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全面侵华并占领东沙岛后,为防止日本进占中国西沙群岛,法国在声明其对西沙拥有“主权”的同时,趁势调整西沙政策,先于1937年10月派遣考察团登上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查和灯塔建设,后又在1938年6月派出“土著警卫队”实施侵占。1937—1938年法国对西沙群岛实施的一系列行动既是为了保护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亦是对其长期企图谋取的西沙群岛的一次侵略升级。法国试图通过占领西沙的既成事实来强化其一直以安南名义声索的所谓“主权”,不过此举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不能左右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但给当今解决南海争端带来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 法国 西沙群岛 日本 中国
西沙群岛是中国最早发现、最早命名且最早实行有效管辖的领土,但在民国时期遭到法国的觊觎和侵略。1930年代初,法国政府构建了一套法属安南拥有西沙“先占权”的所谓证据,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机向国民政府声索西沙群岛“主权”。日本全面侵华后,法国及所属印度支那政府又对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查和灯塔建设,并在1938年6月派警占领,实现了对群岛的实际管控,完成了对中国西沙主权的侵略升级。
目前学界关于法国侵略西沙群岛的考察多围绕其前期政策的形成,对日本全面侵华后法国侵占西沙的史实研究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并结合中、英文史料,对1937—1938年法国西沙政策调整的原因,占领西沙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日、英等国对法占西沙的态度及法国对国际舆论的因应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分析法占西沙的实质和影响。
一、日本“南进”背景下法国西沙政策的调整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在进攻中国内陆的同时,日本在“南进”政策的指导下向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进发,于9月3日占领了东沙岛,将该岛及附近海域划归马公要港部的作战海区,并派多艘军舰在海南岛附近游弋。尽管彼时英、法等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尚持绥靖态度,但当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威胁到其远东殖民地的利益和安全时,他们也无法无动于衷。
法国自19世纪中叶入侵印支半岛后,通过一系列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建立起“一个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和前哨站”——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并以此为大本营不断向中国西南地区渗透。海南岛作为往来中国与印度支那航行必经的海上要冲,一直被法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甲午战争后,法国曾企图借列强瓜分中国的东风租借海南岛,但因英国反对而作罢,后又在1897年3月就海南岛不租借、不割让给第三国问题与清政府总理衙门互换照会,借以防止其他列强染指。而对位于海南岛东南方向不远的西沙群岛,法国亦自1930年代初起即以法属安南的名义声索“主权”。无论是西沙群岛还是海南岛,法国都谨防其他列强占领,因为一旦他国占领这些岛屿,则可以此为据点向南洋进发,威胁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而“随着日本对暹罗的渗透和对中国南部的威胁,法国有理由感到焦虑”。因此,在获悉日本占领东沙岛后,法国政府唯恐日本将侵略范围扩大到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继而威胁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遂立即对日声明其在海南岛的利益及对西沙群岛的所谓“权利”。
