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形象塑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作者：肖百容 张宁   2023-06-26 10:02:05

　　摘要：与其他现代旧体诗词一样，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更不要说以现代性品质入史。其实，旧体诗词在抗日根据地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特别是它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可谓情理交融、简约明快，反映了积极进取、健康向上而又自由雄健的价值观和审美风尚，诠释了国家民族的希冀与梦想。这既有助于对共产党领导人及广大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艺术表达，也有利于新型军民鱼水关系与延安政治形象的形塑。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了全新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传递出宏大的历史足音，体现了民心所向，也振奋了国人军人士气，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乐观奋进的精神气象，打破了长久以来旧体诗词缺乏现代性和不能入史的“臆断”，有助于重新认识旧体诗词的功能、价值及在整个抗战文艺和文学史中的地位。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中国形象；文化自信；精神气象。

　　作者肖百容，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沙410081)；张宁，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益阳413000)。

　　十四年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御外敌入侵的顽强意志，也是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对此，各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文学也不例外。不过，以往的文学研究主要站在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小说、戏剧和散文的角度，分析其在全面反映全国抗战、展现全国军民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方面的价值，但却较少从旧体诗词入手梳理、总结、概括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形象塑造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在新文学视野下，旧体诗词是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它长久处于被忽略状态。第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天地，旧体诗词之“旧”往往被认为与“新”中国不合拍，被忽略的情况在所难免。第三，一般观点总认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形象理应被新诗塑造，旧体诗词很难作为载体受到关注、重视和肯定。其实，受审美习惯和接受心理影响，加上表达宏大主题的需要等原因，抗日根据地与全国各地一样，生成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吴宓就表示过，“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也有学者注意到，“抗战期间旧体诗词达到创作高峰”，这自然包括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主体的特殊性更带来了旧体诗词创作的全新景象。当然，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的影响力也非常之大，某种程度上说，它甚至不亚于新诗，在抗战中发挥着特殊的总动员、感动人和教育人的作用，其间的中国形象塑造更是一笔宝贵财富，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

　　一、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人们对一个国家印象的总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就是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和人民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印象。”它既包括“他塑”，也来源于“自塑”，是一个有着历史感、现实价值诉求、未来奋斗目标的动态过程。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国家形象”早在先秦典籍的神话故事和上古先民传说中就已见端倪，如《山海经》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及刑天舞干戚的传说。有学者认为：“诸如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奋发向上、勤劳勇敢等民族的精神面貌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一具备的，形同上古时代‘中国形象’的缩影。”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中国形象逐步与君主形象、王朝命运、都邑盛衰、宫观殿宇、山川风物等融合在一起，并被赋予浓厚的政治意义，以归纳、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和教训，劝讽统治者铭记前车之鉴，凸显君主兴国安邦的丰功伟绩。具体到诗词上，中国形象具有“天下观”，也是“财富与权力的世俗天堂”，然而鸦片战争后，旧体诗词主要包含了弱国子民和忧国忧民的感兴，及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形象更被纳入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多维比较视域，国人在对蒙昧、迷信、落后的批判和自省中希望其焕发勃勃生机。不过，此时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有时充满暗调与悲情，缺乏一种积极进取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到抗日根据地时，这一状况才有了根本转变，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才面目一新，呈现出一种新格局和新气象。

　　抗日根据地存在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各地，中心是陕甘宁，主要的还有晋察冀、晋冀豫、苏南、苏中、湘鄂赣、鄂豫皖等。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既在所有根据地开花结果，又以上述地区为中心和主要阵地。在陕甘宁根据地，各界人士踊跃创作旧体诗词，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很大，产生一定影响的有二三百首之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续范亭、钱来苏、李木庵、徐特立、李少石等都是热心的作者。而晋察冀根据地集中了来自陕甘宁和东北的大批文艺工作者，旧体诗词创作氛围浓厚，邓拓、萧军、艾青、萧克甚至根据地司令员聂荣臻都写过旧体诗词，但作品数量不如陕甘宁多。晋冀豫根据地旧体诗词的创作重在表现太行山根据地的抗战情形，刘伯承写过《太行山上》等不少作品。朱德也写过与太行山根据地有关的诗词，如《赠同袍战友》《出太行》。苏南、苏中、湘鄂赣、鄂豫皖等根据地都由新四军所辖，与北方根据地一样，其旧体诗词创作非常丰富，留存下来的作品特别多，其中作品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有陈毅、粟裕、张爱萍、黄克诚、阿英、马依群、李一氓、吕振羽、叶挺、李先念、朱镜我、江上青等。南北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有一共同点，即以昂扬的斗志、崇高忘我的思想境界、军民一家亲的鱼水之情，表达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情怀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由于地域、政治环境等的差异，根据地旧体诗词也有一些不同，突出表现在：北方雄浑大气，多表现根据地平等、民主的新气象；南方沉郁深情，多为挽奠战友、亲人之作，充满了对敌人的痛恨。其他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数量相对较少，也较为零散，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就根据地旧体诗词的创作主体而言，共产党领导人的作品较多，艺术水平也高。最有代表性的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朱德的《太行春感》、董必武的《口占(和叶参谋长韵)》、陈毅的《梅岭三章》、叶挺的《过黄山》(钱俊瑞续成)、叶剑英的《悼平江惨案烈士》、粟裕的《韦岗初胜》、李先念的《歼敌》、萧克的《北渡拒马河》等。这些作品或表现宏大的革命志向，或歌颂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或描述战争的艰辛历程，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雄伟气魄，也富有远见卓识，是中国全新形象的生动体现。抗日根据地还有许多作家创作旧体诗词，他们是赵树理、郭沫若、阿英、艾青等。另外，一些学者也创作了不少旧体诗词，他们是邓拓、吕振羽、于力、吴玉章等。还有一些佚名作者和普通战士的创作，如关于皖南事变的一些诗作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但作者却无法考证。新四军排长陈万福有数首旧体诗词，展示了官兵的作战勇气和独特智慧。可以说，正由于我党我军我民的广泛积极参与，形成了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景象。虽说抗日根据地自然条件艰苦，外部环境也差，但旧体诗词创作却并不低落颓丧，而是饱含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气概。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整个根据地的精神氛围非常合拍，塑造的中国形象也是别具一格，提振了抗日必胜的信心，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

