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胜林 | 略论港澳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来源：《大学时代·B》 2006年04期 P36-38   2023-07-17 10:43:44

　　从1937到1945年，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互相支援，这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内因，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香港、澳门两地同胞的广泛支持，港澳台同胞对祖国抗战的胜利也起了重大的辅助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港澳台地区的情况比较的特殊：香港先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被日本占领;澳门则由于葡萄牙的原因，一直保持“中立”，成为当时相对平静的地区。但是港澳地区的同胞并没有忘记正处于抗日前线的祖国，以自己的切身行动支援祖国的抗战。主要从下面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组织抗日救国团体，支援祖国的抗战。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的时候，港澳台地区的同胞无不群情激昂，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竞相内渡，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澳门许多的热血青年也自发的组成服务团，回到 广东内地各个抗日战争前线，直接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行列。“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廖锦涛等人发起召开澳门救亡工作联席会议，讨论组织爱国青年团体回大陆参加抗战，深入 宣传和发动群众进行抗战救亡活动，还成立“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筹备澳门青年返 回内地的工作，当时有不少人放弃了自己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自愿到战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去。参加的有学生、工人、店员、职员、教师等，先后组织了11个队。1937年10月第一批服务团的16名成员抵达江门。从1938年的11月到1940年5月，团长廖锦涛先后率领11批成员分别到达珠江三角洲的东莞、保安、顺德等地，团员们在战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抢运伤员，1939年10月抱着炸药包爆破一座桥梁时中弹牺牲的梁捷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服务团后来逐步转到抗日部队工作，有的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等从事抗日政治工作，有的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民众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形式也是组织回乡服务团。在日军进犯华南后，战火迫近香港，许多的香港同胞要求到前线，投身与抗战的第一线。1939年4月香港的崇正总会与中山大学北上服务团合组赴东江前线救护的崇正队。1938年10月下旬，中共东南特委通过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织了15个工作队回广东惠阳参加抗日工作。这些人后来成为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队伍。1938年12月到1940年2月，香港的学生赈济会先后组织4个回乡服务团，共200余人奔赴广东，团员们大部分是名校的学生，也有青 年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青年[1]。

　　2.对祖国大陆的抗战活动进行积极的宣传，组织指教捐物。

　　“卢沟桥事变”后在各方面的推动之下，澳门同胞克服了许多的困难，把抗日救亡运动一步步的推向了高潮，各界人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力支援前线的抗日战争。澳门葡澳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宣布“中立”，同时下令不准用“抗日”“救国”等口号，澳门同胞则用“救灾”的名义组织抗日救亡运动。从1937年8月起，澳门先后有工商界人事组成的“澳门各界救灾会”，众多的青年爱国团体组成统一的“澳门四界救灾会”(按：“四界”指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和体育界)，甚至连沦落风尘的歌姬、舞女也深知亡国之恨，积极行动起来组成“花界救灾会”。这些救灾会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为抗日前线募集款项。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四界的救灾会组织饮食行业和面包食品店等，举行“素食筹款”活动。这一天全市停止销售荤食，出售印有“毋忘七七”字样的素食包点，将义卖的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同年9月，又进一步发动各行各业举行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参加的有全市的茶楼、酒家、饭店、咖啡室、理发店、报摊、鲜果行、花店等等。音乐界、舞场的好手名流出场参演，还动员社会上的知名的绅商购买大额的门票。这次义卖、义演、义舞，参加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酬募款项之巨，是澳门历次酬募所罕见的[2]。由于澳救会的筹款工作做得最为出色，1937年11月7日，国民党中央侨委曾致函该会，称赞该会“同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3]。同时在澳门的报纸上宣传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战斗，与日本侵略者的在澳门的走狗针锋相对。《朝阳日报》、《大众报》经常正面报道欧洲和非洲战场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读者的胜利信心。1940年春“皖南事变”后，澳门的民众不顾日本特务和汉奸的威胁，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罪行，悼念死难烈士。濠江中学在校长和柯玉麟老师的组织下，举行了对“皖南事变”死难烈士的追悼会，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活动。在追悼活动中还主动的发起捐款，向抗战将士献爱心。香港在“七七”之后，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也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到1938年5月就募集了20000余港元，期间举行了全港学生3天节食活动，社会的影响很大，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的宴会款项改为捐募寒衣，香港的76个港商团体联合募集了36万件寒衣，其他的赈济团体、学生界举行了赠旗募捐，采购寒衣以及防毒面具，捐献给前线的战士和难民。1941年5月，在香港进行的劝募公债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的响应，各界合计捐款410余万元。募捐之中香港的民众表现的爱国热忧感人至深，一位八旬的老翁不遗余力，一天劝募公债达3万元。

