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话语、地方空间与革命历史叙事——关于郑欣的《百川东到海》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罗文婷 徐勇   2023-08-01 10:35:43

　　内容提要：郑欣的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是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收获。小说的主色调是革命先辈负重前行、百炼成钢的大历史图景，于细微处又生动再现了个体在时代中的成长与选择。风景书写是《百川东到海》中不可忽视的色彩，地方风景不仅被打造成新的话语场域，成为人物主体精神的隐喻;并且，看似无意描写的风景，实际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最终指向“百川”终将“归海”的政治主题意蕴。

　　关键词：郑欣 《百川东到海》 风景书写 革命历史

　　迈向21世纪，中国当代文坛似乎很少听到“革命历史”“宏大叙事”等关键词，取而代之的是在“新历史小说”影响下的解构历史、消解宏大叙事。前者强调革命在经历曲折的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后者的书写则认为历史是偶然性的、不可预测的，个人的体验尤其重要。郑欣的《百川东到海》绕开了“新历史小说”对革命历史的解构与颠覆，有一种“自觉回到革命历史小说的脉络及其传统中去”1的叙事意识。小说故事跨越三十年(1919-1949年)，涉及五四运动、国共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以旧军阀家庭出身的唐淳祐、唐淳袏两兄弟如何在风云激荡的历史中走上革命的成长故事为主线，塑造了一群为理想与信念无畏牺牲的革命者形象，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量与鲜活的时代质感。于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之外，郑欣以女性作家细腻柔软的笔触，着力铺陈自然风光、地方空间的抒情画面，这使得《百川东到海》的风景书写格外引人注意。

　　“风景”，这一词汇一般指称自然之景观，其本身是一种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如天空、大海、土地、树木)。而当一个人在看风景以后，人的主观体验便将风景改造成政治、宗教、心理上的隐喻符号，最典型的比如巍峨的山川常常与美学上的崇高联系起来，寂静的黑夜往往令人心生恐惧。所谓的风景，其实是具有个体意识的人，将内在的心理感受投射到外部环境的表达媒介。正如米切尔在《风景与权力》中所阐释的，风景不单是名词性的可供观看的物体，而是一种动词性的、社会和主体性身份得以建构的过程。“风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感知?当然，这全部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正确的’或‘纯粹的’的风景体验。”2注意，这种“正确的”风景感知，只可能在“现代意识”之后产生。3柄谷行人则认识到“风景之发现”对于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重要意义，“‘风景’在日本被发现是在明治20年代。当然或许应该说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有风景的存在了。但是作为风景之风景却在此前不曾存在过”4。这里的“风景”区别于传统诗学中的“山水”“自然”(这是早就存在的)，而是以主体“我”为中心所感知的风景，被赋予“我”在观看时产生的视觉经验和心理体验。

　　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是与中国小说现代化转型同步进行的。现代作家对风景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即以主体“我”所感知的风景)，标志着现代的“人”被建构起来，风景成为作家主体精神的隐喻。正如学者所说，“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实践中，风景不断被打造成为新的话语场域，而风景书写一直伴随着中国小说现代化的进程”5，现代知识分子发现了自己故乡中的乡村风景——他们以现代人、异质者的身份凝视阔别已久的故乡，将启蒙者的现代性诉求转化为对乡村凋敝景象的风景书写。此外，风景之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也被作家以“革命风景”的形式引入到抗战文学中。抗战时期经常出现的“黄河”“红土地”等意象被隐喻为民族国家的载体，作家通过描写优美的风景被日军以暴力破坏后变得满目疮痍的惨烈对比，唤起民众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孙犁，以作品中极具诗意的景色描写为人称道。他的“白洋淀”系列，常常以隐喻的修辞手法，将自然风景与“阶级”“革命”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建构起诗意化的革命风景。在“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中，风景大体扮演了两种叙事角色：一是将风景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以社会主义对自然景物的改造和建设，渲染社会主义道路给新中国带来了光明未来;二是以严酷恶劣的环境锻造英雄人物的革命意志，显示社会主义新人的革命乐观主义。

