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飞：抗战史研究如何“落地”于区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2023-09-02 11:41:17

　　近年来，学界对于区域抗战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中共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三分研究路径。从历史来看，这三个区域的范围和边界是随着战事发展和形势演变而不断变化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展现了抗日战争历史的错综复杂和丰富内涵。因此，逐步超越既有区域，以更广阔的视角深入历史的肌理，观照各区域内部面相及同一区域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与联动，成为区域抗战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正如有学者评价说，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取向亦逐步转向地方、基层、日常，以及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生命体验，进而探究中国社会演变中的常与变。这种转向，固然体现了学术自身的发展理路，亦是现代文明在史学研究中的回响”。毫无疑问，吴敏超《抗战变局中的华东》(以下简称“《华东》”)正是区域抗战史研究新转向中的重要著作。该书运用新视角、新史料和新方法，不落通贯性著作之窠臼，论述上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将华东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从地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多重视角，展开动态考察，通过看似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个案分析，考察抗战历史场域中的国、共、日、伪等不同政治力量在华东地区的博弈，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在战争中的际遇，呈现抗战变局中华东地区复杂而生动的历史图景。

　　一、 新视角：将抗战史研究在区域“落地”

　　相比于通贯性著作，《华东》一书更注重从空间区域的视阈进行探究，“深入考察抗战时期每一个区域发生的显著与潜在的变化、地方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与消长，探讨地方社会在战争中经历了怎样的秩序破坏与重建”。其具体考察范围不仅包括战争中各方军政力量的此消彼长、重要战役中重大战略决策的调整实施，还兼及华东各地的山川地理、前线将士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行军情形、后勤补给、军风军纪等)。将抗战史研究“落地于地方”是该书最大的特色。

　　首先是“落地”于山川地理。以往的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大多聚焦在制度、军事、人物或机制上，对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往往重视不够。地理因素对于中共党史和抗战史研究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中共是以根据地为基础进行武装割据并创建红色政权，逐步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军事战争、根据地、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地理直接相关。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R.Hofheinz)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乡村影响模式(1923—1945)》在将地理学引入中共革命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但遗憾的是他的生态学研究范围仅限于人文地理，对自然地理涉及甚少，并且否定了生态条件及地理结构与中共成败间的关联。《华东》一书则将华东各地的山川地理与抗战紧密相连，深入分析国共双方在苏北、苏南、浙东、浙西、宁绍各地利用山川地理优势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日伪进行激烈角逐的具体情形。在作者看来，“山川地理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个个利用和腾挪的空间，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局限与挑战;一旦与华东各地的‘抗战变局’相联系，各个具体的地理环境便有了特殊的意涵，是构建相关叙事时不能忽略的”。

　　其次是“落地”于华东地区的人，包括华东各地各军事力量的变化及前线部队的作战和日常，以及地方社会中人的复杂面相。《华东》一书作者充分认识到，“战争中的较量与输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在探讨各方势力博弈和变化时，首先要观照力量的大小与运用程度”。因此，作者在分析华东各地的国共政权、日伪势力及其他地方势力的力量对比后，阐释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国民党军游击战开展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在第1章，作者考察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战略实践，分析了新四军根据国、共、日、伪四者力量的对比而选择发展苏北的战略抉择。在第2章考察中共苏南反“清乡”斗争时，作者指出，新四军部队在面临日伪军的“清乡”和国民党军的“围剿”双重威胁下，坚持游击战，最终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不断博弈中积聚力量，为顺利挺进浙江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基础上，该书充分关注了华东抗日根据地前线的生活日常。作者在第2章以苏南反“清乡”为例，呈现了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和生活情形。以汪大铭为代表的新四军官兵不畏艰难，在“雨中、夜间、严冬行军，不进村庄，不住民房，不吃民食，跑得，饿得，打得”，最终成为“深水之鱼”的情形让人印象深刻。在第6章，作者系统梳理国民党军政各方在绍兴沦陷前后的表现和反应，并对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风纪与前线走私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国民党前线部队官兵战斗意志薄弱且军纪涣散，鱼肉百姓;地区指挥官占地为王、霸凌一方;部队走私业商、吃喝嫖赌、生活腐化，以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有什吃什，后方吃什有什。前方一身流血，后方满口流油”。相比国民党军的腐败，中共军队却以超凡的决心和意志力，在异常艰难的情形中坚持下来。