9月11日,法国驻日大使亨利(Arsène Henry)向日本外务省发出口头照会,表达对日本军舰抵达广州湾和海南岛附近的震惊,并重申了一年前就对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阐明的法方意见,即遵循法日相互理解、保持双方在华均势的悠久传统,请日方注意在当前形势下法国对维持海南岛现状的强烈愿望。
尽管日方否认将对海南岛及西沙群岛有所行动,表示不会与英法等国为敌,但14日有关“日本三艘炮舰和两艘护卫舰在海南岛沿岸巡逻,夜间使用探照灯照明,朝着榆林港和西沙群岛方向驶去”的情报,还是让法国对南海局势深感忧虑,遂联合同样担心日本占岛“将会引发严重国际纷争”的英国,一道向日本进行外交施压,欲使其尊重英法的利益诉求。
但日本在海南岛和西沙群岛附近的活动并未停歇。9月16日,海口遭到了日舰的多轮攻击,南海局势恶化。为了应对日本海军之后可能的占岛行动,法国驻日大使亨利立即向日本外务省递交备忘录,提醒日方注意法国对西沙群岛的“权利”:“法国以1816年占领西沙群岛的安南之名宣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五年前,法国和中国就西沙问题发生争议,双方商定在通过谈判或仲裁解决争议之前,避免实际占据该群岛。这项权利的保留绝不意味着法国放弃其原则立场,这一立场对中国和第三国依然有效。”
之后,亨利亦多次警告日本政府“侵略一个与法属印度支那安全直接相关、且远离当前中日战场的岛屿必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法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抗议和声明表态,迫使日本顾及法国的利益诉求,收敛在南海的行动,从而维持英、法等列强在该区域所构建的秩序。
当然,面对日本的攻势,法国政府针对西沙群岛的动作远不止对日交涉声明。在日本占领东沙岛一周后,法国外交部就向驻华大使那齐雅(Paul Naggiar)发出指示,针对“目前群岛缺乏实际管控”的情况,外交部担心“日本海军为寻求据点和保障会将行动范围扩大到西沙群岛”,从而危及中法两国的利益,故主张填补西沙群岛的“权力真空”,即“在与中国达成一致意见并明确保留所有权利的情况下,在该地区竖立法国国旗”。法国外交部认为,此举可在“保留中法两国所有悬而未决权利的同时,排除他国对该群岛的一切幻想”,同时避免日本“援引所谓的中国拥有该群岛主权的借口,为其可能的占领进行辩护”。基于此,法国外交部命那齐雅“将这些考虑作为紧急事项提交给国民政府审议”,并强调此举“是友好的,绝对不会影响当前主权争议的结果”。
在收到那齐雅作出的“当前局势下,不必担心中国会对法国的行动产生强烈舆论反应”的保证,以及“当务之急是向日本紧急交涉,如有必要,可通过对西沙群岛的实地行动来震慑日本人”的建议后,9月17日,获悉日舰炮轰海口的法国外交部又紧急向海军部发电,说明目前西沙群岛潜在的危机,主张在对日外交表态之余,通过“海军的长期驻扎,或派遣研究航海安全的民间科考团,抑或是任何其他合适的行政措施”来彰显法国在西沙群岛上的势力存在,并指出“无论何种形式,最重要的是立即落实”。
可以看到,在日本占领东沙岛后,法国政府迅速提出了对西沙群岛采取行动以体现法国“主权”的主张。然而,这与其之前所持的西沙政策背道而驰。1930年代初,法国因认识到西沙群岛的战略重要性,遂在印度支那官员构建的安南拥有西沙“先占权”的所谓证据基础之上,出台了一套投机性的西沙政策,即先通过外交途径,以安南名义声索西沙主权,如与中国政府交涉无果,则向国际法庭申请仲裁,若判决结果对法国不利,则退回执行1921年的政策,以承认中国西沙主权为条件来换取中方对西沙群岛不驻防、不转让的保证。秉持这一以外交和“法理”为宗旨的西沙政策,法国政府自1932年初向国民政府递交节略声索西沙群岛“主权”以后,与中国进行了多轮往来照会,并在交涉多年无果的情况下实施了其西沙政策的第二步,在1937年4月向国民政府提出将西沙主权争议提交国际仲裁的建议。与此同时,法国一直以“在最终确定群岛主权之前”不宜从事建设或占领为由,阻挠国民政府实施在西沙建设灯塔、气象台等设施的计划。然而,短短五个月后,法国政府却抛弃了之前的那套政策和说辞,主张对西沙采取实质行动来体现其“主权”,这样的转变实则暗藏着法国的战略考量。
首先,日本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侵略行动和南进势头是促使法国做出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法国对日本早有防备,20世纪以来,随着日本一系列的扩张活动,日本逐渐成为法国在远东的潜在对手。对于西沙群岛,日本亦一直虎视眈眈并持续对其进行经济侵略。1920年代,日本人通过幕后操纵中国商人盗采西沙群岛的鸟粪来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策应日本的“水产南进”。在法国官员看来,此举是日本利用中国南方军政府的弱小和纵容“寻求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以便为其租借甚至最终转让提供有利机会”,因而认为法国若放弃对西沙群岛的权利主张,“只会助长他国对该群岛的野心”。1930年代初,在关于西沙群岛的讨论中,法国政府一直将谨防“第三国”占领该群岛作为战略要点,殖民地部和海军部都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群岛上出现第三国势力,特别是日本。”
