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医药资源丰富，并不存在绝对的缺医少药现象，为实施合作医疗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不断演进的保健药社是构建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路径；“私医入社”堪称合作医疗的伟大创举，即透露出陕甘宁边区西医药资源稀缺的窘境，同时折射了中国共产党海纳百川的胸怀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卫生合作社的诞生标志着边区的合作医疗发展的新阶段。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对营造良好的乡村氛围，构建和谐的农村发展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合作医疗；医药资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甘宁边区卫生史研究（1937—1945）”（项目编号：11XDJ001）。
[作者简介]温金童，男，陇东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陕甘宁边区史研究。
在卫生资源稀缺的陕甘宁边区，合作医疗制度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希望之路。“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实行合作医疗可以有病早治，无病早防，有利于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有利于培养农村医药卫生人员，有利于保护劳动力，有利于保证和促进农业生产。”[1]由于文献资料不足，目前对合作医疗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卫生部“关于我国发展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课题组则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为起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医药工作史》则显示，“1930年在红一军团下辖的长汀医院内就设有医药合作社”（参见总后勤部卫生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医药工作史》。1997年版，第6页）。还有学者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源头追溯到1923年河北香河出现的第一个“雷法森式”信用合作社[2]30。也许这一争论随着新史料的挖掘，还会继续下去，但毋庸置疑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史上占据重要的一页。
一、 缺医少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在论及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的著述及史料中，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是缺医少药。21世纪前后出版的一大批地方志屡屡强调这一点，《陕西省志·卫生志》直陈“陕北一带，缺医少药”[3]。有了省地方志的定调，《神木县志》乐得追风，“本县医疗卫生事业非常落后，长期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4]472。与神木县比邻的府谷县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府谷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境内没有卫生领导机构和专业医疗单位。每年夏秋季节，伤寒、痢疾等普遍流行，重者全家全村感染。由于缺医少药，患病死亡率很高”[5]611。子长县则着重强调了传染病爆发之际的无能为力，“由于预防设施落后，缺医少药，传染病一旦流行，便无法控制，听任其蔓延”[6]638-640。陕北各县如此缺医少药，陇东一带更是“药品奇缺，价格昂贵”[7]。环县还特别强调，“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漠视人民疾苦，致使民间缺医少药，医疗条件甚差”[8]361-362。环县的这一“特别强调”，细细揣摩可称意味深长。
随着对史料的仔细审视、比较、分析，无论是众多地方志对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的重复记载，还是学者据此得出的雷同判断，都只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命题，排除了断章取义、因“我”所需的选择标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在更广泛的史料、更深入的分析、更客观的史料选择面前，“缺医少药”这一论断大体是站不住脚的。就近代医药而言，医有中西之别，药分中药和西药，一句简单的、泛泛的“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颇觉笼统，至少也太绝对化了。