　　其实，旧体诗词的中国形象塑造始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甚至更早的时期。当时，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创作的旧体诗词就已在全国产生影响，对树立共产党的政治形象和文化形象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的作品宣扬了中共或誓死抗战、或顾全大局、或一心对外的形象，传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到1941年，随着国际战争形势的变化，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诗词这一社会“公器”，开启了大规模创作旧体诗词的活动。党的领导人有的带头成立诗社，作家、学者、书法家甚至出家人也以各种形式组织诗社。众多诗社吸引了大量来自不同行业和阶层的作者，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创作高潮，产生不少佳作。如时居苏中根据地的阿英写有《夜巡》一诗，展示了战时文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星光沉黯月昏西，渐渐芦苇来满畦。我自擎枪行大野，军号前村鸡乱啼。”再如，民主人士皓青老人作诗云：“将军弓马故盘旋，巧胜夷人是此年。提倡民权开议会，发扬诗兴筑吟坛。”他赞美根据地的新气象，也表达了胜利的信心。学者于力的诗同样充满必胜信念：“日寇天同愤，驱除要几时!”在新四军祭奠抗战英雄的追悼会上，将士们纷纷拿起笔撰写追悼诗词，缅怀战友：“将军百战虎生风，气壮山河诛寇兵，塘马村头丧敌胆，倭寇俯首葬英雄。”对于皖南事变，一位无名作者的诗写道：“退守穷坑粮久绝，旌旗傲日对重围。弹空刀折犹呼杀，阵失形畸未足危。木石翻飞人作垒，青红狼藉草含悲。孤军义愤吞河岳，不许奸徒得逞回。”其刚烈精神让人难忘。

　　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与各方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新华日报》特辟“《屈原》唱和”专栏，为文艺界人士提供发表旧体诗词的阵地。另外，一些著名革命家或作家生辰时，政治家和文界名流为之写诗祝寿，借题诗以唱和，使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关系更加融洽，统一战线得到加强。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着重表现鱼水一家亲的新型军民关系，努力倡导艰苦奋斗、简朴高雅的生活情趣，生动刻画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光辉形象，深刻反映革命领袖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境界，谱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的新篇章。这场旧体诗词创作运动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对一个党派和一个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对全中国和全国人民都是不可或缺的。当时的国统区也重视旧体诗词创作，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树立自己的英勇形象。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这些旧体诗词往往无法满足战时人们对中国形象的期待。而抗日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则不然，它们从不同方面塑造了积极进取、健康向上、满蕴着希望和未来的根据地形象，满足了人们对美好中国的期待，也塑造出全新的中国形象。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做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集中阐释了抗战文艺的立场、态度及工作对象问题。谈到立场问题，他强调“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强调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因此，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旨。而毛泽东有关抗战文艺态度、工作对象问题的论述则准确把握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可信赖的“力量”——工农兵，所以表现军民之间精神的团结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此外，延安是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和灵魂。所以从逻辑上看，勾画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描绘军民关系，展示延安面貌与精神，就成为新的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内容。

　　纵观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的中国形象塑造，有以下方面值得重视。首先，作为文艺政策的制定者，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本就写作旧体诗词，他们不仅借此抒发个人襟怀，也用其传达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政治“共识”。如左权牺牲后，叶剑英作《满江红·悼左权同志》一词，其中写道：“敌后坚持，捍卫着，自由中国。”这首词明确表示，打败侵略者，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首要目标。

　　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抗日根据地就已经有组织地系统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形象，讴歌其革命精神，传递其政治理想。例如，1941年9月5日，林伯渠在延安发起成立怀安诗社，“用诗歌激励抗战，收复国土，反对专制，争求民主，揭露黑暗，歌颂光明，团结同情者，赞助革命”。而在1942年11月，陈毅、彭康、李一氓等22人于苏北盐阜区成立湖海诗社。1943年1月，聂荣臻、邓拓等人在阜平温塘举行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期间组织燕赵诗社。陈友康指出：“晋察冀边区的燕赵诗社与延安的怀安诗社相映生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中的一个美好插曲，也是现代诗史上的佳话。”这种“相映生辉”的“美好插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有了积极的新动向，即力图通过开掘本土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以期实现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情感认同和心灵共鸣，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运用旧体诗词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博弈的文体“自觉”。