1936年,日本通过了代表海军战略的《国策要纲》,制定了“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政策指向。同年年底,在秘密侦察西沙群岛后,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埃斯特瓦(Esteva)再次强调西沙的战略地位,指出“决不能容忍外国势力的存在,因为他国的扩张将会威胁到印度支那”,他提醒法国政府注意,“西沙群岛可以成为日本南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日方可能会利用中国政府从中牟利。在日本占领东沙岛后,法国对日本占领西沙的担忧达到了顶点。因此,为防止日本可能的行动,法国必须维护其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和所谓“主权”。在某种意义上,法国此次西沙政策的调整是应对日本南进的一次主动战略防御。
其次,法国政府内部对既定西沙政策可行性的质疑,以及法国谋取西沙主权的实质,是促成其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法国外交部之前虽主张通过外交方式从法理层面声索西沙“主权”,但也指出“最好等待某些严重事件改变中国局势”之时机,采取行动占领群岛,从而为法国的论据提供“既成事实的基础”。可见,在制定西沙政策时,法国企图先通过外交施压迫使中国政府让步,再寻求有利时机谋取实质主权。然而,在多轮交涉中,国民政府对西沙主权毫无妥协之意,反而不断提出有理有据的论点,这让法国对继续通过外交和“法理”解决西沙问题有所动摇。1936年,在因“西沙群岛水上飞机基地传闻”引起的政府讨论中,就已出现了对既定政策的怀疑和对继续交涉的不满,以法国海军部长迪帕克(Garnier Duparc)为首的部分强硬派官员认为,单靠外交交涉难以根本解决中法西沙争议,不看好与中国继续进行无谓的谈判,主张直接派军舰占领,以避免被其他国家捷足先登。而以外交部亚洲和大洋洲司司长戈斯默(Henry Cosme)为代表的官员折中地提出了通过派遣考察团等方式“体现法国存在感”的方案。这些意见当时均未被采纳,但半年后在日本全面侵华并向南挺进的关头有了用武之处,为法国西沙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直接思路。
因此,日本在南海地区的侵略行动实际是给法国调整西沙政策和最终谋取西沙主权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法国决定对西沙群岛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既是为了保护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亦是对其长期企图谋取的西沙群岛的一次侵略升级。
二、法国占领西沙群岛决策的制定与实施
1. 占岛的前奏:法国派舰考察西沙群岛
如前所述,在日本占领东沙岛后,法国外交部迅速调整了西沙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尽快对西沙群岛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以显示法国所谓的“主权”。这样,之前因政治考量被叫停的民间科考被法国政府再次提上了议程。1937年9月20日,在接连收到外交部和殖民地部的意见后,法国海军部决定命令印度支那海军司令派一支考察团乘“马恩”(Marne)号护卫舰前往西沙群岛勘查,作为体现法国“存在感”的第一步。
在商议考察团人员组成时,法国殖民地部提议将一年前曾考虑在岛上实施的工程开展起来,因此“成员可包括一些技术人员,负责航海安全工程相关的前期建设及组织工作”,该建议得到外交部的支持。最终,考察团由海防公共工程部总工程师高蒂尔(Gauthier)担任团长,成员包括无线电部门工程师邦内尔(Bonnaire)、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斯赫内(Sérène)、一名中国翻译及几十名苦力,空军驻河内总参谋部参谋长考夫曼(Kauffmann)少校则负责调遣水上飞机事宜。
