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建昌 | 从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在澳门的活动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P55-58   2023-07-14 15:22:33

　　1945年澳门投降后，我国政府外交部几乎接收了大陆汪伪统治区及海南岛海口和澳门的日本使领馆的未销毁档案，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审讯日本战犯。仅香港日本总领事馆档案被港英政府接收。据北京图书馆的馆史资料，由于当时我国政府接收的日本驻华军政等机构档案极多，仅南京就集中了一大部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委托胡适处理，他建议全部移交北平图书馆，结果照办了。北图于1954年7月编成16开《馆藏日本大使馆档案目录》(油印本共94页)，前面的说明有这样一段话：“日寇投降以前，其驻在我国的公使馆及领事馆曾搜集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作为档案保存。日本投降时，不及全部销毁，其中一大部分曾由伪外交部接收移交我馆。目前鉴于各机关参考的需要，初步加以整理，并制成书本目录。”

　　但这批档案尔后因各种原因，只是内部供有关人员查阅，笔者至今未发现其他国内学者有使用于论著的，更不要说是外国学者了。十多年来，笔者断断续续地查阅了这批档案。值此澳门即将回归之际，笔者据其中的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档案(以下简称“澳档“，如无特殊需要，不再一一注出)揭露日寇的罪行，并纠正中日两国有关论著的不确记载之处。

　　应当指出的是，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澳门，不仅要使用“澳档”，还要参考北图所藏日本驻广东(即广州)总领事馆档案、日本外务省驻华外交官人事档案和油印的广州的16开日文的《广东行辕BC级战犯广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

　　“澳档”后记载：1945年12月6日，中国外交部代表接收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完毕。

　　对于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澳门，我国所出版的有关近代澳门史的著作多语焉不详，如费成康的《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费氏当时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此前未去过澳门)、黄鸿钊的《澳门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黄氏为香山县人，时为南京大学副教授)、元邦建及袁桂秀编著的《澳门史略》(中流出版社1988版)和方言编著的《澳门问题始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澳门四百年》第422页记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门在实际上已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日本的领事和特务头子成了当地的太上皇。其中人称‘澳门杀人王’的日军驻澳特务机关正副关长王荣泽作和山口久美之流更罪恶滔天，……”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日寇虽在澳门猖獗一时，但绝不可说是实际上“控制”了澳门。特务机关的头子绝不能称作“关长”，那是海关的头或领导的称呼，而只能用正式的称呼“机关长”。而且机关长名“泽荣作”，并不名“王荣泽作”，可能是费先生见了“澳门杀人王荣泽作”这样的记载，断为“王荣泽作”。

　　《澳门问题始末》第121页记载：“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澳门老居民称为‘澳门杀人王’的日军驻澳特务头子王荣泽作和山口久美之，在柯高高士德马路的一间别墅内成立了特务机关，……。”这不仅误抄了“王荣泽作”之名，还将“山口久美之流”的“山口久美”名误点为“山口久美之”。

　　日本陆军驻澳门特务机关是1941年7月8日创建的，因为在这一天，48岁的泽荣作中佐被正式任命为驻澳门特务机关长。他是神奈川人(一说为东京都人)。1915年5月25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山口久美，佐贺县人。

　　日本投降后，泽荣作大佐被葡澳当局引渡给我广东战区。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岩井英一所著《上海の回想》(名古屋，1983年)第336页言澳门驻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被进驻广东的张发奎军所捕，未经正式审判处死。

　　这是不确实的。据《广东行辕BC级战犯广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第39号：澳门特务机关长陆(军)大佐泽荣作(Sawa Eisaku)，本籍神奈川。同配属23A宪兵队宪兵少尉山口久美(Yamaguchi Kumi)，本籍佐贺。起诉理由概要：掠夺中国船舶酬安号及袭击中国汽船等。作战间不法行为及杀人。山口配属澳门特务机关勤务中，逮捕杀害同地附近潜伏暗跃的(国民党)蓝衣社有力干部。1947年4月25日判决死刑，同日确认。同年6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在广州西郊白云山麓流花桥)执行。两人同一案，无辩护人。泽大佐时年54岁，被埋在流花桥第7号墓，处死前被关在广州越秀路与北较场间的广东第一监狱北端栋二楼忠监房。山口时年38岁，被埋在第8号墓。两人的墓相挨在一起。

　　我们前面提到，日本投降后，泽荣作被葡澳当局引渡给我广东战区。实际上，驻澳日军和外交人员及日侨当时一般是先集中到广州，听由中国政府处置和安排回国，没有想到一部分罪大恶极者会被判处死刑，否则不会这样轻易束手就擒。实际上，从上引的广东行辕BC级战犯广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来看，被审判的澳门日人仅泽大佐和山口两人，而且都是死刑。关于泽大佐的被捕，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不真实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有1943年9月上旬至1944年11月在澳门秘密活动的国民党特工头子何崇校《抗战胜利过程始末》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1980年第67辑)第171页：“日军驻澳门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大佐，以为澳门地方太小，易为人发现，化装为中国人潜入我内地。他行至佛山，被人识破检举，解至广州，张发奎下令将他枪决。”1946年2月末，即泽大佐被判处死刑前，在狱中见到当地报纸报导他为己罪所恐，化装成僧侣，在佛山为当地官宪所捕。

