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组成，坐落在云南昆明这座边城。在抗战烽火中，这座校园成了战时的文学与精神圣地。就诗歌创作而言，这里可谓诗人群聚，师长辈的诗人有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而学生辈的年轻诗人也陆续崭露头角，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年轻诗人亦开始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探索，师生辈的相互切磋、砥砺，在校园里形成一道文学风景。在1943年底写成的英文自传体著作《西潮》里，蒋梦麟讲述了战时“昆明边城”的概况：
昆明是滇缅公路的终点，俯瞰着平静的昆明湖，城中到处是敌机轰炸后的断垣残壁，很像庞贝古城的遗迹。……当我开始写《西潮》的故事时，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发国难财的商人和以“带黄鱼”起家的卡车司机徜徉街头，口袋里装满了钞票。物价则一日三跳，有如脱缰的野马。[1]
从地理形势看，作为边城的昆明，是云南与缅甸交界之处，英属缅甸与中国云南在战时形成友好的战略关系，一度联手参与抗战。抗战初期，日军封锁了中国的海岸交通路线，导致抗战物资无法通过海路运输。为了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中国政府与英属缅甸商谈后，于1938年抢修一条从昆明通往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国际运输路线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外界的援华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对此，杜运燮以抗战史诗《滇缅公路》(1942)，记载下为修建与运作此运输线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无名英雄们的身影。其组诗《机场通讯》(1942)则从内部视角，叙述战时“飞虎队”成员的日常生活，佐证了中美空军在特殊时空下的跨境合作。
此外，滇缅战役在中国抗战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抗战文学中较为特殊的题材。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军成立军事联盟，签署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到了1942年2月至3月间，日军占据缅甸仰光后，开始攻打缅北，中国远征军与英美盟军首次联手，共同抵挡日军的侵略。滇缅会战在对峙数月后陷入败局，导致十万余人的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被迫兵分两路，分别向云南境内及印度方向撤退，除了牺牲于战役，不少战士在撤退期间被迫穿越缅甸野人山区(Kachin Hills)，最终有超过三万两千名年轻士兵葬身异域。由于盟军作战需要大量翻译员，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曾规定，让外文系的大学生参军当翻译，满两年后可算毕业。为此，不少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子响应号召，从大后方到前线服务，为抗战贡献一份绵力。这段新的历史体验，使得战时的滇缅区域得以进入诗人眼帘，并让诗人迅速成长，在现代史诗中将个人体验与民族国家等宏大主题融合，改变了现代新诗的表现形式与面貌。关于滇缅战役，杜运燮的新诗《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1944)、《林中鬼夜哭》(1945)等，与穆旦的诗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1943)、《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1945)相互呼应，从不同侧面记录了这段惨痛的战时记忆。
一 现代化的“抗战史诗”
作为南洋侨生，杜运燮1918年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霹雳州，1934年初中毕业后选择到中国升学，1938年考入浙江大学农艺系，但浙大因战火连天而迁徙贵州，他只好就近到厦门大学生物系借读。[2]在厦大期间，热爱文学的杜运燮先后选修了中文系林庚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及“新诗习作”课，自此开始学写诗。1939年，杜运燮选择“弃理从文”，转学到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杜运燮曾说过：“西南联大是培育我热恋新诗、开始大量写诗的母亲”[3]，他在校期间活跃于校内的冬青文艺社，与一群爱好诗歌的会员开展朗诵会、演讲会，出版手抄《冬青诗抄》《街头诗页》。[4]1939年，杨刚女士经萧乾推荐，接过《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重担，在香港开展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刊登了不少延安、敌后游击队及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5]而杜运燮在她的鼓励下，1940年起正式在报刊上发表诗作。