考察团配备的装备主要有:海军一级护卫舰“马恩”号,用于运送人员及指挥航行;水文测量船“星盘”(Astrolabe)号,在土伦港(Tourane,今岘港)和西沙群岛之间为往来的水上飞机充当航标;公共工程部航标船“保罗·贝尔”(Paul Bert)号,用于运送在中建岛建灯塔所需的人员与物资设备;泰莱港的两架“CAMS 55”型军用水上飞机,用于空中侦察和航拍。
行前,考察团制订了具体的任务:“一、在中建岛设立一座灯塔;二、对甘泉岛进行考察,以便确定能否在该岛设立一座无线电灯塔、一座海上救援站及水上飞机补给站;三、考察在永乐群岛建一个安南渔民聚居点的可能性;四、快速侦察群岛中的其他岛屿。”
从考察团的成员、装备及任务来看,法国所谓的“民间科考”充斥着官方的身影。考察团成员多为印支政府官员,所搭乘的亦是印度支那海军军舰,这实际是打着“民间科考”的幌子,执行法国政府的秘密登岛建设任务,从而彰显法国在西沙群岛的“势力存在”。
1937年10月22日,“马恩”号启程前往西沙群岛,23日9时抵达珊瑚岛附近。经过绕岛侦察和锚地勘测,考察团发现在东北季风下很难完成在中建岛建设灯塔的任务,不过却意外勘查到珊瑚岛附近便于下锚登陆,并且适合建设灯塔:“从政治角度来看,在珊瑚岛上设置一座覆盖范围为12英里、能照亮整个永乐群岛的灯塔,可以清楚地表明法国对整个群岛的兴趣。”26日14时,“星盘”号和“保罗·贝尔”号在珊瑚岛下锚,船舶卸载和陆上作业随即开展,4天后,一座永久性灯塔在珊瑚岛建成。
考察团对西沙群岛的勘查和灯塔建设得到了法国政府的高度肯定。外交部认为,此举“不仅会使我们在海空航行及印度支那防御等方面受益,还将有助于针对第三国,尤其是日本,明确法国以安南名义对该群岛行使的主权”。法国媒体对这座灯塔也予以盛赞,称这是法国在远东设置的“和平火炬”。
2. 法国占领西沙群岛的决策制定
法国通过向西沙群岛派遣考察团并建设灯塔的举动体现了其所谓的“势力存在”,但法国的野心不止于此。一方面,法国远东舰队计划定期派遣军舰对西沙群岛进行巡视,以示“主权”;另一方面,登岛考察的结果也推动着法国对西沙采取进一步行动。
事实上,在勘查西沙部分岛礁之后,考察团普遍认为,该群岛对印度支那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故在灯塔建成后,考察团认为应进一步占岛完成后续设施建设:无线电台、气象装置及安南人的聚居点最好建在已有灯塔的珊瑚岛上,从而形成相互守护的状态,水上飞机基地则宜建在甘泉岛或羚羊礁上。同时,考察团建议法国政府加强对群岛的管控,从而表明法国的“权利”。空军参谋长考夫曼从航空角度对法国在西沙建设飞机基地的战略价值进行了评估:“在该群岛上建设的水上飞机基地距土伦350公里,大约需飞行一个半小时;距东京(Tonkin,今河内)、西贡800公里,大约需飞行三个半小时。由此可见,若有一支敌军舰队进驻永乐群岛,印度支那将会处于危险境地。但法国若考虑在这些岛上建一座基地,那么,为保卫殖民地而进行勘探的界限将大大延伸到真正有效的距离(约距海岸线1000公里),同时也会对敌方舰队形成威胁。”这引起了一直担心日本南进威胁印度支那安全的法国政府高度重视。
此外,考察团发现有一艘日本拖网渔船“松野丸”在西沙群岛附近,船上约20人登上了珊瑚岛进行磷矿取样,并竖起一根刻有“纪念‘松野丸’”字样的立柱,还在沙滩上写下“大日本帝国”等字。在法国看来,这是日本对西沙群岛有野心的体现。为此,印度支那空军指挥官德韦兹(Deveze)中校认为:“为了加强殖民地的防御,必须认真考虑占领西沙群岛。”他指出:“对于有意谋求印度支那的敌人来说,西沙群岛是一座绝佳的基地,并且日本人似乎对该群岛非常了解并能很快加以利用。”因此他建议:“如果不愿冒险让潜在的敌人占据对殖民地不利的战略要地,就应立即在群岛上建立一座由渔民聚居占领的水上飞机基地。”
德韦兹的看法在法国政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驻华大使那齐雅表示:“如果西沙群岛确实对保卫印度支那具有重要意义,那么现在就是最终占领的时候。在当前局势下,我预计中国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殖民地部也敦促外交部在短时间内实现对西沙群岛的永久占领。1938年1月26日,法国外交部在给殖民地部的回函中表示对占领西沙并在岛上建各项设施的提议予以采纳:“现在是使我们对西沙群岛的占领更加明确,并以明显和持续的方式行使我们主权的时候了。”同时,法国外交部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对法国的行动提出反对,因为其“同样不希望看到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均势被打破”。最后,法国外交部称“将高度重视并尽力推动”占岛行动,并提醒殖民地部要“谨慎准备,并确保迅速执行”。
至此,法国政府基本确定了占领西沙群岛的决策。不过,对于此次占领行动的出发点,法国外交部特别指出,“并非要夺取我们一直认为的安南附属领土,而是考虑该群岛对殖民地安全的重大意义”,这也给法占西沙定下了“为保印度支那安全”的对外论调。