　　国民党舆论宣传将中国共产党指为“乌合之众”，因而不少人认为“这个政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主体是‘土包子’”，“延安干部，据说多是山沟里的‘土包子’”，“共产党却只信任一些既无才、又无德的‘土包子’”。甚至有人非议“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所以，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首先聚焦和凸显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者的“才”与“德”。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沁园春·雪》及林伯渠的《卅年九月五日，约在延耆老作延水雅集，即日成立“怀安诗社”，赋呈与会诸君》、陈毅的《湖海诗社开征引》等诗词，共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儒雅“群像”。如朱德《赠同袍战友》中的“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还我血流红”，巧用《淮南子·览冥训》中鲁阳挥戈退日的典故，一语双关表达了誓死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他的另一首诗《我为陈毅同志而作》生动展现了以陈毅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和英雄气概，诗云：“家国危亡看子弟，河山破碎见英雄。”

　　与文韬武略相比，共产党人的“德”无疑更为重要。在抗战的特殊时代氛围中，这个“德”指向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及奉献。李少石的《无题》云：“莫讶头颅轻一掷，解悬拯溺是吾徒。”在作者看来，“解悬拯溺”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为此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林伯渠的《花朝，病中自寿》写道：“枕上梦回慈母泪，胸中牢落杞人心。与民更始安边塞，革面伊谁靖寇氛。”作者在梦中见到了母亲，她因担心儿子的安危，泪流满面。母亲思念儿子，儿子又何尝不思念母亲。共产党人不是“超人”，也有对家、对亲情的渴望，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们选择毅然奔赴战场。董必武的《新年元旦步柳亚子先生原韵》曰：“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在民族危亡关头，覆巢之下无完卵，唯有为国，才能有家。续范亭以凝练的诗笔展现了朱德的功勋卓著和平易近人：“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练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其次，质朴、和谐的军民关系是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着力描写的内容，军民同甘共苦的动人场面，折射出“军”与“民”心灵的沟通与情感的认同，是新型军民关系的真实写照。萧克的《八路军上前线》描绘了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场面：“老少立道劳，箪壶相送别。万众同一心，试看谁能敌。”这里的军人没有“行道迟迟，载饥载渴”的忧虑与不安，送行的人也没有“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悲痛，为了共同的目标，军民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后来，他反复咏叹“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北渡拒马河》)、“燕赵慷慨悲歌地，军民带甲同耕稼”(《晋察冀游击战》)。这些诗句同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所撰楹联“政府卫队保卫政府乃是义务；人民护兵爱护人民原为本分”及根据地民众所作楹联“过境我军情不厌；到家同志话偏长”可以相互印证，充分反映出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李木庵的《秧歌舞吟》记述延安党政军干部跟当地百姓一起“闹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拉近关系，突出了军民之间的精神团结。诗云：

　　春风娜，春日和，一年一度闹秧歌。去年秧歌鲁艺好，今年秧歌好更多。秧歌本是农民舞，终岁无欢春首补。自从革命翻了身，剥削解除政民主。文艺面向工农兵，工农兵即文艺人。实践创造新艺术，从头到脚都是春。工农事业本神圣，物质文明交相竞。英雄队里不平凡，生产声中宜歌咏。高尚娱乐人人好，党政军民齐号召。……拥军拥政更爱民，霓裳羽衣何足数。霓裳曲只悦君王，独乐荒政隳纪纲。何如秧歌通俗又雅观，大众化者百姓欢。君不见边区鼓乐响阗阗，丰衣足食过新年。又不见世界纳粹如山倒，无产阶级抬头了。普天同庆齐欢笑，明年秧歌更热闹。更热闹，诩政教。

　　欢快的歌唱声、激昂的锣鼓声与军民的山呼声交融在一起，彰显了“拥军拥政更爱民”的和谐军民关系。这与续范亭《南泥湾杂咏》中的“军民欢乐尽开颜”“万众欢呼精神壮”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

　　再次，“延安”是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中最重要的意象，诗人充分摹画红色革命圣地延安的形象，并逐渐将它塑造为中国政治形象的表征。延安“处万山夹谷之中”，“气候苦寒，境内陂陀砂碛，十居八九，土脉枯瘠，岁运多歉，青草鲜毓。其生苦、其俗惰、其栖止穴处而窑居”。史志中的这类描述是人们对此地的常规印象。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劣、社会经济的困窘感到瞠目结舌：“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频发的灾害和贫瘠的土地构成了延安根据地军民生存与生活的空间，“个”与“群”在此遭受苦难、承受磨难，却也因之凝聚意志，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钱来苏的《陕北行》生动地写道：