　　在第4、7章及附录中，作者还论述了上海浦东侨商黄氏家族在抗战变局中的兴衰沉浮;安徽西部霍邱县叶集镇军粮案中，军粮征收与民众经济能力及地方社会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和博弈;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学术理路、心路历程及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抉择。关注抗战时期的常态、常理与常情，不仅具有厘清抗战基本面相的明确问题意识，同时亦是人文情怀的深刻体现。正如明史专家方志远所言：“没有‘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好的作品;没有‘非问题意识’，不可能有大的制作。而缺乏人文情怀的作品，则不可能奢望得到社会的人文认同。”

　　此外，作者对不同政治、阶级、价值立场的人在战火中的不同抉择也有所展现。从政府官员(黄绍竑、邢震南、邓讱)到军队将领(顾祝同、刘健绪、何嶷)、普通学生(陶永铭)、一般市民(杨媗)，作者在细心揣摩战火中人物心路历程的同时，探寻人之本能、本性与情感。正如作者所言：“只有关注人在无情战火和艰危时刻的情感、行动和抉择，抗战史的叙述和研究才会更加富有生命力，从而引发读者长久的共鸣与思考。”作者重视但不局限于政治、经济视角，还兼顾国家之外的家族、社会与个人的历史，并从国家和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去观察个人的生存本真、人性本色，从而使抗战史书写更为全面化、立体化、人性化、生动化和朴质化。

　　最后是“落地”于地方而又超越地方。作者认为：“区域抗战史研究并非在区域内画地为牢，而是自始至终在全国抗战局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视野中徐徐展开。”作者聚焦于华东而又关注华东之外的联结，同时关注历史的连贯性，通过对抗战变局中华东地区的研究，“反哺”明清以来的华东(江南)社会在战争和灾难面前是如何应对与重建的;在探讨地方人文和社会变动后，提炼华东在抗战过程中的独特性，进而总结全国甚至全世界在应对战争时的普遍性规律，从而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议题上进行自觉的延伸与思考，以地方史编织出中国史甚至是世界史。如该书第5章中，作者在研究浙西游击战的同时，将其放置于整个华东战场，并研究国共游击战不同的战略、战术，从而形成对比研究。结合日军、日伪政权对沦陷区进行的军事侵略及殖民统治，通过论述1938—1939年间国民党在浙西天目山根据地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具体情形，作者呈现了国民党利用浙西有利地理条件和社会资源与日伪进行的博弈，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浙西游击战的得失，并进一步阐释了“前方的后方”“沦陷区”“大后方”等约定俗成的用词背后所隐含的变动和复杂的内涵，从而将视野延伸至华中、华北，甚至全中国范围内的抗战。同样，作者在第6章探讨宁绍战役时，亦将其置于二战背景下，分析日本大本营根据国际及欧洲战争的形势进行战略调整，并制定《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妄图通过占领宁绍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国际补给线实施海陆空封锁，并为其进一步南侵东南亚打下基础。作者指出：“超越地方经验，是要在细致深入地研究战时地方社会的基础上，在问题意识方面保持超越具象的探索愿望，在空间上看到各个地方此处相同、彼处又不同的多层次面相，在时间上看到地方保有的历史连贯性，在结构上看到一个看似地方内的小问题实质上包含着与外界千丝万缕的相互联系与共振，从而去关怀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毫无疑问，《华东》一书的论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叙述逻辑。

　　二、 新史料：海峡两岸档案史料的挖掘与利用

　　史料是史学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显然，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化有利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视界，丰富历史面貌的层次。《华东》一书作者受过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具备良好的军事史、政治史和经济社会史学术研究背景，理论功底扎实，其对各方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准确运用给研究者作了很好的示范。

　　海峡两岸大量抗战档案史料的解密、开放和共享，对于抗战史研究意义重大。《华东》一书在史料运用上，除政府档案、已刊资料汇编、书信、日记、报刊资料外，还利用海峡两岸大量未刊的一手档案。其中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防部史政局和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战史会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政府档案与浙西行署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粮食部档案”“行政院档案”及戴笠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等。如在第4章中，作者综合利用朱家骅档案、“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档案”、陈公博档案，以朱家骅与印尼侨商黄宗孝、黄江泉家族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的交往为线索，详细探讨了黄氏家族在时代大变动中的困境与选择。在附录中，作者又结合《马寅初全集》、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朱家骅档案、《周恩来年谱》，以及邵元冲、冯玉祥、翁文灏、唐纵、竺可桢、黄炎培等人的日记等资料，梳理了经济学家马寅初在国共相争、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乃至做出政治抉择的具体缘由与生动面相。作者认为：“从档案资料集到日记、书信、回忆录、文史资料、报纸杂志的综合利用，为的是扩充史料来源、丰富史料种类，用恰当的资料观照相应的问题，尽量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呈现抗战变局中华东多种力量的博弈及其复杂性、曲折性，将一些传统的抗战军事史议题放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更为广泛的背景中追根溯源，尽量不让单一类型的史料蒙蔽我们的眼睛。”作者充分关注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将史料置于特定语境中，再应用“历史钩沉法”“剥茧抽丝法”“通盘联络法”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解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档案资料的片面性和研究的碎片化，并切实再现了华东抗战的真实图景。