战争的到来，促使诗人重新思索诗与现实的关系，此时卞之琳在诗歌道路上的转型，一度引起杜运燮关注。1940年7月25日，杜运燮的诗作首次在香港《大公报》亮相，其中一首题为《“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开头第一节就提到：“勇敢的，抛下‘圆宝盒’/竟踏上多风沙的高原/仍未忘用你另一支枪/说出整个民族的心愿。”[6]卞之琳在1940年从四川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的《慰劳信集》在诗风上的“转折点”与“变”，在初学写诗的杜运燮看来，是“一个新的开始”，并期许前辈“你会用你的枪，画出更多/更宏大的民族新生的史诗”。[7]在新诗探索的历程中，杜运燮观察到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因时代变化而带有“新的抒情”，在抗战中带有乐观昂扬之情，题材方面展现的是“新时代新人物群像的新风貌”[8]，这种变化为穆旦、杜运燮等年轻诗人提供了方向性启示，促使他们进一步思索诗与现实在战时的特殊关系，如何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表现形式与核心内容。
关于战争题材的诗，杜运燮自认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外国诗的影响，当时被称为“粉红色的30年代”的英国左翼青年诗人的作品传进西南联大，颇受年轻诗人的欢迎，而他个人特别喜欢奥登的诗。诗人奥登到过抗战前线，也来华访问过。奥登的诗集总题为《在战时》，共有6首序诗及27首十四行组诗，并附1首诗解释，当时卞之琳、穆旦等人译过其中一部分。杜运燮在读诗时，感觉这位诗人的作品特别亲切，并且将之视作战争题材诗的楷模：
奥登的诗当时对我具有几方面的吸引力。第一，有如他表白过的，他要写同时代人的独特历史经验，亦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新的现实和新的感受，同时因思想受过欧洲左倾思潮的影响，其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也就是现在有人说的“当代性”。这正适合我当时写作借鉴的需要。[9]
奥登的诗让杜运燮获得新的眼界，看到了抗战诗在反映社会重大现实的同时，也能够抒发个人的心情，这种西方20世纪现代诗的表现技巧，值得中国新诗探索者借鉴，因此，他尝试将之化为己用，将抗战诗在艺术层面上有所提升，摆脱过于直白的街头宣传式的写法。杜运燮开始朝这方面努力，从个人的独特经历中开掘带有历史经验的现实题材，并将所谓新的时代抒情融入诗歌创作之中。
在探索不同的诗歌形式时，杜运燮尝试将西方现代诗与中国新诗相结合，他一度以“杂交”作为譬喻，讲述自己为何要吸纳各种诗歌资源：
我学写诗，也有意识地把自己培育成一棵杂交品种的植株。是古典诗词传统与新诗传统，中国诗与外国诗，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广义的)等等的杂交，注意吸收古今中外各种风格名作的优良基因，避免成为“近亲繁殖”，“克隆诗”，基因老化的植株。[10]
在杜运燮看来，中国新诗随着时代转变而变化，在过程中经历许多试验，才能形成多样化的格局，而杂交成功的植物，必须适应中国土壤与气候，才能长期发展下去。1942年完成的《滇缅公路》，是杜运燮这时期较为成功的尝试之作，甫发表在昆明《文聚》杂志第1卷第1期上，即引起师长辈诗人的关注。在诗作中，杜运燮捕捉住坐卡车往来于滇缅公路时的深刻感受，并将之与旅途中的见闻结合，写出这首“现代史诗”。在诗中，他用拟人手法勾勒出险峻的滇缅公路，横跨了原野、草木间、高山、溪谷等地势：
路永远使我们兴奋，想纵情歌唱。
这是重要的时刻，胜利就在前方。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原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座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般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到箕形的溪谷……[11]