　　1941年秋时，冈泰藏在南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工作，在幕僚室首次认识了著华服、高声谈笑的澳门连络机关长泽中佐，看上去是旁若无人的。在连络部工作时，冈氏常与工作态度无造作、著华服的泽氏打交道。在他的印象中，泽氏是个大大趔趔的性格开朗人。当时的将校称他为“澳门亲分(头子)”1944年9月11时，松井真二少将(与泽氏同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7期)继矢崎戡十少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为广东特务机关长(称作连络部长)。在矢崎调任前，连络部的将校和连络官们都希望泽氏继任，但这需要活动。泽氏对此淡然处之。同年秋，少将松井连络部长对澳门总督做首次礼节性拜访，冈氏做为副官随行。澳督在国际饭店宴请时，招待小姐用日语称泽大佐为“大爷”。可见他在当地混的程度。冈氏说泽氏为解决澳门当时的粮食困难出了力。但这不过是他控制澳门的手段。而且澳门的粮食困难也是日军造成的。

　　立石良一年龄小于山口，同县人，1939年秋在南支那宪兵队偶然相识。当时立石是中央宪兵队伍长，山口是本部曹长，两单位在同一楼，私人往来较密切。不久，山口升为准尉。半年左右调为两公里东边的宪兵队任派遣队长。相见较少，但在县人会的酒席上有时相见。1941年时立石在本部工作，山口秘密派遣为澳门泽机关班长。当时澳门与香港共为广东出入口枢要地，做为葡领与英领香港相对存在，对中国大陆是重要战略要点，第三国各种秘密谍报机关错综。山口就任后，其工作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澳门成了与敌方秘密战的中心地，山口日夜很忙。1943年2月，立石调往广州湾法租界，1944年6月回到本部，1945年3月派往香港警察局。山口已不在泽机关，但依然在澳门。两人任地远而不能常见面，但因工作有关系，常有联络。立石于1946年8月30日被监禁，经简单审问后于10月23日被判处无期入狱。经5个月，山口与泽大佐被判死刑，关在5号牢房，与立石所关4号牢房相邻。

　　《澳门史略》第195页记述:“抗日战争期间，澳门表面上宣称中立，实际上是与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澳门葡萄牙当局竟然准许日本在澳门柯高马路二龙喉附近的一座大厦，设立日本特务机关，……。”实际上“准许”应为“默许”，因为我们在“澳档”中发现了1945年2月3日日本驻澳门领事福井保光被华人暗杀团行刺枪杀后葡澳当局致日本外务省的一份绝密备忘录，内声称:“日本陆军对澳门，不通告(我葡澳)政府，派遣了泽大佐，此人公然设立了泽机关，对敌方华人予以逮捕，监察和处刑。这明显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葡澳)政府考虑到现实的日葡关系，至今还是默认的。”

　　日本驻澳门总领事馆也是 1941 年创设的。

　　1943年8月1日时，本驻澳门总领事馆的高级负责人是领事代理福井保光(Fukui Yasumitsu)。1942年5月时，该领事馆馆址在Colcada do Gaio 1号。1942年2月1日时，该总领事馆在册官员两人，一位是副领事(领事代理)福井保光(级别是七等三级)，另一位是书记生朝比奈泰晖(Asahina Yasuteru.七等乙级)。

　　福井原籍京都府何鹿郡中上林村，1902年11月生，1920年毕业于柏原中学，同年9月作为外务省留学生入外务省在上海办的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除培养对华外交官外，还培养其他对华侵略机构的人才。福井1923年6月作为第20期生毕业，受命转学北京，1926年4月任外务省书记生，派赴来华，任陆军步兵曹长。1926年11月任职驻奉天领事馆新民府分馆，1927年2月陆军步兵少尉，同4月叙正八位。

　　1942年1月1日时，在澳门总领事馆登记的日本人有56人，25户，内男39，女17人。另有台湾75人(31户，男55人，女20人)，朝鲜男1人。共有132人。因为当时台湾与朝鲜为日本殖民地，所以也算作“邦人”，即广义的“日本人”。为了表示区别，称日本人为“内地人”，台湾人称“籍民”，朝鲜人称“半岛人”。

　　1943年10月1日时，在澳门总领事馆登记的内地人 112 人，81户，男83人，女29人。籍民94人，51户，男60人，女34人。半岛人仍为男1人。共207人。比1942年1月1日多了75人。

　　驻华日军与外务省官员一直有矛盾，随着日军自1942年走下坡路后，外务省官员对军部的跋扈日益不满，福井尽管入外务省后有军人背景，但他对驻澳日军特务机关的残暴是有所不满的。