首先，仅从中药材来说，陕甘宁边区堪称储量丰富。曾经坚称“缺医少药”的子长县，事实上“境内地产中药品类繁多，历代方志均有记载，仅历代志书所录药用品属类便有谷属、菽属、蔬属、瓜属、果属、木属、花属、草属、药属、禽属、兽属、虫属、鱼属、羽属、鼠属、石属、制造品等17个属类，几百个品种”[6]644-645。据统计，“本地生产的中药材有40多种就地销售，其余外销”[6]644-645。从1938年到1944年间，陕甘宁边区先后组织专家学者对边区的森林资源、南泥湾开发、陕甘边界槐树庄一带水土病源的多次考察，延安自然科学院还专门组织了对大台沟的薄荷采集工作，积累了8000余份标本和大量的数据[9]1。在长达数年的科学工作支撑下，乐天宇本人亲自参与的这一系列调查研究得出，陕甘宁边区自古以来“盛产药材，药产品种甚多，药产出口为边区出口货物之一大宗。边区不但在矿藏上可称为我国的宝库，在植物的产品上亦为一个巨大的宝库，特别是所产药材，其品类之多、品质的优良、产品的雄厚，在全国可说是首屈一指。著者曾在延安以南25公里的大台沟中纵横百步之内，采到20余种名贵药材，如麦角、龙胆、远志、柴胡等。陕甘宁边区实为我国最大的天然药圃之一”[9]1。陕甘宁边区的历届农业展览会都证实以上论断言之有据。1939年的农业展览会上展出了正宁、宁县、镇原、泾原等地的大黄产品，这些地区“所产大黄品质优良，为大宗输出品，多经过山西的客商入山收买，一部分转运河南的百泉及禹州两地，在药材大会上发售，转销全国及亚洲各国；另一部分运至恰克图，卖给蒙古商人，转运莫斯科，销行欧洲。因此本盆地所产大黄有恰克图大黄之称。龙胆和秦芄也是本区域的出口药材，尤以秦芄为大宗出口商品，除销行全国各地外，尚销售于日本、朝鲜及欧亚各国。在陕甘宁边区的两届农业展览会上，陈列的种类很多。此二种药材普遍分布于桥山脉、梁山脉的各山野，秦芄产量较龙胆为大”[9]16。陇东地方文献对本区丰富的药材资源也如数家珍，“区内盛产各种中药材445种，其中有154中列入全省中药名录，69种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甘草、党参、黄芪、柴胡、知母等25种药材被国家列为出口商品”[10]1。《庆阳地区志》所言“区内盛产各种中药材”证实了乐天宇所述陕甘宁边区盛产药材绝非虚言。
除上述各地出产的大批中药材以外，“三边分区的甘草历来名列‘三宝之一’，其含葡萄糖量远较其他地区为高，质量最好，是气管及肠胃等症的特效药。本地都是野生，三年生即可采用，产量巨大，用量甚广，八路军某部开荒生产时，仅在一个月内，就顺带挖出新鲜甘草3000余千克（合干货约500余千克）。至于延河流域的薄荷、梁山脉的远志、遍布全边区的麻黄等贵重药材多达200多种”[10]1。
频繁出现在地方志上的大量资料、确凿数据轻易推翻了传统的“少药”观点，同样，若排除在全国都比较匮乏的西医精英，考虑到普遍散布于城乡、街巷，大量存在的中医，“缺医”一说也丝毫站不住脚。中共中央进驻之前，延安城简陋的小街上就有六七家药铺，也有坐堂医生行医看病[11]91。地方志的记载表明，陕甘宁边区的子长县“境内著名医生有张文化、侯锡康、杨汉卿、李乔、栾万全等，也有少数外地医生在本县药铺坐堂行医”[6]644-645。即使在偏僻的神木县城、集镇上也都有一些中药医生，“较有名者如张拱晨、高和忠、裴宜丞、刘荣胜、杭蓬源等人，还有一些有名的中药铺，如万春堂、世德同春堂、同和堂、泰隆堂、仁寿堂等等。除去这些地方名医、名药铺之外，到处也能看到一些走街串户的游医，虽然医术不甚高明”[4]472，但也可以帮助治些头疼脑热的小病，以解乡民看病难的燃眉之急。当时陇东分区环县“较有名望的民间医生有：车道蓝渠杨满广，祖传接骨医术，至满广五代，驰名环、固（固原）；洪德街梁嵩山，医术全面，长于妇科，兼开药铺”[8]361-362。对当地卫生工作贡献非浅。府谷县的医疗卫生工作更是“靠民间土医和私营中医堂铺支撑”[5]614。府谷民间土医和私营中医队伍庞大，计有“坐堂和游散民间中医百余人，较有影响的民间中医有三大世医家族。即以柴家墕村老中医柴淑平为代表的柴氏世医家族，以黄甫乡太家沟村李杰、李来通为代表的李氏世医家族，以高石崖乡红花村人胡杰为代表的胡氏世医家族。这三大家族对对祖传中医学代代相传、延续不衰，闻名乡里的医生代代皆有”[5]614。除了这三大世医家族之外，府谷县城尚有“王九思擅长中医，喜读《金匮要略》《伤寒论》，对医理药方的论述理解甚深，诊病除疾屡见奇效；张子舆擅治内科传染病，特别是他经营的药品极重视质量，颇受群众信赖；余二长于脉理，通晓六经传变；张季仁、张有常、杨侯四、王三毛、柴五等老中医，治病临床经验丰富，疗效亦好”[5]615。在府谷乡间，“地区性的名中医有李本仁、贺文禄、张怀魁、陈海、胡俊、刘平、杨果、杨溥、刘顺会、张友华、郝权晓、张二、陈二海、赵学铭、柴在、张百川、刘三毛、马润等”[5]615。府谷县已经拥有“坐堂和游散民间中医百余人”[5]615，已经很难称为“缺医”。府谷县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医疗队伍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1950年县卫生院建立时仅有6名专业医疗人员，到1961年，全县专业医疗人员达131人”[5]615。
（表中数据参见《府谷县志》编纂委员会：《府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截止到1965年，府谷县全县的专业医疗人员共72人，其中还包括了6名管理人员，两名工勤人员，中西医师仅64人（见表1）。这一数字与20多年前抗日战争时期的府谷县“坐堂和游散民间中医百余人”相比，反而下降了。以是观之，陕甘宁边区“缺医”一说也缺乏历史依据。
通过分析发现，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是一个不完整的片面判断，与全国情况如出一辙，西医、西药在边区是稀罕的奢侈品，从这一点出发，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才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判断；而就拥有巨大的中医市场，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不被认可的土医、巫医队伍，引导得法，完全是可资利用的一股力量。丰富的中药资源而言，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判。边区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为应时而兴的合作医疗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二、保健药社：构建乡村合作医疗的早期尝试