师长辈的诗人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演讲时，曾援引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后来写成诗论《诗与建国》，收录在1949年出版的《新诗杂话》。在文章中，朱自清提出此时中国不仅是在应对抗战，也需为日后的建国做准备，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工程中有所建设，其中滇缅公路的工程特别值得歌咏。同时，中国新诗也须应时代潮流所需，经历“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歌咏作为群体的无名英雄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牺牲。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赞颂了修筑公路的劳工们，即使处在“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的状况下，依旧像勤劳的蚂蚁般早起，“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锹镐，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12]总的来说，这首《滇缅公路》虽然不是成熟的“现代史诗”，但“至少可以表示已经有人向这方面努力着，这是个好消息”。[13]
随着战争局势变化，中美之间形成新的军事合作，1941年7月第一批美国战斗机从旧金山起飞到昆明参战，同年8月在昆明设立“美国志愿空军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绰号“飞虎队”)，协助中国军队加强空中作战的能力，以应对日军的频密空袭。来自南洋的杜运燮抓住历史机遇，走出相对平静的校园，踏上了跨国境的参军之路。1942年前后，他先在云南昆明、沾益及湖南芷江机场担任“飞虎队”的一年翻译，随后搭乘货运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通过“驼峰航线”抵达印度，在中国驻印军蓝伽训练中心担任两年翻译。1942年1月至10月，杜运燮将自身担任“飞虎队”翻译的经历，写成总题为《机场通讯》的组诗[14]，里头既有特殊的咏物诗，也有几首献给盟军友人的赠诗，见证了战时特殊的国际友谊情缘。目前所见，组诗中最早完成的是《机场通讯：飞机场》，发表在《诗》1942年第3卷第5期，这首咏物诗描写的是现代化工业建筑的飞机场，按时间推算歌咏的大概是湘西当时新修建的芷江机场。杜运燮将之比拟为母亲的形象：“安全，温暖，胸怀上的胸怀，/你永远在笑，坚定如母亲的爱，/因为神鹰飞虎需要你，新世界将在/你身上建筑起来：勇猛的儿女，/在你怀里吃饱油，子弹，义气，/或者医好伤口，现在更开始嚎叫。”[15]到了1943年5月5日至12日，桂林版《大公报》上刊登了杜运燮后续完成的《机场通讯》组诗。其中，《机场通讯(五)：十五滑翔机》在前半节将冰冷的机械比拟为行动笨拙的小孩，“扶你，拉你，而后/你敢而能够笨拙地上天/踌躇，慎重，如学步的小孩/只看自己的双脚，感触气流/如母亲关切的眼光，你才更勇敢;/而且学有坚强组织的大人/竟也翻跟斗，潇洒地侧滑，/发出呼呼喘气的微响”[16]。这首现代化的咏物诗写得较诙谐，充满童趣。
在赠诗方面，5月10日刊出的《机场通讯(六)：十八给A.V.G》是直接献给中国空军美志愿大队，讲述美国志愿军毅然报名，到遥远的中国支援空军所下的决心：“该是看到褴褛的他们/几乎神迹地筑造起/可骄傲的历史，而忏悔……/但终于穿过表决，/照相，发表谈话，命令，/你们来了：勇敢的举手，/多少同伴惊服，当场/怎样心跳，而上船的日期/曾给你探险家的激动。”[17]5月12日刊出的《机场通讯(七)：十九给英国皇军空军的一个中尉》是写给一位随身带着波斯诗集《鲁拜集》的盟友，杜运燮对热爱文艺的他说道：“我们不能再峨马·卡雅姆一般/朴质，或只想这偏僻的小县，/一切都如你晚年还要离乡/一样自然;大民族要蜕变，/你的子孙要念可兴奋的历史”[18]，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基调，相信中华民族的未来会迎来光明的胜利。这组诗最后一首是同日刊登的《机场通讯(七)：二十给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少尉电台台长》，杜运燮以他俩的口头禅“Let me out of here”(放我出去)入诗，写道：“‘Let me out of here’与忙碌的今天/都得过去，要来的知道是怎样?/死的再不能讲话，离开我们/已经遥远;伤的在呻吟做噩梦……/而专家们藏在报纸/无线电后面没有出来，我们只好/自己描绘明天：/德国没有希特勒，/整洁的草坪小屋一样宜人”[19]。杜运燮在《附记》中提到这20首小诗的写作日期介于1942年1月至10月，即与他走出校园，担任“飞虎队”驻军翻译的经历直接相关，而他效仿奥登的做法，将在大后方参军的体验以组诗呈现。这组诗蕴含着战时新的历史体验，而杜运燮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及诗歌形式，给当时支援中国空军的美志愿大队谱写下充满时代性的“史诗”，并将国际视野引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