　　三、 新方法：多维度、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是仅依靠历史学本身的专业知识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研究得透的。《华东》一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军事政治史以社会经济的视角加以观照。作者从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维度切入，综合运用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尤其注重经济、社会因素与军事、政治的互动及相互影响。

　　作者注意到“随着战争的延宕持续，支持军事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因此对于经济、社会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充分考察。如第6章探讨宁绍战役爆发前后第三战区军风纪问题时，作者注意到军风纪的败坏与战事迁延、官兵待遇差、经济困难等有紧密关联，而走私问题则是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军利用地理和交通优势，在与日伪长期对垒的战线上，秘密开设商业交通线，从事粮食和工业品的走私活动，使得前线的战斗气氛被时间和经济利益逐渐消磨，敌方的便衣、间谍等充斥后方，从而导致在宁绍战役中节节败退。由此，第三战区亦被当地人称之为“商战区”。第7章探讨安徽叶集军粮案时，作者对“叶集承购粮食大户小户的情况”及“叶集镇市民经济状况暨摊派富户余粮数量”进行统计，包括258家商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具体资产、每月缴纳营业税数额、拥有土地数量、承购军粮数额等翔实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作者厘清了军粮摊派过程中，商业资本、土地与承购数额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军粮案的分析，亦从社会学角度折射了基层社会的复杂性。

　　此外，作者以政治史的叙述为主线，将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各个层面相互联系起来，尤其是通过叙述华东地区国共军队之间在与日伪进行作战过程中的高层决策、军事行动、军人生活、战争日常、军风军纪等面相，揭示国共两党之间在政治博弈中的具体策略及实施效率。对于叙事内容的选取和安排，作者将“作战”与“生活”、“前线”与“日常”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如在该书上篇中，既有对新四军的发展重心和方向、新四军主力与敌顽军队的交锋甚至决战的论述，也有对新四军在反“清乡”斗争中行军生活的艰苦、寻找宿营地点的不易、睡眠缺乏、缺医少药和卫生环境极差等场景的展现。下篇中则描述和呈现了国民党军队在浙西游击战中，粮秣械弹运输、伤病官兵转移、工事构筑、道路桥梁破坏、先导放哨、情报联络等与作战密切相关的历史场景。

　　总之，“注意到华东地区各方力量犬牙交错的现实，从军事史、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等多个层面，观察战争变局中的华东社会，发现战时较为显著的军事政治变动与藏匿其后的社会经济积淀之间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机制，捕捉华东地方社会经历的关键性事件和日常性变动及其原因”，即是该书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四、 思考与启示

　　诚然，《华东》一书视角独特、立论新颖、多有创获，但任何著作均非完美无瑕。该书在引发读者共鸣的同时，亦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对于此部分的思考可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区域抗战史研究。

　　其一，区域抗战史研究应重视探索区域史、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社会史研究的急速发展，是抗战史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的最显著特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抗战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区域光谱”，这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族战争“如何改变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民族是如何投身于抗战的，战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呈现怎样的状态以及战时的社会问题有哪些，又是如何调节和控制的等等，理应成为抗战社会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要厘清这些问题，必然要从区域史、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多个层面，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方能透视其背后隐匿的丰富内涵和复杂面相。毫无疑问，《华东》一书在诸多章节的叙述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下篇“华东的前线与日常”，不仅关注到国民党浙西游击战的兴起与沉寂、绍兴沦陷前后的军政得失，也关注到绍兴沦陷之际，命悬一线的逃难学生、躲避在密室中的教育家和躲在棺材中的新婚夫妇，国民党军队的走私腐败，侨商在抗战中的家族沉浮，军粮征购中的中央政策执行与基层社会因应。然而，尽管作者竭力想将军事政治史的社会经济视角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全书，但在部分章节的论述中仍有提升空间。如在对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战略与实践(第1章)和浙东四明山区抗日根据地(第3章)的叙述中，作者主要探讨政治博弈和军事战略，而较少关注所涉区域的经济社会因素及普通民众在其中的互动与影响。可见，进行多视角、跨学科的区域抗战史研究意义重大，但并非易事。结合该书，大致存在以下挑战。

