生产为主，结合生产继续查减运动，以求深入贯彻”。

　　赵时真的观点是以当时一度出现的所谓“和平民主”的曙光为背景的，他倡议道：“根据和平建国纲领，使群众认识和平新阶段到来了，在干部中很好的学习。”不过，相当数量的基层干部对“和平”持怀疑态度。在太行二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有干部表示区党委“提和平是急切了”，也有人称：“群众说共产党投降国民党了。”面对这些声音，从四地委调任二地委书记的于一川强调，区党委提出和平的任务“是很实用的”，并解释称：“减租，这是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根本，越和平我们越得搞的彻底。这是民主斗争很重要的一项，另外我们今年一定要将新解放区的减租清债搞彻底，我们大体上发动起来了，我们应结合生产深入下去，当然我们也不要求一切就要什么，一个‘右’就要下指示阻止。”他对生产持鼓励态度，但依然把发动群众彻底减租作为重心，认为使群众“运动起来”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如此看来，于一川也很难讲出到底如何将减租和生产统一起来。他也只采取宽泛的“外部结合”态度，并没有简单地要求实践上的绝对“统一”，留下调适余地。

　　对和平局面的因应，有时也会成为减租减息进一步升温的助推因素。当时，由于停战协定签订，加上生产任务艰巨，太行区也对地方部队进行了精简，一些地方不少民兵也一度被遣散。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回到农民群体中后，很多“不想怎么参加大生产运动”，却在群众运动中经常成为积极分子，对推动运动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三月间，太行区党委把主要目光转移到生产问题上，开始讨论如何组织合作社。太行行署也指示新一年要重点开展大生产，鼓励仿效“吴满有方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因为在一些领导人的眼里，减租减息已效果显著，下一步必须落实中央布置的生产任务。

　　不过，要迅速转入生产并非易事。太行区位处敌后，在经过长期战乱后，经济上“元气大伤”，且无太多荒地可以开拓、耕种，走“吴满有式”道路并不容易。而各级干部在生产问题上，多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想通过前述“组织起来”的办法发展生产;当运动起来后，群众虽普遍有生产热情，但真正有“组织起来，互助互利，翻身致富”觉悟的并不多。所以，大生产运动被认为“带有很大的群众的强制性的特点”。面对这些问题，各级干部一般归因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还不够。与此同时，战争规模扩大，扩军支前负担加重，这些都需要以生产发展为基础。太行根据地为完成任务，提出了较高的生产指标。这些高指标令下级地方干部感到压力很大，有的干部反映生产任务太大，自己完成不了。

　　如此局面下，根据地各级干部形成不同的思考重点，这使他们的互动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减租减息运动的走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具体说来，尽管当时形势日新、指示不断，但就一个县来说，工作方面在战后几个月里的变化不算大，主要是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根据各种会议记录来看，战后初期，区党委、地委的会议一般是把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生产、支前等问题分开讨论的，多数论题一般是正常议论，只是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等论题上对下级褒贬较多，比较看重此类工作的业绩。于是，县级党组织会把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等群众运动视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一方面，有的县会因为在短期内通过运动从汉奸、地富分子那里得到大量财物，从而缓解财政、支前、扩军的压力。比如，黎城县的军衣任务本无着落，通过反奸清算后，从地主处得到大量布匹、棉花，而超额完成任务。同时，整风运动的理论熏陶，令干部群体普遍坚信土地问题迟早要解决，从而形成了一种使命感。另一方面，有的县因县委会议本身议程相对简单，常常把各种事情混在一起讨论，而群众运动在历次会议上都被强调，导致基层干部形成群众运动统摄其他工作的印象，越发重视该问题。譬如，关于前面所论生产与减租的平衡，太行区某县一位领导人在1945年底还觉得平衡两者关系将是1946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1946年3月，他转而认为：“要把减租清债工作搞好，要解决贫雇土地要求，不这样生产也必不能搞好，搞好了也是侥一时之幸，简单提转向生产并不合适。”

　　这种心态的影响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这不失为县级干部抓住主要矛盾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地方党组织把千头万绪的革命工作汇流于群众运动，把目标统一为实现贫苦大众的翻身;另一方面，也使不少县的汇报越来越倾向于强调本地减租减息的规模和成绩，甚至把本地参军、支前的成绩也归功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而把遇到的困难全部归因于目前的减租减息不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上级看到如此下情，自然容易受到触动，得出需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的结论。