王璞在“战时流动性”及“国际现代主义”的视角下，提出抗战时期现代主义诗歌出现过三段“旅程”：1.奥登的战地行及其中国组诗;2.卞之琳的延安访问及《慰劳信集》;3.联大学生诗人们的迁徙、远征及穆旦的诗歌发展。[20]与穆旦相似，杜运燮的诗歌创作经历亦覆盖类似旅程，受过奥登及卞之琳的影响，并在西南联大这一文学空间，共享相似的外国诗歌资源，将之作为写诗的参照系。随着参军的西南联大学子逐渐增多，“流动的迁徙”改变了诗人们的写作状态，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及组诗《机场通讯》皆完成于1942年，勾勒出战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有一定的“史诗”性质，在当时受到好评。总的来说，诗歌发展与历史境遇的互动关系带有复杂性，而两者在碰撞之中产生新的火花。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在战时的碰撞，使其诗歌题材与表现技巧发生变化，而中国现代诗的版图得以拓展，亦与诗人的个体命运及时代潮流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 献给滇缅战役的“祭歌”
从战时地理局势看，滇缅抗战主要牵涉几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运输线，即滇缅公路(1938)、驼峰航线(1942)和中印公路(1945)。雷娟利在考察滇缅抗战诗词时，指出滇缅战场的交通线在战役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1942年5月，日军进占缅甸、陈兵滇西，切断了对中国抗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西南国际大动脉滇缅公路，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由于滇缅公路的丧失，来自北美、经大西洋和印度洋辗转而来的大量援华物资滞留印度，无法发挥为中国抗战输血的作用。为了尽早扭转国内抗战物资供应困难的局面，中美盟军决定共同开辟“驼峰”航运，并同时筹划由印度雷多经缅甸北部修筑一条连接中国境内滇缅公路的计划，即中印公路。滇缅战场由此迅速扩展为中缅印战区。[21]
1941年底至1942年中旬，第一次滇缅会战爆发，在日军进攻缅甸时，英军与中方军队分别从印度及中国境内派遣远征军进入南洋缅甸，在那里与日军正面交锋。因缺乏协调及事前准备，中英军的军事联盟在战败的撤离过程中，不幸陷入缅甸北部的野人山区，雨季的热带茂林到处隐藏着自然陷阱，加上粮食供应中断，不少战士在撤退中葬身于此。
据杜运燮追忆，在滇缅公路被日军炸毁后，中方与外界的陆路与海路运输线皆被切断，唯有依靠高风险的“驼峰航线”，从空中穿越喜马拉雅山区，在昆明及印度东北角的小镇利多(Ledo)之间往来，继续运输抗战物资和人员。当时，美军在利多设有航运基地，并在蓝伽(Ramgarh)建设了“中国驻印蓝伽训练中心”，专门协助中国训练军队，杜运燮在“飞虎队”的翻译任务结束后，被派遣到此地担任翻译员。他在1942年底搭乘货运飞机，先是抵达印度利多，再经由铁路到达加尔各答，在那里遇到从野人山区逃生的友人穆旦，向他讲述这段悲惨的滇缅战役，当时穆旦在加尔各答休养了3个月，正准备回国。近期发现的穆旦集外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是一篇穆旦1943年自印度归国后讲述缅战经历的长文，连载于昆明《春秋导报》，署名“查良铮”。在这篇追忆文章中，穆旦讲述了他所参与的远征军第5师在野人山的茂林中撤退，不仅遭遇山洪爆发，还面临断粮之苦，许多同行伙伴都倒在此处，化作白骨：
米都发酵了，火柴无用了，背包都加重了十倍压在身上。没有火，没有光，天天阴暗。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歇的，而且没有温暖。每日以泥足陷于水中，滑于泥中，看着同伴依次倒毙，走过的全是骷髅和骷髅，不由得会想，自己的那一天不会到来吗?病好了，紧跟着的却是饥饿!饥饿还是得走，走吗，大河又阻于前，集体哭了，焦虑，绝望，挣扎，我们简直成了野兽。[22]
作为缅战幸存者，穆旦从野人山九死一生的撤退经历，让他充分体验到人在大自然中面临的生死搏斗，并对大自然的力量充满敬畏。抗战胜利后，穆旦在1945年9月提笔写下长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以阴森的口吻，对远离文明的人类说道：“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而死神也一路伴随着逃难者。在最后的祭歌中，穆旦忍不住哀悼“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23]。