　　1.理论构建难度大。加强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构建是深化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抗战史既是抗战史，亦是区域史，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作为研究对象，政治史侧重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经济史侧重经济制度和供需关系，社会史侧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生活，文化史侧重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各有自己的领地，相互独立而且界限分明。而作为研究历史的不同路径(或者更正式地称作‘范式’)，政治史通常意味着权力、支配和反抗视角，经济史意味着生产、分配和利益视角，社会史意味着结构、关系和下层视角，文化史意味着观念、象征和意义视角”。可见，区域抗战史研究要求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一定区域内的抗战历史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探究，横跨军事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由于涉及学科范围广，各学科又有其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加上研究者研究领域、视野和技能的局限，使得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构建难度颇大。

　　2.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视角选择的艰难性。一方面，区域抗战史研究涉及中共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不同地域，研究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即便在沦陷区，也往往“存在着日、伪、国、共等多种力量，诉求各不相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战争目标大相径庭。即便是实施统治的日、伪之间，战争目的也难称一致”。此外，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不仅需要处理区域内部的同质、异质或统一性问题，还要处理超越区域的问题”。“除了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研究者还应关注国共、中日、中美、日美之间力量交错的区域。既然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日战争，那么任何区域都不会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由于区域抗战史研究主要着眼于一定“区域”，这就决定了其研究重心必然“下移”，而“自下而上”的视角，使得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支持军政的经济与社会力量，虽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却又处于不易察觉且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因此，找寻合适的切入视角并非易事。

　　3.史料搜集的不易。区域抗战史研究需立足于相应区域的史料的搜集和使用，但“由于区域史的文献资料大多出自于地方人士的手笔，这就必然造成这些文献记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感情色彩和乡土乡族意识”。加上战火的摧残导致大量珍贵史料遗散或损毁，幸存的史料不够完整，或数据失真，或矛盾百出，或前后线索不明。一些比较系统的档案又因各种限制无法解密，尤其是记载普通民众的史料更是难以寻觅。

　　其二，区域抗战史研究应注重区域内外的互动性、复杂性和整体性。在区域史研究的路径方面，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提出三个要点：(1)应认识区域社会的“整体性”，掌握各个侧面之间的相互关联;(2)应从多层次、多视角研究区域社会的“多重性”;(3)应注意区域社会的“越境性”，关注跨越区域界限的相互流动与渗透。可见，关注并重视“根据地自身内部的关系，不同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根据地与国民党敌后游击区的关系，根据地与大后方国统区的关系，以及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关系”，方能呈现区域抗战史的多维面相。《华东》一书在出版前，各部分内容均已在学术期刊发表，作为专题论文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但由于各个专题所论较广，集合成书后的系统性、整体性难免不足。比如，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是国、共、日、伪争夺的重要区域，在抗战全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华东亦是联结华中、华南的重要纽带。该书在探讨华东根据地时，对于华东、华中、华北三者的联动性以及华东根据地内部关系的探讨似可进一步加强。再如该书在论述过程中，对于新四军在苏北、苏南、皖东、浙东、浙西的活动着墨较多，而对新四军领导上海郊县抗战及与浙东根据地的互动情形则关注不够。事实上，上海尤其是郊县地区，如浦东的游击战争，在华东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方面意义重大。浦东是联结山东、苏北、上海、浙东沿海交通的战略要地，经济发达、资源充足。浦东根据地和游击区在保证当地部队生存之余，亦可支援苏北、浙东。浦东各游击队多次粉碎日伪“清乡”，有力策应了浙东部队的抗日斗争。皖南事变后，为遏制日、伪、顽的“反共”逆流，浦东工委受中共中央指示，派浦东游击队南下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如该书第3章提到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进驻浙东三北地区即是一例。

　　其三，区域抗战史研究应注意加强对侵略方日军、日伪视角的关照。抗日战争本来就有侵略与反侵略两个面相，抗战史研究应兼顾我方的“抗”和敌方的“侵”。《华东》一书对于新四军的战略转变、统战工作、作战日常及与国民党军队的博弈等着墨较多，而对于日、伪军侵略活动则论述不足。“战争是敌我双方的一个互动过程，在区域抗战史的研究中，若敌方在我们的叙事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就很容易形成单方面抗击的叙事逻辑，也容易产生评判的误区”。此外，在研究敌方侵略活动的同时，亦应关注我军对于日、伪军队的统战工作。该书在第1章和第3章中分别详细论述陈毅在苏北对国民党李明杨、李长江、陈泰运部及韩德勤部下颜秀五的统战工作和浙东部队在四明山区对国民党非嫡系部队田岫山、张俊升部的统战工作，但对于中共之于日伪的统战却关注不够。事实上，新四军十分重视开展对日、伪的统战工作，军政治部相继设立敌工部、敌工科、敌工股，后来又联合中共各级党委成立敌伪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针对日伪制订切实可行的统战策略，培养了一批统战人才。作者在考察国、共、日、伪复杂关系的过程中，若能将中共对国民党军和日、伪军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探讨，或可更加全面地呈现抗战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多元化和立体化。

