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将其看作“真正敌人”。日方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活动等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政策、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广泛调查。但是由于日军传统的“作战第一主义”以及其对情报缺乏综合的战略分析，特别是由于日本军部为强力推行侵华而选择性使用情报，导致日方虽然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实力及其政治工作的威力，也预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作为外来侵略者，其认识存在严重短板，没有认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更加成熟，日军建立统治秩序的计划不符合华北农村实际，特别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尽管日本进行了大量情报调查并提出诸多对策，但终究未能挽回其失败命运。
关键词：抗日战争日本中国共产党情报根据地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抗日战争专项工程“山西抗日战争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19KZD002)阶段性成果。
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中国进行了长时段连续性的各类调查。①特别是对于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从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日本便进行了情报搜集和分析。抗日战争期间，坚决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成为日本的“真正敌人”。这时日军特务部和参谋部代替外务省和内务省情报机关以及海外殖民当局成为调查研究的主力。战时日本通过军、官、民、学一体化的庞大情报体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情报活动形成了大量情报资料。这些资料提示出中国共产党的某些特征及其对日斗争效果，这对于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和敌我双方在斗争策略上的交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从广义上讲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华调查包括官、军、民、学等多方面，这其中既有东亚同文书院、东亚研究所、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和“满铁”调查部这样的机关，也有橘樸、根岸佶、清水盛光等学者，既有日本政府和军方及警保方面，也有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这样的左翼团体。参见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满鉄調査部·東亜研究所·IPRの研究』、勁草書房、1984年。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著『20世紀の中国研究』、研文出版、2001年。辛島理人『帝国日本のアジア研究総力戦体制·経済リアリズム·民主社会主義』、明石書店、2015年。三好章編『アジアを見る眼東亜同文書院の中国研究』、あるむ、2018年。本文则以考察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情报调查为主。
国内学术界利用日方资料①及敌伪报刊等观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②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予以日军的沉重打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重大意义。日本学界主要是从军事情报角度进行研究，其关心的重点在日军情报体制和军方对中国共产党情报调查的经验教训方面。③本文主要利用近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布的日军及其情报机关的情报调查资料和对策报告书，从日本对外扩张整体战略、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日本对华基本认识等视角揭示其对中国共产党情报调查的背景、过程和分析结果及其对策。从敌方角度进一步阐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和活动状况，揭示日本对华情报调查的特征，并对其情报调查的内容和效果予以验证。
一、中国共产党是日本侵华的“真正敌人”
“防共”和“灭共”是日本全面侵华期间的一项重要政策。“防共”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最早援助中国的主要是苏联，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通过1亿美元的对华贷款向中国提供大批重型武器，并派来援华飞行队。日本将“防共”作为在国际上的紧迫问题，与德国签订“防共协定”。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企图通过短期的“对华一击”，迫使中国屈服，所以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多方诱降国民党政府与其合作。④从日本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既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又是中国抗战阵营中的坚强主导，所以便把与苏联一样都属于共产主义并坚定领导中国人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当作主要对手，视为心腹大患。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入敌后，开展对日作战。日军在华北不但遭受直接打击，还担心中国共产党与苏联配合，威胁其对苏作战准备，故将中国共产党称为其占领华北的“重大病根”，提出专门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灭共”政策。由此日本把情报调查的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络配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其势力在华北、西北的发展状况方面。1937年7月17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内务省等签署《关于防共和防谍协定的备忘录》，决定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收集，由内务省牵头召开联络会议，实行各部门间的“防共”情报交换。⑤
①主要如：防衛庁防衛研修『北支の治安戦1』、『北支の治安戦2』、朝雲新聞社、1968年、1971年(中文版：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現代史資料』、みすず書房、1984年より。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全102巻、朝雲新聞社、1966—1980年。
②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丁则勤《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前期华北日军对中国共产党力量认识的演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丛》，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祁建民《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及其根据地认识》，《历史教学》1992年第8期；胡德坤《从日本战史资料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卢毅《日本战史中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党的文献》2015年第6期；吴碧蓉等《日伪报刊文献中所揭示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斗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③主要有高橋久志「日本陸軍と対中国情報」、軍事史学会編集『軍事史学』第27巻第2·3合併号、錦正社、平成三年十二月。小谷賢「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軍事史学会編集『軍事史学』第43巻第3·4合併号、錦正社、平成二十年三月。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北支那方面軍の共産党軍対策を中心として」、『防衛研究所紀要』第21巻第1号、2018年12月。
④参见有賀貞『国際関係史16世紀から1945年まで』、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年、338―343頁。北岡伸一『日本の近代5政党から軍部へ1924—1941』、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285—313頁。
⑤『防共並防諜事務連絡会議関係一件(各庁間防共並防諜ニ関スル覚書ヲ含ㄙ)分割1』、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2994700。
日本十分关心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动向及其与苏联的配合。近代日本长期把俄国和后来的苏联作为其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军部认为，虽然苏俄新政权建立初期对于远东政策是消极的，“但是鉴于斯拉夫民族对于东方经略的历史，应把苏联作为不可避免的想定敌国，特别是日本陆军是把苏军作为将来非常可怕的对手”。②由于苏俄是共产主义国家，日本在其对苏战略中特别强调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在国内制定《治安维持法》，将共产主义定为非法。内务省为应对共产主义的国际性活动在海外设立了情报机关，首先向上海、海参崴和哈尔滨派出情报人员。③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苏联给予中国重要援助，日本便把中国的对日抵抗说成是“共产化”的结果，呼吁国民政府摆脱苏联，与日本合作反共。④在此前的1935年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其第三项即要求中国配合日本抵御来自外蒙古等的“赤化”威胁。1936年，有田外相说到，对于中国方面的要求就是防止“赤化”运动，即从对苏关系考虑，在中国北部建设飞机场、架设无线电通信设施，全面防止“赤化”。⑤1937年4月，日本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中提出在华北地区要建成实质性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为了获得国防资源而扩充交通设施，以对抗“赤化”威胁。⑥日方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威胁，称只有日本才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最大堡垒。⑦把侵华战争说成是一场将苏联势力从中国扫清的“圣战”。⑧其实这种“防共外交”也有摆脱孤立境地的用意。⑨近代日本外交上的“防共”概念内涵虽然有过变化⑩，但是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却长期将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
日本将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与苏联威胁联系起来观察。内务省警保局保安课在1937年9月编写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和其活动的报告书，对于共产国际七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根据地和抗日联军等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日本驻上海大使馆武官鉴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国共合作的形成，急电陆军省要求尽快派来反共宣传人才。日方所忧虑的是红军经过长征立足陕北，这里接近西部内蒙地区，不但方便与莫斯科取得联络，苏联也可以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对日政策的一环加以利用。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高度关注，《京城日报》社主笔中保与作强调当前中国的“赤化”危机，他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扩大及其与共产国际的相互配合。日方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呼应，进入绥远、热河进而扰乱“满洲国”。?同年，日军北平陆军机关长拟定《华北防共工作计划大纲》，提出要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反日活动进行调查，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以及在华的苏联势力等。①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一贯重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调查。从日本的这一反应以及参照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配合给日本带来的威胁确实值得重新认识。