与之相比，杜运燮从军时在缅甸目睹的滇西缅北战役(1943年10月下旬至1945年3月)，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针对日军的反攻之战，整体的军事筹备比较充分，战绩也比第一次的滇缅会战(1942年2月至6月中旬)来得成功。杜运燮在野人山区所写下的祭歌，更多的是带有缅怀性质，或是歌颂当年那些无名战士的牺牲，或是反思战争的意义。杜运燮与穆旦皆是从西南联大参军，但他俩所经历过的战争体验不同，加上出身背景的差异，最终完成的“南洋”抗战诗在风格与对自然景物的描摹上有所不同，里头渗透着不同的个人情感与历史记忆。杜运燮在1943年至1945年间担任翻译时，经常往来于中、印、缅地区，他被分到总司令史迪威军部下的榴弹炮团当团部翻译，并在蓝伽训练中心接触到各类兵种。在题为《草鞋兵》的诗作里，杜运燮按照缅甸华侨将入缅国军叫作“草鞋兵”的称谓，赞颂他们在军备武器上虽然比不上被称作“皮鞋兵”的英印军队，但是他们身上有着坚韧的战斗精神：“仍然踏着草鞋，走向优势的武器，/像走进城市，在后山打狼般打游击，/忍耐‘长期抗战’像过个特久的雨季。”[24]
1943年5月，中印公路(又称利多公路或史迪威公路)开始修建，这条替代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线，是从印度利多途经缅甸北部密支那，再进入云南到昆明，由中国士兵和美国士兵共同修筑，而杜运燮见证了它的“从无到有”。1944年初，杜运燮跟着炮兵团，随着公路修建的推进而前进，目睹了筑路军队一路炸岩石、开辟原始森林，开辟出这条向昆明延伸的替代公路。在掌握驾驶技术后，杜运燮也兼任过军队司机，从利多一直驾驶到昆明：
这条路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凿的，一面是峭壁，一面是万丈深渊，岩石很硬，开凿困难。加上那是条战时公路，路修得很窄，很危险。在这条路上开车是九死一生，一路上到处是翻下山的汽车残骸(路上危险的景象我还要回忆一下，以后陆续再谈)。[25]
随着这条中印公路的修筑，杜运燮多次途经缅甸野人山区，并写下诗作《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这首“祭歌”1944年5月7日刊登在桂林版《大公报》上，其中一节提到：“沿路你们的身体仍旧/以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凝望/茫茫的绿色，与曾经煮过马肉/芭蕉根的临时锅灶不再冒烟……”这些细节相信源自于穆旦的讲述;而这条穿越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宣告了新希望的到来：“艰苦的季节已经过去，阳光/把新路渲染成像一条河流：/它驮负一切向东冲刷，歌唱，/越过四岛，与更多的力量拉手。”[26]相较于此前的战败，1943年10月下旬开展的滇西缅北战役取得较好的战果，因此，杜运燮在结尾告慰这些战士，他们的牺牲“引来新世界渐渐加强的凯旋歌声”，不会被后人给忘记的。
1945年3月，杜运燮沿着中印公路，从印度利多返回中国昆明，他在途经缅甸虎康河谷时，再度写下一首题为《林中鬼夜哭》的哀歌。相当特殊的是，这首诗选取的主人翁是在异地阵亡后化作鬼魂的日本兵，诗的最后一节写道：“死就是我最后的需要，再没有愿望，/虽然也还想看看/人类是不是从此聪明。/但是，啊，吹起冷风，让枝叶颤慄咽泣，/我还是不能一个人在夜里徘徊呻吟。”[27]借助这鬼魂之口，杜运燮控诉战争剥夺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他们被迫在战场相互为敌，而普通士兵共同的愿望，莫过于在战场中存活下来，与家人团聚。在另一首《悼死难的“人质”》的祭歌，杜运燮亦站在全人类的维度，质疑战争的意义：“我们都是痛苦的见证者：/又一次人类在用心扮演/热闹的悲剧，又一次万千/善良的心灵被撕裂。”[28]由此可见，杜运燮对于战争的思考是超越国界，直接对人性展开批判，并对同样在异国牺牲的他国鬼魂，给予理解之同情，感叹人性在战火中沦为“工具”，被迫相互杀戮。
抗战胜利前夕，杜运燮于1945年8月10日晚写下《无名英雄》，向在战火中牺牲的英雄致敬：“啊，你们才是历史的生命，/人性庄严的光荣的化身。/太伟大的，都没有名字，/有名字的才会被人忘记。”[29]这些无名英雄的牺牲，使得全人类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虽然“建造历史的要更深地被埋在/历史里，而后燃烧，给后来者以温暖”，但他们的牺牲将留在人类胜利的史页里，后人将永远缅怀他们。杜运燮穿梭在中缅印地区时，想必经常目睹牺牲的战士们，死后被遗弃在路旁的场景。1946年，他在《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上发表组诗，总题《太伟大的，都没有名字》，下边收录了《游击队歌》《号兵》《林中鬼夜哭》《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4首诗。其中，《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里的死者只有卑微的要求，即“给我一个墓，/黑馒头般的墓，/平的也可以，/像个小菜圃，/或者像一堆粪土，/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有个墓，/只要不暴露/像一堆牛骨”[30]，他这类诗使用的语言风趣、质朴，但呈现的内容相当沉重，算是带有讽刺意味的“祭歌”。