　　陕北多高原，崇隆上接天。似岭而非岭，似山而非山。似岭有石厓，似山无峰峦。两原夹鸿沟，其名曰大川。原可种谷豆，川可植麦棉。原地苦旸燥，凿井不见泉。川地忌山洪，水暴田禾淹。此地昔贫瘠，兵旱灾相连。土地多荒芜，黎民无吃穿。可怜旧社会，谁念民生艰。自从红军来，施政遵劳先，规划分政区，周访详民癌。……自力更生策，此真唯物观。绥米富蚕业，三边产精盐。延长出石油，煤铁增富源。古本畜牧地，牛羊满田园。生产大运动，群众胜自然。男耕与女织，机杼同锄镰。渠井兴水利，堤坝砥狂澜。良田川原接，收获仓盈千。

　　恶劣复杂的自然环境加之兵连祸结，百姓濒临绝境。但遭受重压的百姓在红军的带领下自力更生，以惊人的热情和勇气，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群众胜自然”是人对自然的抗争，也是对人的生存本能和昂扬斗志的赞扬。

　　还有一些旧体诗词作品则由自然灾难关涉社会灾难，立意深远。如李木庵的《骤雨延河陡涨水势奔放》借写延河洪水抒发激越豪情：

　　漫天雷雨势倾盆，倒汇山洪万马奔。延水陡添两岸阔，古城斜峙一肱横。堤新长护龙鳞活，境谧喜无虎眼惊。欲挽怒流千尺浪，涤除禹甸血膻腥。

　　暴涨的延河水对延安古城构成极大威胁，但作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荡开一笔，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联想到正在遭受侵略的国家，生发出激流勇进、力挽狂澜、涤荡外侮的豪迈情怀。

　　延安的变化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气象，显示出开拓进取的革新精神和创造气魄。旧体诗词敏锐地将这种“延安精神”寄寓于题旨中。1943年，钱来苏作《重到延安》：“旧邦改建新天地，百度端从大众谋。万迭青山销壁垒，一川碧水讵鸿沟?赤心儿女来归疾，铁臂工农创造优。”“百度端从大众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立场，不仅信赖和依靠人民大众，也完全顺从民心和民意，充分发挥民主作风。李少石的《何须》称赞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辟根据地，推行民主，为抗日救国树立了楷模，热情洋溢地写道：“半壁河山存浩气，千年邦国树宏模。风云敌后新民主，肝胆人前大丈夫。”朱婴的《和鲁老偶成诗》谓：“劫后古城数物华，兴资互市自成家。政臻上理民争附，力导前驱路不叉。明净无尘边地月，馨香留爱邃园花。多君谠论陈前席，朗若星辰灿若霞。”诗人高度肯定延安开明的政治环境，展现了私营资本和商业贸易欣欣向荣、从业者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新气象。

　　可以说，“延安”是中国抗战烽火中的一面旗帜、一座灯塔，代表了自由与光明。古大存的《留延学习书怀》云：“延安望系人寰重，检点乾坤贮自由。”它给人希望与力量。陈毅的《送沈、张诸君赴延安》谓：“八载暌离望关陕，五年风雨仗延安。”在作者眼中，延安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董必武的《口占(和叶参谋长韵)》称：“四年生产食先足，一瞥延安乐已融。”人们凝心聚力、自力更生，不仅克服了物资匮乏的困难，还保持着积极昂扬的精神。

　　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塑造中国的政党形象和积极的中国形象产生的正向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正如有学者所言，“作为适应着战时的国家、民族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特定的时空内有着特定内涵的艺术”，“参与到国家民族的伟大抗日事业中去，才是最为重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通过描绘中国共产党形象、军民形象及延安形象而塑造的中国形象是时势之所需、理势之必然。

　　二、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特征

　　黄万华提出：“在异族铁蹄蹂躏下，在战争流亡漂泊中，‘中国’一再被作家们凝视、追寻、想象、书写，它演化成无数生动的文学形象，构成着作家的创作动力，从而具有了文化、文学上的本体意义。甚至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完整呈现，开始于战时的中国文学。”那么，中国形象作为“战时的中国文学”聚焦的共同话题，它在新诗、小说等其他文体中是如何“呈现”的?与新诗等文体相比，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有何特色?与其他地域的旧体诗词创作相比，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又有何特征?这些问题均有待深入探讨。