虽然早在抗日战争之前，我国的合作医疗制度已现端倪。陕甘宁边区合作医疗制度的出现除了政治催生和现实需要外，也有其社会文化背景和大众心理基础。边区农村在农忙季节存在普遍的变工现象，即农业生产中的互助合作[12]，这种普遍存在的民间组织，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农户之间封闭、分散的生产传统和“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状态，客观上增强了小农家庭间的联系。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改变着边区面貌，改善着人民生活。人们在丰衣足食的同时，对“人财两旺”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无形中刺激了边区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
边区合作医疗的早期组织机构是保健药社。为解决西药匮乏的难题，充分发挥边区中医药资源丰富的优势，贯彻落实“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在边区党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下，1938年，第一个保健药社宣告成立，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干部保健，与后来勃然兴起、面向群众的保健药社在组成和性质上并不相同”[13]。这个最早成立的保健药社的定位是“属边区政府领导的一个医、药并举的机构，由边区政府民政厅主管，经费由西北保健委员会和民政厅投资”[11]106。1938年成立的这所保健药社，因服务对象、经费来源的固定性，并不具备合作医疗的基本特征。直到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后，为全面加强卫生工作，保障人民健康，边区政府正式兴办面向普通老百姓开放的保健药社，当时委任李长春为保健药社的负责人。药社成立伊始，西北局保健委员会率先投资740元，民政厅则是拿出了一部铁合线机子算作入股本钱，以800元计，共同经营管理药社。随后，保健药社收购了2000元的中药材，从边区各地聘请了几位当地较有名望的乡村医生，1939年7月正式在安塞县挂牌成立[14]74。为规范保健药社的有序运作，1940年3月13日边区政府修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暂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共六章39条，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内容：
第一条：本社定名为保健药社，各地分社定名为保健药社XX分社。第二条：……为发展地方医药卫生事业，推销中西药品器材。并采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以利保健工作。第三条本社系药品消费合作社性质，欢迎一切团体及个人入股为股东。第六条：一切团体或个人，按章交纳股金，遵守本社章程……均得为本社股东。第七条：凡入股股东，于入股时取得股票一张。第八条：本社股东自愿退股者，应提出声（申〕请退股书，连同股票，一并交管理委员会退出之。第十条：本社股东，可随时取去半数股金，其余至结算时期退还全部本利。第十一条：本社社股与定额，每股般金为十元，每一股东至少认购一股，多则不限。第十二条：本社社股，转让他人时，必须通知股东董事会及管理委员会；否则，概不承认。[14]218-219
这所保健药社的确是具备了合作社的性质。“采集中西药材原料，尤其提倡采集土产药材，以利保健工作。”[14]77再次从侧面证实边区丰富的中药资源是保健药社成立的必要条件。“本社系药品消费合作社性质，欢迎一切团体及个人入股为股东。”[14]77除以白纸黑字明确保健药社是“药品销售合作社”的性质之外，对于股东身份的包容姿态，任何团体、个人均可成为受保健药社欢迎的股东。《章程》规定了成为股东的基本条件，“一切团体或个人……均得为本社股东。”[14]77在《章程》指导下，李长春继续负责保健药社事务，他从卫生材料厂[14]77提取了前保健药社所有资金赢利计2000元作为资本，进一步扩大了药社的业务。
在药价方面，保健药社的药品与私人药铺相比格外低廉。例如苏合丸一项，其他药铺卖4000元，保健药社只卖3000元，半年卖出100盒，为群众节省药费10万元。向边区所属的各分社批发的话，每盒仅卖1500元。保健药社还规定，对灾难民免费治疗，对抗日军人家属一律九折优惠。即便是这样，到1940年底保健药社也获净利2500元。此后，保健药社的业务越做越大，股金连年飙升，不断创下新高（见表2）。
（表中数据参见卢希谦等：《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需要强调的是，保健药社的发展并不是只建筑在币价的变动上，而是确有实际的增长，其中“团体股金占30%，群众个人股金占70%。保健药社的业务迅猛发展，公积金已发展到600余亿元，”[14]77保健药社将大部分盈余的公积金重新投到边区各分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影响和价值从后来大量涌现的保健药社和更晚些时候成立的卫生合作社已经可见一斑，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中也不难寻觅当年保健药社的影子。