①田中新一著、松下芳男編『田中作戦部長の証言大戦突入の真相』、芙蓉書房、1978年、194頁。
②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满州事変以前の対ソ作戦計画』、『满州に関する用兵的観察』、昭和27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10000600。
③中澤俊輔『治安維持法なぜ政党政治は「悪法」を生んだが』中公新書、2012年、35—36頁。
④常田力『日支共存史』、東亜事局研究会、1938年、66—70頁。
⑤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第五卷、岩波書店、1951年，170頁。
⑥島田俊彦、稲葉正夫解説『現代史資料·日中戦争1』、みすず書房，1964年、400頁。
⑦中保与作『最近支那共産党史』、東亜同文会、1940年、14頁。
⑧日森虎雄「赤色ルート論」、創元社編：『アジア問題講座』、第三巻、創元社、1940年、151—152頁。
⑨麻田雅文『日露近代史戦争と平和の百年』講談社、2018年、285頁。
⑩酒井哲哉「防共概念の導入と日ソ関係の変容」、『北大法学論集』40巻5·6併合号下、1990年9月。
?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支那事変に対するコミンテルンの策動』昭和十二年九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503400。
?上海大使館附武官『宣伝業務の為人員派遣の件』昭和十二年九月七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007500。
?田中香苗「共産軍の蒙古境進出」、『善隣協会調査月報』、1936年8月号。
?中保与作『赤色アジアか防共アジアか』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12年。
?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支那事変に対するコミンテルンの策動』、昭和十二年九月、71—72頁、28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503400。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发生转变，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日本极为关心国共联合抗战的局面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以及如何加以离间。内务省警保局的报告书认为，国共合作的背景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中苏都针对日本而开始接近，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告书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抗日的主体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还包括蒋介石的私党蓝衣社、CC团以及救国会、学生联合会等。③“满铁”调查报告说，国民党不同于旧军阀但又有许多共同点，从阶级性上看是民族资本与地主的联盟。在对日抗战时蒋介石的独裁力量不足，而国共合作就成为最大补充。④情报专家草野文男通过对当时国共双方围绕民主建国路线的争论，分析认为国共目前虽然有摩擦，但是大局依然是国共合作局面能够继续维持。不过，在实现民主、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问题上，国共存在严重对立，双方最终将会走向决裂。⑤1937年，山崎经济研究所上海分室写出报告，分析了国共合作后中国的未来，认为目前在中国共有四种势力角逐，即国民政府、英国、苏联、日本。假如日本失败，前三者就会发生冲突，而其结果，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被“赤化”。但也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目前国共合作可以维持下来。⑥“满铁”调查报告分析说，国共对立深刻，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国民党内“和平派”很多，不过主张和平就要反共，因此在没有完全决定走和平路线之前反共也就不会实施。⑦
为了离间国共关系，日本情报机关对国共两党抗战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进行了分析。1939年9月，外务省情报部第三课提交了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国共产党的动向和国共关系的报告。其中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在农村，由于无法公开地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便将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三民主义进行宣传教育。报告书对国共两党的各自特点和优劣分析后认为，蒋介石方面的有利点是：拥有强大的军队，代表国民政府的正统性，得到国际同情和青年的支持；其不利点是内部派系摩擦，中央和地方政治机构缺乏改革，与美、英、法等国的联系被日渐隔离，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困难等。中国共产党的有利点则是：其主张容易在关于时局的争论中被接受，在因战争受害的民众中影响力强大，内部组织严密且不易被离间，抗战以后吸收了许多优秀青年；其不利点是：陕北物资缺乏并受到国民党压迫，军队实力较弱，其斗争方式与中国固有的民族性也有不适应的地方等。报告还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坚持与国民党长期合作。不过，中国共产党内部留苏派与毛泽东等存在分歧，如果共产国际要强行推动“赤化”，就有可能造成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①日军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如下弱点：锄奸工作和强行征兵引起民众不安；国共在思想上根本不容以及相互争夺地盘；兵器弹药和服装补给困难；持续的抗战征用影响民众生活等。提出日军要努力诱发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②
①北平陸軍機関長『北支防共工作大綱』、昭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452100。
②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ドミートリー·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中国革命とソ連』、共同通信社、2002年。亚历山大·潘佐夫著，卿文辉等译，崔海智校：《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支那事変に対するコミンテルンの策動』昭和十二年九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503400。
④“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総括資料二ノⅠ—政治篇(Ⅰ)』、，满鉄調査部、1940年、2―3頁。
⑤草野文男『抗日支那相剋の現勢』、人文閣、昭和十七年。
⑥山崎経済研究所上海分室「国共合作下の中国共産党の発展」、『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第八巻3昭和十二年分割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13400。
⑦“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総括資料1—調査の方法論及び総括論』“满鉄”調査部、1940年、125頁。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已经预测到将来如果国共真的分裂，中国共产党便会取得政权。“满铁”进行的大规模调查《中国抗战力调查》作了如下分析：“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关键的是中共掌握有自己所领导的军队，国民党最初是被中共强拉过来抗战的，并且还借用了中共的理论和战术”，现在，“经过三年多的抗日宣传，国民参加抗战付出牺牲。这种(抗日)气氛已经蔓延到全国，如果这个大义名分被中共所独占的话，那么将来当遭遇中共进攻时，对于经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来说就是失败”。③当时日本的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观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在中国社会演进中的重大意义。尾崎秀实就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社会变革时期发生的，中国社会变革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农民战争，抗日战争则促进了这场社会革命的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见解就是，抗日便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政治实际上就是给予农民以权利，其政策是以农民为中心制订的。④
日军把离间、破坏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作为重要谋略，并将重点放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工作参考》中就说，国共关系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中极为重要，国共有本质上的矛盾，要关注其变化以供作战和谋略上使用。⑤日军分析说，现在中国共产党以陕西、甘肃为根据地，宁夏、新疆已被苏联控制，在这样广大地区仅靠我军武力彻底消灭共产主义势力极为困难，为此就要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其实国共各自的主义根本不同，另外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也与中国共产党不容，在国民党和CC团内部有坚决反对共产党的，所以要利用国共间的矛盾并促使其激化，以达到以华治华。日军报告书中提出，要向国民党及其中央军宣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恐怖阴谋，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夸张宣传国民党军的戒备和压迫；可以伪装成一个党派向其他党派开展诽谤和恐怖活动，离间其两党关系；对于中国军队则宣传逃避战争及和平思想，使其丧失斗志，劝诱其投诚，助长其违反军纪。⑥日军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侵蚀到国民政府内部，扶植势力，将来如果国民政府垮台中国共产党就可能掌握政权。即使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中国共产党也依然会以西北地区为根据地继续进行顽强抵抗，所以今后思想战的重点就要指向中国共产党。⑦日军分析说，现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抗战，打击日军，等待内外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并会以此优势一举掌握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抗战中只是将共产主义隐藏起来，这是造成国共摩擦的根本原因。⑧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认为重庆政权受苏联的影响会减小，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便会逐渐加强。①为破坏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共同抗战局面，1944年7月，日本大本营通过《对华作战宣传要领》，提出要阻止国共合作和美英苏联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要称之为“匪贼”。除“反共”“剿共”和“灭共”等词汇不得不使用外，应尽量避免使用“中共”名称。另外，在宣传战中对重庆政权要促使其酿成厌战思想，对其他抗日军阀则要促使其“灰色化”。②
①外務省情報局第三課「中国共産党の動向」、『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第八巻3昭和十二年分割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013013400。
②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思想戦指導要領別紙第二中共ノ弱点』昭和一六年六月一四日、C11110956500。
③“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総括資料1—調査の方法論及び総括論』满鉄調査部、1940年、125頁。
④尾崎秀実「独ソ開戦と重慶の立場」、『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三巻、勁草書房、1978年、262—264頁。