　　到了1944年底，澳门华人地下武装抗日力量已成气候，他们要拿在澳日本头目开刀，结果选中了最好下手的福井领事。当时日军败绩已露，在澳日侨情绪低落，十分沮丧。为了鼓舞士气，福井每天早上集中日侨随广播做操。1945年2月3日早上，做完早操后福井与朝比奈书记生回总领事馆的路上，在市内有一华人暗杀团向两人开枪，福井当场毙命，朝北奈被击穿腹部。

　　日本外务省立即派出广东大使馆事务所领事岩井英一(Iwai Eiichi)赴澳门任领事。岩井对外务省的这一人事安排十分气愤，因为这等于让他去送死。他要求以孙嘉华为头子的十位广州青年组成的卫队同赴澳门，被获准。岩井于2月内抵澳，至他5月离任，卫队已增至五十人。卫队日夜严密守卫着总领事馆的二层楼，岩井每晚睡觉时能听到他们巡逻的脚步声。特别是在岩井乘汽车外出时，澳门总督也惊讶地发现岩井见他时带着手枪。

　　岩井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在上海是个有名的大特务头子。他原籍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东田町，1899年10月生于爱知县爱知郡中村大字稻叶地。1921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汉语十分流利，这一点与福井相似。在沪时，潘汉年和袁殊做地下工作，就是与他建立的关系，解放后潘袁入狱，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法解释清楚与岩井的关系。

　　福井被刺后，南京日本军司令部曾强烈要求以保护日侨为名占领澳门，而岩井是赞成的。因为此前日军因对澳大利亚作战的需要，未经葡方同意，占领了澳大利亚北部葡属帝汶岛。葡方提出抗议，日方说一旦无军事必要，即行撤兵。但日占澳门未果。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具体实施的步骤。不过日军从广东大陆对澳门实行了惩罚性的封锁，造成了澳门的食粮短缺，以至街有饿殍。但总的说来，在日本侵略粤港时期，葡澳当局即使不是助纣为虐，也是支持日军的。

　　来澳后，岩井的重要任务当然是处理福井一案，他见了澳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泽荣作大佐，泽大佐见了岩井只是说：岩井先生，你是个英雄好汉。并未说明此案真相。

　　经请示外务省同意，岩井提出四点解决方案：1.逮捕犯人。2.总督有责任维持治安。3.对死伤者予以赔偿。4.对日本人的安全今后予以保障。

　　岩井英语不行，与澳督交涉时靠英语好的朝比奈书记生(此时已伤愈)，另外还请调了广东大使馆事务所的领事官补远藤又男 (Endo Matao)。朝比奈战后是活跃的外务省翻译官。远藤战后卒于智利大使任上。

　　岩井知道澳门大多为华人，控制了澳门的经济，他要拉拢澳门华人领袖。4月29日是天长节，即天皇诞生日。为明治以后规定的四大节之一，1868年制定。天长取“天长地久”之意，意在祝福天皇统治经久不衰。战后改称天皇诞生日。以往举行天长庆祝招待会，要请葡澳政府主要有关官员、驻澳各国有关外交官、主要日侨及华人。岩井这次请了二、三十个华人，多为富商。大多参加了。以前未请过这么多华人。岩井此次请他们赞助解决自己手下以孙嘉华为首的50余华人的生计问题，由于当时澳门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富商们出了五万澳元，当时合三百万日元，这是笔大数目，结果孙嘉华等用于成立了一个株式会社，即股份公司。

　　实际上，这时日本澳门总领事馆也处于经费缺乏之中，由于日本这时已将战败，外务省未拨足经费，岩井只好向当时日侨借钱度日，并不断电催外务省。经向南京的日本大使谷正之哭穷，得到了支援，一度崛内干城公使也寄来了钱。这时日本驻葡萄牙公使森岛守人也忙着在葡京处理福井一案，他收到了外务省的训电，要求对葡萄牙政府表示以下四点：1.正式道歉。2.逮捕犯人并予以处罚。3.今后保障维持治安。4.赔偿损失。

　　森岛建议不要葡萄牙政府赔偿，认为这意义不大。他这时向外相重光葵和继任的外相东乡茂德建议：立即关闭泽机关，让日本浪人离开澳门，立即更换领事，立即撤消日本对澳门的封锁。封锁一两天就取消了。

　　森岛还建议将懂葡语的淀川正树(Yodokawa Masaki)派驻澳门，亦获准，5月淀川总领事到任，岩井离任回广东大使馆事务所。

　　淀川原籍福岗县嘉穗郡二濑村，1894年11月生，1914年7月通过外务省留学生考试，同年9月被定派留学马德里，10月从东京外国语学校退学。1942年2月1日时任秘鲁利马领事。

　　7月，岩井奉命返日报告澳门情况，25日抵羽田机场。但当时日本一片混乱，顾不上听他的汇报了。同年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小结

　　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学者及有关人士所编著的有关澳门书籍涉及到近代史上1941-1945年日本在澳门所设特务机关和总领事馆时，在史料的发掘上有些不足和问题，有互相传抄和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在传抄日本人名和机构官职时，有误做断词和不准确之处。这是应当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