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得依业务之发达与环境之需要，在各县、区、镇成立分社”。1940年7月，边区民政厅决定在延安市南关设立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各地设分社，在各县、乡建立分社26处，发布在延安、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20个县市[11]，推动了边区卫生医药事业的发展，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边区某地“有一个乡长是一个医生，当了保健药社的主任，老百姓就抢着要”[15]234。“在延川保健药社，张明俊两家请医生，争不明白，到县政府打官司，这表现出来人民对医药卫生的要求。南泥湾农场发生瘟病，保健药社派了两个医生下去，南泥湾附近的居民都来请，在南泥湾没有看完，金盆湾就又来请医生，所以这两个医生下去二十多天还没有回来”[15]191。在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的示范引导下，陇东各地的保健药社也发展较快。1938年成立的曲子县保健药社是比较早的地方保健药社，有医士两名，学徒两名。1941年初，为加强医疗卫生工作，陇东分区成立了干部休养所，其性质与边区1938年成立的保健药社相同，主要为领导干部服务，同时还要求各县办起保健药社。陇东青救会当即决定在曲子、环县、华池、合水等地设立医药供销处。1941年4-8月，陇东各县训练了120余名青年卫生员，开办保健药社，为改善陇东的卫生条件奠定了基础[16]557。众所周知，1941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为了解决兴办保健药社的经费困难，陇东各地政府鼓励群众集资入股，自主创办初步具备合作社性质的保健药社。各地政府组织专人积极宣传“股东、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吃药，一律九折”“药社盈利30%，按股分成”[17]等鼓励集资办社的保健药社章程，激发了群众创办保健药社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办起了保健药社。在创办药社的过程中，各地药社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地采集药材，泡制加工成许多中成药品，积极为群众医病解痛，在传染病流行时，就对贫苦农民免费医疗和赠送药品，使广大群众减轻了疾病的痛苦和生活负担。保健药社卓有成效地开展卫生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当地卫生事业的发展。驻守陇东的385旅、抗大七分校等单位，也为群众捐助卫生费，帮助筹办卫生药社，并经常派出医疗队巡回医疗，热情为人民群众看病送药，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参见《环县政府1945年工作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资料号：全宗号资5—4、目录号46、案卷号211。。华池保健药社成立于1942年，由“县长李培福从延安请来西医大夫王天喜，带有两支体温表、两具注射器及少量药品，设立华池县第一个公办保健药社，配助手两人，由王天喜负责。到1946年，全县已办起药社五处（每区一所）”[7]270。1944年环县保健药社也告成立，“有医士两名”[8]361-362。王杰为保健药社主任。“王杰系四川南充人，随红军长征来到环县，是一位有名的老中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他不但应付门诊，还经常走乡串户，下乡出诊。保健药社饲养一头毛驴，专为他下乡骑用。”[16]581环县共有3处保健药社，即公家办的县保健药社和群众集股办的洪德区卫生社和甜水区卫生社。洪德区、甜水区卫生社没有医生，光卖药。基本情况为“县保健药社资本502850元（法洋），获利100015元（法洋），今年投资1553300元（法洋），共获利408321元（法洋）。县药社有王杰同志看病，今年治好病人229人。洪德区卫生社有资金1350000元（法洋），获利708100元（法洋）。甜水区卫生社有资金100000元（法洋），获利40000元（法洋）。车区二乡亦准备建立一所卫生社，正在准备阶段”（同上）。
三、独特的民间入股：合作医疗中的医药资源整合
延安南区合作药社是边区合作医疗的一面旗帜，其对地方医药资源的挖掘、对农村合作医疗的探索，独树一帜，颇值得玩味。这个药社是共产党员刘建章和有名的“阴阳先生”董先生一起办起来的，这就为这个合作药社披上了一层神奇的外衣。仔细梳理南区合作药社的发展轨迹，深味中国共产党整合医药资源过程中所展示的气度与智慧，对于理解边区的卫生合作运动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延安市南区合作药社成立于1940年。当时“延安一带疾病流行，医药困难，群众迷信巫神，受害不浅”[13]28-29。为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对于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18]964-865。共产党员刘建章自觉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与中医董先生，合伙开办医药社，并再三说服教育董先生，一面行医治病，一面以本身过去的事实，说明阴阳巫神的欺人骗己，这个活生生的宣传，对打击迷信活动收效很大。1941年，刘建章又把迷信品由消费部搬到医药社，为的是群众来买迷信品时，便于宣传医药治疗，说明烧香敬神是花冤枉钱。