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美兰 | 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
来源：《民国档案》1999.4. P13-16、31   2023-08-09 11:39:39

　　澳门的命运始终与祖国休戚相关，抗日战争时期澳门虽未被日军占领， 但也同样历经了日本掠夺的苦难，同时在抗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

　　澳门战略地位之重要与香港一样，世人皆知。它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也是东西方各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由于澳门一直未被日军占领，它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曾发挥过积极和有力的作用。

　　第一，澳门民众积极声援和直接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澳门同胞就以“救灾”的名义投入神圣的抗日救国运动。后来在抗日战场上血洒长空的林耀等即是在此时返回内地，进入航空学校的。澳门同胞还响应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相约不买日货，使日货在澳门遭到了沉重打击，销售量一落千丈。抗战爆发以后，澳门各界积极行动起来，组成了统一的爱国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即指学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体育界，纷纷开展一系列的救亡活动，组织服务团，返回内地直接投身抗战洪流。最早组团出发的是“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该团的第一批成员于1937年10月便返回内地。“四界救灾会”组织的服务团在当时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共167人，分10个队和1个机工队，自1938年至1940年分批回内地参加战地服务，不少人在战斗中光荣负伤，直至英勇献身。1939年10月，抱着炸药包爆破一座桥梁时中弹牺牲的梁捷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澳门人民积极从物质上支援中国内地抗战。1938年9月，为了声援内地的抗战，澳门各界发动了全澳规模历时40天的“义卖活动”，所有义卖所得捐给内地用于抗日，茶楼、酒家、饭店、冷饮座、咖啡室、理发店、报摊等等全部参加，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都是空前的。1939年“八一三”事变两周年时，澳门各界举行了继“八一三”事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后的再次“献金”活动，由于银行业、首饰行、洋货行等各行业商人积极捐款，不少人倾囊捐献，福隆新街的有些“歌姬”还当场献出颈上的金链，这次“献金”共得大洋10万元。澳门许多爱国人士，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曾多次从澳门将捐献的资金、被服、军鞋等，一批批运回中国内地，积极支援抗战。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成了中国南方宣传抗日的阵地。“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澳门的青年发动起来，以读书会、话剧社、音乐社、歌咏团等名义，组成各种救亡团体，其中颇为活跃的有大众歌咏团、前锋剧社、晓钟剧社、中国青年救护团、妇女互助社等。人数众多的歌咏团曾在清平戏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鼓动了不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以爱国青年为后盾的《大众报》、《朝阳日报》常以较大篇幅报道青年们的救亡活动，发表他们创作的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了南方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阵地。抗战爆发后，澳门各界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朝阳日报》、《新声日报》、《大众报》积极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宣传日寇必败，中国必胜的光明前途，鼓舞了全澳同胞的斗志。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都对战争有所尽力”。第四，澳门是抗战期间华南地区中国人的避难所及中转站。抗战爆发后，葡萄牙当局为保护其在澳门的利益便宣布澳门中立，因此，澳门与香港一样成了华南地区中国人的避难所，大量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向港澳，一时之间，澳门人口便从14万人剧增至40多万人。由于国民党广东当局采取疏散的办法，将学校纷纷迁往澳门，从内地迁至澳门的中、小学达30所左右。到1939年，澳门共有小学140余所，学生约有4万人左右，中学和中专学校有30所，学生有3万余人。⑥太平洋战争后，因香港沦陷，澳门是中立港口，日军初期封锁不严，大批滞港的中国知名人士，在各方面掩护下从澳门中转返回后方，献身抗日事业。