　　抗战爆发后，出于宣传、鼓舞及教化的需要，感情集中、文字凝练的诗歌是最被看重的文体。臧克家说：“在抗战初期，全体作家可以说都是诗人……那时候大家都写诗，所有的杂志报纸副刊都大量地刊载诗篇。”尤其是在延安，新诗写作的热情极为高涨，萧三表示：“‘每个青年都是诗人’，差不多每个想从事于文学的人首先总是写诗；延安——边区生活是富有诗意的，无怪乎在延安的青年写诗的最多。”然而，新诗和旧体诗词面对共同的主题，“同质”而“异形”，生发出不同的意义。彭玉平认为：“20世纪旧体文学几乎与现代文学同步发生发展。它们更多地体现在文体选择的差异性。这种文体选择的差异，不仅仅导致了文学表现形态的不同，可能也带来了不同文体所承载的思想感情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想不必一味地强调旧体文学所表现的和新体文学是一样的，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因为每一种文体都有它擅长表达的题材与内容，所以当一个作家选择一个旧的文体或新的文体时，其实就已经包含了对即将要表现的内容、思想、情感的选择性。”文体的选择代表了创作者对文体“擅长表达的题材与内容”的理解及对“将要表现的内容、思想、情感的选择性”的体认，本质上暗示着对表达效果和理想读者的研判和预期。就新诗与旧体诗词而言，新诗更能呼应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诉求，但在表达宏大的家国叙事方面，有悠久历史的旧体诗词则更有优势。在长期的传统文学教育、涵化、诵读、吟咏中，除能熟练驾驭新诗写作的诗人外，大部分中国人在抗战时期很可能更熟悉用旧体诗词抒写家国之思。当时的读者受众，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军民，也可能更容易接受旧体诗词。当然，这不是对新诗与旧体诗词做出的简单化的高下优劣判断，而是基于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情形、思想文化语境、读者接受习惯等得出的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对旧体诗词塑造中国形象特征及其何以能产生广泛影响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也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出当时的创作者更倾向于选择以旧体诗词塑造中国形象的原因。

　　与新诗相比，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多理性色彩，更为节制，这与旧体诗词的文体特征紧密相关。旧体诗词字句有定、平仄有序、押韵合辙，使其遣词造句、表情达意受到“规约”，在表达上更为“理性”，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有具体之象，更有言外之旨，给人留下想象和憧憬的空间。比较而言，新诗长短不一、灵活自如的体式则使情感的抒发偏于“感性”，带有个体经验和情绪的细节与片段让其塑造的中国形象染上较强的主观色彩。或许，这样才能形成文体的“分工”，两种文体在塑造中国形象时各尽所长，在表达效果上实现某种互补。

　　与旧体诗词相比，新诗在描述中国形象时多是通过诗人的心灵告白，以“我”作为亲历者的遭遇、经历及内心激切的感受来感化和启蒙读者。比如，陈学昭的《十倍的打击》高呼：“告诉你们：/共产党是我们国家民族人民的救星，/陕甘宁边区是我们抗日的民主根据地，/是新中国生长发育的地基。/尽管无耻地污蔑我们‘封建割据’，/二百万人民，/流着血，流着汗，/为着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正在把胜利的旗子，/插遍我们所有的土地。/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来损害这块神圣的土地，/谁敢来触犯它，/我们就要回敬他十倍的打击!”“告诉你们”四个字带有明白无误的“宣告”之意，显示出“我”的态度和信念，隐含着对迟钝、麻木抑或无知的“你”的开导之意。

　　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新诗多直抒胸臆，激情澎湃，往往感性多于理性，甚至遮蔽了理性。其塑造的“中国形象”有时可能失之于浅白。从根本上讲，这与新诗针对的特定读者群相关。杨朔曾提到：“这些诗人绝不高坐在缪司的宝殿里，凭着灵感来描写爱与死的题材，他们已经走进乡村，走进军队，使诗与大家相结合，同时使大众的生活诗化。这些诗有的还很幼稚，很浅薄”。实质上，新诗并不真的幼稚浅薄，关键是由于传统的审美习惯，它们在乡村和军队中不如旧体诗词受欢迎。新诗创作者也意识到了他们必须谙熟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接受心理，于是想到“运用民谣的韵律，使用活生生的民间语言”贴近受众。但面对宏大、严肃的主题，由于新诗文体形式的“自由”，如果把控失度，可能更容易接近简单化的舆论宣传，从而减弱文学含蓄蕴藉的审美价值，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折损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应有的艺术感染力。而旧体诗词有固有的“规则”与“章法”，适合表达严正、典雅、崇高的主题及塑造同类形象。吴承学认为：“在中国古代，‘文体’一词，内容相当丰富，既指文学体裁，也指不同体制、样式的作品所具有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是文学体裁自身的一种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使旧体诗词在塑造中国形象时仍需兼顾文体的“形态”与“神态”，而这种文体形式上的严整、规范，在很多时候可能更为契合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学接受心理，从而使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认同。

　　旧体诗词表意简约明白，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可以更便捷地被读者接受。而与旧体诗词相比，小说等文体由于篇幅长、体量大，在表现与塑造中国形象过程中虽更加从容，却也更为间接曲折。小说通过环境的设置、氛围的渲染、情节的铺垫，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并由人的经历、遭遇暗示中国的形象和命运。如果说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以“情”“理”统摄，那么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便由“人”来传达。比如，景宋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看作“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鲁迅认为，在《八月的乡村》中，“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抗日战争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民族身份和文化精神的认同，中国不再单纯地指代地理空间、主权国家，同时也被赋予人情和人格。因此，当时很多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中国的形象相融合，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此外，小说表达对消极抗战的失望与不满，揭示中国形象的阴暗面时，通常采取讽喻等曲折的方式。如张恨水的《八十一梦》以“梦幻”方式讲述游历的经历，这些“奇闻怪谈”是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官绅腐败奢靡的揭露和讽刺。