⑤甲集団参謀部『情報勤務ノ参考』昭和一八年七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216100、139頁。
⑥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十四年四月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⑦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十四年四月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⑧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一巻、昭和十九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4000。
当然，日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在华北地区的抗日活动。近代日本的“防共”政策在内容上有过变化，一开始是以苏联为主要对象，其后则把中国共产党看作苏联向中国和东亚扩张的“别动队”，到全面抗战开始特别是“百团大战”后则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主要对象，由“防共”政策变为“灭共”战略。
全面抗战以前，日本对于中国共产党只是进行一般性国际情报调查，但当中国共产党长征到达陕北并进行东征之后，日本便感受到了直接威胁，把中国共产党当作重要对手，大大加强了对其的调查。1936年4月，日本出版的《外事警察报》刊登了关于红军东征山西的调查报告，这是日本谍报人员在太原的调查结果，报告认为这次东征不仅是筹粮和占据山西地盘，而且还要进入河北西南部组织抗日联军。在另一篇报告中还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防政府”主张，认为无论在“国防政府”下组织抗日联军的计划能否实现，如果将这个计划与红军东征以及在全国展开的救亡运动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③同年7月，华北驻屯军参谋长向陆军省提交了驻屯军调查班文库所收藏的长达700多页的调查资料目录，其中包括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救亡运动的资料。④
日本十分担心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重新发展壮大。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认为，现在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农民推进社会变革，使得其势力不断扩大，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苏联影响力的增强。⑤日本边疆问题研究所长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通过长征大会合后，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四川、贵州、青海、陕西开展“赤化”，新疆盛世才也与苏联合作，整个西部都出现了红色区域。⑥对华研究者深田悠藏通过对陕北和晋察冀根据地财政经济和民众运动的分析，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国民党失地、组织抗日力量、进行游击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⑦还有日本研究者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是苏联的“别动队”，预计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对日作战最前线。⑧“满铁”调查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兵源动员比例一般是劳动力的15%，在陕北的征兵已经达到顶点，但还可以在华北和江苏得到更多兵源。⑨
日本通过调查发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其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还有强大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寺内部队参谋部专门就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部进行调查，认为政治部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重要特征，要了解其特质就必须先了解其政治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政治部仿效苏联红军政治部，但其政治工作还包括“赤化”、自卫团、情报、施政、宣传和监视等众多方面，报告书中对这些工作都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还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现状，即从这年6月开始，在河北平原和冀东地区急速推进“共产化”，没收土地、平均分配粮食。从9月开始山东地区也出现“共产化”的倾向。但是，在山西由于同阎锡山的关系，其行为还没有超出统一战线的范围。①日军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论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都与民众深入交融，密不可分。军队与民众有机融合再加上党领导的政治工作，据此开展了灵活的游击战。②在日军特别警备队的调查计划中，将弄清中国共产党与民众结合的实际状况作为调查方针。③
①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総軍情報会議呈出書類』昭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C11110956600。
②「43昭和19年7月3日対支作戦に伴ふ宣伝要領」、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225200。
③「山西省に於ける紅軍及剿匪状況」、「中共党の国防政府及抗日聯軍の組織計画」、两份报告均收入『外事警察報』第百六十五号、昭和十一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4010429600。
④『軍調査班蒐集資料目録送付の件』、昭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1004513500。
⑤具島兼三郎『世界政治、支那事変』白揚社、1940年、52頁。
⑥千葉山男『極東赤化の現段階と中国共産党の動向』辺疆問題研究所、1935年、36—37、10—11頁。
⑦深田悠蔵『支那共産軍の現勢』、改造社、1939年。
⑧天沖郷廟『日ソの危機を探る』、今日の問題社、1936年、3頁。
⑨“南满州”鉄道株式会社調査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編『支那抗戦力調査委員会総括資料二ノⅡ—政治篇(Ⅱ)』、“满鉄”調査部、1940年、67―68頁。
当中国共产党进入华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得到农民的广泛支持、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后，华北日军愈益感受到极大威胁，开展了所谓“灭共”调查和清剿。华北方面军于1938年11月成立了“灭共委员会”，其目的就是“根绝共产思想、消除抗日意识”。④该会下设调查部，调查部设四个班，分别对共产主义抗日团体、“灭共”亲日对策、宣传机关、中国国民性和“灭共”亲日理论等进行调查研究。⑤该委员会的委员长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担任，委员包括参谋部各课课长、宪兵和警务部队的部长以及领事馆、兴亚院和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等机关和在华企业的人员。委员会下设调查部，由于其地址设在北京西皇城根，为保密对外称“黄城事务所”。事务所下设五部，分别由大审院检事船津广、陆军少将根本博、陆军步兵大佐川口清健、陆军宪兵大佐大野广一和陆军宪兵大佐石田乙五郎任部长。⑥调查地域主要是山西、察南、冀南等地区。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平田提出“灭共委员会”要开展思想战，因此需要对华北地区的国民性和风俗习惯进行全面研究。⑦此前日军已经设立了负责防谍的宪兵司令部，第一任司令是“中国通”佐佐木到一中将。
日军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立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调查，发现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基层政权。1939年6月，黄城事务所和杉山部队宣抚班根据三崎良一在山西和顺县一带两个月的实地调查资料，编写出《山西省和顺县地方共产地区状况调查报告书》，共分6编，内容庞大。分别对和顺县抗日政府的县政、财政和货币经济政策、民众教育和文化工作、抗日团体和干部教育，村自卫队、游击队和后方骚扰，中国共产党扩大党组织的秘密工作等进行分析，其中收有抗日政府干部名单和有关文件，特别是对各民众抗日团体有具体介绍并附有成员名单。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动员抗战的同时努力发展其“赤色”势力，已经掌握了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⑧1940年“中央灭共委员会”完成了近200页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根据地组织系统和各种政策进行了详细调查，报告中列有根据地村级抗日政权的详细干部名单和统计数据。①同时完成的还有近100页的关于冀中根据地中部地区农民动员工作的调查报告，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农民抗日工作的方法和活动状况进行分析。报告认为，由于一般大众知识程度低，对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政治民主化”尚不能理解，所以村政仍由少数人掌握。但合作社提倡公平得到民众支持，根据地发行货币统一金融，边币已经获得农民信赖。②关于冀中根据地西南地区的调查报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民众政策主要是把中农、贫农作为主体，以此实现了与民众的结合。废除寄生地主政策虽然受到地主、富农的反对，但是这个阶层对民众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根据地基层政权已经由中国共产党掌握。③1940年，“中央灭共委员会”完成了对山西省西北部地区抗战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以牺盟会为核心开展的抗日动员在太原沦陷以前就已经开始。在沦陷地区内，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和政治民主化等政策实行后便与村内的旧豪绅地主发生对立，阎锡山政权与村落旧统治层密不可分，这便引起新军与旧军的冲突。现在新军与八路军的联合更加巩固，因而在这一地区根绝抗日势力愈加困难。在根据地里阶级构成已发生变化，中农得到利益积极支持抗战，地主富农则在减少。④1940年2月，冈村部队特务部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全貌》，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⑤
①寺内部隊参謀部『共産軍ノ政治部ニ就テ外九種』、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650600。
②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第3共産軍ノ戦力観察」、『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14900。
③特別警備隊第七警備大隊調査班『対共調査実施計画』昭和十九年十月十七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084400。
④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滅共委員会期(规定)』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4120648100。
⑤中央滅共委員会委員長笠原幸雄『中央滅共委員会調査部規定ノ件(報告)通牒』、昭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1449700。
⑥杉山部隊本部『北支滅共委員会期定』、昭和13年11月12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0559500。
⑦『平田参謀副長口述「北支に於ける思想戦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三月二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610700。