　　各级干部面对群众被组织起来的盛况，普遍显得激动且振奋，但是，由于群众运动已经暴露一些问题，所以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及如何理解群众路线方面，他们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譬如，三地委宣传部部长霍泛对减租减息里的“群众性”问题已有所反思。他认为，有的地方“局限于‘群众路线’的空洞概念，而使运动陷于自流……个别地区甚至排斥中农，农会除佃雇农外，中农等均不得参加，从片面的反对过去干部的作风不民主、包办、脱离群众，而打击了42年生长起来的一批老积极分子和干部。在这些少数村庄，实际上是针锋相对地以44年的片面了解，去反对了42年的片面。就是这样才把问题复杂化起来。今天不但要医治一年的病，而要医治几年的病，特别是要治吃错了药的病”。二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也有干部提醒大家，运动“不要乱，否则不好纠正”。与此同时，也有干部虽然已估计到随后“群众真的起来是会过正的”，但还是坚持认为“我们是不能纠的，问题要很快的深入下去，今年我们看扫地出门的不少，我们认为是过正的，但这是免不了的，不是什么毛病”。

　　在回忆录里，薄一波对此阶段群运的成绩持赞许态度，称“到1946年3月，全区有50%的地区，贫雇农直接从地主手中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土地还家’，‘耕者有其三亩田’(大体人均3亩)，中农也分到了一些斗争果实。翻了身的农民，积极地搞好生产，参与基层政权建设和民兵建设，大批参加人民军队”。但在当时，他认为那段时间“各级组织多存在侥幸心理，斗志松懈，陷入麻痹状态，应引起严重警惕，群众运动也有一些消沉”。这与指示拟定时的情势有关。1946年3月以后，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对决不断升级，关内也摩擦不断，内战风险在累积之中，阶级斗争形势日紧。于是，3月26日，在中央尚无明确政策情况下，薄一波以晋冀鲁豫中央局名义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同时写信给中央报告本地区五个月来发动群众的经验。

　　在该指示中，薄一波要求各地把减租减息“看成最根本的工作”。他认为“有些地区部署力量时还有平均使用力量的现象”，“什么工作都重要，不能抓紧群众这一最重要环节”。对待思想发动问题，薄一波的想法与前述范新三等类似，认为“初步地搞通思想，然后进行斗争是必要的，但搞得太长，则会把运动推迟”。他批评“有些地区过分强调调查研究，总是借口情况不了解，不敢发动群众”，认为“初步调查研究之后，即可开始发动斗争”。事后看，该指示出台后，先前太行区党委努力推动的社会调查普遍停顿下来。

　　落实在具体操作层面，薄一波的态度比较稳健。他强调，“仅以贫农为骨干而将中农除外的农民自发运动，只能产生均产主义”，明确反对把土地“推平”从而在经济上消灭地富的做法，也不赞成“群众创造一切”“群众创造法令”的观点。只是，他对待这些问题也持前文提到的“事后纠偏”思路。薄一波指示：“老区以生产为主”，“新区以减租为主”，待“减租完毕即转入生产为主”;要求区党委和地委领导人立即轮番到县区去检查减租减息工作，然后抽调300—500名干部参加训练班，准备到“农村中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这批下沉的干部后来成为各级土改工作队的班底。

　　该指示部分否定了先前春季整体转向生产的计划，但由于大批干部下沉基层需要时间准备，再加上4月初薄一波赴延安向中央汇报群众运动情况，所以该指示发布后，短时间内并未造成减租减息的持续升温，反而形成了一个短暂的缓冲期，也令干部们对前期运动有所思考。如前所述，因忙于布置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干部们容易忽视生产。根据1944年减租的经验，不少干部想当然地认为“减租后，生产即会搞起来”，但实际情况却是农业生产指标有所下降。这时，一些干部已经意识到，经历1944年冬季到1945年春季的减租减息运动后，1945年的生产确实发展不少，但究其原因，除了生产、度荒措施得力之外，所谓的“发展不少”乃基于同此前两年的比较。因为1943年和1944年皆为荒年，且遭遇日军连续“扫荡”造成生产状况极差，所以1945年生产“发展不少”只是相对而言。

　　据太行区党委调研室对8个县980个村相关情况的调查，1945年秋到1946年春的减租减息，涉及土地共222211.402亩，牲口10101头，房子256994间，粮食179757石，银洋515232元(只有5个县)，冀钞42518444元(只有5个县)，衣服219338件(只有5个县)，农具219617件(只有3个县)。总体来说，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实际已初步解决。不过，正如过去很多著述所论，农民群众虽积极参与运动，但在农业生产短时间尚无大发展的预期下，他们对财物的兴趣更大。此处需补充的是，相较于分地，因挖元宝、分财物等引发的激烈行动往往更多。干部向上级汇报情况时，经常将这些激烈行动归因于群众要求彻底打垮封建、平分土地，而且当类似超出政策框架的行动得到上级认可后，有些地方出现了虚报“激烈”程度的情况。如，和顺、昔阳等地便故意夸大斗争对象人数和极端事件的数量。当“激烈”与“脱逸”被干部群体视作一种应彰显的业绩抑或姿态时，那么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可以说是真的实现了自我突破。