　　回到《百川东到海》，郑欣将风景话语放置到小说的整体建构中，既与小说的叙事策略紧密关联，又在小说的思想内涵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首先，地方风景作为小说发生的环境背景，随着主人公的活动轨迹从家中走向街头、从城市走向农村，进而勾连小家庭与大社会、个人与国家的一体性。其次，小说将客观风景转换为主观风景，通过主人公面对相同的风景空间产生的不同心理感受，助推主人公构建心中的风景、走向革命道路。再次，风景更是小说主题意蕴的表达主体，正如篇名“百川东到海”所暗示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一开始在不同方向的“百川”最终会同归大海，走上胜利的正确道路。

　　一、地方风景与时空转换

　　小说的开端时间设置在1919年(小说开头第一句话即“民国八年初冬”)，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意味着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交接——历史上的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小说中以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唐炳铨遭人暗算暴毙而亡为起点，唐家几兄弟不得不面临从旧生活向新生活转变的考验。随着事件的发生与战事的紧张升级，人物的活动场所逐渐从小家庭走向大社会、从城市的罗曼蒂克走向乡村的水深火热、从中国本土走向国际空间，进而辐射各民族各阶层的革命景象。

　　(一)从小家庭到大社会

　　唐炳铨坐镇唐家时期，唐淳祐与唐淳袏是风度翩翩的二少爷、三少爷，孟敏之与表姐顾慧茗是知书达理的世家小姐。在他们的订婚宴上，饭店老板“将法式庭院装点一新，红地毯一直铺到大门外”，甚至“特别铺陈了大量紫色、黄色玫瑰，搭配粉红木槿花束，取‘紫气东来’与‘锦绣辉煌’之口彩”6，场面盛大，足以看出社会各界对唐家的巴结与重视。同时也说明，变故发生以前，主人公们恣意享受着名门世家赋予的优质生活。唐总理在订婚当晚暴毙，迫使几个青年重新审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也成为他们从家庭的乌托邦走出来的关键转折点。

　　当得知父亲的死与政府高层有关，唐淳祐毅然南下投军，随部队从广州辗转至洛阳、济南、聊城等地。但因为国民党政府对抗日的消极态度，他参军的信念愈来愈模糊，只能在黑暗中逐渐消沉。于是，淳祐经历了出走家庭—回归家庭—再次出走—继续回归的反复过程，这预示着在找寻理想信仰的道路上，淳祐一直在徘徊犹豫，这也是他屡次失败的根源。