⑧杉山部隊宣撫班、黄城事務所「山西省和順県地方共産地区状況調査報告書」第一編、「四部」、「赤色抗日県政府ノ県治行政」、『赤色抗日県政府ノ県治行政送付/件』、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1079300。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日军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强大实力，日军情报人员反省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质还缺乏认识⑥，为此进一步加强情报调查。1941年在第一军管辖的太原、第十二军管辖的济南、直辖兵团管辖的石门各派驻一名临时要员并设立调查分室。1942年“灭共委员会”解散，其调查部改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负责情报)所属的对共调查班。该班由四个调查室和一个资料室构成，同时也归属华北的对华谋略机关六条公馆。⑦其后六条公馆职能削减，主要负责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当时日军还在济南设立鲁仁公馆，在太原设立二号公馆。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也设有情报班、对共调查班(含中共俘虏训练所)等。⑧这些机构均将调查报告以月报形式向华北日军提供。其他部队和宪兵队的调查报告也都由第二课汇总后以《方参特报》《方军特报》《方军特情(共)》的形式，每月发布两次。宪兵队各分队所收集的情报以《情报要录》《情报月报》形式发布。此外，新民会除了向第二课提供情报之外，自己也编写《共产地区调查报告》。⑨1941年多田部队参谋部“灭共委员会”编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解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行政、经济和民众运动等各方面以图表的形式列出，以全面了解“中共运动的本质”。①园部部队参谋部编写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分析》，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②
①“中央滅共委員会”『察南辺地抗日赤化工作実体調査報告書』(1)—(4)、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7、C04122566900、C04122567000、C04122567200。
②“中央滅共委員会”『冀中区中部地方に於ける中共の民衆獲得工作の実情調査報告』(1)、(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8300、C04122568400。
③“中央滅共委員会”『冀中区西南部方面に於ける中共の民衆獲得工作の実情調査報告』(1)、(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7800、C04122567900。
④“中央滅共委員会”『山西省西北部匪情調査報告書』(四部)、(1)—(4)、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7400、C04122567500、C04122567600、C04122567700。
⑤岡村部隊特務部『中国共産党の全貌』(中篇)、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014000。
⑥横山幸雄「特種情報回想記」(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資料室所蔵)、转引自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北支那方面軍の共産党軍対策を中心として」。
⑦因其本部设在北京东四六条而得名。
⑧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北支那方面軍の共産党軍対策を中心として」。
⑨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陸軍の中国共産党(軍)調査目録」、『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31号、東洋文庫、2009年。
虽然日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进行了广泛的情报调查，但是基层日军部队却经常抱怨说：“按照情报出动但是没有碰到敌人，由于没有情报使得小部队在外活动时经常被敌人伏击，搞情报的干什么去了。”为此，日军甲集团军参谋部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其根源在于其特点上。虽然缺乏装备和训练补给，但是由于其党政军民的有机结合，人员补充和物质补给可以依靠其政治机关和民众团体获得，并且在其隐蔽下开展游击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的游击战得到了政治、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援，加上民众广泛参与的防谍报组织以及自卫队和隐藏在村内党组织的支持，所以剿灭中国共产党军队仅仅依靠武力不行。③
日方对于新四军也有调查。1942年登集团参谋长提出了近150页的关于新四军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是在兴亚院调查的基础上加上军方意见最终完成的。报告认为，新四军在苏北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其能根据中国的现实进行政策转换，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主要是在农村巧妙收揽人心，其减轻民众生活苦难和改善民主的热情感动了民众，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还会扩大。④此外，“满铁”调查部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多项调查。“满铁”在1939年编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资料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等，1942年编写了《抗战中国的政治》等。⑤1941年五六月间，“满铁”调查部华北经济调查所对山西岚县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中国共产党活动进行了大型调查，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中国现阶段的意义。调查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广泛宣传“劳动神圣”，形成劳动光荣的风气。动员政府职员和学生参加劳动，开垦土地。鼓励农民开荒，提高粮食产量。减轻地租，设法满足农民扩大经营的愿望，这种政策是在资本主义极为初步阶段时所必要的，虽然这个政策没有特殊之处，但是对于停滞的、再生产规模不断缩小的中国农村社会来说，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原动力则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根据地禁止栽培、吸食鸦片，尽量扩大粮食生产，修整道路，改建河道，鼓励生产，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尽量多养一只鸡一头猪，对于这些努力感到钦佩。中国共产党将这些问题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以此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因此能将本来是反对其思想或对其反感的人也拉入到自己阵营，这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功。⑥
经过大量的情报调查分析，日军得出的最大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日本侵华的“真正敌人”。《京城日报》社主笔中保与作通过对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主要威胁。⑦1937年12月，中国方面军参谋长在《治安维持要领》中提出，讨伐的重点在“共匪”，要迅速破坏共产地带的组织。⑧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通过对华北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研究后认为华北的治安和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里却潜伏着一个重大病根，并且威胁还在不断扩大，这个病根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用世界上最简陋的武器与“皇军”进行了三年多的抗战，对民众的组织动员能力不断增强，必须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报告中说，八路军的最大特征是这个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煽动者和组织者，中国4亿人口中有3.5亿是农民，因而可以组织起庞大的农民队伍。通过组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了整个华北。此外，中共通过政治工作确保了对于军队的领导，这种政府工作在强化部队战斗力的同时还发动、组织民众，甚至利用日军的不满进行反战煽动，以从内部瓦解日军。①1941年，日军登集团参谋部向陆军次官提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很有必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因为在重庆政府逐渐倾向和平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决主张抗战，其抗日主张具有广泛的号召力，所以现在日本要对这一抗日核心进行彻底打击，防共就成为主要任务。②1942年8月，陆军省的《治安强化运动指针》提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东亚解放的敌人”。文件说，其唯物主义则更是“心中的敌人”。现在国共合作、英美苏联合，但这并不是出于共同利害而一时形成的，实际上这都是唯物史观的产物，一定不要被其表面所迷惑，要深入地从这种共同性上认识。③战后日本战史研究者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华北农村建立根据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所以“日本的真正敌人是共军”。④日军不仅仅从军事上，还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把中国共产党当成了真正的敌人。
①多田部隊参謀部『中国共産党運動の解説』、昭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00400-C13031900500。
②園部部隊本部参謀部『中国共産党理論的分析』(其の2)、昭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860300。
③甲集団参謀部「第3編/第一章対共情報」昭和十八年七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217800。
④登集団参謀部『蘇北ニ於ケル新四軍ノ状況』、昭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3858300。
⑤上海事務所「中国共産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決議案」、「中国共産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土地問題決議案」昭和四年、三月。日森研究所、上海事務所『国共合作と「摩擦」の問題』(一—二)昭和五年八月。上海事務所『抗日民族統一戦線運動史―国境合作に関する政治資料』昭和十四年十月。水谷国一『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昭和十四年。上海事務所『抗戦中の中国政治』、昭和十七年三月。
⑥“满鉄”調査部北支経済調査所『嵐県地方社会経済状況並に共産党工作概況調査報告』昭和十六年十二月。
⑦中保与作『最近支那共産党史』東亜同文会、昭和十五年。
⑧支那方面軍参謀長岡部直三郎『治安維持実施要領ノ件』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0327300。
二、日军情报资料里的中共党员形象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除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政策、组织、战术和动员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还对中共党员群体进行分析，以此了解其强大战斗力的秘密所在。日本治安当局对于其国内的日本共产党已经有许多调查，并依据《维持治安法》在国内大肆逮捕日共党员。日共党员以知识分子为主，经过逮捕审判许多人放弃了共产主义，他们“转向”的原因，有信仰上的改变、家庭关系、以及被拘禁后的“悔过”等。⑤战前日共多次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指导，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多从苏联立场出发，经常变化，给日共带来困境。⑥日军认为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先研究共产国际⑦，在对共产国际研究上已经有许多积累。日军还利用日本的共产主义“转向”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了解，同时进行实地调查，以此来掌握中国共产党党政军一体化和与民众结合的状况。⑧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日共在成员素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均有很大不同，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根据中国情况做出决策。