董先生平常出诊，必须的医药费、手术费都是收的，收这笔钱不仅是为了添购药品，维持生活，而且也表示医生对病人是负责任的。因此群众对该社十分信任[19]。但是，因为他做过“阴阳先生”，有些落后群众如遇丧事，就要请他看看地势，才敢大胆动土；看看风水，才敢掘墓埋人。他在迫不得已时，也就应付行事，可是不收任何费用，以示“不顶事，不要钱”。如果有人坚持要把看风水的钱送上门时，他就直接把这些钱算作股金，这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民间入股形式。药社刚成立的时候，以这种方式入股的社员达数十人之多。到1943年，这种情况就没有了，说明相信迷信的群众已经大为减少。比如五乡马家堡的一个中户之家，1940年消耗在买迷信品上的钱，总值一大匹布，计有香10把、黄表4盒、烧纸10刀，灶、门、天、财诸神齐全，又买大炮50、小炮两包，红纸四张等；到1943年，只买了四把香，两盒表，灶神一张，大炮10个，烧纸两刀，较1940年，减少了75%。在刘建章和董先生的努力下，南区合作药社与封建迷信做了长期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44年前5个月，治愈1000多名患者，售出药材200多斤[20]。南区保健药社的成功与不足，对以后相继成立的保健药社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向被视作封建迷信代表的“阴阳先生”在被教育后成为卫生合作争取的重要力量。
无独有偶，陇东分区曲子县对民间私医的的吸纳、使用可视为保健药社注重挖掘、整合医疗卫生资源的又一创举。资金筹集是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根本问题，补偿与激励约束问题又关系到社员的积极性和制度的持续性[2]99。为了充分挖掘本地卫生资源，药社主任庞克道同志自己医术高明，也没有“同行相轻”的坏习气，而且积极去了解、联络、沟通，他所知道的医生，不管自己认识不认识，他都捎话或写信给他们，让他们到曲子的时候来药社来坐，如合道区马文科、谢四，天池区的李建邦，马岭区的邓正义，木钵区的韩九安，环县洪德区的梁松山以及农村里的一些私医等[16]563。庞克道还经常注意组织现有各类医生与药社合作。他听说张体智医生是一个孤身的河南老“经汉”（担药担游方卖药的），就排除干扰，劝张体智将药担入股给药社当医生，张体智照办后也成为药社的公家医生，和庞克道一样顶了身份股子，把药社看作自己的家，卖药看病，非常积极；医生袁老五有家庭的牵累，而且不愿作公家人，庞克道在他看病时供给他药，平时借给他钱，以后又在自愿的提议下，接受他在药社“栽椿”（兽医坐铺行医的招牌和工具），袁老五自己赚手术费、药社赚药利，彼此合作互利。对乡村的医生，庞克道则积极查访，利用所有关系问候联络，或在季节送礼访问，使他们和药社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把散在各乡的药单逐渐自愿的集中到药社里来。就这样，庞克道“根据不同的医生对象采取各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在自愿条件下，积极与药社合作，所以在药社的营业内，经常有三分之一的外单来药社取药”[21]，对于一些认真给群众看病的医生他在过节时送礼予以鼓励。庞克道这样做主要为了团结旧有的医生、改进旧有的医生，使他们更好的为群众服务。这种组织医生合作的办法，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保健药社的迅速发展：由一个医生发展到4个医生，资金由2000元发展到700余万元[22]。“曲子庞克道同志领导的保健药社（中药铺）因为药材健全、基数较高、能够达到患者的要求，全县范围的群众近者乐远者来，百里路的群众都过来看病或请开药方，治好的病很多在群众中的威信亦很高。”（参见《曲子县政府第一科1946年民政工作总结》，庆阳地区档案馆藏，资料号：曲子县政府卷20号卷）。
党外人士、绥德分区参议员李东明的经历则是边区走合作医疗道路的又一种探索：
咱在旧社会学过一点医道，马马虎虎给人闹了一二十年脉，没收过一文钱，人民看得起咱，选我当保健药社主任，这下就有事情做了，可是问题又来了——就是咱县上缺少医道，咱一个人，又要闹诊，还要配药，又要算账，又要打杂，忙得像驴挨磨，转个不歇!我以前马马虎虎也能看几本书，1920年咱婆姨给那些巫神七闹八闹闹死了，咱考虑一下，不学医道多吃亏。第二年就买了几本《本草秘要》《万病回春》《雷公炮制》《傅青主男女科》医书，咱摸到了一点医道，老百姓就都找药社来，我忙得气也喘不过来，请上级考虑一下，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派到咱们那边去。[23]
李东明的语言不饰雕琢，都是乡村的大白话，传递出保健药社发展的重要信息，在“缺少医道”的乡村，医药人才的匮乏是可想而知的。发展保健药社，倡导合作医疗，一大要充分挖掘乡村的自身潜力，发现散存在民间有一技之长的各方人士，让这些人牵头，搭起保健药社的架子，上级卫生部门再因势利导，充实人员，使保健药社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人才、药材各方面都捉襟见肘，是无法促成后来保健药社遍地开花的盛况。在21世纪的今天，陕西省仍有村民再重复着李东明的故事。
保健药社的蓬勃兴起，促进了当地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建立更高层次的合作机构创造了各方面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呼之欲出。
四、卫生合作社：合作医疗的新阶段
随着边区保健药社的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边区的广袤乡村中，逐渐推行一种“卫生合作社，中西医并存，各工厂也都有一个小诊所。这可以看做是公医制的开始”[24]。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的描述，也表明至迟在1944年，卫生合作社这一新鲜事物已开始在陕甘宁边区悄然兴起。