　　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澳门进入了历时3年8个月的“风潮”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没有占领澳门，而当时同样是中立国葡萄牙殖民地的帝汶岛在1942年被日军侵占，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为此，如果仅仅用葡萄牙是中立国的理由来解释澳门未被占领的原因是没有说服力的。那么澳门未被日军占领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三点：一、葡萄牙、巴西与澳门自身情报机能的连环压力。南美洲的巴西一直是日本的主要移民国，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有300多万日本人移居巴西。当时，葡萄牙政府为保住澳门占地，便通过葡巴友好关系，照会日本政府，“如日军武力侵占澳门，巴西政府则将百万日侨全部送回日本。”这对日本侵占澳门有一定的压力。与此同时，作为情报基地的里斯本与澳门有着相互牵制的连带作用。二战时期，由于葡萄牙是中立国，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与葡之占领地澳门成了轴心国和同盟国都十分重视的情报基地。日本意识到这中间的重要性，在澳门和里斯本都设有情报机构，对日本来说，“里斯本和澳门便分别承担了英美方面的情报收集基地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收集基地的角色。”如果日军军事占领澳门的话， 一来很有可能导致和葡萄牙断绝外交，失去里斯本情报收集基地，二来澳门也就失去了其情报之机能。二、经济封锁——实质上占领。邻近澳门的广东省1938年以来便为日军所控制，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于1941年12月25日陷落，为日军所占领，此外，澳门附近的水域也被日军封锁。同时，日本对澳门实行经济封锁，对澳门的物资流通管制相当严厉，由特定商人定期航线运送澳门所需的各项物资，包括所有的生活用品。虽然有一些突破日军封锁的走私活动，但从经济方面来说，日军几乎完全控制了澳门，换而言之，澳门的生存掌握在日军之手。因此，日军对澳门的控制事实上与占领没有两样。三是澳门与帝汶岛有战略上的不同之处。位于南太平洋的帝汶岛距澳洲很近，占领帝汶岛对日军控制大洋洲，在整个战略上相当重要。1941年12月，帝汶岛被英国荷兰军队占领，所以从整体作战上，日军想 占领帝汶岛作为作战基地，以控制整个南太平洋地区。而且日军一再向葡萄牙表示“在扫荡英澳荷军之后，只要葡国保持中立，便撤离该地区。”当然占领帝汶的日军直到战争结束才撤军，也就是说日军战略上需要持续占领帝汶岛，而澳门因成孤岛在战略上已没有占领的必要了。

　　三

　　抗战爆发后，澳门与邻近地区的破坏恰恰相反，因保持中立而获得了繁荣。欧美及东南亚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澳门，并通过澳门转运入中国内地。太平洋战争后，成为孤岛的澳门进入了痛苦的“风潮”期，短暂的繁荣走向畸型发展。

　　一方面，由于香港及南洋群岛的广大区域均已沦陷，海上交通断绝，澳门的对外、对内贸易一度中断。随后，工业生产就因原料缺乏、销路阻塞而陷入困境。特别是海外的洋米无从运入，粮食只能来自广东的中山、新会等县，而日军、汉奸又力加操纵，从中牟取暴利，致使当地的粮价扶摇直上。在米珠薪桂的情势下，澳门居民生活艰难，很多贫苦居民都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勉强度日。1942年新春期间，澳门又受到寒流袭击。饥寒交迫的贫苦居民成批地病死、饿死，有些家庭甚至全家倒毙，使这一弹丸之地竟出现一天死亡400人的纪录。在山仔北部的北安教坟场，几个月间，被埋的尸体不计其数，臭气熏天，饿鹰糜集，十分恐怖。与此同时，由于葡澳当局为了维护其在澳门的利益，一再妥协，致使日军的驻澳领事、特务在澳门横行不法，日本驻澳领事被称为“太上皇”，在澳门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们严禁中国居民进行抗日活动，并杀害了很多爱国同胞，其中人称“澳门杀人王”的日军驻澳特务机关的泽荣作和山口久美之流更是罪恶滔天，他们用行刺等手段杀害了澳门中华教育会会长梁彦明、中山县立中学校长林卓夫等，他们还网罗一些汉奸文人，办起了充当侵略者喉舌的《西南日报》、《民报》等报纸，大肆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日本军的“圣战”，并迫使澳葡当局设立华务科，对当地报纸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删去其中一切有关救亡内容的文字，致使不少报纸有时不得不开“天窗”。孤岛澳门正历经着“风潮”期的政治上受迫害，经济生活无以依靠的种种苦难。

　　另一方面，正当广大居民在饥寒中挣扎时，汉奸、特务、土匪等却视澳门为销金窟，都带着不义之财纷至沓来，使当地的赌场、烟馆、妓院等有增无减，而他们从中获利不货，形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国外及香港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流进弹丸之地澳门，加上很多香港和内地的银号也陆陆续续迁来，银号、银牌、钱台及找操店激增到300家左右，使得澳门的金融市场取得了开埠以来空前的繁荣。不过， 由于局势动荡，物价大幅度上升，各种货币的汇率涨跌无常，伴随着金融业的繁荣，当地又 出现了颇为猖獗的炒卖外币、黄金的投机活动。而且当时的日军还利用澳门一直以港币为主要流通手段的状况，以强迫香港居民兑换军用票等手段搜括巨额港币，到澳门来掠夺物资。不过，金融业的发达，对战后澳门经济的发展有着有利的作用，这大概是澳门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意外得到的唯一补偿。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澳门从日军的威胁下解脱出来，社会的正常秩序也逐渐开始恢复。就在这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曾经有过收复香港和澳门的机会，但是可惜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其中原因可归纳为如下诸多方面：