小结
杜运燮在1940年至1946年间的诗歌创作，离不开战争环境的影响。身为南洋侨生，他在厦大因缘巧合接触到新诗创作，转学至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后，在校园里受到各种熏陶，开始认真地对待中国新诗的创作。1942年起，他选择到前线服务，先后在中国昆明、缅甸及印度等地的军事基地工作，为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英美盟军及中国军队提供翻译服务。钱理群谈论1940年代文学研究时，曾提到：
中国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不仅与日、德法西斯对立，和同盟国苏、美各国都产生复杂关系。广泛的国际来往与文化、文学交流，赋予1940年代的文学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影响更为深远。[31]
杜运燮在西南联大时期接触到各种外国诗，其中英国诗人奥登对他的影响最大。随后，在担任三年驻军翻译期间，杜运燮见证了美国志愿空军大队(“飞虎队”)支援中国空军，其组诗《机场通讯》里的咏物诗及赠诗，是少数从内部视角叙述“飞虎队”事迹的抗战诗。另外，滇缅战役涉及的地域涵盖云南昆明、缅甸及印度，而英美盟军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列后，在此区域与中国军队携手抗日。杜运燮驻扎在印度期间，见证了中印公路的修筑，这条新的国际运输线横跨原本属于无人区的野人山，将印度利多与昆明连接，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滇缅公路。对于诗人而言，杜运燮将这些新的历史体验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融为一体，使其诗歌蕴含了独特的国际视野。[32]
1946年10月，杜运燮的首部诗集《诗四十首》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并在两年后再版，当时杜运燮人在新加坡，但一直与中国诗坛保持联系。唐湜在诗评《杜运燮的〈诗四十首〉》中提到，新诗在杜运燮手中，有着不同的走向：
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一般说来，中国的诗坛似乎还滞留在浪漫主义的阶段上，杜运燮却是少数例外的一个。诗在他的手里更年轻、大方了，更新鲜也更活泼了，创造力随着丰富的想象也更向前跃进了。[33]
唐湜与朱自清肯定了杜运燮的新诗探索之道，他俩不约而同地指出，这是可喜的起点，而更丰富的史诗似的收获，还需要新一代诗人继续努力开拓。1947年至1950年，杜运燮先后在新加坡的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1951年返回中国前，他以笔名“吴进”在香港学文书店出版了散文集《热带风光》[34]，讲述自身的热带生活经验，兼述在地的民俗知识，算是正式成为中国归侨文人前的“告别之作”。迟至1984年，杜运燮在新加坡文学书屋出版《南音集》，这是他的1940年代诗作的第二本结集，收录了他在昆明(中国西南部)、印度(南亚)及新加坡(东南亚)所写的其他诗作。
注释：
[1]蒋梦麟：《前言：边城昆明》，《西潮》，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1页。
[2]杜运燮：《答香港彦火先生问》，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79页。
[3]杜运燮：《我和英国诗》，《外国文学》1987年第5期，见游友基选编《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1页。
[4]杜运燮：《忆冬青文艺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5]罗孚：《杨刚、〈文艺〉和香港文坛》，见罗孚《南斗文星高——香港文人印象》，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6][7]杜运燮：《“给”卞之琳：读〈慰劳信集〉》，《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7月25日第8版。
[8]杜运燮：《捧出意义连带着感情——浅议卞诗道路上的转折点》(1989)，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第243页。
[9]杜运燮：《在外国诗影响下学写诗》，《世界文学》1989年第6期，见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