　　1938年5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募集款项和医药物资，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同时介绍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到中国内地抗日敌后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仅在1939年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东江游击队的海外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以后又多次运回捐献的资金和被服、军鞋、药品等等大批物资，积极支持广东地区人民抗日武装，为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香港同胞在指款和组织救国团体外积极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的抗战。“1937年8月15日香港的60多人海员团体联合成立了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开展拒绝日本货物和募集抗日经费。接着香港的的港务、五金煤炭、印刷等工会也相继成立，表示一致抗日。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2月，香港有5000多工人多次参加拒绝起卸和装运日货，拒绝使用日本原料的罢工斗争。”1939年在汪精卫通敌之后，香港的爱国人士愤然刺杀汉奸报纸《南华日报》社长木白生。1939年8月以后汪伪集团在香港的《南华日报》、《自由》、《天演》三家报社会友80余人，宣布辞职相继脱离汉奸报社，得到国内各界的赞誉。港澳台地区组织的一些列的捐款、献金等活动，以及派出多批战地服务团到抗日前线，既深入地宣传了全民抗战的思想，激发了澳门同胞热爱祖国、痛恨日寇的情绪，同时募捐的大批捐款有力的支援了抗日前线，解决了前线将士的很多的困苦。

　　3.港澳台三地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积极的向内地运输抗战的物资。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战略物资运输局面。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供给。到1937年12月26日，中国的沿海只有澳门、香港和广州湾还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封锁。到1938年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几条通道：包括经新疆到苏联的西北公路、华南的香港、法属印度支那，由于种种的原因，香港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安全优势，在中国同外界的联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上海和华北、华中各个主要的港口相继落入敌手以后，香港就成了中国同欧美各国贸易(尤其是军火贸易)的重要的中心，加之广州陷落之前广九铁路与粤汉铁路的接轨，新的公路开通等条件，同时中国利用这条线路运输战略物资得到了英国当局默许的，因此香港在转运中国的抗战物资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4]。特别是在抗战的初期，中国政府经香港运进大量的战略物资，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海关统计表显示，中国所用的大批的军火是从香港登陆的。

　　1937年中国各海关进口的军火的价值(黄金单位)[5]：

　　上海: 3987397 广州: 1391369 天津: 1882426 九龙: 5038478

　　1938年香港的进出口的贸易增长很快，其中战略物资占了很大的比重。到1939年6月，中国通过香港运进的军需物资的数量每个月已经达6万吨左右。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38年香港向内地输入了52835吨的军火，在1938年2月到10月由广九铁路输入的各类的战略物资就有13万吨，运输的主要的物资有炸弹、飞机、飞机零部件、探照灯、机枪、高射炮等。经过香港进入大陆的军用物资遍布华中、华东沿海和西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方面的燃眉之急。尽管广州失陷之后，香港作为中国战略物资转运地的作用大为减弱，但是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仍然有相当的战略物资从香港运往中国内地。

　　同时中国利用香港输出大量国产品，为中国政府赚取了宝贵的外汇对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援持久抗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官方统计：1939年，国产输往香港价值为97829605港元(合国币359034650元)，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值的16.46%;1940年，国产输往香港价值为86726828港元(合国币318287458元)，约占当年香港进口总值的11.51% 。1939年国货已由香港出口外销者总值129806093港元(合国币476388361元)，约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24.35%，1940年国货已由香港出口外销者总值108315900港元(合国币397519353元)，约占当年香港出口总值的17.41%[6]。当时资料纪录表明：中国每年对香港的贸易额绝对值均高于战前的水平。在各国对香港贸易中，以来自中国的贸易额居首位[7]。故对于中国特别是重庆方面来说，“香港真正是抗战经济的中心”[8]。

　　同时由于澳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中立”的政治优势，在日军封锁中国大部分的沿海港口之后，澳门在中国对外联系中的地位也重要了起来，内地的货物和澳门地区的产品络绎不绝的海外及国内的其他的地方，澳门的对外贸易总额也成倍的增长。虽然澳门在向国内运输军火支持抗战上没有香港那么重要，但是澳门毕竟在抗战祖国和外界的联系也起到了应有的贡献。