3. 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
1938年2月中旬,正在法国政府推进占领西沙行动之时,驻华大使那齐雅突然报告称,西沙永兴岛上有一群自称是开洋产业株式会社的日本人聚居并从事开发。之前“马恩”号考察时,永兴岛附近没发现合适的锚地,考察团并未上岛勘查,因而不知道岛上有日本人的存在,这让已制定占岛计划的法国政府有些措手不及。
为了妥善处置岛上的日本人并尽快表明法国的“主权”主张,2月19日,法国外交部向远东舰队司令发出五点指示:“一、核实永兴岛上居住者的身份,准确记录他们的职业、逗留时间及雇佣公司,并检查他们是否配备无线电设备;二、以书面形式告知他们西沙群岛属于法国,在岛上须遵守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关于鸟粪开发以及无线电使用的法律法规;三、正式通知日本领队,只允许以个人名义悬挂国旗;四、在岛上竖一座刷有法国国旗颜色的界碑,以体现法国的主权,并刻上‘法兰西共和国—安南帝国—帕拉塞尔群岛—茂林岛—1816年~1938年’等字;五、派舰在包括琛航岛、珊瑚岛和甘泉岛等主要岛屿上竖立类似的界碑。”同日,法国外交部又指示印度支那总督布雷维耶(Brévié)“参照南沙群岛的先例,通过在殖民地政府公报上公布法令的方式,立即将西沙群岛并入印度支那联邦(安南)的一个行政区”,并加速执行全面占岛的任务部署。
1938年3月底,印度支那海军司令基本完成了法国外交部的指示,“马恩”号护卫舰在各个岛屿上竖立了显示法属安南拥有该群岛的界碑。总督布雷维耶也按指示将西沙群岛并入同一纬度的承天省,但他认为没必要颁布法令,理由是“这不是一次占领,而是将一小块安南领土并入一个省而已”,故只需“按照现行程序调整安南各省之间的边界”即可。布雷维耶的意见反映出印度支那对于西沙群岛主权的态度,即认为该群岛与南沙群岛不同,它本就属于法属安南,这也正是他在之后的行动中派警卫上岛驻守的原因。
1938年6月初,布雷维耶向殖民地部发送密电,称近期准备迅速占领西沙群岛,并计划在岛上“设一支由一名欧洲官员指挥的土著警卫队,同时建一座无线电站”。他请殖民地部向海军部强调此次任务的重要性,并请海军部立即向远东舰队司令勒·比戈(Le Bigot)和印度支那海军司令珀蒂(Petit)下达指令,“为印度支那迅速占领西沙群岛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海军部长对这一行动持谨慎态度,表示“不应派军舰参与”,并命令印度支那海军司令“不得为占岛行动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布雷维耶只得向殖民地部表示,他将命令占岛小分队在没有“马恩”号护卫舰护送的情况下启程,并强调“必须立即出发”。
殖民地部对此有些犹豫,一度向布雷维耶下达了“延迟出发,直到另行通知”的命令。但布雷维耶报告称,已经签订了租用“阿尔贝特·萨罗”(Albert Sarraut)号货轮的合同,并指出“任何延误都可能使占岛行动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会碰到日本军舰”。基于此,殖民地部向外交部转告了这一行动计划。外交部长赞同布雷维耶作出的实际占岛部署,并指出行动时应“明确确立法国对该群岛的主权”,同时还嘱咐总督府“在任何意想不到的困难威胁到这项工作进行时”及时向巴黎报告。
很快,印度支那方面实施了登岛行动。6月11日晨,小分队抵达西沙群岛,13日在珊瑚岛举行了升旗仪式。19日,登陆珊瑚岛的行动顺利完成,人员和设备成功上岸,在岛上设置的200瓦短波无线电台也已可以运作。27日,海关汽艇“库伦船长”(Capitaine Coulon)号运送第二支小分队前往永兴岛,30日完成登陆。法国在珊瑚岛和永兴岛分别设置了警卫哨所和无线电站,实现了对西沙群岛的实际占领。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支那总督府此次派往西沙群岛执行占领和驻守任务的是当地的土著警卫队而非军队,整个行动没有法国海军的参与,甚至连登岛小分队所搭载的船只也是总督府租用的货轮和海关汽艇。这种形式正契合法国政府对此次占岛行动的定位,即并非军事侵占西沙群岛,而是出于保护法属印度支那安全考虑,派警进驻也只是在行使法属安南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这一形式给法国应付后续国际舆论谴责提供了借口。
三、中、日、英等国对法占西沙的态度及法国的因应
法国占领西沙群岛的行为,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中、日、英等国的态度说明,法国对西沙的占领和所谓的“主权”并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1. 英国:战略性“支持”但拒绝对西沙主权表态