[10]杜运燮：《自序》，《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诗文选》，第16页。
[11]杜运燮：《滇缅公路》，《文聚》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见杜运燮《南音集》，新加坡文学书屋1984年版，第19页。
[12]杜运燮：《滇缅公路》，《文聚》杂志1942年第1卷第1期，见杜运燮《南音集》，第18页。
[13]朱自清：《诗与建国》，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2页。
[14]相关诗作的发现，可参阅李光荣《杜运燮：“飞虎”翻译与“机场诗歌”》，《抗战文化研究》2015年版及《杜运燮所佚组诗〈机场通讯〉初读札记》，《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8年第2期。
[15]杜运燮：《机场通讯：飞机场》，《诗》1942年第3卷第5期，第24页。
[16]杜运燮：《机场通讯(五)：十五滑翔机》，《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5日第4版。
[17]杜运燮：《机场通讯(六)：十八给A.V.G.》，《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0日第4版。
[18]杜运燮：《机场通讯(七)：十九给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中尉》，《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2日第4版。
[19]杜运燮：《机场通讯(七)：二十给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个少尉电台台长》，《大公报》(桂林版)1943年5月12日第4版。
[20]王璞：《“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
[21]雷娟利：《以诗咏史：滇缅抗战诗词考历论》，《保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22]参阅李煜哲《从“苦难”到“祭歌”：穆旦的缅战经历叙述之变——从穆旦集外文〈苦难的旅程——遥寄生者和纪念死者〉说起》，《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2期。
[23]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见《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149页。
[24]杜运燮：《草鞋兵》，《诗四十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
[25]杜运燮口述：《西天缘》，附于杜海东《不是序——书前的话》，见杜运燮《热带三友·朦胧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26]杜运燮：《给永远被遗留在野人山的战士》，《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5月7日第4版。
[27]杜运燮：《林中鬼夜哭》(1945年3月)，《诗四十首》，第23页。
[28]杜运燮：《悼死难的“人质”》，《诗四十首》，第35页。
[29]杜运燮：《无名英雄》(1945年8月10日)，《诗四十首》，第32页。
[30]杜运燮：《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文艺复兴》1946年第1卷第2期，第156页。
[31]钱理群：《“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的1940年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32]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阅王润华《海上丝(诗)路与海外“五四新诗学”之建构》(2017年)，见王润华、潘国驹主编《五四在东南亚》，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9年版，第122～123页。
[33]唐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原载《文艺复兴》1947年9月号，见游友基选编《九叶诗人杜运燮研究资料选》，第264页。
[34]关于散文集《热带风光》的讨论，可参阅钟怡雯《跨越国境：文学史版图上的杜运燮和吴进》，《东吴学术》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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