①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支那―支那事変北支―740』『4/第1中国共産党と第八路軍』昭和十六年二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491100。
②登集团参謀長『防共研究資料提出(送付)の件』、昭和十六年一月一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635600。
③「4.共産軍·党は大東亜解放の敵」、陸軍省『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1—3集)』、昭和十七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88700。
④ねず·まさし『現代史の断面·戦時総動員体制』、校倉書房、1994年、205頁。
⑤中澤俊輔『治安維持法なぜ政党政治は「悪法」を生んだか』、127—144頁。
⑥北岡伸一『日本の近代5政党から軍部へ1924—1941』、95—96頁。
⑦山崎重三郎「華北剿共治安戦と情報工作」、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中、同台経済懇話会刊、平成元年、274—275頁。
⑧三崎良一「北支那方面軍の対共調査」(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資料室所蔵)、转引自岩谷将「華北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年報』第19号、2016年3月。
日军“灭共委员会”根据获得的八路军某营党员登记表等，编写了关于八路军和军中中共党员状况的报告书，内容包括部队增减状况的统计和党员年龄、学历及出身的统计等。报告说，部队成员中出身贫农的占大多数，1/3是党员，干部则几乎都是党员。党员干部入伍前平均拥有土地4.75亩，并平均负债224元，家庭生活困难，这些人最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政策。为适应地方工作的分散性和延续性，中国共产党实行党政军一体化体制。在军队中干部平均年龄25岁5个月，而战士则平均29岁，所以年轻干部领导年长战士的现象普遍。①
日军甲集团参谋部编写了关于审讯战俘方法的手册，其中《中国共产党员鉴别法》对根据地中共组织特别是党员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总结。这份资料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地方党员分开论述，认为军队中的党员都是那些作战勇敢、具有服从精神、能忍耐艰苦并且对家庭并不执着的人。根据冀中警备旅第一团的统计，在战斗负伤的262人中，党员达182名，由此日军认识到“党员的抗战意识比非党员更强”。军队中的党员人数在正规军中达40%到60%，在非正规军中是30%到40%。军队中下级干部的党员比例是：连长以上接近100%，副连长90%，排长80%，副排长70%，班长60%，副班长50%。政工人员几乎都是党员。特别是那些参加过长征的八路军士兵，比华北当地出身的入党比例高。参军的时间与入党快慢的关系为，最快的是参军1个月后就能入党，慢的则要在参军数年后才能入党。一般来说参军4个月到1年内入党的较多，其中参军4个月到半年入党的最多。如果没有个人履历问题或家庭关系影响，一般在参军半年后就可入党。
这份文件还说，与军队党员要求完成战斗任务的目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是为了团结贫农开展阶级斗争，所以发展农村党员时更注重其阶级成分。由于地方党员从事秘密工作，身份都不公开，因此鉴别农村党员比军队党员更难。根据地区不同，党员的出身成分和性别比例也有很大差距，有些地区重点发动贫农，所以贫农党员便多；有些地区重点推进妇女工作，妇女党员就多。中共党员多使用假名字。年龄上虽然要求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人方可入党，但是也有45岁以上入党的，不满18岁的党员也有。从年龄上看，30岁以下的党员超过半数，这是由于致力于发展年轻并思想单纯的人。中国共产党喜欢那种经历简单并在入党后能专心工作的人，因而过去加入过会道门或其他党派、有产阶级出身或当过高级军官、官吏的就难以入党。地方党员中区级以上干部是脱产的职业党员，所以从其最近的职业上也可以帮助鉴别党员。地方基层干部的党员比例如下：村长70%，农会主任90%，武装委员会主任80%，妇女会主任60%，青年会主任70%，文建会主任40%，村委员30%。
由于县区游击队主要吸收地方优秀党员参加，所以其党员比例甚至会高于正规军。中共党员入党时先是候补党员，其候补期限根据出身阶级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工人、农民和下级军人没有候补期限，中农和个体职业者是1个月，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和下级官吏是3个月，其他的则是6个月到1年。
文件中还提出，在有些村子里妇女党员人数会超过男性党员，她们的一般特征是“服装和态度的男性化”，即由于妇女党员女性解放的先锋，她们都有打破旧习惯的气质，所以在服装、态度、语言和发型上模仿男性，这一点与一般女性存在明显不同。②
日军文件中说，教育程度与能否入党基本无关。中国共产党原则上对入党的要求很严，但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急剧扩大党员，造成党员素质降低，1939年8月以来入党条件又严格起来。党员中除一些知识分子外，一般文化程度很低，有20%的文盲，他们虽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很肤浅，但是其抗日民族意识却非常之高。①
①“中央滅共委員会”『共産軍内部に於ける部隊員並党員の諸状況』、昭和十五年七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8100。
②甲集団参謀部『情報勤務の参考昭和十八年七月』·『附録第二俘虜訊問の要領』、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220800。
日军还从肤色、行为方式上鉴别中共党员。在日军《雪师特报》第14号中有《扫荡共产党(军)参考资料》，其中对于中共党员和民众的甄别方法中说到，从皮肤上可以区分，农民一般是半裸体劳作，皮肤黝黑。但是，最近党员也从事耕作，皮肤也比较黑，特别是士兵党员最近经常参加劳动，这一点要注意。在审讯时，利用给香烟可以观察出中共党员的“物资共有”观念特征。党员由于共产主义意识浓厚，所以经常会把香烟分给他人，而且在吃饭时都先让着他人，具有自己要争当他人模范的优点。相反，由于他们私有观念淡漠，所以在审讯时往往不客气地向审讯官索要香烟。这是甄别中共党员的关键点所在。②“灭共委员会”还根据审讯战俘笔录编写了冀西独立第一师的资料。③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调查也发现，中共党员的抗日意识强烈。调查报告说，由于抗日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中心思想，其政治工作就是昂扬抗日意识。党员在正规军中约占30%到50%，在地方自卫团中占1%，他们抗日意志坚定，成为抗战核心。在某个营部中党员的出身成分分别为：工人1人、农民11人、知识分子3人，他们几乎都是1937年以后入党的。④战后日本旧军人在回顾华北治安战时也说，在战斗中俘获的共产党军队的俘虏几乎没有，在要抓到时他们便用手榴弹自杀，俘虏的几乎都是蒋介石系的军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有顽强的抗日精神。⑤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曾专门分析过中国共产党的如下“弱点”：党内干部中在思想和政治上存在对立；党内有机会主义和投降分子；地下组织内党员间猜疑心强；新老党员和南方北方党员之间有矛盾；知识分子出身者和工农干部间有矛盾；围绕清党造成党内摩擦；军队下层由于供给不良引起不满；军内党员与非党员之间在待遇上有差别等。文件说，日军要在政治、经济工作上利用这些弱点。⑥
三、日军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对策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特务部和参谋部成为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主力，其调查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制定对策。华北驻屯军宪兵队于1938年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华北的抗日活动，其对策包括监视和诱捕在租界中活动的抗日人员；封锁从香港、上海到青岛以及从外蒙到张家口的地下交通线；掌握苏联对“满洲国”地区抗日活动的援助状况；调查日本国内反战运动以及日共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合作情况等。⑦1939年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规定中提出，要搜集日军“当面的敌人”即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情报，此外还包括中国全局以及苏联外蒙的情报以完成方面军的任务。⑧1940年华北驻屯宪兵队司令部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日益隐蔽，因此要加强谍报网，在日军占领区设置100个邮检处，动员领事馆警察、中国人警察和铁道警备队，每个月对3000名到5000名被俘人员进行审讯以获得更多情报，还要对无线和有线电信进行监听等。①
①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一巻、昭和十九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4000。
②『雪師特報』第一四号『共産党(軍)剔抉掃蕩ノ参考』昭和十八年八月八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061000。
③“中央滅共委員会”『独立第一師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七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568000。
④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第3共産軍ノ戦力観察」、昭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14900。
⑤山崎重三郎「華北剿共治安戦と情報工作」、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中、266頁。
⑥北支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思想戦指導要領別紙第二中共ノ弱点』昭和一六年六月一四日、C11110956500。
⑦支那駐屯軍憲兵隊『抗日分子対策に就て』昭和十三年。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637500。
⑧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北支那方面軍情報勤務規定』昭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1005824800。
日军提出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重点是在政治斗争方面。华北派遣军田中参谋于1941年在派遣军特务教育队的演讲中，对于国民党在内战时期的“剿共”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战略确实有效。②影佐机关专门收集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的资料以作参考。③1941年，日军登集团参谋部向陆军次官提交的报告中说，现在虽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次讨伐，但是效果不明显，关键是没有找到其弱点，即中国共产党虽然擅长破坏工作，但是在改善民众生活的建设方面却无法发挥。所以日军要在讨伐的同时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皇军”的指导下使政治有序、经济发展，这样才能克服“中国人的狭隘民族意识”，使其加入到“大东亚建设”当中。④由此日军提出了要加强政治攻势，开展所谓“政治战”，在占领区开展村落“自治自卫”建设、发动“思想战”、动员青年和妇女加入“反共”。
日军的首要对策是在农村建设所谓“自治自卫”体制。⑤这是基于其国内村落构造和战争动员经验而实施的，其方法就是利用传统村落自治资源，实现“自治自卫”。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强化动员，日本内务省对其农村自治制度进行改造。主要内容就是整顿町村和町村内各种组织以发挥町村的自治机能，将部落由明治以来地主对农民进行统治的机构变成国家对农村实行统制的组织。⑥对于这种体制，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就指出，正如“村落(ムラ)社会”一词所象征的那样，日本社会构造带有强烈的牺牲个人自由意志，以团体规范为优先的集团性质。再加上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灌输，形成了为了国家不惜生命的“国民意识”。这种完全否定“个人”的日本村落社会与总体战体制是十分适应的。村民无论怎样节衣缩食都要作为村落的一员支持战争。⑦由于推行总体战，人们形成了与国家“过剩的”一体感，住民之间暗地里互相监视，人们的不满和悲叹在表示之前就已经被封杀。⑧传统共同体规范为日本总体战体制的构筑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军在中国也想推行这种体制。
