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业东 | 抗日时期澳门诗坛一瞥
来源：《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 第17卷第1期   2023-07-17 11:49:43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日军的铁蹄践踏着中国大片土地，千万中国人民痛失家园，为避战火颠沛流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为中立国，澳门因此未被战火波及，成为兵燹中的“桃源”和“绿洲”。1938年广州沦陷和1941年香港沦陷，更有大批难民涌入澳门。几年间澳门人口从战前的14万猛增至40万人。

　　“市廛面目改，路政兴然修。羊石遭兵变，人向此中投。屋宇鲜空隙，烟户为之稠。”黄伟伯的诗句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人口激增带来澳门市容的变化。

　　由内地及香港违难到澳的骚人墨客，和本地诗人一起，推动了抗日时期澳门诗坛的兴盛繁荣。审视一下这一时期澳门诗坛的变化，探讨一下这种变化的原因，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

　　抗日救亡是这一时期澳门诗歌的主旋律。芸芸诗人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同盟会员廖平子和梁彦明。

　　廖平子(1882—1943)，字苹庵，别署皙翁。出生于顺德县勒流乡。少怀报国大志，弱冠即与邑人黄节、卢信等作文抨击朝政，时称“顺德三杰”。1905年廖平子在香港参加同盟会。1907年东渡日本留学，两年后回国，历任《中国日报》、《广州平民日报》记者。辛亥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稽勋局审议员。1913年讨袁失败后回粤。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廖平子贱价出售祖田数十亩，筹款购买枪械，组织抗战敢死队抗击日军。武装抗敌失败后，廖平子于同年11月22日携眷避居澳门。

　　廖平子在澳生活困顿，但拒绝接收国民党当局的救济金。1939年2月16日，他独力创作和出版手抄诗刊《淹留》。每半月出一期，每期只出15册，每册收费10元。廖平子就以出售 《淹留》所得作为生活费。他的发刊辞说：“吾将欲笔墨为原料，以诗歌为工具，身上百千万亿毛孔，一一放出无限光芒，以与敌作殊死战。内则加笔伐于魑魅魍魉，表同情于志士仁人。于是国魂指日以复，国难指日以苏，个人人格亦永不会损失，以存天地正气。”《淹留》 共出40期。1941年夏改名为《天风》，出了14期。

　　《淹留》共刊诗四百余首，大多宣传抗日、歌颂抗战英雄人物和事迹。《壕上曲》、《殊死战》、《独子从军歌》、《中山杀敌记功歌》等，比展示了抗日战争的正义和百姓的爱国热忱。借用杜甫《三别》诗题所作的《无家别》、《垂老别》，更是充满民族正气的佳作。《无家别》写日机轰炸，百姓家园尽毁，复遭日寇扫荡，百姓奋起歼敌，然后告别败瓦颓垣，昂然走上抗日的战场。廖平子赞扬百姓英勇抗日的行为：“无家别后事戎行，一心冀壮山河色。无家造成几个奇男子，无家弱女亦可光青史。”《垂老别》则写一位老人送了两个儿子参军后，自己也奔赴前线杀敌的故事。“此老愤发赴疆场，誓把国仇尽昭雪!”老妻也“代肩行李出门行，直送良人过山曲”。诗歌热情地歌颂了百姓的救国精神，展现了全民抗战的悲壮场面，并预示正义之战必胜的真理。

　　廖平子避难在澳，时刻盼望抗战胜利、光复家园。他在描写澳门风光的《北岭》诗中，痛斥日寇侵华的贪暴行径如巨豕大蛇，并渴望早日重返故里：“……时危有敝庐，庇根但葛根。何其烟浓树，不能拦封豕。仓皇走殊方，悽绝濠江水，江水故深深，不如此岭隐。复我家和族，倦鸟返故里。”

　　廖平子的爱国行为和诗歌创作活动，受到广泛的赞扬。著名爱国教育家蔡元培在香港九龙的寓所会见了平子，并为平子在澳的居所“白怡室”题字。有友人感其热诚，以千元购买他的一本期刊。平子将这一千元捐给政府作购买滑翔机之用，他表示：“奋斗一如昔日，抗战救国未敢后人。”廖平子在1941年底离开澳门回内地，1943年病逝韶关。