　　首先，国民党政府的软弱与妥协，是这次未能利用胜利之机收回澳门的最主要原因。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作为战胜国，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不仅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在中国大陆的全部租界，收回了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割占的台湾、澎湖，而且根据当时同盟国协约布署，侵占香港的日军也应由中国军队受降。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各界人士强烈要求立即收回香港和澳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也于同年9月电饬驻葡公使，向葡萄牙表明收回澳门的愿望。此时的澳门，军警不足一千人，海上仅有两艘数百吨的小炮舰。就单纯的军事观点而论， 国民党军队完全有力量迅速将整个香港澳门收回。10月，澳门各界纷纷集会、游行，开展反对葡萄牙统治澳门的运动。到1946年2月，国民党军159师师长刘绍武在张发奎的暗示下率武装警卫连进入澳门，得到近万名澳门居民的热烈欢迎，刘绍武还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重申了中国应迅速收回澳门的愿望。这次中国军队企图收回澳门的行动引起了澳葡当局的惊 恐，英美等国便纷纷出面干涉。此时，国民党政府开始妥协，一方面是迫于英美的压力，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内战，无心在收回澳门问题上多费精力，而且蒋介石一直不想通过武力解决港澳问题，把希望寄托在英美操纵的国际组织上。早在1945年8月24日召开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上，蒋介石就已宣布国民政府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这样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撤回广东。1946年4月1日，王世杰与葡萄牙驻华公使邓赛嘉就中葡关于取消葡萄牙在华领事裁判权换文，换文中只字未提澳门问题。而此时全国各地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依然非常高，1947年4月17日，广东省参议会通过了有关收回澳门的决议，接着全国不少省份的参议会也作出了收回澳门的决议，而且立法院也向外交部提出收回澳门的 建议。呼声最高的广东省还组织了“民众收回澳门活动促进会”，1947年6月，促进会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70%以上的人们都主张武力收回澳门。对于民众日益高涨的呼声，国民党政府对各省参议会请求收回澳门的电文作了如下批语“关于收回澳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就这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妥协，终于没有能抓住机会实现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

　　其次是葡萄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肯轻易放弃其在澳门的利益。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葡澳当局非常惊慌，对于中国军队收回澳门的行动，澳葡当局不敢怠慢，连忙采取措施，严禁澳门各界人民进行反对葡萄牙的集会、游行以及有关宣传活 动，并封锁关闸，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同时还请求重占香港的英军帮助驻守澳门，请求英国政府出面与中国政府交涉。另一方面在澳葡当局遭到中国军队警告时，又向广东当局表示，将所有在澳门的日本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置，允许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澳门，允许国民党澳门支部公开活动，允许在澳门的中国居民有集会、游行的自由。这实际上是恢复到二战前的状况，继续维持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

　　第三，英美的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也促使澳门的回归成为泡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对华政策由消极审慎迅速调整为积极支持，主动提出与中国结盟，美国还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 但这并非是为中国利益考虑，而只不过是作为其实现自身战略的一种手法而已。即要中国战时“能够迫使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有效拖住和消耗日军，为英美击败德、意法西斯提供保证，而在战后成为美国在远东抗衡苏联的重要伙伴和控制世界格局的得力助手。因此，随着战局的不断发展，当中国的军事作用“大大减少”时，美英的对华政策也就不断转变。日本投降后，美国一改过去对中国收回被占地主权的支持，转而对中国收回港澳主权的要求敷衍推诱，借口时机未到。英国更是反对，并且英军很快进驻香港。甚至为了换取苏联 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竟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交易，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与苏联私订密约。因此，蒋介石将收回澳门的希望寄托在美英操纵的国际干涉外交组织上只能是一枕黄粱。抗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发生的种种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再次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的事实，证明了一个不求革新、国力不振的国家，是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的，而要它“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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