　　1946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太行区党委：“农村土地政策是反封建，不要怕左，第一步把群众发动起来形成一个伟大运动，第二步才对地主拉一拉，目前各地毛病仍是束手束足怕左。”4月15日，中共中央把薄一波3月26日起草的《晋冀鲁豫局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转发各根据地，要求各地“配合本地经验，加以研究”。不过，中共中央对该指示原来的一些表述做了改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把“既能发动群众，也要使地主能生活下去”改为“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改善工人生活，但是我们又一定要使地主还能生活下去”。如果说前文提及的个别干部在内部会议上谈“解决土地问题”时，还仅是一种设想与期待，转发的这份改动后的“指示”则直接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在听取地方汇报并进行讨论后做出的最终判断。

　　结语

　　抗战胜利前后，减租减息成为统摄农村工作的“复合型总运动”，渐成“不断革命”之势。溯其缘由，除了因为基层行动突破政策，上级予以某种程度“追认”的因素外，干部群体的思想倾向与行为取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选择有着重要又微妙的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群众运动向来以动员、组织为主要目标，而1944年秋冬以后的减租减息中，“发动群众”被进一步凸显，这不仅仅体现于它成为运动勃兴之先决程序，更在于它成为运动的意义依托，具有超越性。正基于此，出现了赖若愚等人在相对平稳中“毕其功于一役”的诉求。如果说减租减息本以“经济性动员”为基本属性，“政治性动员”附于其上，那么这次减租减息后，“政治性动员”已成为第一要务，力图打通干部群众思想，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超越恩赐和利益的思想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四四年减租”体现了群众运动“基本性质的变化”。

　　这个具有“转辙”意义的过程，自然和领导层的政策引领有关，但也相当程度上缘于整风运动后干部队伍特别是中层干部群体精神的变迁。整风运动的核心在于树立、强化干部队伍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因“小资产阶级劣根性”所经历的批判、反省，还是整风中其他一般性的思想教育活动，均以“立场”为关旨。而这种阶级立场在实际工作中的实践路径则被归结为坚持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作为一种“立场观点方法”和验证其革命化程度的政治标准，为中层干部群体全面接受。于是，他们通过身为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反封建、变革生产关系的理论本能，以及群众观点指导下症候式的社会观察，发现了“一九四四年减租”中政治动员对经济上的减租减息本身有所抑制这一重要特征。不过，他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得出的判断更多时候是认为经济上“土地问题”及与之相关的“贫困”“财粮”等问题，需要靠进一步的政治动员、群众斗争来解决，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负面意见主要针对的是基层干部。

　　抗战胜利的忽然到来，成为反奸这个极富“自然爆发力”的运动契机。这也是前文于一川说反奸“很容易”的依据。由于领导层对反奸清算运动的指导相对不那么具体，所以看似比较分散，较少存在既往“放手不放手”的纠结。不过，其看似分散、自发的特点，实际和其群众运动与公安工作的双重性质有关，公安部门乃至党委社会部一直居于帷幕之后。党组织在反奸清算运动中不断强调要向减租减息的方向引导，但在意识形态层面，担负具体工作的中共干部依然受到要从“土地制度”层面解决根本问题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反奸清算运动与减租减息，在逻辑上都是把“奸伪—特务—地主”联结起来，逐步向阶级斗争发展。这一过程中，存在基层干部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趋势。

　　1946年春，太行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在基层已呈突破之势，但在地主被大幅度削弱、土地问题初步解决时，运动的现实目标变得略显模糊。不同层级的干部，虽在群众运动与生产等问题上，考量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在群众路线的统摄下，各级干部之间的互动，促使减租减息逐步实现自我突破，并最终部分成为中共中央做出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战略抉择的现实依据。因此，当运动在深入中降温时，中共中央大力倡导放手，并加强了对运动的微观指导，使“降温”过程中，干部群体趋于分化的诉求再度统一，促使减租减息奔向历史性的土地改革，形成一股决绝的思想力量。这股力量在针对封建势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同时，也显现出某种程度上指向干部队伍的自我革命意愿或者说自信。

　　作者：赵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