　　唐淳袏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对美丽的慧茗一见钟情。偶然下，他接触了黎达泽、肖禾、罗丹这一批革命者们。在看完《共产党宣言》后回家的路上，淳袏“无意间看见一处白塔，阳光把一点金色镀在它那尖尖的顶上，映着蓝汪汪的天空，显得那么静美”，他想起书社里的人们谈论的那个新世界，“第一次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像虚幻的，那白塔、绿树、行人都是那么高不可测，仿佛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影子，随时会跳出来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7。虚幻的景色其实是他面临的现实境况——继续留在旧军阀家庭，还是去建造那个新世界。当淳袏内心不再摇摆，他果断从家里出走，前往青岛做地下工作者的联络员，至此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特别提及的是，作家前后描写了三个女性(慧茗、敏之、桃叶)的结婚场面，以新派婚礼、战乱中的婚礼、落后的乡村婚礼这三种婚礼形式，展现多样化的女性风景。第一场是淳袏与慧茗的新派婚礼。婚宴欢乐喜庆，“没有迎亲花桥和高头大马，而是一辆披红挂彩的汽车，一路从酒店出发”8，婚房的布置也有摩登气息，房间内加装了唱片机、收听匣、洋沙发等西式家具。成婚以后的一日，淳袏与慧茗到近郊买海鲜，遇过一家小店，几个散兵正在店里砸抢。看到此前混乱景象，慧茗“掉头看着窗外，看着倏忽而过的农村凋零街景，不由自主说了一句：‘北京还是要好一些’”，而淳袏的想法却是“方圆……这些地方，又能好到哪里呢?”9慧茗不懂淳袏此刻内心的波澜，只觉得“回家就好了”，家是躲避乱象的庇护所。二人想法悬殊，实际上为日后淳袏的出走、夫妻的离心埋下伏笔。敏之与淳祐的婚礼是几年后在战乱中完成的。“战地营房简单布置了一下，墙上贴上了一对大红‘囍’字，不知陈尔留从哪里找来了大红色的披面，把行军用的棉被一蒙”10，二人只喝了交杯酒，一场婚礼就这样仓促结束了。随部队开拔的前夕，淳祐“望着暮色中随风飘飞的芦苇，不知如何面对新婚的妻子”，敏之却将一支芦苇递给淳祐，坦然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11作家安排慧茗、敏之同时订婚却先后完婚的情节处理，恰恰暗喻着两姐妹不同的人生价值选择——慧茗渴望早日嫁人，有一个可以依附的小家庭;敏之有宽阔的胸襟，可以独立支撑起一片天地。紧接着，作家又描写了第三场婚礼场面，桃叶的父母为了彩礼钱，哄骗桃叶回乡下成亲。由柴房外的风景，桃叶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天色又一次慢慢暗淡下去了，桃叶看着小窗外一段护城河的堤岸，天光晦涩之中，那水与岸的界限不太清楚。桃叶想起了在北京时陪着小姐在北海散步，也曾见过傍晚时分云霞中笼罩着的朦胧景致。啊，北海，北京，小姐，其实也就十来天的时间，她仿佛已经和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隔绝了。”12在桃叶眼中，傍晚时分的天空都是相似的，然而空间转换后，她的人生境遇却发生巨大改变。而后一天，她被乡下婆娘们“抹了红腮帮子和红嘴唇，头上插了红花，又给披上宽松的红袄子，兜头兜脑就给盖上了红头蒙子”，周围响起吹吹打打的声音，“终于，她看见了旁边迎亲队伍有匹马，马上坐着一位瘦伶伶的披红挂彩的少年”13。这个传统老旧的嫁娶仪式，与慧茗的新派婚礼场面，形成巨大反差。作家花费笔墨描写这三场婚礼，其实是以婚礼上的“风景”对应着三个女性不同的命运安排。

　　(二)从都市到乡村

　　在小说中，地方风景的空间转换往往与重要的时间节点相关。从五四运动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主人公们的风景体验多为摩登都市的罗曼蒂克与洋场风情。一行人在北海游玩，只见“夕阳西斜，微风自湖面拂来，带着一点晚香玉和脂粉的清香，把少女们的头发微微拂起;水面的粼粼波光，辉映着女孩子们娇艳饱满的脸颊”14;出入上流社会的酒宴，“华灯高悬，一光一影都透着青春、浪漫气息，在林荫掩映下更显万种风情、绰约多姿”15。1927年，多方平衡的局势在国共合作破裂后急转直下。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革命党人大量被逮捕残杀，组织被迫转移阵地。小说描写的重心以及人物活动的空间，也从城市转向乡村。小说中有一个画面，是桃叶望着土地：“桃叶最喜欢这一望无际的麦地。正是初夏，月亮升起来了，皎洁的月光下，眼前是一片黑黢黢的麦田。天气已经开始燥热，麦子都秀穗了。走在有风的麦田里，看绿色的麦浪起伏，一种熟悉的味道立刻充满全身。”16此处的风景叙述，暗含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和农民阶级走上革命的可能。当农民脚下的土地受到日军的侵犯，这股仇恨的力量就会唤起农民个体的觉醒，进而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一部分。