关于中国农村，当时日本研究中国的重要学者清水盛光在其《中国社会研究》⑨中认为，中国农村中也存在自治资源。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客观基础就是有分散、孤立的村落共同体存在。他认为中国的村落同时存在着两种自治，一种是由村落首长介入的政府对村落的统治即“他律的自治”；另一种是作为前一种自治基础的，在村落内部自行产生的自治，即“自律的自治”。后一种自治存在的基础就是村落共同体。通过对中国村落进行研究，他认为当时村落内部已经出现阶级分化，成为由乡绅、士绅统治的社会，这是一种氏族共同体的残存形态即同族部落。日军认为，中国是农业社会，保守性强的村落内部十分团结，以习惯法为主。中国人好面子，有“事大主义”，对权力盲从迎合。重视阶层划分，尊重身份地位。①利用中国农村的自治资源和民众心理，建立由日军指导的统治秩序，成为日军在华北农村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对策。
①支那駐屯憲兵隊司令部『総軍情報会議ニ於ケル情報交換及情報業務ノ現況報告ニ関スル説明資料』、昭和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009100。
②田中参謀「共産党対策ニ就イテ」、『13共産党対策ニ就イテ』、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504100。
③影佐機関蒐集『支那剿共戦略ノ研究』昭和十六年一月十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496000。
④登集团叁謀長樱井省三『防共研究資料提出(送付)の件』、昭和十六年一月一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2635600。
⑤关于日本在华北统治区建立保甲制和新民会的先行研究，有江沛《1937—1941年间日本统治华北策略调整述论》，《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张鹏、白纯《论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统治政策》，《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⑥福武直『日本農村社会の構造分析―村落の社会構造と農政滲透―』東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15—17頁。
⑦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岩波書店、2007年、5、34—35、64頁。
⑧笹川裕史「中国の総力戦と基層社会」、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編『戦時期中国の経済発展と社会変容』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4年。
⑨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岩波書店、1939年。
日军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农村迅速发展、建立起根据地，就是由于中国近代乡村民众组织弱化、自卫能力降低，所以要增强乡村自卫。日本陆军省在关于强化治安的方针中就说：“中共赤色势力乘农民自卫能力不足通过巧妙地宣传和极度的武力威胁交相使用，在山西、冀南和山东等地扩大组织。”②日军发现，共产党游击战法的本质就是广泛动员民众，与民众结合为一体，利用民众组织巧妙地随时发动扰乱战斗。③在遭到八路军“百团大战”打击后，日军总结经验教训，要迅速确立保甲制使八路军无法潜入，建立铁壁阵，收揽人心。④华北方面军在1941年的《剿共大纲》中提出军、政、民和各种机关都要把强化、培养乡村自卫能力作为重点，说这是“剿共”的核心工作。日军提出乡村自卫能力强化的要点是建立民众组织，依靠民众力量来排挤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建立新民会，指导其与中国共产党斗争并使其成为民众组织的核心。要将共产党势力从民众中剥离出来，就要强化乡村自卫，具体工作包括组织训练武装团体，强化保甲制度；建立农村紧急联系机制使各自卫团相互援助；县警备队、治安军和日军密切协调；在村落修筑城堡增强自卫能力以延长等待救援时间；以及建立合作社金融组织等。⑤日军强调要增强民众自卫能力，应着眼于让民众“奋起”，使农民们能够和衷共济，以实现村民们“对于自己的敌人，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击破，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村庄”。这其中特别是要唤起民众的“自村自卫”责任感。⑥1940年召开的第一届新民会全体联合会上提出了“剿共”工作中要加强村民自治自卫能力的议案。⑦实际上，日军在农村的所谓宣抚工作后来主要以征集粮食为主⑧，并没有完成所谓的“自村自卫”。
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的民族抗战意识和顽强的斗志成为了领导敌后人民抗战的核心，日军认识到民众支持共产党游击队是由于他们被“一流的主义”所动员，因而具有思想战的特征。⑨所以日军发动“排共思想战”，企图从思想舆论上消除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巩固其在占领区的统治。学界对于日军的宣传策略和活动已有研究?瑏瑠，本文则是从日军思想战的“理论”依据上分析其思想战的内容和特点。
日军承认，自开战以来虽然在军事上连连获胜，但是在思想战上却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共产党巧妙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在占领区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对日军开展了思想瓦解工作，对此十分忧虑。①1938年10月到11月，日军对华北中国民众的邮政通信进行拆封检查，发现其中有反日内容的达2463封，亲日内容却仅有316封。②日军还分析说，苏联利用此次事变支援中共军队，在强化其武力的同时还指导其开展彻底的思想战。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国名义获取人心，逐渐扩大苏维埃地区，推行“赤化”。③
①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二巻、昭和十九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5300。②「3.剿共自衛」、陸軍省『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1—3集)』昭和十七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79500。
③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二巻、昭和十九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5300。
④飯沼部隊参謀部『今次共産軍ノ襲撃ニ鑑ミ共産対策上将来ノ教訓又ハ参考トナルヘキ事項』、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314600。
⑤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粛正建設計画別冊剿共施策要綱』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55700。
⑥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思想戦指導要領』昭和十六年六月一四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56500。
⑦「剿共工作ヲ進行シ村民自衛力ノ増強ニ関スル件」『6中華民国新民会第一回全体連合協議会ノ状況ニ関スル件3』、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B02031836100。
⑧末木右左治「山西の思い出」、『黄土の群像』(限定版)、興晋会発行、昭和五十八年、283—284頁。
⑨陸軍省『7.思想戦線の前途』昭和十七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89100。
⑩关于日本思想战的研究，已有学者对其宣传活动组织和内容进行研究，例如李秉奎、冯小丽《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的日伪宣传活动述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华北的反华宣传活动》，《民国研究》2015年秋季号。
日本发动思想战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所谓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即中国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只有日本才能“帮助”中国改变这种状况，以此为其侵华活动辩护。战后史学家谷川道雄就指出：当时日本认为“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和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是困难的。其结果就是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正当化”。④永井和也指出：“亚细亚停滞论”的作用就是要使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正当化，“亚洲唯一成功进入近代化并维持了独立的日本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保护那些自己无法建设近代化国家的亚洲各民族，代替欧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因而日本拥有领导和统治其他亚洲诸民族的权利”。⑤
在思想战中，日军大力宣传只有在日本指导下才能实现“王道乐土”，提出要宣扬东亚传统道义，清算自由主义的功利思想，提倡东亚民族共荣，排除政党、阶级、职业和地域的“各种偏见”，建立新秩序和纪律。⑥日军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当成是思想战的主要批判对象，认为其以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心中的敌人”，不完全剿灭唯物主义就不能完成建设。“现在唯物主义正侵蚀着我方阵营，在我们阵营中存在着共产主义侵入的温床。”日军说，贪官污吏、奸商劣绅造成了民众的疾苦，这正是共产党得以扩张的条件。治安强化运动就是以王道为本，破除民生困难，与共产党对决。⑦1942年9月，日军山西省特务机关举办全省道、县联络员培训班，请东京帝国大学、“满洲”建国大学教授和华北伪政权、“满洲国”政府的日本人官员就经济政策、思想战、农业问题和日本神道、日本精神进行授课，以培养“思想战”人才。⑧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为配合日军的思想战，开展了对于华北习惯、风俗、村落地理、思想对策和传统文化的研究。⑨驻蒙军朔县警备队将“灭共”和“依靠日本”的宣传作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关键，成立“晋北青年排共联盟会”“感日协进会”“排共青年会”等，推行“排共”活动。⑩华北方面军在南宫县开展“防共”、亲日宣传，重点在培养所谓“防共精神”。?
日军强调，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不应只埋头于理论上的反驳，还要抓住目前发生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各种困难状况，把促使民众产生厌战心理作为重点。将日军占领区的安居乐业与根据地地区的穷困作比较，促使其民心离反，瓦解斗志。另外，还要利用国共摩擦日益加剧的局势。①日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优势是善于发动民众、聚积抗战力量，不利点是其规模急速扩大由此造成民众经济负担增加，引起民众反感。②日军提出，思想战的要领是以东亚新秩序理念即新民精神为指导，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弱点，宣传蒋介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意图，特别是要宣传在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后再对日军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在欧洲战场德、意已取得胜利。日、华、“满”应真诚合作。实现安居乐业的第一条件就是确保治安，即“治安第一主义”。思想战的重点在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少年。③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十四年四月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甲集団司令部『北支に於ける共産軍の現勢、教化工作並民衆の抗日意識1月20日参謀長同席上懇談会資料』、昭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1703100。
「43昭和十九年七月三日対支作戦に伴ふ宣伝要領」、昭和十九年七月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2120225200。
谷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12—13頁。
永井和「戦後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とアジア認識———“アジア的停滞性論”のアポリア———」、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陸軍省『7.思想戦線の前途』昭和十七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89100。
「4.共産軍·党は大東亜解放の敵」、陸軍省『治安強化運動指針(第1—3集)』、昭和十七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1988700。