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合作社，是因时局发展应运而生的医疗卫生合作机构。1944年初，延安地区出现传染病疫情，分散居住在山沟里的贫民百姓去求医问药十分困难，各地的巫神趁机兴风作浪，闹的人心惶惶，于是群众一致要求建立小型医疗机构[11]107。“只有农民在实践中感到联合的好处而亲自组织起来的联合才是可贵的。”[25]边区群众耳闻目睹医疗卫生工作的成绩，使他们对现代医疗的作用有了直观的认识。群众对卫生服务有了要求，这成为卫生合作社应运而生的主要动力。但人们对合作社毕竟还不了解，保健药社的工作人员就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给群众送医送药，使“群众切身感受到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26]。群众为之欢呼雀跃：咱们“成立卫生合作社，看病会很方便，至于钱嘛，只要生产一天就挣回来了”[27]。由此不难看出，“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随着收入的提高将增加健康投资”[2]82。当时流传在边区的“建设边区运动歌”中唱道：“八要立个医药社，还要设一个助产员，妇女脚儿不能缠，放开脚来能生产，能顶男子汉。”[28]运动歌中明确提到了要设立医药社，即边区后来流行的卫生合作社，这表明走合作医疗、办卫生合作社是急人民群众看病难之所急的顺应民心之举。面对日益高涨的成立卫生合作社的呼声，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时间委托大众合作社办理相关业务，尽快成立卫生合作社。资金由大众合作社与保健药社投资，同时吸收民众团体及私人股金，中央及边区医疗卫生部门都主动捐献了药材[13]28-29，仅西北药材庄就赠送药材达100万元以上[14]82-84。“资金是合作医疗制度正常运转的首要环节和基本物质保证”[2]82，有了资金或药材，卫生合作社的成立才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1944年4月，延安市总卫生委员会召开了分区主任联席会议，李志中提出，为了便利人民看病，减轻公家医药费的负担，建立公私两利的卫生合作社，由老百姓自己出钱买药，各卫生所代为诊治，当即获得通过。延安市马豫章市长安排给每个区4万元费用，同时指示，卫生合作社性质要通过群众，以民办为主，从小办起，渐渐扩大[29]。表明了卫生合作社民办公助的性质。《解放日报》专门刊发社论指出，为要开展卫生运动，“必须坚持民办公助的方针，反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包办观点”[30]。进而以各地举办卫生合作社的成功事例解释了民办公助方针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办社目的。
1944年5月5日，延安市“卫生合作社”发起人会议胜利召开，大众合作社让出地方作社址还投入100万元作为股金，保健药社除了捐献价值一百万元的药材，还专门派出一位中医应诊。参加会议的71户商家，69户入股，共集资87万元股金[14]。1944年5月7日“卫生合作社”发起人第二次会议再次谈到集股问题，大家急不可待地要求尽快成立，热情高涨，当场就集股882000元。其中22组居民拓燕入股5000元，木匠工人范启明入股4万元，连移难民王平安也入股5000元，延安大学一个15岁的儿童高增明也入股500元。现在394张股票中，群众占325张，股金177万元（全部股金已有429万元）。在入股的群众中女性所持的股金有23000元，流动工人的股金有35000元。木匠工人还积极帮助合作社建造房屋（参见《环县政府1945年工作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资料号：全宗号资5—4、目录号46、案卷号211）。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救人的合作社”出现各行各业群众踊跃集股的热潮。由于集股工作进展顺利，合作社的前期准备按部就班地进行。
1944年5月25日，经过长期的酝酿，陕甘宁边区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卫生合作社——新市场卫生合作社正式成立，目的为“解决群众的医疗困难，提倡科学，治病救人”[14]82-84。大会通过了合作社的基本章程，规定了成为合作社社员的基本条件及其应该充分享受到的权利和义务（参见《环县政府1945年工作报告》，甘肃省档案馆藏，资料号：全宗号资5—4、目录号46、案卷号211）。
大众卫生合作社的集股方式完全是采取群众入股的方式，刘少奇强调“群众的方式是真正自愿的，丝毫不能强迫。无论什么运动起来，都是要建筑在群众的自觉自动的基础上，都不是强迫欺骗的”[15]。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合作社章程中还明确规定，合作社的社员有入股和退股的自由，社员没有一定名额，股金有大小两种，小股是1000元，大股是10000元，如有卫生器材及药品都可以折价入股。该社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员大会，大会开幕后，由董事会执行代表大会一切决议。现在该社设有主任一人，中医为崔大成，西医为邵达，并有兽医、司药、护士、会计。该社还准备聘请一名助产士，帮助群众接生[27]。饱尝求医问药难痛苦的群众听闻卫生合作社的诸般好处，纷纷踊跃入股，“有些群众当初还是解不下合作社内情的，但听说是大众合作社搞的就加入了。合作社社员以商人为多，甚至还有不少妇女儿童”[31]。妇孺争相入股现象反映了边区群众解决医药卫生问题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揭橥了大众卫生合作社的成立为边区政府的雪中送炭之举。开幕大会最后重申：“卫生合作社的草创全是基于群众的现实要求，现已集股金429万元，现有中医崔大成，西医邵达，看护1人，司药2人，助产士1人将由边区医院选派。开幕期间聘请毕光斗、马鸿璋名老中医为群众治病。”[14]82-84