为寻求英国一致对日的战略合作,法国驻英大使科尔班(Corbin)在1938年7月2日向英国透露了法国的占岛行动。英国政府本就对西沙群岛的事态十分关注,因为如若日本军事力量控制该群岛,则将危及海南岛,亦会对香港至新加坡的航线造成威胁。英国政府早前曾与法国政府通气,表示若日本占领海南岛或西沙群岛引起任何纷争,“两国政府将视情况需要,相互提供必要的支持”。不过,彼时仍奉行绥靖政策的英国政府很难在法日交涉中提供实质帮助,但因与法国一样不愿看到日本势力入侵西沙群岛,故英国外交部仍指示驻日大使克莱琪(Robert Craigie)“以法国认为最有效的方式提供支持”,但特别强调“不做任何可能意味着英国政府承认法国对该群岛主权主张的事”。
实际上,对于法国此次占领西沙的行动,英国也认为是法国利用时局的趁人之危之举。克莱琪指出:“如果法国决定对西沙群岛声索主权,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因为当时日本正忙于在武汉作战,并“不想招惹法国”,而中国则疲于抗战,无暇顾及海疆。因此,在西沙群岛主权问题上,英国政府拒绝就法国的“主权”主张发表意见,认为“这一问题还需中法政府通过谈判或仲裁来解决”,而不应在中国身处危局时向其施压迫其让步,表示“不应以牺牲中国政府的利益为代价对主权问题作出预判”。
可见,英国对法国占领西沙群岛的“支持”只是出于牵制日本的战略原因,并非对法国声称的“主权”的认可,亦未因法国占领西沙群岛而在主权问题上发生态度倾斜。事实上,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法占西沙这一举动对该群岛主权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2. 日本:提出反对并强调西沙属于中国
日本方面,在获悉法占西沙后则明显表现出了不满。在法国警卫队登陆西沙群岛之时,日本的一艘万吨级巡洋舰和一艘鱼雷艇正停靠在珊瑚岛附近,期间船员曾上岛勘查,并与岛上的法国警卫队长进行了“友好会晤”。不过见面之初,日本军官直井中佐就表达了对法国在“属于中国的西沙群岛上”建造设施的诧异。之后,他还告诉警卫队长,“日本尚未承认法国在岛上的部署”,并称“有可能会接到上级命令,让法国撤离日本定居了六十年的永兴岛”。甚至在离开之前,直井还声称:“鉴于法国非法向岛上派遣武装队伍,日本海军可能会派出一支军队占领该岛。”
1938年7月3日,法国哈瓦斯(Havas)通讯社率先公布了西沙群岛的几点近况,法占西沙的消息迅速公之于众。获悉这一情况后,日本外务省高度关注。7月4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宣称,“日本不承认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认为该群岛属于中国”,并计划“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此外“如果定居岛上的日本渔民受到法国警卫的侵犯,日本海军将进行干涉”。7月6日,日本外务省召开记者会,重提1920年代日本人询问印度支那海军司令雷米(Remy)时得到的“西沙群岛不属于法国”的回复,以及1921年中国南方军政府将西沙群岛划入海南岛管辖的历史,同时追溯日本人平田末治在1917年前后对西沙鸟粪的开采,称种种历史显示法国无权占领该群岛。两日后,日本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向法国驻日大使亨利递交照会,对法国占领西沙作出正式表态,强调西沙群岛属于中国,指责法国违背了此前不占岛的承诺,并表示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予以应对:“根据法国大使在(1937年)9月18日递交的备忘录所述,法国声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但与中国尚存争议,在这一分歧未除之前,法国不会对该群岛进行实际占领。该备忘录不足以改变日本的态度,日本一直都认为西沙群岛属于中国。帝国政府无法理解法国政府在中日战争期间突然采取与备忘录相违背的行动并宣布完全占领西沙时的真正意图。要补充的是,考虑到帝国军队对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进行了封锁,如有保护这些岛屿上帝国企业权利的必要,政府将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与此同时,日本巡洋舰舰长也按外务省指示,向驻西沙群岛的法国警卫队长宣布了日方的三点态度:“一、日本政府不承认法国对这些岛屿所主张的主权;二、警察登岛完全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三、法国当局不能要求居住在岛上的日本人遵守印度支那的法律。”一时间,法日两国关系趋紧,西沙群岛上两国人员的对立态势明显。