　　梁彦明(1885—1942)，是新会人，南海师范学堂和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毕业。1909年来澳创办崇实学校，次年结识林直勉、 朱执信等革命志士，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1927年组织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历任澳门教育会会长、 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常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彦明协助成立济难会、公债会及救护团。公余之假，梁彦明常与雪社诸子唱酬吟咏，抒发其伤时救国情怀，作品传诵一时。

　　日寇侵华，激起了梁彦明无穷义愤，他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疒契狗”，恨不得亲上战场杀敌。他在《书事》诗中写道：

　　狺狺疒契狗吠西邻，国势陵夷屈未伸。鹑首赐秦怜帝醉，此生深愧作文人。

　　梁彦明对抗日的人民战争抱着必胜的信念。《湘行闻捷》：

　　又作湘南万里行，中宵起听敌机声。请缨我尚惭无路，振旅人犹劲有兵。胜利只应坚信念，兴亡端合视民情。几番萦梦前军讯，捷报轰传复旧京。

　　眼看大好河山沦陷敌手，梁彦明悲愤填膺。 他偕友人登西望洋山后作诗抒怀，未两联云：“劫余隔岸无灯火，乱后江乡剩断罾。翘首西瞻还北顾，寇氛殊恶待惩膺。”1939年抗战二周年纪念会上，梁彦明即席赋诗 《七七纪念会上赠诸同志》：

　　那堪烽火起芦沟，抗战于今岁两周。天地不仁伤喋血，山河重整待重头。艰危搘拄无双士，勋业远期第一流。胜利可能操左券，平倭各自有千秋。

　　梁彦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卒在1942年12月被枪手暗杀于龙嵩街头。梁氏的忠烈行为，激励着澳门各界坚持抗日的斗志。

　　廖平子和梁彦明的诗歌，表现了同盟会员的爱国精神，伸张了民族正气，为抗战时期的澳门诗史写下光辉的一页。同时期活跃在澳门诗坛的诗人，敌忾同仇，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出驱除日寇的决心。

　　蔡语邨有一首《自松山远眺唐家湾》：

　　锦绣河山孰与京，搂衣每作不平鸣。茫茫碧海天无语，渺渺沧波浪有声。尽有湔仇三楚户，得无复国二城齐。儒冠真误平戎志，坐望乡邦敌骑横。

　　“三楚户”典出《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二齐城”指春秋时齐七十余城俱被燕将乐毅攻陷，只余即墨及莒两城，后由田单反攻复国。松山虽为澳门第一高峰，其实海拔不过一百公尺，而唐家湾在澳门北约二十公里，登上松山亦未必看得到唐家湾的景物。诗人殷殷北望，并用“复国”的典故，乃在表达其强烈的平戎之志。

　　这一时期，借登高北望怀念故土，盼望扫靖妖气，光复祖国河山的诗句是很多的。如“荡荡河山滔战机，故国风物认依稀。 流人莫望乡关道，只许闭云向北飞。”（林荫民《辛巳登高望隔岸南屏故乡》）、“九州浮动鸥澜远，孤岛苍茫鹤唳新。拭目不挥亡社泪，振衣犹恋故园尘。”(易麟阁《松山晚眺》之一)

　　除松山(东望洋山)、西望洋山之外，风景幽雅的南湾、西湾，以及众多的古迹名胜，都是诗人结伴同游的好去处。澳门优美的风物，撩动诗人浓重的乡愁与爱国情思。他们在寻幽访胜之余，也留下了大量表达光复故园愿望的诗句。如“登临我亦淹留客，咫尺乡园不忍看”(林荫民《过听松山馆》)、“锋镝余生此寄身，何时归醉海珠滨。南湾踏月人无数，真个心间有几人。”(《陈勉云《南湾踏月》) 、“观沧海，何宁靖。 瞻云汉，何清净。 黯回头北望，乡园阴影。 地覆天翻人事变，神号鬼哭斜阳暝。 问几时，万汇庆照苏，乾坤定。”(李供林《满江红·早春游听松山馆》下阕)、“胡尘飞不到青洲，篱下楼迟一角楼。岁入中秋催晚景，人看孤月动乡愁。八旬母在身仍健，三载蛮侵世并仇。默祝上苍扶正气，止戈早日定神州。”(李供林《中秋夜青洲寓楼作》)。谢崧在《避难濠江杂感》中，更表示要“请缨有路重投笔，挥剑高吟杀敌歌。”其凛然正气和杀敌决心，令人肃然起敬。