　　各种文体在塑造中国形象的特征时存在契合之处。它们不同程度地涉及“国”与“民”的忍耐力、意志力和生命力。但具体到某一文体形态时，文体的体性差异又使得它们在塑造中国形象时采用的方式不同，或直接，或含蓄。就小说而言，它离不开丰富而烦琐的细节描写，甚至必须要大量的铺垫才能烘托人物形象，凸显作品蕴含的主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散文、话剧创作的不二法门。但故事的设计、细节的推演是费时费力的事情，尤其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这几类文体写作的“成本”就更为巨大，远不如诗歌创作来得“经济”。而从接受角度来说，读者更容易捕捉到诗歌集中表达的观点和题旨，比较而言，却难于在短时间细细揣摩小说中的伏笔、暗示，概括和理解散文、话剧的深意表达。所以，战时作家往往更多选择用诗歌来塑造中国形象，其产生的影响也比其他文体更为广泛。与其他文体相比，旧体诗词由于简洁凝练、节奏铿锵、直接有力、气势磅礴、精神焕发，所以在战时被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即“军歌与战鼓齐鸣”，“作三军之鼓角”。从此意义上说，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具有独特意义，也是其他文体无法取代的。

　　此外，与其他地域旧体诗词相比，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诸多新质。

　　在国统区，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利用旧体诗词记述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表现，试图塑造一个积极抗战的反法西斯的中国形象。王陆一、冯玉祥、程潜等人的诗作描述了惨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中国将士舍生取义的昂扬激情。于右任创办刊载旧体诗词的杂志《民族诗坛》，发表了许多揭露侵略、颂扬反抗的诗词作品。卢前创作了《中兴鼓吹》，以词呐喊，激励人心。其《满江红·送往古北口者》云：“如此乾坤，当慷慨、悲歌以死。”《满江红·勖受军训诸生》谓：“一息尚存，应未忘、匹夫之责。”《满江红·告大刀》称：“更相期、还我旧山河，驱锋镝。”这些诗词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树立了不畏强暴、抗战到底的中国形象。但另一方面，国统区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呈现出对现实的疏离。日本学者岩佐昌暲认为，刊载于《民族诗坛》上的一些诗作“将现代战争隐没于风花雪月的咏叹世界中”。更为重要的是，因国民党积弊至深，国统区旧体诗人怒斥当局种种恶迹及腐败现状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有关抗战的热切呐喊。如张恨水的《荒村》“荒村细雨掩重霾，警报无声笑口开；日暮驰车三十里，夫人烫发进城来”，讽刺了高官政要的丑陋嘴脸。朱小可的《重庆竹枝词》则揭露了陪都重庆贫富悬殊、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如其二辛辣地讽刺道：“天富由来夸蜀邦，哀鸿遍野事堪伤。朱门酒肉朝朝醉，野哭凭谁诉上苍。”在这些作品中，“国民党—重庆—国民政府”融为一体，成为战时中国形象的一种指涉，有学者认为“‘重庆’山城形象已成为战时中国形象的重要内容”。但与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相比，国统区这个“中国形象”包含的消极因素，是无法支撑民族战争环境下国人对中国光明未来的想象和憧憬的。

　　当时的海外华人华侨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以宣扬抗战，鼓舞人心。如邱菽园所作“抗战韵语”其中一首写道：“抗战精神是应兵，环球与国博同情。可知弱比御强德，自力多时获再生。”诗人为抗战献计献策，虽有些书生意气，但真挚的赤子之心还是感人的。邱菽园另一首作品则强调中华大地人才辈出、凝心聚力、同仇敌忾。诗云：“请君听我抗战诗，漫无奇语敢矜奇。河山依旧人材出，同射天狼旭日旗!”澄清的《星洲妇女界捐募棉衣寄赈绥远同胞》谓：“天南万里寄征衣，为答将军破虏归。卫霍雄风振朔漠，龙城此日重生辉!”诗人希望借英雄卫青、霍去病唤起人们对大汉雄风的记忆。海外华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多为对过去历史的追忆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在硝烟弥漫的年代，由于缺少本土的灾难感受和战争体验，有时难免空幻，虽然赤子之心弥足珍贵，但不具备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那样的现实性、感召力和英雄主义精神。根据地旧体诗词里的英雄形象是鲜活的，感染力极强，表现的精神气质也是现代的、崭新的、伟大的。如邓拓的《吊栓牛》，凭吊对象是灵寿县一个普通农民栓牛，他不幸被害。诗人赞美他的斗争精神：“献身家国出田间，杀敌心雄起揭竿。奔走危疆嗟枉死，激昂斗志厉如山。一夫但得擎长剑，片息宁教活丑犴!知汝重泉犹切齿，未寒热血骨先寒!”邓拓还写了晋察冀抗日军政学校的普通学生田其昌，并呼吁根据地青年向他学习：“志士英风同辈范，柏兰壮迹口碑长。寄言燕晋年青侣，报国今朝仗武装。”此类老百姓身边的英雄具有强大的榜样力量，更容易感染根据地军民。