面对日本的反对,法国政府辩解称,1937年备忘录中提到的与中国达成的有关协议并不能构成法国对日本的承诺,并且法国派舰前往西沙建设灯塔时曾告知日本海军部,但日本政府并未发声。同时,法国表示:“将印度支那的海上安全部署扩展至西沙群岛,唯一目的是保护该海域的国际航行。”为了缓解日本的不满,法国还强调“将充分保障群岛上和平从事各种行业的日本国民的合法权益,不会妨碍他们的自由活动”,并立即指示印度支那总督敦促岛上警卫执行,取消了此前制定的要求日本人遵守法属印度支那政府相关法律条例的规定。
法国政府向日本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和安抚,而日本方面,亦因当时正集中兵力攻占中国武汉、广州等中心城市,“无意扩大日法矛盾,并希望进行外交对话”,因此,法日矛盾也很快趋于缓和。不过,针对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和所谓“主权”,日本政府从未予以承认。尽管日本这一态度的背后实际是出于对西沙群岛的觊觎和对法国捷足先登的不满,但也侧面承认和支持了中国的西沙主权。
3. 中国:声明主权并保留一切权利
当国际社会关注法日间的紧张局势时,西沙群岛主权真正的拥有者——中国政府才从国际舆论中获悉法占西沙一事。法国自1937年9月调整西沙政策后,其派舰考察西沙并建设灯塔以及派警占领等行动都未向国民政府通报知会。因此,突闻此事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电询驻法大使顾维钧:“近闻越南武装队伍已占领西沙岛,查该群岛主权向属中国,法政府对该群岛之主张中国从未承认,上述消息如果确实,中国政府不得不提出抗议,并保留一切权利。”
顾维钧随即向法国外交部长博内(Georges Bonnet)询问情况,后者解释称“并非占据”,并陈述道:“该岛主权向属安南,去岁9月曾通知贵国政府拟在该岛建设灯塔、观象台以察台风而便海航,此项工程业于上年10月开始。最近为防海盗侵害渔民,越政府派遣少数警察驻该岛以维治安,实非占领之举。”对此,顾维钧表示“去年通知并未接洽”,同时质疑道:“该岛主权问题系属多年悬案,我国一再提出证据证明主权实属中国,法外部有案可稽。前年,法政府以未解决前双方不宜有何积极(行动)……此次派警驻岛究系何意,是否于双方法律上之立场并无丝毫变更?”博内则保证称:“此案将来仍须交涉解决,此时中国政府可再声明立场,保留一切权利。”
法国殖民地部前部长穆岱(Marius Moutet)亦向顾维钧表示,派警卫驻西沙是为了阻止日本对该群岛的窥伺,从而“遏制日本侵占海南岛之动机”,并保证道:“此举纯为保护越南安全及假道越南之航海线,与中法双方所持立场毫无影响,该群岛主权根本问题仍待将来依照法律解决。”
了解情况后,顾维钧向国民政府外交部请示:“该岛主权之属华,我素坚持。现在日人同样主张甚至向法抗议,意在窥伺。目前我方究应严重抗议,抑仅重申我国立场,正式声明保留一切权利,以待日后续行交涉解决?”7月1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向顾维钧作出指示,命其以“节略声明中国政府向认该群岛主权属于中国,现中国政府保留一切权利”,并嘱咐其“注意法方行动及日本对法之表示,随时报告”。
7月18日,顾维钧向法国外交部递交节略,声明“西沙群岛主权属我,并保留一切权利”。法国外交部则再次保证称,“主权问题请放心,将来自应友谊解决”,同时解释“日兵舰仍常巡行群岛,渔人日见增多,颇有觊觎之意,法不派警将为日占”,表示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将声明“该岛仅中法两国有关系,第三者无权过问”。
对于法占西沙一事,国民政府最终选择仅“重申立场、保留一切权利”,很大程度是缘于深陷抗日战争的无力和无奈,以及法国所谓的“为防止日本侵占”的理由和“无关主权,保留双方立场”的保证。同时,由于日军对中国沿海交通线的封锁,依赖进口的中国军需物资迫切需要维持国际通道,需要向印度支那借道转运亦成为国民政府对法占西沙态度的掣肘。但需指出的是,对于法占西沙的表态是国民政府为了与法国及印度支那政府共同对抗日本在亚洲的侵略而迫不得已做出的,并非对法国所谓的安南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主张的认可。
4. 法国对国际舆论的应对
1938年7月初,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和谴责,日、德、英等国多家报纸以头版头条的形式报道了这一消息。一些舆论指责法国此举违反国际法,认为这种趁人之危的行为“对一个正处于大规模军事冲突中的国家是不友好的”。香港《南华早报》则对法国的动机提出疑问:“法国仅是投机的,还是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抑或是在帮助中国?”