　　抗战时期，澳门虽然未陷日军之手，但随着香港、中山、珠海的沦陷，澳门实际上已成一个孤岛。物资奇缺、人浮于事，普罗大众的生活十分困苦。但赌场林立、夜夜笙歌又营造了市面畸形的繁荣。贫穷百姓为生计奔波挣扎与富有人家的醉生梦死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一些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民生百态。

　　汪兆镛有一首《岐关车行》：

　　西法汽轮通岩?岈，濠镜雷转惊飞沙。风声鹤唳尤纷拿，车中黄童白叟兼稚娃。骈首蠕动如六蛇，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广南乡邑接小艖，远或鄂渚湘水赣江来荒遐。羸骨垢面发鬓，因饿不得食，冲寒莫周遮，儿啼妇哭呼娘爷。问胡扰扰奔，为言达官拥纛牙。战略焦土摧枯楂，积骸成丘流血成川洼……

　　此诗作于1938年，是难民苦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

　　抗战时澳门人口急剧膨胀，但对外交通梗阻，一切日用品来源断绝，民生陷于困境。“米固涨价，柴无来源，亦极紧张。红木柚杂木家具，居民析作燃料，衣服被褥，亦售以易米。”冼玉清在《澳门小住记》 描述的情形，在当时的诗歌里也得到反映。金曾澄的《港战有怀，时客濠江》(三首)写道：“稼穑艰难秋稻少，市廛冷落晚灯稀。 且谈国策和还战，尽付民生渴与饥。”“千里孤帆聊作简，百年古树已为薪。”(原注：荷兰园古木千章，斩以为薪)。燃料是生活的必需，除伐木及劈家具作柴之外，还有人犯险回附近乡村偷运柴火回澳济急。廖平子的《买薪》以第一人称为一位妇女冒死到内地砍柴经水路运回澳门，途中不幸被日寇发现，“倭奴汽艇来，风急如马驰。近则刀剑砍，远则枪炮施。同行二十人，十九血肉糜。农夫中弹死，农子失其肢。”妇人哭诉：“此薪有冤魂，此薪有血丝！”此外，金曾澄的“米贵尚悭黄酒，家贫何用压岁钱”、“爆竹无声灯影寂，斜风细雨度残年”，梁彦明的“米珠薪桂家常事，一吃而今亦大难”，俱是当时民生的真实写照。

　　贫民水浆不得入口，辗转沟壑，路旁时有饿殍。但也有人心存侥幸，倾其余囊，作孤注一掷，赌业便成一枝独秀。黎心齐一首《除夕澳门》记录了1939年除夕澳门人街头赌博的情形：“……瓶花怜小劫，庐雉醉时人。 爆竹声凄紧，疲心怵战尘。”

　　就在百姓辗转求存的同时，一些人屯积投机，大发国难财。这等暴发户终日流连赌馆妓寨，呼庐喝雉，为战时澳门粉饰歌舞升平。部分诗歌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1939年蔡铁郎来到澳门，目睹小撮“上流”人物纸醉金迷、浑忘国难的行径，无限愤慨，作了一首 《访澳门》诗：

　　南天烽火万千家，濠镜繁灯照暮霞。乐土嬉游春正好，隔江谁问故国花？

　　潘小磐在香港沦陷后到了澳门，他直斥一些人“漫纵歌吹裹，浑忘战尘边。”

　　这类诗歌的矛头直指那些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仍醉生梦死的无耻之徒。

　　二

　　浏览过抗日时期的澳门诗坛，可以断定它是澳门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其无可替代的风姿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

　　(一)诗歌创作空前繁荣

　　自明末开始，到澳门的诗人络绎不绝，或商或宦、或游历、或避世、或曾在这弹丸海隅写下诗歌。他们为中华文化植根澳门出过力，是澳门诗坛的建造者。但抗日时期诗人和篇什的数量，都远超以前的各个时期，澳门诗坛从未如此热闹过。