　　其四，区域抗战史研究应注重对中外史料的爬梳与运用。诚如作者所言：“华东地区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抗战爆发后大部分地区较早被日军占领。”因此，日、伪军残暴统治期间，及其与国共长期角逐过程中所保留下来的相关日、英文史料亦值得充分挖掘和利用。尽管《华东》一书作者对于海峡两岸历史档案的运用驾轻就熟，但在外文史料，尤其是日文史料的运用上仍略显不足。战后，日、美、英、俄等国陆续公布大量抗战史料，包括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机密文件、作战公报、作战日志，中、美、英、俄等国对日军的作战战略、方针、决策及相关人物日记、回忆录等，其中大量有关新四军与华东、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史料可兹利用。若能充分运用国内外史料，从二战史、全球史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抗战，或许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另外，《中央日报》《扫荡报》《时事新报》《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军事杂志》《中报》《南京新报》《民国日报》《新中国报》等报刊都对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有不少报道，该书对于报刊资料的利用亦略显不足。除传统史料外，区域抗战史研究还应重视对非传统文献如歌谣、标语等民间史料，以及口述史料的搜集、甄别与使用。

　　其五，区域抗战史研究应注意发挥图表、图像资料的具象性诠释功能。图像提供的直观内容，可以“补文字资料所未备，给那些原先在文字书写中‘没有历史的’人或者物提供鲜活、具体的历史实相”。《华东》一书以地理概念贯穿全书，共有插图10余幅。如“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要图(1940年6—12月)”即清晰地标明了在开辟苏北根据地时中共的指挥系统(如华中总指挥部、苏北第四区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与部队(如苏皖支队、五支队、五纵队、三纵队、挺进纵队等)、国民党军(如一一七师独立六旅、保安八旅)及日伪军(如日独立十二旅团、伪绥靖部队)的分布形态。“开辟苏北前日顽态势图”“黄桥战役要图”等，则生动展现了1940年6—12月间苏北地区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但若结合全书内容，很多论述仍有配图说明之必要。如作者着墨较多的“半塔集之战”“宁绍战役”“苏北国共日伪犬牙交错的形势分布情况”“三北地区、四明山、会稽山等游击根据地地理分布情况”等。这些内容如辅以相关交通路线图、根据地分布图、日伪据点分布图、具体战役形势图，可使论述更加具体化和立体化。黄氏家族重要人物黄江泉、黄宗孝、黄宗诒，国民政府政要朱家骅等，可配以人物照片，给读者以更直观的感受。此外，作者若能将华东国民党敌后根据地分布图、浙西根据地分布图、四明山根据地分布图等按照范围大小制作几幅对比图，则更容易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明晰，更好地做到“落地于地方，而又不局限于地方”。总之，恰到好处的图表可以弥补文字表达的平面化，并进一步增强细腻感，达到锦上添花之效。

　　综上所述，《华东》一书致力于将抗战史研究在区域“落地”。论述过程中，作者充分结合区域地理、军事地理、政治博弈、军事斗争、社会经济、战时人文等要素，将国、共、日、伪等多方政治势力置于同一历史场域中展开探讨，以再现既复杂多变又关联互动的历史本相，令人耳目一新。该书是探讨抗战史研究如何落地于“区域”的一次有益尝试。作者有意启发我们，在尽可能爬梳目之所及的中外史料的基础上，要从多维视角，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跨学科研究理论和方法;在关注区域内外各方军事势力博弈的同时，也要关注战争中的日常;在关注国族命运的同时，也要关注时代之中个人的际遇沉浮，从而深入思考并努力构建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理论和范式。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除理论和范式的构建之外，仍有许多基础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如对于“区域抗战史”中“区域”概念的界定问题，“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与“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的“区域”内涵有何异同?对于“区域”的划分是以自然边界还是文化传统为标尺?传统的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在区域抗战史研究中的意义?凡此种种，均有待研究者在后续研究中不懈努力。

　　作者：赵凌飞，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