　　综上所述，根据地旧体诗词里的中国形象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它具有理性、节制色彩，不宣泄个人主观情感，也不做蹈空的幻想，呈现出典雅和庄重之美；第二，它内涵丰富而又表意简约明白，形式轻便，容易为大众理解，所以流传广泛；第三，它具有崇高之美，显示出宽广、博大的国家民族情怀；第四，它来自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给人亲切、真实之感；第五，它是阳光的、雄健的、自由的，建立在对历史的沉痛反思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上，很好地诠释了国家民族的希冀与梦想，契合了国难当头之时人们对中国形象的渴盼。

　　三、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塑造的意义

　　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文学史上塑造出一种全新的“中国形象”，这是一种光明、积极、向上、以人民大众为主基调的“中国形象”。中国古典文学较多在物质层面描绘中国形象，展现的是都市的繁华、宫殿的辉煌、皇朝的强大。根据地旧体诗词则上升到精神气质层面描绘中国形象，通过展示领袖人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和生活志趣及新的军人风貌，自然透露出一种奋斗、质朴、向上、高雅的形象。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书写旨在表现文人士大夫的个人理想和志向，表达他们的失落和得意情绪。根据地旧体诗词的中国形象书写则旨在表现人民大众的生活意愿和审美趣味，歌颂他们的勤劳勇毅和奋斗精神。文学作品塑造的中国形象从以统治者为主基调转向以普通百姓为主基调，从而达到了焕然一新的新天地、新境界。此外，包括国统区文学在内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它们塑造的中国形象常带有消极负面色彩，难以满足战时人民的殷切期望；根据地旧体诗词中的中国形象，则从正面传达出积极乐观的情绪，让遭受困厄的人们看到了光明与希望。

　　第二，打破文化封锁，传递出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军民的宏大声音。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者，或为中国共产党元老，或为革命家，或为先进作家和民间艺人。比如，怀安诗社“有一个半百来人的作者圈”，“其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的老干部”，包括著名的“十老”——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李木庵、熊瑾玎、钱来苏。他们从民族和国家的大局着眼，描写根据地的新动向、新气象。其诗词阐扬的观点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解释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如“何怕倭猖獗，终当致太平”(朱德《和林老〈咸榆道中〉诗原韵》)、“抗敌计无分畛域”(林伯渠《卅年九月五日，约在延耆老作延水雅集，即日成立“怀安诗社”，赋呈与会诸君》)、“讴歌御侮赋同仇”(董必武《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独向吟坛张旗鼓，好把诗魂壮国魂”(李木庵《延安雅集》)。这些诗句包含了宣传持久战方针、号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以文艺作品鼓舞军民的用意。

　　但这种正义之声遭到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所谓“地僻更加封锁紧，不教佳话出延州”，权力话语争夺迫在眉睫。在这场较量中，旧体诗词因言约义丰、辞精理极、含蓄蕴藉的文体特点，发挥了巨大作用。1936年2月，毛泽东创作《沁园春·雪》，后于1945年11月14日刊登在《新民报·晚刊》，编者评论说：“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这首“气魄之大乃不可及”的作品产生了热烈反响，为压制《沁园春·雪》的风头，国民党秘密开展征集活动，“内部一批顽固分子，暗中通知各地、各级国民党组织，要求会作诗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并说中央将在写得好的《沁园春》中选几首意境、气势和文字超过毛泽东的，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将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比下去。以此来增强国民党领导人的形象”。国共双方均清醒认识到旧体诗词引导公众舆论的功效，激烈的“围剿”折射出以诗词论政党成败的“深意”，诗词创作对于政党形象塑造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长征经历时，就曾将所作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抄给对方。据陈安吉《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考证，1937年4月，斯诺先以《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为题，刊载于北平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的封三上。同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斯诺把这首诗写进书里，“使长征诗首次走出国门同世界人民见面”。今查《西行漫记》，该诗放在第五篇《长征》结尾，斯诺说：“我把毛泽东主席关于这一六千英里的长征的旧体诗附在这里作为尾声，他是一个既能领导远征又能写诗的叛逆。”这样的处理表明，作者对《长征》这首七言诗所容纳的中国共产党“创业史”“抗争史”及其精神信仰深有领会。《长征》是毛泽东“第一首公开传播的诗”，黄仁生在《论毛泽东在中国诗歌古今演变史上的作为与影响》中指出，这首诗“描写现代军事史上罕见的万里长征，刻画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整体形象，因而能令世人耳目一新”。“耳目一新”这个词精准地道出了诗词创作的“妙谛”，即作品在创作之初就要被赋予别具一格的“立意”，这是诗人的智慧，又何尝不是政治家通盘考虑和忖度后的“谋略”。所以，“中外读者很快因读到这首七律而得知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位诗人”。