　　1.从诗人的背景看，涵盖面之广前所未见。除了众多的违难到澳的诗人外，本地诗人也相当活跃。诗人中有同盟会员、南社社员、清朝遗老。诗人亦遍布各行各业，有医生、教师，甚至有方外僧人。

　　2.诗社雅集频繁，也是诗坛兴盛的标志。较活跃的本地诗社有冯秋雪、赵连城、冯印雪等人创立的雪社，还有郑春霆与文艺界人士组织的洁社。陶社成员亦互有唱酬。三十年代由陈树人、高剑父等书画家在广州组织的清游会，部分成员在广州沦陷后移寓澳门，继续聚会唱酬。 诗人们除平日的唱和之外，还往往藉中秋、 重阳等节日雅聚，或赏月，或登高，皆有诗纪事抒怀。古云“每逢佳节倍思亲”，斯时斯地，家国兴亡的感慨激荡于诗人胸臆，发诸笔端，倍觉真实感人。 内地和香港的诗社，则凭其成员在澳门的活动得以延续。

　　(二)诗歌创作的题材空前广泛和深刻

　　1.抗日救国成为这一时期澳门诗歌的主题。过往众多的诗人避居澳门，他们的诗歌总离不开抒发个人愤世或逸世之思，题材较为狭窄。抗日时期居澳的诗人，大都自觉地把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诗歌题材于是大大拓阔。他们各人本来就有不愉快的经历，在澳又亲身感受“孤岛”生活的困境：物资奇缺、民有饥色、途有饿殍，触目皆令诗人想起国仇家恨，进而把痛斥日寇横蛮、盼望光复河山的心声发为诗句。“如此江山非故物”、“家国思量欲忘生”，诗人们即使在游览澳门的名胜时，也难仰河山故土之思。这类诗歌是中华民族抗击外侮记录的组成部分，表达了民族的正气真声，最有价值。至于像廖平子那样自觉肩负抗日使命，以诗歌作投枪的爱国忠义行为，更值得千秋歌赞、大书特书。

　　2.抗日时期的诗歌更深刻地反映了澳门社会的实况。以前来澳的诗人大多是匆匆的过客，他们的澳门诗多以追溯澳门历史或单纯的风光描画为主要内容。抗战时期，外来的诗人流寓澳门时间较长，他们与本地居民一起度过艰难的岁月，彼此休戚与共，因此对澳门的民生民俗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过往由内地来澳的诗人，常被此地华洋杂处的独特色彩吸引，所作诗歌除表达对葡人占澳的愤慨外，更多的是对洋人服饰、宗教和习俗的描写。但抗日时期的诗歌中，这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诗人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澳门社会的各个层面，澳门民生实况在大量的诗歌中得到多角度的反映。

　　(三)传统诗歌风格出现变异

　　长期以来，澳门诗坛都是传统旧诗的天下，一向不受冲击。抗日时期，由于居澳的诗人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的背景和诗歌观，他们的创作当然会对澳门传统诗坛产生微妙的影响。 特别是部分内地诗人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向澳门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虽然抗日时期澳门诗歌仍保留着古诗、律诗、绝句、词等各种传统形式，但普遍都少用典故，浅白易懂，抒发感情亦较直接，绝少采用生涩隐晦的曲笔。这种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抗日宣传的需要有关，但也不应否认，是新的文学观念使澳门的传统诗坛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这么说，是抗日时期的外来诗人在澳门播下新文学的种子，启动了澳门传统诗坛的转化。

　　毋庸讳言，抗日时期澳门诗坛没有出现杰出的诗人，没有出现什么鸿篇巨制，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亦无多大突破。

　　但众多诗人困守澳门，心系国家安危，思念光复故乡旧土，特定的危难环境和使命感，令他们笔下的诗歌添上时代的风采，在战火硝烟缭绕中从侧面反映出历史的面貌，成为研究澳门文学乃至澳门历史的珍贵材料。清人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若单由澳门文学的发展看，这倒是不幸中之大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