　　此外，跟着个体的行动轨迹以及革命形势的转变，小说涉及的地域空间，有北京、天津、洛阳、青岛、济南、聊城、遵义、南京、重庆、延安等多个地区，囊括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沦陷区、敌后方和解放区，基本辐射当时各阶层各民族的革命情况。

　　二、革命风景与民族认同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郑欣笔下的地方风景是主体自我身份与集体意识的再现。小说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投射到他所看到的景象中，通过外部的客观风景，隐喻着置身于风景之中的主体人物，从而达到风景与人物的思想情感、生命体验、人生际遇等紧密联系。不仅如此，风景话语还是建构革命激情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一环。显然，小说叙述的历史是早期共产党人浴血斗争、艰苦抗战的红色历程，因此革命风景与战争场面成为突出背景。即便作家无意使本身不具意识形态的风景成为政治性的符号，但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已经成为誓死捍卫的家园，“风景”被贴上“革命”的标签，并不自觉地参与到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当中。

　　在对革命风景进行处理时，作家没有过度渲染革命斗争的传奇色彩，而是由革命者的日常生活带动革命的走向。除了直接描写青岛纱厂工人起义时工人、学生、民众集体走上街头的场面，其他革命风景则间接体现在淳袏前后三次入狱的场景描写，以衬托他从懵懂青年到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淳袏第一次被警局带走，很快就放了出来。这时，他只知道帮忙校对的稿子，是个叫什么马克思的德国人写的宣言。第二次是帮助罗丹、黎达泽出逃被军警抓住，在监狱待了好几日。“终于回家了，淳袏泡在温暖的洗澡水里，感觉自己像个婴孩，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他疲惫地闭上了眼睛。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一闭眼，眼前就浮现那些乱糟糟的画面：铁栏，三角形的天空，黎达泽离开时的眼神、对他说的话，都像烙铁一样刻在他心底。”17此番监狱体验，让淳袏受到极大震动。一方面，在监狱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身心都遭受巨大打击;另一方面，黎达泽在他面前英勇牺牲，对他描述那个新世界，帮助他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第三次入狱前，淳袏已经是青岛的地下工作者。被抓捕后，淳袏已不再惧怕监狱的严苛环境，甚至注意到阴暗角落里有安插的眼线。

　　对于战争场面的塑造，则通过淳祐亲身参与的济南惨案、聊城保卫战、天津战役等表现出来。由于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大量济南军民遭到屠杀。“屠杀开始了。日本兵丧心病狂，见人就开枪，济南城里死伤人数逾万，安静祥和的古城瞬时尸横遍野。”18日军进攻聊城时，白色的画面染上鲜艳的红色。三浩媳妇举着镰刀和日本人拼命，“矮个子便一刀捅进了她的肚子，满腔鲜血‘噗’的一声溅出来”;梅筝跌倒在地，日本兵“露出淫邪之相，立即用刺刀豁开她的衣服，梅筝洁白的身体裸露在泥泞的沙滩泥地上”;“风吹过了芦苇丛，白花花的芦苇如棉如雪，浮动飘飞”，罗丹注视着凶恶的敌人，身体涌出温热的液体19。极致的白与极致的红构成分外狰狞的色彩画面，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战争接近尾声时，解放军发动了天津战役，然而，这一场战争平静而又快速。“入夜了，远处的炮声隆隆地响了起来。素琴和锦瑟毕竟已经十二岁了，知道了很多关于战争的事情，听见枪炮声有着害怕，拖着红珠缩成一团。只有雪坪天真无邪地睁着大眼睛，快乐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20素琴和锦瑟体会过日军侵犯北平时带来的恐惧，本能地害怕枪炮声。但从雪坪还能在房间正常玩乐可以看出，解放军围攻天津城时极力避免炮弹落在居民区附近，所以人们听得见炮声却不会被伤害。这和之前惨烈的战争场面形成巨大反差。