为应对国际舆论的质疑,法国外交部紧急向驻美、意、德、英、日等国大使发电,就印度支那政府在西沙群岛的行动作出说明,以便大使们了解此举的“确切性质和意义”,从而向各国政府辩解。首先,法国外交部重申了法属安南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西沙群岛于1816年并入安南帝国,与后者同时成为法国的保护领土……过去几十年中,印度支那海军一直定期勘察该群岛。”其次,法国外交部将一年前在珊瑚岛上建立灯塔以及最近运送建造气象站和无线电站相关人员、设备上岛等行动解释为保护西沙群岛附近航线的安全,至于派驻两支安南警卫队则是为“保护这些设施免受海盗入侵或渔民破坏”。最后,对于外国报纸使用的“占领”一词,法国外交部表示无辜,称此举仅是法国“在其领土上部署一个海事安全机构”,目的是“为在该海域内航行的所有国家船只提供平等的服务”,且所有措施都“不会损害他国的任何利益”,尤其是“不会妨碍岛上日本渔民的合法活动”。
可见,在应对中国之外的国家时,法国极力弱化占岛行动的非法性,通过法属安南拥有西沙主权的“主权论”以及为保护西沙周边海域的“航海安全论”,将占领西沙掩饰成是对印度支那原有领土的建设和防卫,企图借此来平息国际舆论的质疑。而在应对中国时,法国则以保留双方主权立场作为保证和安抚,强调此举是为了防止日本侵占,借以契合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并积极寻求他国支持的心态。然而,这些说辞并不能掩盖法国侵占西沙群岛的事实。
余论
日本全面侵华并占领东沙岛后,为防止日本进占西沙群岛进而威胁印度支那的战略安全,法国一面向日本声明其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一面调整西沙政策,摒弃了之前以外交途径声索西沙主权的方式,转而积极通过派舰考察、派警占岛等一系列行动展示其对西沙群岛的所谓“主权”。这一时期,法国对西沙群岛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实际是借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无暇顾及南海疆域之机,将其对西沙群岛的侵略从外交层面推至事实层面,从而完成对西沙群岛的侵略升级。
那么,法占西沙这一行为对西沙主权的归属是否产生影响?由于中国明确提出了保留一切权利,因此,此举实际并不能从国际法上赋予法国拥有西沙群岛的主权。这一点在二战结束后法国外交部的有关报告中也有所承认。法国外交部指出,1938年占领西沙的行为“不可能赋予法国法律名义,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正式保留了其权利”。然而,法国外交部又认为,“法国对西沙群岛的主张本就不是基于占领,而是基于安南的历史主权”,占领西沙群岛是为了“按照现代国际法则对这些主权予以确认”。也就是说,法国企图通过占领西沙的既成事实将其一直以安南名义声索、又尚存争议的西沙主权予以坐实。
法国的这一思路早有端倪。1930年代初,法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巴德旺(Basdevant)在审核法属印度支那官员提供的有关安南拥有西沙主权的“证据”后,对相关文件的有效性不太认可,对安南的权利也有所保留。鉴于不利的证据,巴德旺建议法国政府,可以通过对西沙群岛采取积极的活动来加强安南的法律立场,但不要以“占领的形式”,而应表现为“行使先前存在的主权权利”。尽管这一建议当时因被认为会引起中国强烈抗议而未被采纳,但法国外交部也期望“等待某些严重事件改变中国局势”,从而利用时机对西沙实施占领,为法国的论据提供“既成事实的基础”。
纵观法国政府在1937—1938年间对西沙群岛的考量和行动,基本就如法国外交部1930年代初所设想的那样,是趁日本全面侵华、远东局势巨变之际对巴德旺“采取积极活动以加强主权立场”建议的践行。法国以抵御日本侵犯、维护航行安全为由,以行使安南主权之名,派警进驻西沙群岛,实际是想借此强化其一直声索但又无实质“主权”行为的所谓主张。对于同样觊觎西沙主权的日本,法占西沙可谓是先发制人,暂时避免了日本南进侵犯海南岛和印度支那半岛,但对于真正拥有西沙主权的中国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
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并未维持很长时间。二战爆发后,日本大举南进,不断往西沙群岛增派兵力,并在1945年“三九政变”时将驻扎在岛上的少数印支警卫驱逐出岛。法国在日本全面侵华之时对中国西沙群岛的侵占虽然短暂,但给之后解决南海争端带来了消极影响。二战结束后,法国企图恢复战前对西沙群岛的占领,于1946年5月下旬派“埃斯卡莫奇”(Escarmouche)号护卫舰运送人员登上珊瑚岛进行侦察,并计划重置岛上的警卫哨所。1947年初,在中国军队已经接收西沙群岛并派兵进驻的情况下,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仍派出“东京人”(Tonkinois)号护卫舰前往西沙执行占岛任务,制造“永兴岛事件”后又占领珊瑚岛,并借此与中国在西沙主权问题上持续交涉,这正是法国对其通过占岛强化西沙“主权”思路的延续。在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后,南越当局和统一后的越南政府则全盘接收和继承了法国殖民者炮制的这套拥有西沙群岛先占权的“历史证据”,并先后在多份关于“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白皮书中,将法国对西沙群岛的占领作为殖民时期法国以其名义行使西沙“主权”的凭证和声索西沙主权的依据,频频搅动南海局势。然而,法国所谓的西沙主权论据本就是不合理的,其对中国西沙群岛的主权声索和侵占属于西方殖民者的非法侵略行径,根本不能为越南声索西沙主权提供合理依据。(责编:廖利明)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十世纪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历史主权研究”(18ZDA184)的阶段性成果。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梁芊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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