『第一回山西省道·県連絡員訓練に於ける講義集録』、山西特務機関、昭和十七年九月，山西省图书馆藏。
『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概況』(手稿)、華北総合調査研究所、年代不明。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藏。
朔県地区警備隊『蓮沼兵団朔県ノ工作』、昭和十四年六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482200。
伊藤地区隊『篠塚兵団南宮県ノ工作』、昭和十四年九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492400。
思想战中还包括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瓦解工作和日军应对的内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反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根据中共文献和日本反战同盟成员的回忆，从人道主义和统战工作的角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日俘政策。④本文则从日军的应对来揭示这种反战工作的成效。1939年4月，华北方面军完成了《共产党对我军思想瓦解工作真相与防御方策》的报告书，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报告书提出，共产党思想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瓦解日军。其中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将思想战的重点放在日方出征军人上，这种猛烈的宣传从去年夏天开始愈加激烈。其主要方法包括对日军散发传单等宣传品；在八路军干部战士中教授日语，战场上广泛使用日语宣传还有日语无线电广播；优待俘虏，鼓励日军士兵逃亡，让俘虏出面对日军进行宣传。报告书特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俘虏工作与日军完全不同，日军负伤被俘后绝不会被杀害，不没收其钱财，也绝不侮辱、打骂和用刑，相反却给予优待，为其疗伤。中国共产党用日语进行巧妙宣传，在将俘虏思想“赤化”之后便从其口中了解日军兵力配置、各兵团的战斗力、下层官兵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倾向等。然后再利用这些人书写日语宣传品、给原来战友寄信劝降。对于希望回国者发放旅费和通行证，对不想回国者则送到日军后方，让其在日军内部实行瓦解。自开战以来日军已有相当数量的逃亡士兵，就是受到共产党的这种宣传。据日军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2年7月，按投敌罪被宪兵处理的日军官兵已有99名，在华北地区最多。⑤
报告书承认，日军受到共产党宣传，思想出现问题的不在少数。战争以来日军有相当数量的人受伤被俘，他们受到优待后再被送回原来部队。但是，原部队以往却将失踪士兵认定为战死，办理了靖国神社合祀手续并授予勋章。根据对归队士兵的询问，才得知还有许多士兵不愿意归队，他们去了延安，进入共产党的大学，甚至去了莫斯科。报告书中统计说，在华北日军中“思想要注意”的人不在少数，现役的有13人。在应招者中有将校3人、下级士官5人、士兵128人。
①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粛正建設計画別冊剿共施策要綱』、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55700。
②田中参謀「共産党対策ニ就イテ」、『13共産党対策ニ就イテ』、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504100。
③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昭和十六年度思想戦指導要領』昭和一六年六月一四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1110956500。
④以往主要根据中国共产党方面文献和日军反战士兵的回忆录等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俘政策以及觉醒联盟、反战同盟和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状况。主要成果有阎树森《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权保障政策》，《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何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俘的改造政策及其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增刊。许祥文、王笑天《人道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兼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对日军战俘的保护与教育》，《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王玉贵《论中国共产党的日本战俘改造工作》，《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田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日统战工作》，《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⑤陸軍省『軍記風紀等に関する情報(第6号)/2.支那事変以来の軍内共産主義運動並に奔敵の状況』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5120129400。
报告书提出，宪兵队在维护军纪方面应该实施的对策包括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报网，利用被逮捕的中共党员，操纵其在中共组织内部活动，以将其一网打尽。根据各种情报制定“要注意人物”名单和照片，不断充实、更新共产党组织系统图表。由于小人物即使抓到也没有太大效果，要以其为线索深入查找到组织后再一举铲除，因此不能过早逮捕。特别是要抓到首要分子。如果发现日本人或第三国人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也一并逮捕。①
这份文件的内容可以从反战同盟成员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参加了八路军的小林清在回忆录中说到，当初自己从家乡入伍时就心情复杂，嘴上说为了天皇陛下但也绝对不愿意死。当他知道自己被俘后部队便向他家发了“战死通知书”并送回了不知谁的骨灰时，令他十分气愤。在日军中的严厉处罚、难忍的侮辱，加上八路军的不停骚扰、袭击，使其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新兵带来国内消息如动员妇孺劳动、物资奇缺、价格飞涨，人民生活痛苦等，也使其思想动摇，而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好吃好住。这形成了巨大反差，促使他觉醒。②
日军把思想战的重点放在青年和妇女群体上，因为他们是日军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的重要力量。关于华北日军争夺青年和妇女的活动，已经有学者对日军实行的青年训练状况进行研究③，本文重点则在分析日军是如何对这两个群体进行动员和训练的。
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都将青年和妇女作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对象。关于这两个群体的意义，近年高桥伸夫就提出，要发动革命，推翻旧体制，就必须要聚集到巨大的能量，将解放的理念最大限度地高扬起来，由此参加革命的就会有抱着多重目的而投身进来的力量。年轻女性剪短头发参加革命，除了因为自由婚姻，也为了社会地位的上升。年轻男子参加革命不仅为了提高社会地位，也有向长辈们所制定的旧社会规范进行反抗的意义。④韩晓莉的研究表明，根据地妇女具有强大的能量，女性的地位和形象在这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⑤石岛纪之也指出，在维持家庭和睦与妇女解放方面，中共根据地内虽然有不同认识，但中国共产党把妇女参加生产作为了妇女运动的主要内容。⑥
与中国共产党依靠进步和革命观念动员青年、妇女的做法不同，日军的动员则是依据所谓的“东洋传统道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是所谓的“日本主义”，主要有皇室中心、奉公、献身和道义心等内容。⑦丸山真男就注意到日本法西斯主义与日本社会传统的关系，法西斯主义强调国家构造的根本特质是家族的延伸，即作为家长和“总本家”的皇室与其“赤子”构成了家族国家。由这种家族国家观念而来的“忠孝一致”思想就成为绝对性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还有就是强调传统农村是国家的基础，是“成俗”的根源。⑧华北日军宣扬，东洋思想就是“先秦学说”“印度思想”和“大和精神”的融合体，其特征是“道义的”而非“功利的”，“融合的”而非“斗争的”，“人本的”而非“物质的”，“活力的”而非“机械的”。①“蒙疆政府”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宣扬，东亚人应当遵守东亚道义，以“仁义”和“克己复礼”之意旨作为东亚建设的基础心理。②
①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共産党ノ我軍隊ニ対スル思想的瓦解工作ノ真相ト之カ防遏方策』昭和十四年四月五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006400。
②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1页。
③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岩波書店、2010年。刘洁：《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④高橋伸夫「第6章党、農村革命、両性関係」、高橋伸夫編著『救国、動員、秩序―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10年。
⑤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135页。
⑥石岛纪之著，李秉奎等译：《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191页。
⑦参见国民運動研究会「国民運動とは何か」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今井清一、伊藤隆編『現代史資料44国家総動員2』みすず書房、1977年、88—90頁。
⑧丸山真男『増補版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64年、42—57頁。
战时支持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法学家平野义太郎主张，亚洲各国应以日本为中心，团结一致，为“东洋的道义”而战。他在《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③一书中提出，大亚细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东洋共通的客观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社会基础就是“乡土共同体”，而家族组织、宗族团体以及道教的宗教伦理观念就是其具体表现。他认为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家族结合，使人们的生命、命运协同为一体，这就是东洋的道义。平野还演绎说，汪精卫政权继承了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合作，符合东洋道义；而蒋介石政权却与美国合作，造成“东洋的祸乱”。
对于当时日本的这种观念，战后史学家野泽丰曾经有过深刻分析，他指出，在战前日本的亚洲认识中有一种包括自己在内都落后于欧洲的潜意识，在克服这种意识的努力中，“有时要追求一种普遍性(世界性)，有时又要追求一种特殊性(土著性)。在对于特殊性的摸索中，关于亚洲是落后的固有看法和可变的看法都带有各自的特性”。④
当时在日本国内，对青年和妇女进行动员的观念带有传统封建主义色彩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由井正臣指出，田中义一通过对德国的考察特别关注到德国青年组织及其教育状况，归国后便组织统一的青年团。他提出青年团员的年龄在义务教育结束后到参加征兵体检前，最大20岁左右。青年团不是自治团体而是教养团体，要与帝国军人会直接联系，以统一青年思想为目的。建立青年训练所，按照军国主义思想训练青年，以建立适应总力战的国民统合与大众军队的基础。⑤江守五夫认为，明治国家将以天皇家为宗家的“家族国家”观念作为其统治正当性的根据。但是，如果以家的制度来作为统治臣民的媒介，家族一般所固有的对于自家利益的关心就会成为国家掌握臣民的一种障碍，因而会出现厌战的、个人主义的情绪。为了消除人们这种对于“私”和家族利益的关心，国家便推行“年龄阶梯制度”，以强化天皇制国家。为此推行官方青年团运动，将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结合起来，在青年团之外再建立壮年团。国家通过这种年龄组织与同族自然村体制并列起来，以此最大限度地推行“灭私奉公”，把国民彻底卷入战争动员。⑥
在妇女问题上，日本强调所谓的“妇道”，着力维护妇女的传统社会角色。战时日本由于劳动力不足，不得不动员女性从事劳动，但正如吉田裕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外出劳动的基本上都是未婚女性，让已婚女性留在家中、维护“家”制度是日本政府的基本观念。当时由陆军省指导的帝国军人会在小册子中就要求，女性一旦结婚就没有丈夫以外的男人，丈夫去世后要一生守寡，强调这就是“日本的妇道”。⑦