　　小说有一处细节，是关于日本医生山口和他的妻子樱子。自他们在聊城出现后，樱子等待丈夫下班，就成为众人不得不看的一道风景——“每天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樱子开始打扫门厅，仔细擦拭每一块地砖，由门厅一直擦到门槛外的砖地尽头。擦完后，樱子放下抹布换上扫帚，继续清扫接下来的碎石土地，一直扫到小街的街口”，待丈夫出现，樱子“小碎步迎上去，一边鞠躬一边接过丈夫手里的公文包或其他东西”21。这道“风景”好似不染尘埃、格外洁净，实际暗藏了日本人性格中的偏执与执拗。日军侵城以后，尽管山口是一个普通的日本民众，但对日军残杀中国人的行为毫无波澜，“平静地看着这一场血腥屠杀”22，这和他平日给人的友善印象完全不同。正是这个画面，让一直敬爱山口医生的安泰震惊不已。日本投降那天，山口医生的家还是如往常一般干干净净，但山口却用一把长长的军刀破腹自杀。山口医生的复杂形象，表达了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也隐含着民族立场的正当性。

　　“在强化或建构新国族的过程中，激发热情的爱乡爱国‘地方感’正是建构国族认同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风景”被赋予民族之根本的特殊涵义，承载着作家对寻找民族出路的各种想象。23通过对革命风景的发掘，作家将破碎的山河隐喻为处于危机时刻的民族国家，把民众对家国的抽象情感转换为对自然山河的具体情感，以此建构风景话语和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民族认同之间的必然联系。

　　三、覆灭与新生：风景话语的艺术功能

　　“风景”在经过文学性想象进入文本内部后，便作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同时承担起小说审美价值的艺术功能。郑欣在构置风景话语与地方空间、革命意识形态的关联时，还关注到风景在修辞艺术的作用。通过风景意象的象征与隐喻，烘托小说的政治主题，表达作家的价值选择;通过对自然风景的加工，营造抒情性的审美空间，增强小说叙事的艺术感染力。

　　(一)政治主题的隐喻

　　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摧毁了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制度和新型的社会关系，以具体实践证明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与必然性。《百川东到海》借几个主人公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人生道路选择，表达“百川”终将“归海”的政治主题意蕴。小说反复出现的“坪林山庄”“黄河”等风景意象，暗喻旧政权的覆灭与新政权的新生。

　　坪林山庄最初是唐炳铨的住宅。作为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府邸，坪林山庄的一物一景与唐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唐家盛时，水榭楼台、雕梁画栋皆彰显非凡气度;唐炳铨被毒害身亡，北洋政府里的派系斗争，让唐家“那清幽的竹林变得好像野兽出没的丛林野场”24;唐家落败以后，宅子也透出寥落黯淡的迹象;新中国诞生以后，坪林山庄被淳祐夫妇捐赠给政府，“一改之前高官府邸那种幽静肃穆，忽然变得处处欢声笑语，充满了生之喜悦。敏之和几位老师穿行在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中间，带着他们在花园里面做游戏”25。从私人住宅到国家公共财产，表面看是坪林山庄归属权的转换问题，实际上暗含了国家政权从北洋政府交由新民主主义政府的历史必然选择。