　　第三，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通过对根据地政教、风习、民情的全方位摹画，表现了党与底层民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和鱼水深情，塑造出全新的政党和军队形象，振奋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失落的人心。近代以来，一些政党的要人热衷于写作旧体诗词，但他们往往脱离民众，作品内容多为戎马生涯、杀伐功业，表现的只是个人的雄心壮志。根据地的旧体诗词创作与此迥然有别，百姓的日常生活、当地的风俗人情、军民共同劳动的场景成为主要的表现内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旧体诗人以人民为本位，将目光投向历史激流中的乡村变革、农民生活、革命精神，拓展了传统旧体诗词的题材领域，展示了“先进的政党”对底层民众的热切关注，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深沉情感。谢冕在《辉煌而悲壮的历程》中说：“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不仅反映出内忧外患之际，身兼诗人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共产党人如何以“良知”示人，如何以“良知”待人，还给出了应对民族危机的答案，即中国的生命力根植于“土地”，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广袤土地上的芸芸众生。立身于广袤土地上的共产党人和军队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这样全新的国家形象满足了近代以来国人对理想中国的期待。

　　第四，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展示了现实主义的笔调和乐观主义的情怀，既是在阐扬中国社会的抗战精神，更是在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乐观奋进的精神气象。这样的创作实践不仅是对中国社会暗流涌动的投降论调和悲观情绪的有力反击，也成为中国各阶层应对战争灾难和社会危机的精神支柱。例如，“北岳扬旌胡马怯，边疆复土祖鞭先。阵云翻向龙江日，响彻河山唱凯旋”(邓拓《晋察冀军区成立志感》)、“操练比赛争才艺，两军相遇勇出拳。一鼓歼灭敌伪顽，古河南京俱胆寒”(陈万福《抗日根据地出现新形势》)、“铁臂工农创造优”(钱来苏《重到延安》)、“时来穷汉翻身候，集体劳动集体寿。莫讶边区创制新，政非民主那能够。划年建设征成果，衣丰食足人称可”(李木庵《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为诸老同志集体祝寿》)、“谁能宏创造，自给谢民供，不为环境困，红军自足风”(林伯渠《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诗》)等，都突出了创作主体内在的精神品格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刻揭示了抗日战争背景下“红色文化”的内涵和力量。这对“配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要求，加强团结，发扬民族正气，鼓舞民心士气，暴露敌伪罪恶，驳斥恐日病者和唯武器论者，为抗日的爱国战争服务”“具有伟大的意义”。事实上，这种精神资源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第五，从文学史角度看，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表明，旧体诗词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旺盛的生命力，打破了长久以来旧体诗词缺乏现代性和不能入史的“臆断”。例如，诗坛宿将柳亚子就对旧体诗持悲观态度：“我是坚持‘旧诗必亡、新诗必昌’底主张的，但认为旧诗也许还有五十年的寿命吧。”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不仅没有消亡，反倒开拓了“中国形象”塑造这个重大题材，使新的时代命题在旧的文体中得到“阐释”和艺术的呈现。这种文体探索也包含了从微观叙事到宏观叙事的理性“自觉”。应该说，清末以来盛行的“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微观书写逐渐遭遇瓶颈，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书写隐含着宏观叙事的“转向”，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表现了崇高美和悲壮美。在此过程中，其对抗日战争“非常态势”下中国形象的塑造亦回应了近代以来的爱国诗潮，生发出恢弘大气的“历史纵深感”。当然，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题材广泛，多角度反映生活，并积极表现现实，对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也有启示意义。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诗坛上，柳亚子、郭沫若、赵朴初的旧体诗词对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探索就延续了这种风气。

　　可以说，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充分的政治、文化、文学考量，诗词中的宏观叙事、文化内涵和政治命意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在“非常之时”兼容并蓄的政治胸怀，树立了一种积极进取的价值观与审美风尚。

　　雪莱认为：“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这样的判断高度肯定了诗人及其作品在革命事业和解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而就抗日根据地的旧体诗词来说，革命与文艺的双重任务交织在一起，使这些作品衍生出丰富、复杂的社会价值、文化使命和文学意义。根据地旧体诗词对以延安代表的理想中国形象的全面细腻塑造，传达出发人深省的精神意旨和韵味无穷的艺术魅力，激发了民众对中国未来的憧憬和想象。这样的叙事策略和书写方式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直面现实的乐观主义精神，开拓并丰富了抗战文学创作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经验。王一川表示：“中国形象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都具有空前的重要性：作家和诗人们总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无疑为20世纪以来“红色中国”与“理想中国”形象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历史的车轮由过去驶向未来，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散发的迷人光芒不仅会影响过往者，也将启示“来者”，并将永远地延续下去和发扬光大。

　　对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中国形象特征与意义的分析，并不只是为了回顾这一文学创作现象，同时也试图以此为契机，重新审视中国各类文体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境遇。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表明，旧的文体同样可以表达现代性品质，同样可以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因此，若单纯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标准评判不同文体现代性的有无，很容易造成简化和误解，也不利于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很可能会使根据地旧体诗词塑造的中国形象，既不同于古代诗歌中的国家形象，也不同于现代新文学作品展现的中国形象。这也启示我们，要推进现代旧体诗词研究，不能仅限于一般性的呼吁和表面化的赏鉴，不能止于资料收集整理，也不能简单套用古典文学或新文学的评价标准和分析方法，而是需在古今中外交汇碰撞的大背景中，依托中国现代历史进程，找准真正适合现代旧体诗词的研究理路。这样方可重新认识其功能、价值，更清晰地揭示其文学史地位，从而实现研究范式的更新与研究格局的拓展。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