至此，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卫生合作社已经创办起来，这是群众自己的一个杰作。合作社开幕那天，中共延安市委送来了彩绸“大众卫生合作社”“中西医联合诊疗所”。合作社的日常工作除了为群众治病外，还代办各种药品，代售卫生用品（同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仅社员前往看病，许多还没有参加合作社的人也去看病，几天来看病的已有100多人。卫生合作社所以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除因与群众有切实利益关系，并是他们亲手创办的事业外，同时也是由于医生的接近他们。根据规定，合作社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家属吃优待粮，每月每人小米一斗（38斤），柴200斤”[13]28-29。这些规定调动了合作社医生的工作积极性，医患关系大为改善。“在大众合作社整个大众化的气氛里，加以事先有深入的宣传动员工作，故医生都能本服务群众的精神，不分昼夜，不计里程，四处出诊。群众对此很受感动，请吃饭、送鸡蛋、拌面的事已属常见。”[32]例如邵达医生原是边区医院的内科主任，在担任了卫生合作社的医生以后，对群众疾病更是十分关心，从21日到25日，他5天之内就诊治了120多个病人（同上）。崔大成是一个60多岁的中医，已经“在药铺里钻研了40年，医疗经验丰富。毕光斗老先生是边府委员，市常驻参议员，也是卫生工作的积极推动者，他是个名医，从开幕那天，就没有一天不去”（同上）。按照规划，将来卫生合作社除经常诊疗的中、西、兽医外，还准备聘请名医多人，每周轮流在合作社为群众治病，方便群众就医。关于诊病，他们采取中西医合作的形式，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诊病时都要询问一下患者日前是否看过病，如是同类病症，就请原来给他看过病的医生看，没有看过病的，就由群众任意挑选医生。至于病者买药，也可以到他们认为可靠的药铺去，不一定要在卫生合作社买。为了防止巫神贻误人命，毕光斗先生提出，巫神所开的药方，任何的药店都不能采用。总之，延安市的中西医已经开始团结起来为群众服务。
大众卫生合作社的成立催生了各地卫生合作社的勃兴。1944年7月，延安市西区召开卫生合作社成立大会，“特邀中央总卫生处李主任、大众合作化萧主任等二十多个代表参加。会场充满对这后起的合作社的关切之情。李主任保证中央总卫生处供给西区卫生合作社西药外，各到会代表都提供了帮助：大众卫生合作社捐助现金30万元，边区总卫生处现金15万元，妇女合作社20万元，三局卫生科20万元，战备团35万元，交通药店提供一批药品，莫家湾纺织工厂帮助纱布2匹，现金由代表回厂商量后决定[33]。会议确定了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一）大批培养接生妇女；（二）秋天发动变工队挖药一次，作为入股；（三）不知政府在二三年内完成厕所、水井等各项卫生建设；（四）卫生合作社长期打算，往生产方向发展，并扩大业务范围[34]。
1944年8月4日，延安县青化砭区召集本县中医，商讨筹办医药合作社事宜。各位中医对此极为热心，当场捐出部分医药器材，并投资数10万元作为基金。会议决定以126万元作为药社基金，由合作社抽出两间房屋作为社址，推选中医李东财、张喜俱负责药社事物，其他医生由区干部和合作社同志协助，携带医药器械下乡，一面治病，一面宣传，进行扩股[38]。边区中医是农村医药合作社发展的主力，同时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也离不开其他合作社的鼎力支援。
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卫生人员，在完成救死扶伤任务之余，也为合作社的成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驻防在靖边县的骑兵旅卫生部就是热心帮助地方办社的榜样。骑兵旅卫生部1944年前半年就“给群众治病200余人，最近和靖边县人民政府协商，与当地中医宋丁医生等合作，在张家畔创办军民医药合作社，于1944年9月13日开业，此外又协助政府办一助产训练班”[36]。骑兵旅卫生部和靖边县共创的军民医药合作社，虽规模不大，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与地方政府和当地医生联合办社的模式都对边区卫生合作社的发展影响深远。
在合作社的成立过程中，由于准备不充分及工作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波折在所难免，关中分区新宁县的医药合作社的创办就出现了一些周折。新宁县湘乐合作社因经营不善、管理不力，导致群情不满而宣告结束。新宁三区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医药合作社，定名为济民堂，聘请县模范医生高俊岳当主任。高医生先给社员做出了保证：“有病先看，不要脉金，药价比市场价低30%等。这样使不少农民前来入股，有许多人把从湘乐合作社分下的股金随即转入医药合作社。这是因为高医生在此行医多年，几乎走遍了数十里以内的乡村，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成绩卓著，博得了群众普遍信任和爱戴的缘故，现该社已收得股金80余万元。为了扩大规模，满足群众要求，5间门面的合作社新址正在湘乐街上加紧建造中，参加建筑的农民，即做为合作社新社员。”[37]湘乐卫生合作社死而复生的经历证明，医药合作社成功的前提是得到老百姓的普遍拥护，能够真正为群众服务的知名医生是合作社的核心，集股的方式也别开生面、不拘一格。