日军在华北占领区为了动员青年、妇女而建立了各种组织。其《组织指导要领》提出，组织少年少女队(15岁以下)、青年队(16岁到30岁)、妇女会(16岁到25岁)，指导原则是让他们彻底认识“剿共灭党亲日就是救国靖乡安居乐业”，建立自发的民众组织，培养“村庄自卫，民国更生”的观念。⑧巴彦塔拉盟公署参与官泽井铁马参照驻蒙军黑田部队本部制定的《晋北巴盟灭共青年队训练大纲案》，拟定出《灭共青年队创设计划案》。黑田部队本部提出，“灭共青年队”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灭共亲日”思想，以此建成巩固的思想团体，形成国家思想的核心。计划要将以前的自卫团、爱路青年团和爱乡青年团一律改编为“灭共青年队”。自卫团的年龄在16岁至25岁。除个人着装、言行和军事训练外，还有耐寒、冒险、军事训练。思想训练包括早起集合，时局新闻教育，组建乐队，开展讨论会等。日军在《告巴盟全体青年书》中说，“日华圣战”两年有余，皇军将蒙疆地区的极恶军阀驱逐，三百万民众复生，向道义大国迈进。但是战火尚存，特别是西北方面“赤魔”的威胁给东亚建设造成障碍，在东亚建设中，处于“防共”特殊地带的青年具有重大责任。青年人要巩固操守，振兴良风美俗，发扬东方道义，拥有一旦有事便能挺身的气概。①
①杉山部隊報道課編纂『宣伝宣撫参考手帳』昭和十四年二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541100。
②《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东洋道义即在于斯金井政府最高顾问昨对小学教员训话》，《蒙疆新报》成纪736年1月15日，第2版。
③平野義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河出著房、1945年。
④引自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满鉄調査部·東亜研究所·IPRの研究』、勁草書房、1984年、4頁。
⑤油井正臣『軍部と民衆統合―日清戦争から满州事変期まで』、岩波書店、2009年、135—151頁。
⑥江守五夫『日本村落社会の構造日本基層文化の民族学的研究Ⅰ』、弘文堂、1987年、371—372頁。
⑦吉田裕『日本軍兵士―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現実』、中央公論新社、2018年、176—177頁。
⑧『青年少年少女婦女救国宣撫隊組織指導要領』(陸軍省、支那―参考資料―23)、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50015800。
1939年七八月间，华北日军组织北京182名学生举办暑期青年训练团，对青年学生宣讲近代以来亚洲遭西方入侵，只有日本实现近代化，日本不只关心本国还致力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所以要与日本进行文化和旧道德的交流以发展国力。日军在训练团总结中说，根据思想调查，这180多人中，亲日的约30名，抗日的约50名，中立的约100名。②日军由此强调，应进一步强化青年训练。
日军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抗日救国会动员妇女支援抗战，提高妇女地位，使其获得参政权。③对此，日军便强调妇女应遵守妇道，安心在家，不应参加社会活动。日军害怕广大妇女关心时事而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日军造谣说，中国共产党劝说妇女与丈夫离婚，其法律允许随意离婚，强迫提高女权，破坏家庭④，其目的就是阻止妇女投身抗战。
结语
全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及其情报机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大规模调查，虽然掌握一些情况并制定了许多对策，但是始终没能达到其目的。个中原因不仅有日军传统和情报制度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外国侵略者，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的理解上必然会有诸多局限。
首先，就日军传统及其情报体制来说有以下问题：第一，日军传统的“作战第一主义”。近代日军一直将军事作战作为首要甚至唯一的目的。战后旧军人在总结情报工作时就说道：日本的士官学校或者陆军大学的教育都是“作战第一”，关于情报的教育也只限于搜索和侦察，至于情报战略则没有一点具体教育。⑤日军虽然发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威力，但其作战部队并没能彻底开展政治战，有旧军人回顾说，当时作战部队并没有真正重视政治战，因为我们一直被教育说“最要紧的就是对手是军队，我们也是军队，只有将其攻击歼灭”，单纯注重军事作战。直到战后他们才明白“治安战必须要有广泛的视野，从总体战出发，考虑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种对策”。⑥第二，日军情报体制上缺乏综合、战略分析机关和内部沟通机制。日本防卫省研究者小谷贤曾对战前日军情报工作的不足进行总结，包括缺少对各种情报进行综合分析的机关、缺乏中长期战略情报以及决策层对情报的轻视等。⑦旧军人说日本的陆军将校只知服从上司的命令，很少考虑到决策层面。甚至还有人编造虚假情报，导致决策失误。①华北日军在遭受到“百团大战”打击后对情报工作进行检讨，主要是各部队把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仅仅看作常规活动，缺乏综合判断；日军情报组织不健全、情报提交和沟通迟滞等。②另外，日军在对华情报传统上有把情报工作当作谋略活动的习惯，相对于情报搜集分析，其特务机关更加热衷于谋略活动。③由于情报调查的积累不足，在整个抗战期间日军都没有完全破译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电信密码。④第三，日本军部强力推行侵华政策达到狂妄程度，军部决策者对于那些不利于其扩大战争的情报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打击或排斥提供这种情报的机关和个人。本来华北方面军提交过不少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报告，但是日军参谋本部却对此不加重视，在1937年到1945年历次对华形势判断中只有3次提到中国共产党。⑤战时“满铁”的调查已经发现中国的抗战力量在许多方面实际非常强大，但是这与日本军部的既定侵华方针不符，结果调查人员遭到镇压，“满铁”调查部的机能被停止。⑥还有日军内部的派阀之争与党同伐异，比如石原莞尔关于对苏和对美战略有独到见解，但由于不容于东条英机，被退出现役而编入预备役。⑦在日军作战部队中同一组织既担当作战又负责情报，由于以作战为中心，指挥官往往根据作战的需要而将那些与其作战计划不符的情报予以摒弃。⑧“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情报部门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威力所在，不断提交研究报告，但在军中却有人说这是“恐共病”，不予理会。在华北方面军内部，情报课的意见往往被作战课否定，情报工作无法发挥作用。⑨
①巴彦塔拉盟公署参与官澤井鉄馬『滅共青年隊創設計画案』、成紀七三四年十月六日、C13021518200。
②杉山部隊参謀部第二課『北京暑期青年訓練団実施報告同附録北京学生層思想状況一班送付の件』、昭和十四年八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04121349800。
③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一巻、昭和十九年四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4000。
④杉山部隊報道課編纂『宣伝宣撫参考手帳』、昭和十四年二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541100。
⑤杉田一次「情報と国防」、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上、同台経済懇話会刊、昭和六十二年、41—43頁。
⑥山崎重三郎「華北剿共治安戦と情報工作」、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中、268頁。
⑦小谷賢『日本軍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なぜ情報が活かされないのか』、講談社、2007年、194—201頁。
其次，就日本情报调查的内容来说，有的情报调查的确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阵营中的重要作用，发现其不但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核心，主导了中国坚决抗战的舆论，而且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军，对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也造成威胁。由此华北日军把中国共产党视为“真正敌人”，发动治安战，把军事作战和思想战的重点放在对付中国共产党上。第二，日军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认识到八路军不只担负作战任务还能广泛动员民众，其游击战得到地方党组织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无数民众交融一体，这是中国抗日力量的源泉所在。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尊重人格，启发其认识日本侵华战争的实质，达到了瓦解日军目的。日军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竭力对抗。第三，日本通过对中国抗日局势的观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已经预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将促使近代以来已经出现的民众运动走向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深得民心，如果将来国共分裂，共产党很有可能取得优势，实现全国“赤化”。
不过作为外来侵略者，日本在调查分析时也存在严重短板，出现失误，这体现在：第一，日军过于关注共产主义的国际性，依然按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及其以前的中苏两党关系分析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处处强调共产党行动的苏联背景，把共产党看成苏联的“别动队”，并往往从对苏共、日共的经验上去认识中国共产党，没有发现抗战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更加成熟，与苏共的关系已不同于以前，与日共也有很大差异。中国共产党按照本国的实际状况决定政策方针，并不是一切听从苏共。日军没有发现这些变化，因而低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能量。第二，日本出于利用和强化本国农村社会共同体的经验和总体战动员的方法以及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以为在中国农村仅仅依靠宣传动员就能实现所谓的“和衷共济”“自治自卫”，像战时日本一样通过各阶层协力而形成国家总动员体制。但中国农村阶级矛盾冲突比日本农村严重，也缺乏日本农村的那种高度集团性资源。中国共产党能够将民族抗战大局与阶级利益的调整充分协调起来，因而获得了各阶层的支持。而日军企图依靠其所想象的中国村落共同体来建立统治秩序，其结果只能是失败。第三，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平等意识已在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宣传得到了青年、妇女的热烈响应。而日本则从其带有封建传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出发，看不到近代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与变化，依然利用所谓的“东洋的道义”，即忠孝、妇道来动员青年和妇女，这已落后于时代，根本无法打动中国青年和妇女们的心灵。正是由于日本看不出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所在和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与民众的进步，所以这些调查即使规模再大、方法再细、对策再多，也终究未能挽回其失败的命运。
①杉田一次「情報と国防」、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上、同台経済懇話会刊、昭和六十二年、41—43頁。
②飯沼部隊参謀部『今次共産軍ノ襲撃ニ鑑ミ共産対策上将来ノ教訓又ハ参考トナルヘキ事項』昭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A03032314600。
③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吉川弘文館、2018年、111—114頁。
④高橋久志「日本陸軍と対中国情報」、軍事史学会編集『軍事史学』第27巻第2·3合併号。
⑤山崎重三郎「華北剿共治安戦と情報工作」、同台経済懇話会『昭和軍事秘話—同台クラブ講演集―』中、274—275頁。
⑥高橋满「報告2日本の中国社会経済調査活動」、小島晋治·大里浩秋·並木頼寿編『20世紀の中国研究』、310—311頁。
⑦今岡豊『石原莞爾の悲劇』〈新装版〉、芙蓉書房、1999年、455頁。
⑧黑野耐『参謀本部と陸軍大学校』、講談社、2004年、136頁。
⑨高橋久志「日本陸軍と対中国情報」、軍事史学会編集『軍事史学』第27巻第2·3合併号。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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