　　在文学叙事中，黄河是寄寓民族文化情感的载体。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自然形态的“黄河”被置换为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风景，如光未然的现代组诗《黄河大合唱》、萧红的短篇小说《黄河》。《百川东到海》中，黄河是北京通往聊城的必经之地，也是抵御日军南下的一道防线。“渡口上，一些逃难的人们，为了争抢着上渡船，早已经不分官绅、百姓，蜂拥而上甚至大打出手，老人孩子有的被人流挤散，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号，有的害怕混乱中掉入黄河，索性坐在地上苦苦哀求，希望哪一位善心人可以带领自己渡河。”26正是在黄河边看到百姓流离失所的惨象，激起聊城司令范筑先及其部队抵御日寇、誓死护城的决心。1949年冬，淳祐一家前往聊城，再一次看到久违的黄河。“平整无涯的华北平原，浩渺的黄河缓缓地流淌着。正是最冷的季节，河面的冰凌下，水流格外静默而有力量。冬日清晨的太阳淡淡地照耀着冰封的黄河，升腾起恍如隔世的雾霭。”“太阳越过云层，悬在黄河河道上，闪出一道浓烈灿烂的金光。”27小说以闪耀的太阳照在冰封的黄河上这样一副充满希望的风景作为结束，具有鲜明的政治特征。“太阳”这一意象指代的是中国共产党，“黄河”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中华民族从危机中走向新生，人民看着闪闪发光的黄河展开对国家繁荣富强的未来想象。

　　(二)感觉化的风景

　　通过风景意象的隐喻，《百川东到海》的风景书写被赋予意识形态的政治内涵。不仅如此，作家还将客观的自然风景感觉化和情感化，将人物丰富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融汇在风景书写中。这种感觉化的风景，多通过女性主体表现出来。比如书中多次借柔和的月色传达敏之的心理感受。“月亮从东边升起来，那半轮新月，由支离破碎的梨花树枝里，射在一带粉墙上，只觉得凄婉动人。那树上的梨花，一片两片的，只是飘飘荡荡，在这沉沉的夜色中，落了下来。”28这是唐家彻底败落、敏之搬离院子的最后一晚，敏之内心的伤感、疲惫与彷徨，都投射在月色下那支离破碎的梨花之中。

　　此外，小说中淳袏与罗丹的爱情也借由风景的感觉化表现出来。作家先渲染皎皎月光的美丽，“他抬头往天上看去，月亮再次穿出了云层，高高地挂在天空，月光为这海和海里的人引路。海上升起的雾气让月亮失去了。朗的皎洁，变得潮湿而迷幻。在水里周深转一圈，不再有非黑即白的转换，像是被银灰色的雾气笼罩，静静的美好就像女人的温柔”。在月色的衬托下，罗丹如同“一尊在海水里刚刚诞生的维纳斯”在召唤着内心澎湃的世间男儿。29此刻，淳袏的视觉感觉已经转化为心理感知，月光唤醒了他藏在内心的情愫，推动着他朝罗丹走去。

　　综上所述，风景书写在《百川东到海》中具有重要意义。作家描写的风景画面除了是一幅幅生动再现的历史画卷，又作为独立的风景话语空间影响小说文本的深层意蕴。“风景话语的意义建构不仅存在于作者布置风景空间的因果次序、编织自我灵魂的叙述技巧，还包括导引读者由外部风景抵达其内在意义深层，最终将自我情感与作者的灵魂交融，将二次意义叙述纳人到小说风景内的修辞策略。”30《百川东到海》呈现的地方风景是客观实在的，但却融入个体对社会空间环境的主体感知;看似无意描写的风景，实际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民族、国家、人民等宏大话语;最后，风景书写为严肃的革命历史叙事增添诗性意味的抒情色彩，实现《百川东到海》文学性美学与政治性美学的统一。

　　注释：

　　1 徐勇：《残缺与“后成长”：“新历史写作”之后的革命史叙事如何可能——关于〈百川东到海〉》，《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

　　2 [美]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3笔者注：需要说明的是，对“风景”的发现是一个现代性事件。

　　4[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

　　5郭晓平：《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的话语实践》，《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4期。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5 26 27 28 29郑欣：《百川东到海》，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61、74、91、134、135、141、142、19、33、170、119、187、412—413、471、154、427、70、476、358、479、220、271页。

　　23黄继刚：《“风景”背后的景观——风景叙事及其文化生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0郭晓平、魏建：《中国现代小说风景书写的时空机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