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卫生合作社这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合作医疗模式在边区广大地区普遍建立起来。据1944年统计，“整个陕甘宁边区共有医药合作社51个”[14]82-84。
五、合作医疗与乡村风貌
合作医疗的社会效果究竟如何，当然应该从老百姓的观念变化上去探究。
首先，保健药社的异军突起，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边区保健药社工作伊始，就与群众生活习惯相联系，从早到晚都是工作时间，而且是病人随到随诊，没有挂号手续，最大程度上方便了群众就诊。后来病人增多，药社聘请了3位医生，减少病人候诊时间，遇有急症，随请随到，不分昼夜，送医上门，不收费用。曲子保健药社还归纳出药社的五大优点，“（一）检查各种疾病不收手续费；（二）一般药品凡与治病有关者均按市价减收20%；（三）小的疾病用药不收药费，如感冒、跌打损伤等；（四）农村发现重要的疾病老百姓来请或区乡带信，药社即派医生前去，如孟家寨今年6月有个病人，庞主任不分星夜去了几次，群众很高兴；（五）除过门诊而外，还组织了中医18人，兽医5人，经常下乡看病，用药都是保健药社的，挣钱也不超过标准”（参见《曲子县卫生工作总结（1945年12月29日）》，庆阳地区档案馆藏，资料号：曲子县政府卷7号卷）。
各地保健药社的大量涌现，对于普及卫生知识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少对现代医学缺乏了解的群众渐渐接受了给儿童种牛痘的科学事实，对疫病的预防有了新的认识。“民国初，民间医生已开始‘种花’，其将天花病人身上痘痂取下，接种在儿童上臂。由于消毒不严密，往往在接种疫苗后，引发溃疡糜烂。边区政府因势利导，借助保健药社大力推广接种牛痘，逐渐取代了民间‘种花’。”[6]仅1945年春，华池保健药社就给210名儿童种痘，还有许多群众从八、九十里以外去药社请医生种痘。华池保健药社深受群众欢迎的原因在于：“（一）药社种痘每个娃娃交2300元（边币），一般种痘一个娃娃要5100元，这样一个娃娃节省2800元，今年种痘的200余个娃娃，群众共节省了50余万元。（二）贫穷及抗属的娃娃免费种痘，全县免费的共40余人。（三）种后要再去看，每个娃娃三、四次，耐心地教育群众种过痘后应注意的护理常识。（四）种痘的医生技术好，种过痘的娃娃都很好，如冉医生是祖传，群众很拥护，下乡去又不摆架子，今年种痘的群众都希望他们明年再来替娃娃种痘。”[38]一言以蔽之，保健药社提供的服务“价廉物美”，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新的种痘理念。
其次，与纯中医药性质的保健药社相比，组织更完善、运作更规范、合作性质更明晰、入股方式更自由的卫生合作社的发展，则能够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仍以大众卫生合作社为例，自成立以来至1945年6月，大众卫生合作社一年多共诊治22733人，急救233人，接生33次，其中免费治疗者约380人，共值边币10138500元。该社常驻医生原为邵达、卢玉铉（中医），后因邵医生兼任第二学生疗养所医务主任，另增罗惠春医生。此外，毕光斗及杨关锻两位医生每日到社义务为病人看病。由于医务繁忙，合作社还从“联卫”特请了陈子熙医生来参加工作，满足了群众的需求，每次乡村召开群众大会，合作社都派人参加，积极宣传卫生防病常识，主动为群众预防接种[13]28-29。
卫生合作社还培养了一大批医务工作者。1944年9月，比如开办卫生夜校、举办乡村助产训练班，还办了黑板报等，一批乡村卫生中坚就是从这些普普通通的夜校、训练班走出来的。由卫生合作社牵头，出版《卫生周刊》36期，主要宣传如何讲究卫生及预防疾病。至于卫生防疫，该社曾免费种牛痘699人，预防注射473人，并赠送安塞、志丹、子长、甘泉等11处痘苗共5000人份，送中央党校、医大等处预防痘苗480人份，修建公厕、水井各两个，饮水站1个，在防治人畜疾病、开展卫生运动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当时“医生少，药价稍贵，是其不足之处”[14]。总之，陕甘宁边区卫生合作社的创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群众的疾苦，其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性质的卫生合作社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明确了发展方向，把医药合作社运动推向了高潮。
比较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与卫生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卫生合作社是保健药社在规模、组织和服务水平上的进一步提高，卫生合作社的章程更加完善，股金更为充实，技术力量也得到了补充。从保健药社发展到卫生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对边区卫生资源的整合，有利于边区药材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有利于做到人尽其才，最终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陕甘宁边区创办合作医疗的经验与教训对新时期的医疗改革也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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