　　4.收容内地的避难民众和迁来的文化机构。

　　在抗战的初期中国的大片的国土沦丧，百业萧条，而香港和澳门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暂时免于受日军的攻击，因此港澳地区对内地的百姓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以后，随着沦陷区的不断的扩大，内地的难民不断的涌入香港和澳门。在华南陷落后，华南的抗日运动进入了更加困难的阶段，港澳台同胞对内地抗日斗争的支援的责任也更大了。从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香港的人数增加了近25万人。为了救济难民，香港成立各种社会团体，如华人赈灾会、商赈会、学生赈济等，这些社会团体在香港积极的参与救助大陆到香港的难民。港英当局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帮助这些难民，尽管后来港英当局对进入香港 的难民收取一定的入境费。在广州陷落之后，香港还接受了很多流离失所的内地的学校，当时广州有4所大学20余所中学转移到香港得到庇护，华南的著名的高等学府岭南大学在迁 往香港以后，香港的永安银行借地为办事处之用，香港大学慨然允许借给其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岭南大学于1938年11月复课，后来广东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南华大学先后迁往香港。迁往香港的中学有大中中学、文德中学等等，这些学校在香港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压制，抗战时期不少文化机构迁往香港，伴随着文化机构的南迁，知名的学者、教授、记者作家、艺术家也络绎前来。前往香港的著名的文化机构如：《申报》、《星报》、《中国晚报》、《大公报》、商务印刷馆等。1941年香港经历了第二次内地文化名人进入香港的热潮。在到达香港后这些著名的学者如：邹韬奋、茅盾、胡风、萧红等继续号召团结抗战，大批的刊物也相继在香港面世，使香港成为一个沟通海内外，宣传中国人民正义声音的窗口。1941年12月在香港陷落之后内地的一些在香港的文化名人在香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1942年的1、2月间在香港的港九大队的掩护之下胡风、袁水拍、范长江、曹聚仁、戈宝权、张铁生、胡绳、宋之韵、张友渔、邓文钊、沈志远、司徒慧敏、廖梦醒、何香凝、柳亚子等滞留在香港的文化界的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先后脱离险境。香港的同胞和地下组织积极行动保护了这些祖国的文化精英，这是香港对祖国抗战的又一巨大贡献。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向华南地区进犯。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广州的沦陷使广州及邻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县惨遭日军战火破坏，广州、番隅、中山、顺德、南海、新会、台山等地的人民被迫四散逃跑、扶老携幼大批涌入澳门。有些难民在澳门定居，有些则通过澳门进入香港。葡澳当局在青洲路环等处建立了难民营，“保障难民的权益”[9]，同时这些从大陆到澳门的一部分难民的子弟还可以在澳门受到良好的教育。 “卢沟桥事变”后内地的一批知名的爱国人士先后到澳门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著名的画家高剑父、关山月举办过爱国画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史良，身入空门却不忘救国的李叔同等人都来过澳门。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共产党失去联系、长期寓居澳门的北伐名将叶挺，也是在这个时候返回内地，出任新四军军长，与日寇作战的。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南以后，广东的国民政府将澳门列为疏散区，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内地迁到澳门的中小学就有30所左右，这些学校在澳门也得到了妥善是安排。在香港陷落之后，澳门成为“东亚的防空壕”，香港的一些进步人士的和一些机构也迁往澳门。澳门的地位也更加的突出。

　　香港和澳门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和相对和平的环境成为中国内地的资金等的主要目的地，在中国战争的初期，中国内地的资金、企业、劳动力等流入香港和澳门，促进了香港和澳门经 济的发展，而香港和澳门在经济上为中国内地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有力的支援了中国内地的抗战，香港和澳门的华人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宣传和动员组织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全民族抵抗外国入侵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港澳地区群众积极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赴前线，收容内地的难民和各种文化机构，积极向内地输入战略物资，对抗战的胜利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在纪念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的时候，在缅怀为取得抗战 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的确革命烈士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香港、澳门同胞对祖国的贡献，他们对祖国抗战的贡献同样值得我们铭记。香港、澳门和中国大陆的同胞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始终紧密的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民族力量使外国的帝国主义者意识到要想统治整个中华民族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种民族团结的精神在我们致力于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为重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现在有些台独分子和其他的分裂势力把我们自古以来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的历史事实于不顾，妄图把国家分裂开来，把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的紧密的联系隔绝，这不仅违背了历史，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注定是要失败的。

　　注释:

　　[1]《香港概论》下，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347页。

　　[2] 对祖国大陆的抗战活动进行积极的宣传，组织捐款捐物。

　　[3]《濠江风云妆》，澳门星光书店，1990年版第18页。

　　[4] 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163页。

　　[5] 引自《1937年个海关进口供中国陆海军使用的军火统计表》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567/5。

　　[6、7] 崔国华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8]〔日〕秀岛达雄：《香港·海南岛の建设》，东京松山房昭和17年版，第116页。

　　[9] 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花辉印刷有限公司，1995年9月第1版，第98页。

　　参考资料：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钟国豪、戴裔煊：《澳门历史纲要》，知识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③元邦建：《香港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④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⑤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花辉印刷有限公司，1995年9月第1版。

　　⑥广东省档案馆编：《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988年编印。

　　⑦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兼谈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

　　⑧张晓辉：论广州沦陷后香港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和作用(1938 11——1941 12)，《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